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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元旦祝词 批判大汉族主义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关于辛亥革命

2023-06-28 03:00 作者:知识课代表  | 我要投稿

目录

第六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103、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

104、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105、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106、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107、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

108、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必须改正

109、元旦祝词

110、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

111、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

112、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

113、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

114、对民主同盟工作的意见

115、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

116、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

117、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

118、批判大汉族主义

119、正确对待单干农民

120、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121、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22、粮食统购统销问题

123、关于重要土特产和副食品的经营问题

124、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25、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建议

126、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127、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

128、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

129、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3、必须重视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

  贺诚同志这个报告[1]很好,你们收到后,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引起各级领导同志注意。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的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对卫生工作人员必须加以领导和帮助。对卫生工作必须及时加以检查。在经费方面,除中央预算所列者外,应尽其可能在地方上筹出经费。必须教育干部,使他们懂得,就现状来说,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因此至少要将卫生工作和救灾防灾工作同等看待,而决不应该轻视卫生工作。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九月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贺诚一九五一年九月七日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卫生工作遵循“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三项原则取得的成绩和工作中还存在的缺点,提出要使防疫工作收到应有的效果,必须各级党、政领导同志给予适当的重视,但不少省县以下的党、政领导干部,只把不饿死人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对因不卫生而病死人则重视不够,认为是难以避免的“天灾”。实际上因疫病而死的人数远超过饿死的,而其中大多是可以预防的。

 

 

 

 

104、逐步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及各地委:

  兹将高岗同志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并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每个省区都要建立生产新式农具的国营工厂,以便农民购用此种农具。省、专区和县都要建立至少一个公营农场,以为示范之用。中央已经起草了一个关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指示(草案),不久即可发给你们。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要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高级的形式。这里的关键是对合作互助组领导的实际成效如何,即是否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要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但必须强调自愿,不能对单干户有任何强迫和歧视。对单干户在生产与生活上的困难,同样要帮助他们解决。人民政府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特别是在农具、技术指导与供销方面。

 

 

 

 

105、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同级政府文化部门的党组和文艺团体的党组:

  (一)中央批准中央宣传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中央所作的报告[1],认为这一报告是正确的。(二)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自己和当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负责同志都注意研究这个报告,仿照北京的办法在当地文学艺术界开展一个有准备的有目的的整风学习运动,发动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文艺干部中的错误思想,发扬正确思想,整顿文艺工作,使文艺工作向着健全的方向发展。为使这一整风运动获得良好的结果,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和宣传部负责同志必须亲手抓紧对文艺界整风运动的领导,先将你们的计划报告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批准。(三)中央这一指示和中央宣传部的报告可以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并可给党外同情分子阅看。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这个报告,在分析两年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和缺点时指出:特别是在文艺工作的领导方面,存在着一种忽视思想工作、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使文艺战线发生混乱,在党的文艺干部中也发展着某些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为此,决定在文艺干部中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以澄清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认真建立党对文艺工作的有效领导。

 

 

 

 

106、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

  

  一九五二年是我们三年准备工作的最后一年。从一九五三年起,我们就要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了,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一切必要的轻工业都应建设起来。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因此,中央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召开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这一方针;并于同月至十一月一日经过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了这一方针。务望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各党组,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省委、市委、区党委、地委,各同级军区党委、各同级政府党组和各同级人民团体党组,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展开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使这个运动成为真正的全体人民运动,而为实现上述计划而斗争。必须认识:这一方针不是消极的,而是具有重大积极意义的。它是既保证朝鲜战争能够胜利又保证国内物价继续稳定的方针,它是积累资金、取得经验、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它又是整肃党纪、提高工作效率和转移社会风气的方针,总而言之,它是带动我们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全局都将迅速进步,并奠定将来伟大建设基础的方针。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2]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现在必须向全党提出警告: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中央人民政府不久将颁布惩治贪污的条例和惩治浪费的条例,各级领导机关必须仿照实行惩治反革命条例那样,大张旗鼓地发动一切工作人员和有关的群众进行学习,号召坦白和检举,并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督促和检查。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

  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浪费的范围极广,项目极多,又是一个普遍的严重现象,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

  反贪污斗争和反浪费斗争的开展和深入,必将接触到各方面存在着的各种程度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央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在此次精兵简政的工作中,在展开全国规模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在进行反对贪污和反对浪费的斗争中,同时展开一个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凡在其所属机关、部队、团体、学校或企业中发生了严重的贪污现象或浪费现象,而事前毫无觉察、事后又不厉行惩治者,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这种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虽然没有亲手参加贪污行为或浪费行为,亦应以失职论处,决不宽恕。

  为着有力地彻底地消灭贪污现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必须奖励那些不贪污、不浪费和毫无官僚主义习气的模范的单位和人物,从这些单位和人物与那些贪污者、浪费者和官僚主义者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来。

  

  本决定一直下达到党的地委和军队的军党委。在省委或地委召集县委人员开会、在大城市市委召集区委人员开会、在省军区或军党委召集军分区和团级以上人员开会的时候,应将本决定发给他们阅读,最好是组织集体阅读,并向他们解释由他们所提出的疑问。其他干部相当于县委团党委和大城市区委一级者均应使其有阅读的机会(用集体阅读的方法),但不得让不可靠的分子阅读,不得在任何刊物上登载,并不得遗失。为使本决定的基本方针和各项办法能充分见之实行,必须不厌求详地向干部进行解释,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全局的情况和任务的重要性。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稿时改写和加写的三段文字。

  [2]二中全会,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107、不要因领导重点转移而放松对土改工作的领导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并请转发各省、市、区党委:

  (一)中央批准中南局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日关于中南区土地改革工作进行状况的分析和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方针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中央认为,在目前这种时机,在全国各新区的土地改革大约已完成了一半、但尚有一半必须集中大力去做才能完成(已分配完毕者尚有复查问题),如果只顾赶急图快,就有流于形式不能切实解决问题的危险的这种时机,中南局同志们提出这一分析,是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请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党委不要因为中央提出依土改完成情况适时地转移省级以上的主要领导方向到城市和工业方面的方针,而放松了对于一九五二年土改工作的领导,如果这样做,那就会犯错误。中央指出:关于农村和城市、土改和工业的领导上注意力的分配和领导重点的转移问题具体解决,请各中央局,各省委、区党委精密地掌握着,不要分配不适当和转移不适时。(二)将中南局这个报告发给各中央局和省、市、区党委,仿照办理,并请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中央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108、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必须改正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三日)

  

  少奇同志:

  游览情形好否?谅已到达杭州。

  据安子文、胡乔木[2]等同志说,像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那样表示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人,尚有许多,许多地方整党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而这种提议是有理由的,现在不能不改正整党决议草案中的那种提法。此事现已陷于被动,只有改正才能恢复主动。现将电文[3]一件,安子文报告[4]一件,河北党校阴一刚等来信一件,送你审阅,征求你的意见,请予示复,并交来人带回为盼。

  此间各事均好,勿念。

  祝你们安吉!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

  

  周、朱、陈、安子文、胡乔木、杨尚昆[5]同志:

  此问题曾去信征求刘少奇同志意见,现得回信,请阅。我又在电文上作了一些修改[6],并觉得宜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如同意,请尚昆办。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一九四八年二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稿时曾使用过这个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一九五一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根据刘少奇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 ,也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同年七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同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来信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把来信批给安子文,要他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毛泽东同意改正这个提法,并写信征求刘少奇的意见。刘少奇很快复信同意。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2]安子文(一九○九——一九八○),陕西绥德双湖峪镇(今属子洲)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3]指当时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稿。

  [4]指安子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这个提法应予修正给毛泽东的报告。

  [5]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陈,指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杨尚昆(一九○七——一九九八),四川潼南(今属重庆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6]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稿的修改,主要是:在指示稿中讲到过去党的文件中几次提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时,曾说半工人阶级也“是包括在内的”后面,加写:“过去的这种提法,中央认为是不适当的,而河北省党校阴一刚、罗云路二同志的意见则是正确的”。

 

 

 

 

109、元旦祝词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祝我们全体——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人民志愿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在各个工作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抗美援朝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国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土地改革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镇压反革命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经济和财政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祝我们在社会各界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战线上的胜利!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同志们,我们在上述一切战线上,在一九五一年,都已取得了胜利,有许多是极其伟大的胜利。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所有这些工作,在一九五二年能够取得更大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根据一九五二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一九五二年元旦团拜会上的祝词。

 

 

 

 

110、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

  (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

  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四月二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电[1],认为这个电报所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只有照此做去,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我王震[2]部入疆,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今冬进行土改,群众将更拥护我们。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新疆有几十万汉人,西藏几乎全无汉人,我军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惟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这是最基本的环节。公路即使修通,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但我们的立脚点,应放在将来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我军也能活下去。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3]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无法实现。

  西南局四月二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只有一点值得考虑,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和得策的问题。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欺,率领藏军举行暴乱,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给以打击。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理由是不充足的。过几年则不同,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和只好改编藏军。如果藏军举行暴乱,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而是举行几次,又均被我军反击下去,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愈多。看来不但是两司伦[4],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不愿意实行。我们在目前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勉强实行,害多利少。他们既不愿意实行,那末好吧,目前就不实行,拖一下再说。时间拖得愈久,我们的理由就愈多,他们的理由就愈少。拖下去,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或者反而有利些。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我们则只做生产、贸易、修路、医药、统战(团结多数,耐心教育)等好事,以争取群众,等候时机成熟,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宜办,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办。

  最近拉萨的示威不应看作只是两司伦等坏人做的,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向我们所作的表示。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并不表示决裂,而只要求我们让步。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不驻解放军一条,不是他们的真意。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各条。在请愿书内批评了十四辈达赖,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我们应当在事实上(不是在形式上)接受这次请愿,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他们选择在班禅[5]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是经过考虑的。班禅到拉萨后,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班禅不上他们的当,并安全到了日喀则,那时形势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一点一时还不能变化,社会势力方面他们强于我们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一点一时也不会变化。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攻势,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理(破坏协定),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等候条件成熟,准备将来的进攻(即实行协定)。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望考虑电告。

  中央

  四月六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西南局、中共西南军区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四月二日关于西藏当前工作重点、社会改革和部队供应等几个问题的基本认识给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后勤司令部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

  [2]王震,当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一九四九年十月率部开赴新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4]司伦是达赖下面的最高行政官职。当时的两司伦是鲁康娃和罗桑札喜。

  [5]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这时正在从青海回西藏途中。

 

 

 

111、现阶段国内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二年六月六日)

  罗迈[2]同志:

  此件已阅,略有修改[3],请再酌。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毛泽东

  六月六日上午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上写的批语。

  [2]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3]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将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的“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

 

 

 

 

112、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

  军事学院刘院长,全院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并高级速成系、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的全体学员同志们:

  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

  中国人民的建军历史,已经走过了二十五年的长期路程,其革命经验之丰富,在国际上除苏联以外,无与伦比。但在中国人民尚未获得全国胜利之前,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其军事建设又尚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也就是处于装备的简单低劣,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缺乏严格的军事纪律和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等,这些在过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确的。可是,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这种客观情况已经起了基本上的变化,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同时,为了组织这种复杂的、高度机械化的、近代的战役和战斗,没有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不行。过去那种不健全的、效率不高的、甚至是极不胜任的司令机关,今后就必须大大地加强起来。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过去把一些比较弱的、缺乏组织能力的、甚至是犯了一些错误而积极性不高的人来做司令机关的工作,因而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对司令机关的缺乏威信,影响到若干指挥人员不愿意当参谋长、不愿意当参谋,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根本上的改正。今后必须挑选优秀的、富于组织和指挥才能的指挥员到各级司令机关来,以创造司令机关新的作风和新的气象。这同样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日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铅印件刊印。

  【注释】

  [1]这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训词。毛泽东指定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代表军委向该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学员宣读。

 

 

 

 

113、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谈话的要点

  (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

  一、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也仍然采取保护政策。

  二、分地的问题,与宗教问题有所不同。在汉人区域已经分了土地,这里对宗教仍然是保护的。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

  三、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2]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

  四、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等,宗教也在内。过去的反动统治,清朝皇帝、蒋介石,都是压迫剥削你们的,帝国主义也是一样,使得你们人口不得发展,经济削弱了,文化也没有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开始进去的时候不会有帮助,三四年之内也不可能有多的帮助,但以后就能帮助你们的,那是一定的。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你们来了,我很高兴。最近你们可以到南京、上海、天津、广州、东北等地去参观。以后西藏僧俗各界如果能够有更多的人到内地各处参观,便可以加强我们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的关系。

  根据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毛泽东这个谈话要点,是西藏致敬团团长柳霞·土登塔巴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和全体藏族僧俗同胞的广播词中引述的。

  [2]指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14、对民主同盟工作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

  同意这个意见[2]。据吴晗[3]向我表示,民盟中央和北京支委各种会议,只谈人事,不谈工作,使他们感到极为苦闷。一个政治团体不谈工作,是无法维系成员的,也势必永远陷在人事纠纷中。此件中所说“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是必要的。其他民主党派恐亦须解决此问题。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一九五二年十月十九日关于民主同盟的工作向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上写的批语。

  [2]指李维汉在向毛泽东、中央书记处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报告说,民盟目前的中心问题有两个:一是民盟今后的活动,要找出怎样参加和配合国家的文教建设工作的办法,以发挥其可能发挥的积极作用;二是在民盟内外条件已有新的变化的情况下,要使其领导机关中各派的关系得到必要的调整。具体说应做好以下几点:(一)帮助进步分子端正政策;(二)找出参加和配合文教工作的办法;(三)领导成分适当调整;(四)积极参加学习。这几项如果做得好,民盟是可以在团结上、发展上和工作上都获得更多进步的。

  [3]吴晗(一九○九——一九六九),浙江义乌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北京市支部委员会主任委员。

 

 

 

 

115、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志愿军党委各同志并告东北局、东北军区,军委各部门首长:

  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

  一、根据种种情况(艾森豪威尔[1]登台,谈判的中断,联合国通过印度提案[2]),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

  二、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任务。

  三、为此目的,我军必须:

  (甲)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3]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

  (乙)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

  (丙)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

  (丁)我正面各军过去作战成绩很大,在一九五三年应争取更大的成绩,消灭更多的敌人。

  (戊)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

  (己)特别注意从目前起到一九五三年四月这一段时间内的准备工作,这是战胜敌人的关键所在。

  (庚)以代理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同志兼任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以梁兴初[4]同志为西海指副司令员,西海指的其他干部应予加强。

  四、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中共中央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已当选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日正式就任。

  [2]指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通过印度关于遣返朝鲜战俘问题的提案。提案的主要内容是:以不得“强迫遣返”战俘为由,允许不把全部战俘遣返回家,并规定将没有遣返的战俘交给联合国。

  [3]三八线,见本卷第99页注[5]。

  [4]梁兴初(一九一三——一九八五),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代司令员、第三十八军军长。

 

 

 

 

116、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责任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上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草案后来经过修改,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发。

 

 

 

117、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几点说明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

  现在办选举、搞选举法是不是合适?对于这个问题,经过几次会议交换意见,从今天大家发表的意见看,是比较明确、比较清楚了。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作点解释,归纳起来大体有四个。

  一、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

  根据的一个方面,是《共同纲领》的规定[2]。三年来,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了,土地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办全国选举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

  中国人民,从清朝末年起,五六十年来就是争这个民主。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个期间是一个高潮。那个时候是向清朝政府要民主,以后是向北洋军阀政府要民主,再以后就是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要民主。一向它们要民主,那个政府就说:我们总是要搞民主的。清朝政府是这样说的,但就是不给。蒋介石听了我们的建议以后,也并不是明讲他不要民主。有一次,我在重庆,国民党发表了一个声明,上边有这样一句话:“政权属于人民,并非本党所有”,下边又讲了一句:“奋斗不能无责,责必须我们承当。”按前头一句似乎对人民有好处,按后头一句又成了他们的好处了。奋斗不能无责嘛!那就是说,首先要由他们来承当这个奋斗的责任。蒋介石说要还政于民,那时候我们说:慢一点还。他就是不听,一定要还。结果,真是达到他的“目的”,还政于人民了,他自己跑到台湾去了。

  同时考虑的,还有一个政协的问题。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还要不要再搞一届,然后召开全国人大?陈叔通[3]委员说,再搞一届至少还要两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今年不办就要明年办,或者后年办。与其明年办,就不如今年办。如果过两年再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后召开全国人大也不好办,不如索性就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根据这些条件和考虑,还是抓紧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比较好。

  二、这样做有什么作用?

  陈叔通委员讲,做了这个工作,可以使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确实如此,北京郊区乡政府民主选举的结果,百分之五十的乡长被选掉了,因为这百分之五十的人做了坏事,人民不高兴他们。为了发扬民主,对政权组织,特别是县、乡两级,来一次全国普选,很有必要。这对促进经济建设,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有积极作用。就是对于抗美援朝也有好处,傅作义[4]委员说可以加强抗美援朝。前天我看到艾森豪威尔[5]的一篇讲话,他说:中国要办民主选举是不可能的。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你办选举他要侵略,你不办选举他也要侵略,问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人民民主更加发扬,经济建设搞得更好,抗美援朝的力量更加增强,那是可以使它放弃侵略的。所以,为了发扬民主,为了加强经济建设,为了加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要办选举,搞宪法。

  三、这样做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困难?

  我们说,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比起我们已经做过的几件事情来,困难要少一些。例如,比抗美援朝,就没有那样困难;比土地改革,也不会有那样困难;比镇压反革命,比“三反”、“五反”,比三年经济恢复,也不会有那样困难。周恩来总理讲,我们国家今年的财政基础,比一九五○年增加了两倍半。所以,困难是有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可以把选举工作搞好的。

  四、这样做对于有些党派、阶级、团体是不是有利?

  刚才周恩来总理说,在我国,人数多的民族是汉族,人数多的党派是共产党,人数多的阶级是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多的人民团体是工会、青年团、妇联、农民协会,这是就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言的。这样一来,是不是少数民族、人数少的阶级(比如工人阶级人数少,资产阶级更是人数少)、人数少的党派、人数少的团体在政权组织中就没有份了,没有饭吃了呢?你们人多就称王,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决议草案[6]上讲了,三年以来取得的成绩,是由于“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那末,是不是从今年起,或者从明年起,就不要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努力了呢?不是的,还是要的。为什么要呢?过去三年来的历史证明,这样做有好处。所以,除了那些反革命分子、不爱国的分子以外,凡是一切爱国者、能够团结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而且永远是这样。如果说,三年以后还要团结,那末,十年以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没有了,是不是因为他过去当过资本家,现在虽然爱国,也不要他呢?当然不是这样,因为他爱国嘛!

  代表名额分配的比例是不是跟过去政协一样?不会完全一样,应该有所变化。它既要照顾多数,又要照顾少数。单纯照顾少数的政府在历史上是有的,像清朝政府、蒋介石政府,那完全是照顾少数。我们的重点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国家的事业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性人物都有份。我想,他们中间的多数,甚至是大多数、绝大多数,可能是会被人民选举的。但是,你要我写保票我不能写,因为那是人民的事,人民选举你是可能的。当然,我们应该有适当的安排。所以,对于这一条,用不着担心。

  有人说,从你们的社论[7]看起来,我们就没有份,因为那篇社论里说:要“好的”和“必要的”,那就只有共产党有份。我说,共产党里面也有许多不好的和不必要的,人民不满意,就会选掉他。少数民族、人数少的阶级、人数少的党派、人数少的团体里面,也有许多是好的和必要的。对社论中的那种说法也要加以分析。自从那篇社论发表以后,各大城市都有一些反映,希望到会的各位在各民主党派里边做些解释工作。

  有人问,没有选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还有没有别的安排办法?有。还可不可以做政府工作?可以。政府的部长、副部长是不是都要选成代表?不一定,也不必要。如果各部部长、办公厅主任,甚至连科长都要选成代表,那下面的人就会说,你们开干部会就可以了,还要我们来干什么?所以多数的代表还应当是下面的人,像郝建秀、李顺达[8]这些劳动英雄。他们来了,开完会就回去了。没有被选上的人,可以安排做政府工作。总之,中心问题还是这样一个:凡是爱国者(只要有这个资格)都会一道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理由不同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的讲话。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

  [3]陈叔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4]傅作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5]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当时已当选美国总统。

  [6]指将在本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

  [7]指《人民日报》一九五三年元旦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社论在谈到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和地方的人民政府时说:“从现在起,就应当在人民群众中间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告诉人民认真地准备这次选举,以便把人民所真正满意和认为必要的人选举做代表和人民政府的委员”。

  [8]郝建秀,一九三五年生,山东青岛人,当时是青岛国棉六厂工人。一九五一年因创造棉纺细纱挡车工先进工作法即“郝建秀工作法”,被授予全国工业劳动模范称号。李顺达(一九一五——一九八三),山西平顺人,一九四三年在山西平顺县西沟村组织晋冀鲁豫边区第一个互助组,带领群众,因地制宜,改造山区,由穷变富。一九四四年、一九四六年两次获太行区一等劳动英雄称号。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先后获一等劳动模范奖章和爱国丰产金星奖章。

 

 

 

 

118、批判大汉族主义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有些地方民族关系很不正常。此种情形,对于共产党人说来,是不能容忍的。必须深刻批评我们党内在很多党员和干部中存在着的严重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即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反动思想,即是国民党思想,必须立刻着手改正这一方面的错误。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都要派出懂民族政策、对于仍然被歧视受痛苦的少数民族同胞怀抱着满腔同情心的同志,率领访问团,前往访问,认真调查研究,帮助当地党政组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走马看花的访问。

  根据不少材料看来,中央认为凡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方,大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是很严重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平静无事,实际上问题很严重。二三年来在各地所发现的问题,都证明大汉族主义几乎到处存在。如果我们现在不抓紧时机进行教育,坚决克服党内和人民中的大汉族主义,那是很危险的。在许多地方的党内和人民中,在民族关系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大汉族主义的残余的问题,而是严重的大汉族主义的问题,即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着这些同志和人民而尚未获得马克思主义教育、尚未学好中央民族政策的问题,故须进行认真的教育,以期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应在报纸上根据事实,多写文章,进行公开的批判,教育党员和人民。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的主要部分。

 

 

 

 

119、正确对待单干农民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在解决了有关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问题之后,党中央认为必须重复地唤起各级党委和一切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和非党积极分子的注意,要充分地满腔热情地没有隔阂地去照顾、帮助和耐心地教育单干农民,必须承认他们的单干是合法的(为《共同纲领》和《土地改革法》所规定),不要讥笑他们,不要骂他们落后,更不允许采用威胁和限制的方法打击他们。农业贷款必须合理地贷给互助合作组织和单干农民两方面,不应当只给互助合作组织方面贷款,而不给或少给单干农民方面贷款。在一个农村内,哪怕绝大多数农民都加入了互助组或合作社,单干农民只有极少数,也应采取尊重和团结这少数人的态度。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决议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以草案形式发给各级党委试行。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这个决议草案作为正式决议。

 

 

 

 

120、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一九五三年七月)

  中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其绝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它主要地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而是为了供应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而存在。不错,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大约只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余的四分之三是为工人(福利费)、为国家(所得税)及为扩大生产设备(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新式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是带着很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是对工人和国家有利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四日至八月十二日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纪要第七号上写的一段文字。

 

 

 

 

121、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一、在过渡时期,我们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必须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其性质和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相同的,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但实行的办法则有很多不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指出的这条道路,我们实行了。资产阶级不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路走,大势所趋,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对资产阶级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也没有别的路,因为现在不能没收他们的财产,而且需要他们。使独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变为受限制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大的进攻,只有有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这五个条件,加上社会主义工业和经济的发展,才能这样搞。

  二、国家资本主义是带有进攻性质的,但在总的进攻中有部分退却,如对资本家的“三权”[1]和利润分配。现在资本家的“三权”已经不全,虽然所有权未取消,但管理权公方已经插进去了,他们的“三权”就受到了限制。现在要让一下,特别是在红利上,要给资本家让利,使他们有所得,这就是进攻中的部分退却。所得过少,他们就不愿意来。这里又牵涉到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应唯利是图,而要两利是图,劳资两利,一利不行。”“五反”中进攻得太远了,资本家躺下了,要给他一定的利益叫他起来,这就是百分之二十五的红利。应当说服工人作这个让步,以换得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让这一步,资本家无利可图,无利可得,就不能换得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调整商业后,商业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也退却了,退到三比七[2]。工业方面还要让一步,才能解决。李立三[3]同志说灵活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对的,但不完全。在我们的社会里,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经济法则,所谓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说穿了,就是唯利是图,这一条已经受到了限制。但是现在有些工厂让资本家剥削得太少了,这就不能换来国家资本主义。

  三、现在所说的改造,还不是取消资本家私人所有制,使之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最后改造步骤,而是指在承认资本家的受限制的不完全的私人所有制条件下,使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即在人民政府管理下的、用各种方式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和合作的、受工人监督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这种资本主义企业,已经不是解放前的那种资本主义企业,它们主要是为国家和人民的需要而生产,资本家已不能唯利是图。当然,工人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部分利润,在整个盈利中至多占百分之二十五;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盈利部分,是为国家(所得税)、为工人(福利费)和为扩大企业设备(公积金——其中包含一小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而生产的。因此,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特殊的、新式的资本主义,即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它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有几种程度不同的情况。必须指出,目前不是一切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企业已做到了这一步,还需要经过几年努力才可以做到这一步,但是一定可以做到这一步。在国家资本主义中,公私合营是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是把一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接受加工订货,都叫做半社会主义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它是带有若干社会主义的性质。

  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靠什么条件?第一、社会主义的几千个大工厂;第二、农业合作化,要有计划地、稳步地、积极地、自愿地搞互助合作;第三、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条件,包括党组织和工会,加上我们的领导,可以保证企业转到社会主义,取消资本家的所有权,同时把他们安排好。在这里,头一步是变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把独立的、不受限制的、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变为不独立、受限制、没有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由国家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消灭阶级。

  四、对私营企业“有所不同、一视同仁”问题。在所有权方面是一视同仁的,工人所得可以自由支配,资本家分到的红利也可以自由支配。在原料供应、贷款、运输等方面,“不看僧面看佛面”,“佛面”是工人阶级,为了工人,对资本家也需要给以必要的照顾。工资待遇一般原则也是“一视同仁”,高的一般不降,低的也不一定都提,要看具体条件和技术水平。“一视同仁”里面还包括资本家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这方面,形式上是每人一票,但因为工人人数多,实际上工人占优势。

  五、国家重点搞重工业,但还必须搞地方国营工业(不要盲目性),搞国家资本主义,搞手工业合作化。手工业是洋,不是海。手工业一般要有发展,也有一部分要淘汰。搞手工业合作化比农业合作化还要难,这两者又都比搞国家资本主义困难,对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农业不能采用剥夺的办法,因为他们是脚踏实地的劳动者,既不是资本家,下面又没有工人。对于他们,只能经过劝说,启发自愿,准备劝多少年,一步一步地实现。不搞地方国营工业,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搞手工业合作化,就不能完成重点建设。

  六、我们党内有人反映了资本家的一种意见,即国家专搞重工业,轻工业让私人去搞。我们不能采取这种路线,不能是国家搞原料,资本家搞制造。有大批私营轻工业厂要走国家资本主义的路,同时还必须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纱厂、金笔厂等轻工业。人民新增的购买力,要靠国营企业主要是地方国营企业来满足,私营企业只能占去一小部分。国家资本主义也是积累资金的来源之一,如税收等,也可以训练干部、培养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虽然如此,我们还是要搞地方国营工业。现在地方工业上缴九万亿元[4]的利润太高,应降下来,以利地方工业的发展。地方工业上缴利润太多,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就太少了,不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七、对“三高”即物价高、利息高、利润高政策的批评,不能过分,要分析。降低工业品价格是工业的根本路线,但是要逐步地降低。物价还是受供求关系制约的。现在的毛病是应降的未降,应提的未提如粮价。糖降价后又脱销了,要提价。降低物价时要谨慎,要按情况用分析的方法解决问题。私商往往会钻物价的空子,而且价格降了再提高就比较难,群众会不满意。因此,不要笼统地批评“三高”政策。要看到物价有高有低,有的今天高,明天应当降,也有明天应当提高的。工资也不能提得过高,提高容易降则难。

  八、要有准备地搞国家资本主义,没有准备则不要搞。搞国家资本主义要有条件,包括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条件。要像过去打仗一样,不打无准备之仗。干部要就地取材,培养训练工厂的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要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变私人资本主义为国家资本主义,大体上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完成。

  九、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问题。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支配下,适当地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法则,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受限制的。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但资本主义经济法则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存在,法则当然存在,不能消灭;事物受了限制,法则也受限制。不执行劳资两利,把它变为一利,就是不了解这个法则。

  十、从国营贸易企业批发商品并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的私营零售商,可以也应该算在国家资本主义之内。它是国营贸易的手和足,现在虽然财产还是你的,将来可以改为由国贸企业发薪金。从国贸企业批发商品而又转批发给别人的私商,算不算国家资本主义?我不作定论,由你们去讨论。其他私商,同国营企业没有联系,跑自由市场,自由泛滥的,不能算国家资本主义。

  十一、再讨论一次价值法则的问题。看本子看不下去,还是按问题讨论的方式好。九月间把材料整理出来,发至各地。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指资本家对其企业的所有权、用人权和经营管理权。

  [2]这里指全国公营商业和私营商业在零售方面商品流转总额的大体比例。

  [3]李立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4]这里是按当时流通的人民币计算的。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122、粮食统购统销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

  一、赞成陈云同志的报告[2],详细办法以后讨论。粮食问题采取统购统销这样的措施是否迟了一步,将来再看,也许不迟。从现在起到十一月中或十一月底作准备,从十二月到明年一月征粮、购粮同时进行,因此,征粮的布置要推迟一个月。这也是要打一仗,一面是对出粮的,一面是对吃粮的,不能打无准备之仗,要充分准备,紧急动员。

  二、党内、党外对农村工作有很多议论。党外梁漱溟[3]说农村情况很不好,党内也有要保护农民利益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农民有自发性和盲目性的一面。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

  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

  有人要摸农村的“底”。农村的底有六条,这可答复梁漱溟,也可答复党内的一些同志。

  (一)小农经济。这个经济不好,但是个现实。

  (二)百分之十左右的缺粮户。共约有四千八百万左右的农民缺粮,其中老区情况较好,新区比较严重,要五年才能解决。

  (三)每年两千万到四千万灾民。灾有六种:水、旱、风、虫、霜、雹,这个问题几十年才能解决,但搞得好可以减少。

  (四)百分之十左右的落后乡。根据整党和“新三反”的材料,这些乡的坏干部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是异己分子钻进来的,百分之十到二十是好干部蜕化的。

  以上四条都是不好的方面,以下两条是好的方面。

  (五)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欢欣鼓舞,拥护政府,缺粮户和灾民也拥护政府。不拥护政府的人中包括地主、富农在内。我们在农村的基础就是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农民。

  (六)互助合作已经发展起来。老区已达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新区是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其中也有部分是假的。农村将来进一步的发展,基本上是靠这第六条。

  这不是讲技术的“底”,而是讲政治的“底”。要使党内、党外的人心中有数。

  水利、农具、肥料、耕作法,这些技术的推广应用,现在也要靠互助合作。将来进一步搞社会主义,就要靠机器(拖拉机)。

  三、今天讨论的问题,就是涉及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欢欣鼓舞的人的问题,也涉及缺粮户的问题,这就是对农民实行粮食征购制的问题。实行粮食征购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党员,他们是乡村干部和农民中的积极分子,贫农、中农、缺粮户中都有这样的积极分子。光靠缺粮户是不行的,缺粮户可以作我们的同盟军,也可以作中农的同盟军。

  四、配售问题。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配售问题可以考虑,我观察也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城市、乡村不同时紧张更好,但恐怕办不到。至于名称,不叫配售也可以,可叫计划供应。这样做可能出的毛病,第一是农民不满,第二是市民不满,第三是外国舆论不满。问题是看我们的工作。

  五、宣传问题。要大张旗鼓地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但报纸一字不登。方针已定,今天会后可暂时不讲,因为召集各中央局及主要省市负责同志开的会议十二日才能开完,但有关机关可以进行讨论,并准备布置。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结论。

  [2]指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一些主要产粮区未能完成粮食收购任务,而粮食销售量却在不断上升,京、津两地的面粉已不够供应,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这不利于国家和人民,只利于富农与投机商人。为此,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理私商,在坚持统一管理的前提下调整内部关系。

  [3]梁漱溟(一八九三——一九八八),广西桂林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23、关于重要土特产和副食品的经营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陈云、小平[1]同志:

  关于重要土产和副食品,逐步抓过来归国家和合作社经营,实有必要。这是一项大财富,不但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可以帮助兄弟国家。请你们邀集叶季壮、曾山、姚依林、程子华[2]等同志,专为此事谈一次,定出今年两个月及明年的购销计划。例如油脂(植物油和动物油),油料(大豆、花生、芝麻、菜籽、茶籽、棉籽等),商品毛猪,商品屠宰牛、羊,蛋类,以及大中城市的蔬菜(关于菜农生产的合作化,我已告陈伯达、廖鲁言[3]于本月底互助合作会议上加以讨论)等类,逐步走上国营和合作社营,目前就要有计划,动手做起来。像五千万头商品毛猪,国、合仅仅做了百分之六,即三百万头(其中一百九十万头出口),这是太少了,明年至少加一番,达到百分之十二,即六百万头。如外贸及内贸有销路,还可加大。大中城市蔬菜必须管起来,生产合作化和供销合作化(后者加国营控制),应是同时进行,过去这一方面我们全没有管。油脂、油料比普通粮食还有价值些,目前绝对大部分还在私营手里,今冬及明年必须由国、合管起来。当然目前几年不可能是全部或大部,但三分之一或一半能由我们管就好。

  我们对德国应当全力帮助,我想可以答应三亿二千万卢布的生意,只是向他们声明:(一)明年上半年办不到,下半年准备用一切努力满足他们的要求;(二)德国货多给我们需要的日用品(他们有的,或能产的),少给我们暂时不能用的机器(也要准备来一部分政治积压,甚至欠账)。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此事请你们与外贸同志再加考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二十四时

  朝鲜是赠送,德国是易货贸易,是不相同的,因为德国未打仗。但德国却和朝鲜一样处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在民主阵营内只有这两个国家是被分割为二的,波、捷、匈等国都是统一的。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叶季壮(一八九三——一九六七),广东新兴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部长。曾山(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江西庐陵(今吉安)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部长。姚依林(一九一七——一九九四),安徽贵池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商业部副部长。程子华(一九○五——一九九一),山西解县(今运城)人,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

  [3]陈伯达(一九○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24、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四日)

  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段话。

 

 

 

 

125、关于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建议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少奇同志,并书记处各同志:

  信及决议草案[1]收到。

  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2]的几位同志,林彪[3]同志亦表示同意。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4]。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可分为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反、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馀请尚昆[5]同志面报。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

  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又及。

  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

  [2]毛泽东当时在杭州。

  [3]林彪,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杭州养病。

  [4]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

  [5]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126、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1]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2]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毛月秋,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过接待工作。

  [2]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作。

 

 

 

 

127、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2]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至于说具体步骤,就是恩来同志所讲的,过去跟胡志明[3]同志他们达成一致去做的和这一次谈好的那些东西。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所以我们应当批准过去这些活动。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势。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比如丘吉尔在华盛顿同美国谈判,他们发表联合宣言[4],写了六条,就不能不写那个第一、第二条,这两条就是说要跟我们拉手。这是艾森豪威尔答应了要拉手。对什么国家、在什么条件下拉手,他们说什么要有确实的保障,有很好的行动。我们有五项原则[5],那不是很好的保障吗?我们参加日内瓦会议[6]不是很好的行动吗?所以,可以进一步分化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恩来同志所讲的,艾森豪威尔同史密斯[7]以及他的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对现在要打是不赞成的;杜勒斯、诺兰、尼克松、雷德福[8]这些人,就比较更冒险一点。所以,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

  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9]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嘛。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10]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11]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同时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这一点,我国许多民主人士是不了解的,他们就是相信那些宣传,总是讲,你看它们就是团结得很好。所以,明天要讲一讲这个问题,说明实际上不是这样。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你看我们这个东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鲜占去了,把台湾占去了,把菲律宾占去了,泰国变成它的了,巴基斯坦变成它的了,还有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把英国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么国家呢?过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是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以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所以情况是很好的。

  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指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问题的报告。周恩来说在日内瓦会议我们采取的方针是联合法国、英国、东南亚国家、印度支那三国,即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国际力量孤立美国,限制和打破美国扩大世界霸权的计划,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促成印度支那的和平。

  [3]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4]指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在华盛顿发表的联合宣言。宣言共六条,第一条说:“我们将本着亲密友爱的精神继续共同努力,在我们重新肯定下来的大西洋宪章原则的基础上,谋求世界和平。”第二条说:“我们共同地并各个地继续向任何和一切以庄严的保证和切实的行动表明它们希望参加一个公正和公平的和平的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5]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6]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中、苏、美、英、法五国参加所有两项议题的讨论。朝鲜北南双方及美、英、法以外的其他十二个侵略朝鲜北方的国家参加了朝鲜问题的讨论,越南民主共和国、老挝、柬埔寨和南越政权参加了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关于朝鲜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分别达成关于在印度支那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总称日内瓦协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停战。

  [7]史密斯(一八九五——一九六一),当时任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日内瓦会议期间是美国代表团代表。

  [8]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当时任美国国务卿。诺兰(一九○八——一九七四),当时任美国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当时任美国副总统。雷德福(一八九六——一九七三),当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9]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与台湾当局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10]艾登(一八九七——一九七七),当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11]尼赫鲁(一八八九——一九六四),当时任印度总理。

 

 

 

 

128、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

  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在人类历史上,有过几次性质不同的大的革命。

  第一次,是奴隶主推翻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使人类的生产和社会大进一步。那时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一些氏族部落组成的原始社会,他们互相打仗,捉到了俘虏就通通杀掉。奴隶主就不把俘虏杀掉,而是拿俘虏做奴隶,虽然刺瞎他一只眼,或者弄伤他一只手,但总还是要让他做工。是把人杀掉好呢,还是不杀掉让他做工好呢?还是奴隶制好,奴隶制可以积累财富。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很低,奴隶制就大进一步。现在一讲奴隶制,人们就觉得它很坏,其实奴隶制的产生在当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第二次,是封建地主革掉奴隶主的命。这次革命,在中国大概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关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们还在争论不决,有人说西周就是封建社会了。我想,今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以不去作结论。我个人是比较相信郭沫若[2]副总理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封建制的主张的。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3]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4]。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总之,在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发生了大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从那时起,开始允许土地私有,允许土地收租。大概是在鲁宣公时代“初税亩”[5],第一次开始收地租。鲁哀公还说过什么“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6],彻,即十分之一。可见当时收地租大概是收百分之二十左右。这证明当时的社会制度已经开始变革,不再是实行井田制,而是采用收土地税的办法了。过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这个时候是搞私有了。私有制曾经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人类历史有五十万年[8],但其中四十九万五千年就不懂得私有制这一条,因而没有进到文明社会。

  第三次,是资产阶级革封建地主阶级的命,也就是民主主义革封建主义的命。在中国,就是辛亥革命。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9]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10]。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11]。当时程潜[12]先生就参加了,他是师长,虽不是我的顶头上司,但地位比我高。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13]。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做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14]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15]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16]。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情都要加以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我在上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还说过,不要造成偶像,就是不要说谁不能批评,而要说可以批评,但批评要正确,对于批评要分析。

  以上是我贡献给大家的一点意见,是否妥当,请诸位考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后的讲话。

  [2]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3]孔夫子,即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名丘,字仲尼,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的创始人。

  [4]见《孟子·滕文公下》。原文是:“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5]见《春秋·鲁宣公十五年》。鲁宣公十五年,即公元前五九四年。

  [6]见《论语·颜渊》。

  [7]见《诗经·小雅·北山》。

  [8]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证明,人类的历史至少有二百万年。

  [9]戊戌变法,又称戊戌维新,指一八九八年(戊戌年)发生的变法维新运动。当时,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这个运动缺乏人民群众的基础,又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变法三个多月以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六人,变法遭到失败。

  [10]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见本卷第330页注[3]。

  [11]指当时通用的银元。

  [12]程潜,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时,任武昌龟山炮兵阵地指挥,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3]《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说:“革命虽号成功,而革命政府所能实际表现者,仅仅为民族解放主义。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合,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

  [14]艾德礼(一八八三——一九六七),英国前首相。当时任英国工党领袖。

  [15]董仲舒(公元前一九七——前一○四),广川(今河北枣强东北)人。西汉思想家,是孔子学派在西汉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采纳,确立儒学的正统地位。

  [16]见《汉书·金日传》。

 

 

 

 

129、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各同志:

  驳俞平伯[2]的两篇文章[3]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2]俞平伯(一九○○——一九九○),浙江德清人。著有《红楼梦简论》、《红楼梦研究》等 。《红楼梦简论》发表于《新建设》一九五四年三月号;《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辨》,一九二三年初版,一九五二年九月再版时改名为《红楼梦研究》。

  [3]指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原载山东大学《文史哲》一九五四年第九期,后在《文艺报》一九五四年第十八期上转载。《评〈红楼梦研究〉》发表在一九五四年十月 十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

 


07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元旦祝词 批判大汉族主义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论 (共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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