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2《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 加强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
目录
第六卷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68、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
69、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的谈话
70、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
71、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
72、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
73、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74、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
75、抵达莫斯科时的书面演说
76、对苏贸易应从统筹全局出发
77、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78、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79、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
80、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
81、如实查报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
82、对私营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
83、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84、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85、要根治淮河86、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
87、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
88、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89、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90、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
91、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
92、关于镇压反革命
93、为《瞿秋白文集》题词
94、加强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
95、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
96、给黄炎培的信
97、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
98、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
99、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
100、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
101、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
102、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
68、农业合作社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整顿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江苏、山东两个省委关于在发展了一大批合作社之后，如何完成整顿工作，使它们巩固起来，以利明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两个报告中，特别是山东的报告中，有许多新的意见，值得各地注意。这两省(还有云南、贵州和其他若干省份)，由于在中央召集的今年五月十七日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之后，即在夏季(六、七、八月)做了准备工作(山东的准备时间较短，是一个缺点)，所以它们在秋季的头两个月(九月和十月)即完成了一年的发展计划。它们准备在今后五个月内(今年十一月至明年三月)，结合粮食三定、统购统销等项尚未完成的工作，大力完成整顿合作社的工作，这主要是建立和健全合作社的管理机关，建立和健全劳动组织，做好生产规划，做好生产工具和生产资金等项问题上的互利安排，制定社章，做好冬耕冬种(在南方)和积肥等项工作，以利明春的生产。在这个季节安排问题上，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可以这样做，都可以将合作社的建社整社工作提早一季，即夏季完成建社的准备工作，秋季完成建社工作，冬春两季完成整社工作。只要夏季的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妥帖，秋季的建社并不需要很多的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即可以完成。秋季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冬春两季，都可以做整社工作和其他工作。此事请你们加以研究，好好地安排一九五六年的工作。合作社大发展一批以后，区乡干部感到问题很多，担子很重，难于解决，这种情况是存在的。其实，这是不难解决的。其办法，就是在每一个乡里，抓住一个至两个问题最多的合作社，深入进去，加以研究，找出解决的办法，就可以引导该乡一切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一个区里，只要整好几个合作社，就可以引导全区各乡的合作社迅速地仿照办理。在这里，建立乡、区和县的合作网的组织，是很有用的。这一点，请你们向县、区、乡干部加以强调。至于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中央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69、接见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的谈话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们中国可以同泰国贸易。泰国要卖几十万吨大米给中国，我们是可以买的。我们还可以买一些橡胶。你们需要什么呢?要钢，要铁，我们都有。要轻工业品我们也有。至于日用品，你们应该自己设厂生产。我们可以帮助你们设轻工、业工厂。目前可以帮助你们设棉纺厂、造纸厂和糖厂。你们可以用大米、橡胶来换。如果你们需要，我们还可以派技术人员去帮助你们设计工厂，完工后他们就回来，把工厂全部交给你们。
对銮披汶总理、乃炮警察总监和乃练的致意，我表示感谢。我们希望大家合作团结起来，希望銮披汶同乃炮团结起来。中国并没有什么秘密，我们不是当面一套，背后另一套，我们只有一套，没有两套。这一点你们到印度和缅甸去就可以向他们了解。你们和我们接触再多一些，时间久些，也就可以了解到。
中国会不会侵略你们?你们可以看，看他十年八年。中国尊重不尊重你们，是不是把你们当做兄弟看待，你们也可以看。看他多少年，就可以看清楚了。还有一点，我们究竟讲不讲道理，你们也看吧。有人说共产党是不讲道理的，不讲信义的，不好惹的，过去闹过别扭，就不好做朋友了，你们也可以看吧!美国同我们的别扭闹得最大，我们都还想同美国做朋友，就是美国它不干。我们想干，它不干，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等吧。
你们的做法要慎重，美国是会下毒手的，要小心。你们当初提出要秘密地来，当我们了解你们的困难后，就同意了。我们要慢慢地、逐步地改进中泰关系。銮披汶同乃炮应该团结，团结对泰国有利。美国希望你们不和，内部争吵。它制造这派反对那派，那派反对这派，是为了乘机捣鬼。这次你们来很好，以后有机会再来。我们也可以派人去你们那边访问，只要你们愿意，我们就可以去；如果你们不方便，我们也可以不去。如果我们去了，美国会同你们找麻烦，造成你们的困难，那我们也可以不去。我们也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我们不挑起人家来反对他的政府。吴努总理害怕我们挑起缅甸共产党来反对吴努政府，我们说，我们只承认你们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政府。你们国内也有共产党，我们也不去挑起他们来反对你们的政府。
泰国有华侨，加入你们国籍的，就算泰国人了，没有加入泰国籍的才是中国人。要不华侨很多，人家会害怕。我们国外华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我们究竟是否说的一套，做的一套，那你们也可以看。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楚了。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我们的愿望是使中泰两国友好》。
70、开好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一件大事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德怀、仲勋[1]，林彪、子恢[2]，剑英、方方[3]，小平、伯承、贺龙[4]，一波、澜涛[5]，高岗、富春、林枫[6]，康生[7]:
据饶漱石[8]同志十月十一日电称，“我们选择上海附近松江县，创造召开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此种会议，已于九月三十日举行。我曾赶往参加，并作报告。会议结果良好。经过各界代表的热烈讨论和辩论后，成立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处理劳资纠纷等实施办法。对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均甚大。证明，在各县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有迫切需要，而且有充分可能。会议经过和经验，拟全部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计:(一)我在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及工商业政策问题。(已在十月六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二)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报道。(三)县委书记关于松江工作与任务的报告摘要。(四)介绍松江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拟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上述各件，已于今日由新华社发给中央。如仍需由内部专门总结报告，请电示办理”等语。上述文件俟收到后即由新华总社广播，你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全县代表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务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一九一三年生，陕西富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2]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一八九六——一九七二），福建龙岩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三书记。
[3]剑英，即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方方（一九○四——一九七一），广东普宁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三书记。
[4]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一九九七），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伯承，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一九四九年八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这时仍在西北，尚未到职。
[5]一波，即薄一波，一九○八年生，山西定襄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 第一书记。澜涛，即刘澜涛（一九一○——一九九七），陕西米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
[6]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富春，即李富春（一九○○——一九七五），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林枫（一九○六——一九七七），黑龙江望奎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
[7]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东胶南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
[8]饶漱石（一九○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71、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绥远和平解放谈了大半年，现在才实现第一步，董其武[2]他们九月十九日已发了起义通电，我和朱总司令也发了回电[3]。现在要走第二步，就是实现合作。这一步很重要。要坚决执行中央的这个电报，这是党对绥远的基本方针，不但要求他们执行，共产党更要执行。
绥远属内蒙古区域自治的范围，省下面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关于伊克昭盟，华北局要与西北局商议，取得他们的同意，划归绥远领导[4]，伊盟政府驻地可在东胜或别处。乌兰察布盟也要成立盟人民政府委员会。伊、乌两盟都设立军分区。两盟的蒙族和汉族都要有人参加政府委员会，这也要同他们商议。
绥远要成立军政委员会。军政委员会直属中央领导，省政府、军区归军政委员会领导。由傅作义[5]任主任，乌兰夫[6]任副主任，统一领导绥远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傅作义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管辖的地区人多，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绥东解放区只有八十万人口；军队也是他的多。军区也要统一起来，由傅作义任司令员，乌兰夫、姚喆[7]任副司令员，薄一波[8]任政治委员。傅先生可再提名别的副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副主任。政府由董其武任省主席，奎璧[9]任副主席。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打仗，是为人民求解放；和平解放，团结改造，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你们回去开个党代会或干部会，薄一波去一趟，讲一个来钟头，花几天时间，让同志们把这个问题讨论透。这是统一战线问题，傅先生也要做工作。
对绥远起义人员实行团结改造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实际工作就按傅先生提出的四个原则三个步骤[10]去进行，工作要有步骤地开展，做出更大成绩来给全国看。要合作把事情办好。双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当然，合作后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一些问题，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与斗争。一年能办到算好，否则可以用两年。没有战争了，有些事情不能进行得很快，快了就会出毛病。要先做思想改造工作，后改革旧制度，有步骤地达到目的。原则问题中央电报上已经讲过: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军队现在暂不变动，待条件成熟再按解放军制度整编。这个问题在党内要特别讲清楚，争取一年达到目的，但也不能性急。蒋介石统治了二十二年都没有弄好，我们一年完成还不算好吗?
部队要组织生产，生产也是作战。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政府工作人员可以在业余时间搞生产，每天劳动一二个小时，主要是种菜、养猪。
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只有团结，没有改造不行。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是不会罢休的，他们还要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还会很长，绝不能麻痹。过去是敌人，现在成了朋友，这是有条件的。凡愿意同我们合作与可能争取同我们合作的人，都要耐心帮助、教育、改造，很好地同他们合作，从改造中逐步肃清过去反动派的一切遗迹和对他们的政治影响，以马列主义思想代替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对那些坚决反对改造和破坏改造的反革命分子与特务，必须打击与镇压。要争取团结多数，他们内部也一样是两头小、中间大，思想激进的可以鼓励，进步缓慢的可以等待。对基本方针要拥护，但允许有差异。对他们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不能下大雨，要像下小雨一样才能渗透进去。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注。
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我们有许多同志，对新情况、新事物不作调查研究，自己又不懂得，就在那里办事，不懂货就不识货，这怎么能办好事情呢?对新部队也一样，你不了解情况，还是用老办法不行。派去的人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估计到可能闹别扭。事实上，双方都在观察，看对方对自己怎么样。那边情况比较复杂，不但人是旧社会出来的，还有国民党特务隐藏在群众中，北平和平解放时又有一万二千军官回到绥远，他们没有起好的影响，在那里做了“政治工作”。这值得我们检讨，过去没有把这件事办好，是因为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没有把他们当同志看。共产党这次派去的同志要表示态度，承认我们过去工作没有做好。我也在做工作给同志们看，使我们今后同他们合作得好。最近归绥方面的学习高潮，证明可以用合作的方法改造这些人，团结他们。在这方面，傅先生也要担负责任，采取友好态度。我们的同志去了，一定要采取友好态度，不能排挤他们；你排挤他们，他们不信任你就是有道理的。那一万二千人也要使他们感到与共产党合作有好处，新政策好，思想能进步，生活有保证并能改善。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我们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要使绥远二百万人民，十万军队、干部都感到合作有好结果，会比过去更好，这样他们才相信我们。如果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就会不满。总之，做好事，不做坏事，他们就会欢迎，这一条一天天地得到了证明。双方加重责任，双方做好工作，就能解决问题。傅先生到归绥走一趟起了作用，你可以做给他们看，这样对人民有利，将来可以造就出很多好干部。当然，共产党的责任更大。我们派去的人，他们见了会精神紧张起来，比如怀疑共产党是不是讲理，看不看得起人，是不是挤得人站不住，没处去，没饭吃，没法生活，没有工作岗位。你们要做好工作给人家看，使他们政治上进步，生活上有保证，发展有前途，这样才感觉我们好，才能佩服我们。切不能采用国民党特务的那套办法。
和平改造是可能实现的，现在有这个条件，应当有信心。我们有三百万党员、四百万军队、四亿人民作保证，还怕不成功吗?归绥方面也要有信心，看到前途。过去我们研究绥远问题，就认为有可能和平解决，对这一点是有信心的；但是用和平方法能不能都顺利解决，还存有疑问。现在事实已经证明能行。傅先生去归绥时，也有人怀疑，怕没有前途，只要有前途他们就愿意合作。你们要特别注意，人家就是怕没有前途。北平和平解决后，我们就手软了，认为对绥远不好再用兵打了，于是出现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和平合作问题。现在形势很好，全国快解放了，归绥方面也在学习马列主义。你们去了还有一个互相观察的时期，你们说话要兑现，不能骗人。共产党去了，如果做的同说的不一样，就跟国民党一样了，先甜后辣，别人会说我们学了蒋介石“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傅先生也会失信于人。所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同人家越搞越好，使他们相信我们。特务也要给饭吃。新政协各方面的人都有，没有人说开得不好的，主要是工作小心谨慎，与人协商，与人为善。新政协给全国做了一个榜样。
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关门主义过去是有的，“三怕”的说法就是证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11]。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平，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了[12]。因此要统筹全局，要使干部懂得一有前途，二顾全局。用和平方法改造过来，也会有不愉快的事，要经过曲折与激烈的斗争才能实现。抗战初期，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是政治问题，想用“溶共”的方法来解决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是不怕火的真金，越溶越强大，最后把蒋家天下夺过来，为人民所有。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我们不但要学会搞政治斗争，还要学会搞经济工作，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绥远组织政府，也要用协商的办法，互相打通思想，这样做事快得多。不同意的先不要办，即使同意，也要看是心里愿意还是嘴上愿意，若勉强就缓办。军队也要协商。这是中国的特点。上面要得到傅先生同意，下面要得到干部们同意。特别是军队，不同意就办，最容易出乱子。你们对党外同志要当成自己人看待，同他们长期合作。这回工作若做好了，对双方的干部都是一大进步。这是过去我们从未做过的，要用新的方法去做，要用心。问题摆在面前，要我们去好好工作。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绥远，指绥远省，当时辖区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东部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等地，一九五四年撤销。
[2]董其武（一八九九——一九八九），山西河津人。原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派代表与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九月十九日，率军政各界和蒙、汉各族代表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通 电起义。
[3]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董其武率部通电起义，九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说：“看了你们九月十九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4]伊克昭盟的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直接或间接领导。绥远和平解放后，经中共中央华北局与西北局商定，划归华北的绥远省领导。
[5]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荣河县安昌村（今属临猗）人。原任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6]乌兰夫（一九○六——一九八八），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7]姚喆（一九○六——一九七九），湖南邵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军区副司令员。
[8]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
[9]奎璧（一九○三——一九八六），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人。当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副书记，后任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0]傅作义提出的四个原则是：一、坚持团结；二、肃清特务；三、纪律要整顿；四、军队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三个步骤是：一、彻底实现解放区化与解放军化，同国民党反动政权完全脱离关系；二、恢复交通；三、解放军派干部去进行思想改造。
[11]叶公好龙，出自汉朝刘向《新序·杂事》。这里是用以比喻口头上拥护统一战线，实际上又害怕搞统一战线。
[12]大禹、伯鲧，都是传说中的中国古代部落首领。鲧为禹之父。他们先后奉尧、舜之命治水。鲧采用筑堤堵水的方法未能治平水患，禹改用疏通江河、兴修沟渠的办法治理洪水获得成功。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湖南有十万失业军政人员和广大的孤寡没有人管，如果只管共产党的孤寡就会出乱子，那就不是大禹治水，而是伯鲧治水
72、严重注意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九日)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
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1]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2]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二十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同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时，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轻敌急躁，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军委
十月二十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粟裕（一九○七——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袁仲贤（一九○四——一九五七），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代参谋长。周骏鸣，一九○二年生，河南确山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
[2]叶，指叶飞（一九一四——一九九九），福建南安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员。陈，指陈庆先（一九○八——一九八四），湖北黄陂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参谋长。
73、必须充分注意召开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华南分局，并告华中局、林彪[1]同志、江西省委、湖南省委，及华东局、西北局:
十一月二十五日电悉。(一)同意你们所提广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名额分配及议事日程。(二)你们必须充分注意广东全省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各市各县均应召开。你们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动员群众完成剿匪反霸，肃清特务，减租减息，征税征粮，恢复与发展生产，恢复与发展文化教育直至完成土地改革的极重要的工具，一律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三)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四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会之前必须召开县的农民代表会议，由这个会议选举出席县各界代表会议的农民代表)，华中局及四省省委必须充分注意给予指导，按时召开，总结经验，交流经验。(四)一九五○年上半年(春季或夏季)，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五省必须召开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会议及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五)上述(二)(三)(四)项，请华东局、西北局注意照办。
中央
十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书记。
74、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1]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
河南可于今年冬开始进行分配土地工作，明年可望初步完成。苏、浙、皖、鄂、湘、赣六省，可能还有广东，则须于明冬开始进行，后年可望初步完成。至于全部完成，则至少还需要一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继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工作是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同以前在战争期间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更加谨慎，领导机关要掌握得很紧，随时了解情况，纠正偏向，以求少犯错误。土地改革将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有好处，便于保护中农。
财政经济工作已成为中央和中央局的主要议程，应该认真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并进行适时的宣传，使人民了解情况和政策。有几个政策上的问题是二中全会已经确定了的[2]，但是有些地方仍然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城乡关系中，哪一个是中心呢?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城市的手工业，对于农业来说也是一种进步，工业更不待说。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在公私关系中，应当公营经济是中心，因为公营经济虽然在某些地方数量较小，却是集中的和处于领导地位的。在劳资关系中，应当依靠工人阶级，而不是依靠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能依靠的。这些都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不要为某些现象所迷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参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第六节（《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9－1434页）。
75、抵达莫斯科时的书面演说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亲爱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我这次获有机会访问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首都，是生平很愉快的事。中苏两大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内，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又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在患难中，得到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这种兄弟般的友谊，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我相信，由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于新民主国家及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努力，由于中苏两大国的共同愿望和亲密合作，特别是由于斯大林大元帅的正确的国际政策，这些任务必将会充分实现并获得良好的结果。
中苏友好与合作万岁!
根据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76、对苏贸易应从统筹全局出发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央:
(一)据稼祥[1]说，波兰、捷克、德国都想和我们做生意。似此，除苏联外又有这三个国家即将发生通商贸易关系。此外，英国、日本、美国、印度等国或已有生意或即将做生意。因此，你们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二)二十一日来电已收到，已与斯大林约好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谈一次。在这次谈话后可以确定方针电告你们。
毛泽东
十一日二十二日上午三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稼祥，即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
77、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一九五○年一月二日、三日)
一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一月一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二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1]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2]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我说，我的电报一月三日到北京，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一月十九日到莫斯科，一月二十日至月底约十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二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同时又谈到我出外游览的问题，商定晋谒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并看一看兵工厂、地下电车(这二项是莫、米二同志提的)、集体农场等处。又谈到和苏联各负责同志谈话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有出门去单独看过他们任何一人)。(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五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董必武[3]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莫后才发表。(三)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4]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毛泽东
一月二日下午十一时
二
中央:
昨日下午十一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贷款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三万万美元，分几年支付，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及贸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一月三日上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米高扬（一八九五——一九七八），当时均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2]指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3]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
[4]李富春，当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
78、驳斥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一九五○年一月二十日)
[新华社北京二十日电 ]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中造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们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艾奇逊的通篇讲演都是以谣言掩盖美国侵略政策的实际。例如他说:“我们的利益与亚洲各国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在提到中国时，他说: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从宣布门户开放政策之时起，经过九国公约[2]之签订，以至联合国大会的最近的决议都是这一个原则，并且我们对它始终不渝。”这里没有一个字不是撒谎。用一切办法钻进中国来，将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这就是美国的基本政策。用六十万万美元在最近数年中帮助蒋介石杀害了几百万中国人，这就是所谓美国的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
胡乔木署长说:我们说的艾奇逊的最无耻的谣言还不是上面这些，而是他在中苏关系上所造的谣言。
艾奇逊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3]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4]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一九四八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似乎还有希望的原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一九四九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原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什么主意的原故。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腐朽透顶、矛盾百出的帝国主义制度，是表现得这样的有趣在艾奇逊低能演说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五○年一月十四日，被中国人民政府逮捕审判并驱逐出境的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赏了艾奇逊一个清脆的耳光。据塔斯社一月十四日华盛顿电称:“前美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返美后，曾与国务院官员谈话。此次谈话后，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他说，除掉行使共管铁路的条约权利以外，并未看见苏联有监督满洲的任何迹象。瓦尔德同时指出，并未看见苏联有吞并满洲的任何迹象。他回答满洲共产党的政权是否受北京的监督时，瓦尔德称:所有共产党的政府，都是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据他所知，满洲乃系共产党中国之一部分。”
人们可以看见:在西半球的土地上发生了怎样的故事。一个说:满洲与苏联合并。一个说:并未看见。这两个不是别人，都是美国国务院的有名的官员。
根据一九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则电讯是毛泽东起草的。
[2]九国公约，是一九二二年二月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公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列强在华利益“机会均等”等共同侵略中国的原则。
[3]外蒙，指蒙古人民共和国。
[4]满洲，指中国东北地区。
79、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几个政策问题
(一九五○年四月)
一、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2]
二、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3]
三、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4]
四、这是不对的。[5]
五、完全错误的说法。[6]
六、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讲得很幼稚。[7]
七、除盐外，应当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8]
八、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9]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的批语。
[2]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一句话写的。
[3]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关于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问题写的。
[4]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一句话写的。
[5]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一句话写的。
[6]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这段话写的，即：“我们的政策，是要‘与民争利’。但他们所谓的‘民’，是资产阶级。我们则要争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我们说，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但这里的‘州官’是人民，我们放火可以，你们点灯就违反群众利益。”
[7]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一句话写的。
[8]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与民争利’，表现在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的控制”一句话写的。
[9]这个批语是对发言记录稿中“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一句话写的。
80、转变时期力争不要破坏不应当破坏的事物
(一九五○年四月十六日)
陈毅[1]同志:
删午电悉。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会议[2]情形，望随时电告。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二十二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
[2]指当时正在举行的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一九五○年四月十五日开始，二十三日结束。
81、如实查报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情况
(一九五○年五月十二日)
漱石[1]同志并告子恢[2]:
五月九日电悉。(一)刘瑞龙、谭启龙[3]可于五月二十日到中央。(二)陈丕显[4]可以不来，但请叫陈丕显同志将苏南征粮偏差及纠正情况，春耕中食粮、种子、肥料等如何解决的及现在苏南春耕情况，苏南灾情及救济情况等三项问题，向中央作一有具体内容的较详细的报告用电报发来，以便答复黄炎培[5](黄炎培报告苏南情况并陈补救办法之意见书，已送你处谅收到，请抄发陈丕显研究)。如材料不足，须经过调查研究，可于六月十日以前做好发来。特别注意调查川沙、南汇、奉贤三县情况。据黄炎培说，此三县有灾民二十万，征粮不但不减免，且要重征，以致三县农民种子没有，肥料不施，食粮不足，农民体力大减难于下田工作等语，是否属实，应派员详查，按照实事求是精神，有则说有，无则说无，是则是，非则非，逐一查明，并加分析具报。(三)你的四月份报告不要做了。
毛泽东
五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2]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3]刘瑞龙（一九一○——一九八八），江苏南通县（今通州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谭启龙，一九一四年生，江西永新人，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4]陈丕显（一九一六——一九九五），福建上杭人。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
[5]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江苏川沙（一九九三年并入上海浦东新区）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82、 对私营工商业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
(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今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私营工商业统统要拿到政府的翅膀之下来，是有理由的，因为适应了人民的需要，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当然，资本家要拿走一部分利润，那是必需的。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到哪一天才需要全面进攻，取消资本家的那一部分呢?照苏联的例子，时间是很长的。他们一九二九年开始集体化，消灭富农经济，后来又搞快了，因此一九三○年斯大林有一篇文章《胜利冲昏头脑》[2]。所以必须慎重。现在我们有广大的国营工商业，需要把这些企业搞好。要有所不同，一视同仁。有所不同者，是国营占领导地位，是进步的，把位置反转过来是不行的，因为私营工商业比较落后，这一点必须公开说明，我曾同几个资本家说过。其他则一般的应当一视同仁，有的是要逐渐才能办到的，如收购、采办、出口以及市场。工资问题将来也是要解决的。在私人工厂中，也可以有模范工作者和劳动英雄，也应当有生产竞赛。总的说来，这种政策对于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这个利是超过对资本家的利益。裁员问题、失业救济问题，都应该是一样的，一视同仁，或者如陈云[3]同志所说的“不分厚薄”。这个精神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4] 中已经有了，即统筹兼顾。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244页。
[3]陈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
83、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比去年更为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有了发展。欲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有了广大的发展，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民和德国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解放斗争有了发展。同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主要的是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也发展了。美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和英国资产阶级内部各派之间的争吵也增多了。与此相反，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则是很团结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国民党反动派所散布的战争谣言是欺骗人民的，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情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先后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只有台湾和西藏还待解放，还是一个严重的斗争任务。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若干地区内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又组织许多秘密的特务分子和间谍分子反对人民政府，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特务和间谍们又进行了破坏人民经济事业的活动，对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采取暗杀手段，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收集情报。所有这些反革命活动，都有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背后策动。这些土匪、特务和间谍，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人民解放军自从一九四八年冬季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以后，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开始渡江作战起至现在为止的十三个半月内，占领了除西藏、台湾及若干其他海岛以外的一切国土，消灭了一百八十三万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和九十八万土匪游击队，人民公安机关则破获了大批的反动特务组织和特务分子。现在人民解放军在新解放区仍有继续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人民公安机关则有继续打击敌人特务组织的任务。全国大多数人民热烈地拥护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了全国范围的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争取了财政的收支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全国人民用交粮、纳税、买公债的行动支持了人民政府。我们国家去年有广大的灾荒，约有一亿二千万亩耕地和四千万人民受到轻重不同的水灾和旱灾。人民政府组织了对灾民的大规模的救济工作，在许多地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筑工作。今年年成比去年好，夏收看来一般是好的。如果秋收也是好的，那就可以想象，明年的光景会比今年要好些。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不正常状态，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革命胜利以后，整个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正在重新改组，失业人员又有增多。这是一件大事，人民政府业已开始着手采取救济和安置失业人员的办法，以期有步骤地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人民政府对于合理地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现正用大力继续做此项工作。
中国是一个大国，情况极为复杂，革命是在部分地区首先取得胜利，然后取得全国的胜利。符合于此种情况，凡在老解放区(约有一亿六千万人口)，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已经安定，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开始走上轨道，大多数劳动人民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问题已经解决(东北)，或者接近于解决(华北及山东)。特别是在东北，已经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新解放区(约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则因为解放的时间还只有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还有四十余万分散在各个偏僻地方的土匪待我们去剿灭，土地问题还没有解决，工商业还没有获得合理的调整，失业现象还是严重地存在，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一句话，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因此，我曾说过: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的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
为此目的，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因此，我们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一九五○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必须谨慎地进行此项复员工作，使复员军人回到家乡安心生产。行政系统的整编工作是必要的，亦须适当地处理编余人员，使他们获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六)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
(七)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必须提高警惕性。
(八)坚决地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鉴于我们的党已经发展到四百五十万人，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的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必须注意有步骤地吸收觉悟工人入党，扩大党的组织的工人成分。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全党应在一九五○年的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项工作任务密切地相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之下，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项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
根据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
84、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
一 开幕词
诸位委员、诸位同志、诸位朋友们: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会。在这个会议上，有会务工作、土地改革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外交和统一战线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军事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希望予以讨论。其中，以土地改革问题为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我们希望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一个土地改革法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付之实施，首先使十余万正在准备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早日学习这个法案，以便在今年秋后大约有一万万农业人口的地区能够顺利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工作。自然，其他各项报告都是重要的，凡有意见都可发表，凡有提案都可付审议，只要能行者都应采纳。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我相信，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我们的会议是会顺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现在全国人民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之下，正在进行巨大的工作，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状况的好转而斗争。我国的一切人民事业均正在循着新的轨道向前发展，每天都可看见进步，看见成绩，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人民事业的前进。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选出的全国委员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根据一九五○年六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刊印。
二 闭幕词
此次会议总结了过去时期的经验，决定了各项方针。
这种总结经验和决定方针的工作，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的，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集合在一起来做的。这里，不但有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们，而且有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及各省市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人员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代表们列席参加讨论，而且有许多特邀的爱国人士列席参加讨论。这样，我们就能集中广泛的意见，检查过去的工作，决定今后的方针。这种方法，我希望我们以后继续采用，并且希望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采用这种方法。我们的会议在暂时还是建议性质的会议。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在这种会议上所做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是当然会采纳并见之实行的，是应当采纳并见之实行的。
我们一致同意了全国委员会的会务报告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报告。这里有土地改革工作、政治工作、军事工作、经济和财政工作、税收工作、文化和教育工作、法院工作等项报告，这些报告都是好的。在这些报告中，适当地总结了过去时期的工作经验，规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我们这次会议所以有这样多的议题，是因为我们的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开展真正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在经济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的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待总结，都待指示方针，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多的议题。我们的会议按法律规定是每年开会两次，其中将有一次为议题众多的会议，一次为议题较少的会议。中国是一个大国，实际的人口超过四亿七千五百万，又处在人民革命的伟大历史时期，这种情况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就这样做了，我想我们是做得对的。
我们这次会议议题众多，中心的议题是将旧有土地制度加以改革的问题。大家同意刘少奇副主席的报告及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并对土地改革法草案作了若干有益的修改和补充。这是很好的，我为新中国数万万农村人民获得翻身机会和国家获得工业化的基本条件而表示高兴，表示庆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
在这个远大目标上，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在国内，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不论什么人，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贡献者，我们就欢迎他，他就是正确的；凡对于这个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工作有所损害者，我们就反对他，他就是错误的。要达到巩固革命统一战线的目的，必须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采取这种方法时所用的标准，主要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即《共同纲领》。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即根据《共同纲领》，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推动大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很好的方法，是人民国家内全体革命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人民民主专政有两个方法。对敌人说来是用专政的方法，就是说在必要的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他们成为新人。对人民说来则与此相反，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说必须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不是强迫他们做这样做那样，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们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作。这种教育工作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都采用这种方法。
根据一九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刊印。
85、要根治淮河
(一九五○年七月——九月)
一
周[1]:
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毛泽东
七月二十日
二
周:
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毛泽东
八月五日
三
周:
此电[2]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四
周:
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周，指周恩来。
[2]指华东军政委员会一九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转报中共苏北区委对治淮的意见给周恩来的电报。苏北区党委意见的第三项是：“如今年即行导淮，则势必要动员苏北党政军民全部力量，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要重新考虑，既定的土改、复员等工作部署必须改变这在我们今年工作上转弯是有困难的；且治淮技术上、人力组织上、思想动员上及河床搬家，及其他物资条件准备等等，均感仓促，对下年农业生产及治沂均受很大影响。如果中央为挽救皖北水灾，要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服从整个导淮计划，我们亦当竭力克服困难，完成治淮大计。”
86、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
(一九五○年九月五日)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过去，我们对于朝鲜战局的估计有速决和持久两种可能性。所谓速决，就是朝鲜人民军乘胜追击，把美军和李承晚[2]的残余伪军赶到海里去。现在美国在朝鲜已经增加了它的军队，因而战争持久的可能性也就随之增加了。朝鲜人民是可能坚持这个持久的战局的，他们动员的人力已超过一百万，朝鲜人民军队现在有十几万人，今后还能继续补充。朝鲜人民斗争很勇敢，美国飞机一面炸桥，朝鲜人民就一面修桥。开始时是白天炸黑夜修，后来则是随时炸随时修，飞机来了，朝鲜人民只在旁边躲一躲，然后还是照旧去修桥。战争开始时，美帝国主义原以为用空军一炸，朝鲜人民就会害怕，结果却碰了一个钉子。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统治和压榨之下，一旦站立了起来，就绝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来侵略他们。朝鲜人民在日本长期的奴役之下，已经变得非常坚决了。东方其他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也锻炼得非常坚决了。中华民族就是这样一个坚决战斗的民族。虽然在我们的斗争过程中，有时曾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我们不是靠观音菩萨来救命，而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克服困难。在今天，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虽然增加了，但是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朝鲜人民的，因为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人民对于朝鲜人民的同情已经和正在不断地增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帮助蒋介石发动中国内战时，世界的同情就在中国人民方面，越到后来，这种同情就越到中国人民方面来。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中国革命在东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全世界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朝鲜战争虽然持久不如速决的好，但持久了更可以教育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希特勒[3]的战线是从波罗的海到黑海，日本东条[4]的战线是从中国东北到南洋，都比美国从柏林到朝鲜的战线短。在运输路线上，希特勒从柏林到莫斯科，也比隔着两个大洋要短。在战斗力上，美军不如德、日的军队，这一点不仅郑洞国[5]知道，就是我们八路军也是早就知道的。敌人是不可怕的，它的装腔作势和气势汹汹是吓唬人的。但是，美帝国主义也可能在今天要乱来，它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假如它要那样干，我们没有准备就不好了，我们准备了就好对付它。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对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不是小打而是大打，不是短打而是长打，不是普通的打而是打原子弹，我们要有充分准备。你如果一定要那样干，我们就跟上来。
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一九五一年的国家概算，也应当这样来制定。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
[2]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3]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纳粹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
[4]东条，即东条英机（一八八四——一九四八），日本战犯。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担任内阁首相期间发动太平洋战争把侵略战争的范围从中国扩大到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日本投降后被捕，一九四八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5]郑洞国（一九○三——一九九一），湖南石门人。抗日战争后期曾任驻印度的中国远征军副总指挥兼新一军军长。解放战争后期任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九日率部在长春放下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
87、关于派志愿军入朝参战问题
(一九五○年十月二日)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2]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3]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4]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5])，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个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6]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给斯大林电报的节录。这个电报没有发出。
[2]李承晚，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3]南满洲，指沈阳至大连铁路线以东的庄河、丹东、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
[4]后改为十月十九日出动。
[5]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美国和苏联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作为对日本采取军事行动和受降范围的临时分界线，这条界线通称“三八线”。
[6]津浦线，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的一段。北宁线，指北京至沈阳的铁路，今京哈线的一段。
88、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
(一九五○年十月十一日)
外交部:
应告袁大使:
(一)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首先希望不经战争进入西藏，故要西藏代表团九月来北京谈判，该团故意拖延，至今尚未动身。现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前进，数日内可能占领昌都。如西藏愿意谈判，代表团应速来京。
(二)朝鲜问题应照周总理九月三十日演说内容答复之，即中国不能坐视其邻人受侵略而置之不理，扩大战争的责任应由侵略国担负。外交部拟电送阅。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一九五○年十月十日关于印度对西藏问题的态度给外交部的报告上写的批语。
89、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
(一)我已告彭德怀[2]，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平壤美军、元山伪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之一路。现在的决心是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如时间许可则将工事继续增强，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军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击平壤、元山等处，即在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问题。我们这样做是有把握的和很有利益的。
(二)美军现尚停留在三八线[3]，它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如平壤美军不向德川进攻，元山的伪军估计也难于单独进攻，这样就给我军的开进及修筑布防的时间。
(三)我军决于十月十九日开动，先头军步行二百公里至德川需七天，休息一二天，可于十月二十八日在德川、宁远线以南地区开始构筑工事。全军二十六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十天时间，即要到十月二十八日才可以渡江完毕。
(四)为着准备在十一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还是出发二十六万人(十二个步兵师、三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在工事已经修好敌又固守平壤、元山不敢来攻的情况下，再将军队的一半左右开回中国境内练兵就粮，打大仗时再去。
(五)在我军开进半数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两军前进为有利。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给当时正在苏联商谈援助朝鲜问题的周恩来的电报的节录。
[2]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三八线，见本卷第99页注[5]。
90、坚决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日)
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先生，副主任委员毕鸣岐先生、朱继圣先生，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的四万二千九百八十九位爱国同胞们:
你们在十一月三十日给我的电报[1]看到了。你们认清了美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反动性质，你们不受他们的欺骗，不怕他们的恐吓，坚决地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立场上，并在十一月三十日举行了正义的示威游行，这是值得欢迎的。美国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人民做了很多的欺骗宣传，一切爱国者都不应相信这些欺骗言论。美国帝国主义者侵略朝鲜，侵略中国的台湾，轰炸中国的东北，并使用各种流氓手段恐吓中国人民，一切爱国者都应有决心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不受他们的恐吓。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军的英勇行为，是值得赞扬的。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工商业家，凡属爱国者，一致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完全正确的。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毛泽东
一九五○年十二月二日
根据一九五○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指一九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天津市工商业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示威游行大会给毛泽东的电报。
91、中国人民志愿军必须越过三八线作战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彭[2]，并告高[3]:
十二月八日十八时电悉。(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二)此次南进，希望在开城南北地区，即离汉城不远的一带地区，寻歼几部分敌人。然后看情形，如果敌人以很大力量固守汉城，则我军主力可退至开城一线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准备攻击汉城条件，而以几个师迫近汉江中流北岸活动，支援人民军越过汉江歼击伪军。如果敌人放弃汉城，则我西线六个军在平壤、汉城间休整一时期。(三)明年一月中旬补充一大批新兵极为重要，请高加紧准备。请高、彭考虑是否有必要和可能，从前线各军(东西两线共九个军)抽派干部至沈阳加强管训新兵的工作。宋时轮[4]部目前即须补兵一部，恢复元气，是否可能，请高筹划见告。(四)空军掩护铁道运输线正在筹备，有实现可能，但最后确定尚待商办。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三八线，见本卷第99页注[5]。
[2]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宋时轮（一九○七——一九九一），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92、关于镇压反革命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九五一年十月)
一
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1]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二
在湘西二十一个县中杀了一批匪首、恶霸、特务，准备在今年由地方再杀一批。我以为这个处置是很必要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敌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
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不应杀者，当然不杀)。只要我们不杀错，资产阶级虽有叫唤，也就不怕他们叫唤。[2]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
三
为了打落敌焰，伸张民气，对匪首、惯匪、恶霸及确有证据的重要特务和会门头子，应当放手杀几批。为了不致弄错，使自己陷于被动，对尚无证据的特务及会门头子，应当进行侦察，取得确证，而不要随便捕人杀人。分清这两种情况的界限是必要的。[3]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四
所谓胁从不问，是指被迫参加而未作坏事，或未作较大坏事者。至于助恶有据，即是从犯，应当判罪，如主犯判死刑，从犯至少判徒刑，有些罪大的从犯应判死刑，不在胁从不问之列。[4]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五
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同志于三月十三日被反革命分子王聚民在一次会议上用枪刺杀。这是我党高级干部被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刺杀，而为过去所少见的，应当引起全党警惕。王聚民为山东惠民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四一年混入我党，家庭为恶霸，在土改中被斗，王行凶后当场自杀。据山东分局及军区来电说，此事显系反革命分子在我党及人民政府坚决镇压反革命之际的报复行动。特此通报，务请你们注意:(一)严防反革命的报复。应当肯定反革命的报复是必然会有的，必须预先采取防制的办法，千万不可疏忽。除加强警卫外，最重要的是采取积极手段，破获反革命的组织，消灭反革命的巢穴，坚决迅速地杀掉一切应当杀掉的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措手不及，无力施行报复手段。(二)必须认识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已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混进来，决不可认为太平无事。现在就应开始注意这个问题，考查可疑的分子，聚集材料。在地委及专署一级以上机关内，军分区及师一级以上的机关内，城市则为市、区两级机关内，特别注意考查这类可疑的分子，一有材料，就应做适宜的处置，保障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的纯洁和安全，决不可优柔寡断，姑息养奸，是为至要。[5]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六
镇反是一场伟大的斗争，这件事做好了，政权才能巩固。镇反包括:(一)社会上的反革命；(二)隐藏在军政系统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三)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镇压这三方面的反革命，当然要有步骤，不能同时并举，但是对于党、政、军的某些最重要部门特别是公安部门则须及时清理，将可疑分子预作处置，使这些机关掌握在可靠人员手里，则是完全必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可以将一、二两项同时做，例如西南军政委员会直属机关的清理工作已经在做，并且有成绩。[6]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七
山东有些地方存在着劲头不足的偏向，有些地方存在着草率从事的偏向，这是全国各省市大体上都存在的两种偏向，都应注意纠正。特别是草率从事的偏向，危险最大。因为劲头不足，经过教育说服，劲头总会足起来的，反革命早几天杀，迟几天杀，关系并不甚大。惟独草率从事，错捕错杀了人，则影响很坏。请你们对镇反工作，实行严格控制，务必谨慎从事，务必纠正一切草率从事的偏向。我们一定要镇压一切反革命，但是一定不可捕错杀错。[7]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日)
八
镇压反革命无论在城市在乡村均须大张旗鼓，广泛宣传，使人民家喻户晓。北京的办法，请各地一致仿效。镇压反革命必须严格限制在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会门头子等项范围之内，不能将小偷、吸毒犯、普通地主、普通国民党党团员、普通国民党军官也包括在内。判死刑者，必须是罪重者，重罪轻判是错误的，轻罪重判也是错误的。最主要的是捕人杀人名单的批准权必须控制在地委一级手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各级党委的注意力，主要应放在精细审查名单和广泛进行宣传这两点上，抓住了这两点，就不会犯错误。北京市委因为抓住了这两点，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绩。[8]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日)
九
杀人不能太多，太多则丧失社会同情，也损失劳动力。其原则是凡有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应坚决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凡无血债或其他引起民愤的重大罪行，但有应杀之罪者，例如有些特务或间谍分子，有些教育界及经济界中的反革命等，可判死刑，但缓期一年或二年执行，强迫他们劳动，以观后效。如他们在劳动中能改造，则第二步可改判无期徒刑，第三步可改判有期徒刑。(凡判徒刑一年以上者，一般都应组织他们劳动，不能吃闲饭。)这样，主动权抓在我们手里，尔后要怎样办都可以。[9]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
十
中央已决定，在共产党内，在人民解放军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内清出的反革命分子，除罪不至死应判有期或无期徒刑，或予管制监视者外，凡应杀分子，只杀有血债者，有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例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错误。这个政策可以获得广大社会人士的同情。这个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势力，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这个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劳动力，利于国家的建设事业。因此，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估计在上述党、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死罪分子不杀。他们和农村中的匪首、惯匪、恶霸不同，也和城市的恶霸、匪首、惯匪、大流氓头及会道门大首领不同，也和某些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务不同，即没有引起群众痛恨的血债或其他重大罪行。他们损害国家利益的程度是严重的，但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们犯有死罪，但群众未直接受害。如果我们把这些人杀了，群众是不容易了解的，社会人士是不会十分同情的，又损失了大批的劳动力，又不能起分化敌人的作用，而且我们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犯错 误。因此，中央决定对于这样的一些人，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如果这些人中有若干人不能改造，继续为恶，将来仍可以杀，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各地党、政、军、教、经、团中清出来的反革命分子，请各地均照上述原则处理。其应执行死刑的极少数人(大约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为慎重起见，一律要报请大行政区或大军区批准。有关统一战线的重要分子，须报请中央批准。此外，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那些非杀不能平民愤者，凡人民不要杀的人一律不要杀。其中有些人亦应采取判死缓刑的政策。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10]
(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
十一
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11]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五日)
十二
整个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一切公安机关和有关镇压反革命的机关的负责同志，都必须和过去一样，坚决接受党委的领导。[12]
(一九五一年九月)
十三
反革命势力已经受到了我们一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但是他们还有残余力量没有肃清，外面还在不断派遣进来，里面的残余分子还可能发酵扩大，并且他们还在作疯狂的活动，危害人民的事业。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提高警惕性，必须继续打击反革命，只要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我们就要彻底消灭他。[13]
(一九五一年十月)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方针问题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的电报的主要部分。
[2]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关于镇压反革命情况的报告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华北局、东北局和华南分局负责人的电报的节录。
[3]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镇压反革命应注意的问题给福建省委的电报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4]这是毛泽东为转发西南军区党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给华东、中南、西北、华北、东北各大军区的电报的一部分。
[5]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祖炎被刺杀事件的通报。
[6]这是毛泽东关于同意上海市委镇反计划的复电的一部分。
[7]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镇反工作报告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8]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镇反工作经验报告所写的批语。
[9]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10]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应大部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的决定。
[11]这是毛泽东关于“死缓”政策的解释给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的电报。
[12]这是毛泽东在审阅第四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草案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13]这是毛泽东在审阅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作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93、为《瞿秋白文集》题词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瞿秋白[1]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毛泽东
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八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六届四中全会上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排斥于党中央领导之外。此后，在上海同鲁迅合作从事革命文化运动。一九三四年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中央苏区。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
94、加强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月)
一
小平[1]同志并告漱石、子恢、仲勋、一波、高岗[2]各同志:
一月八日综合报告[3]收到阅悉。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假如可能的话，在今年五月一日以前，请你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工作，主要是对工会工作，对工商业的领导方向和对城市政权问题，加以深入研究，并做出某些决定，为四中全会讨论工会工作准备材料。四中全会准备在五月开，请按此部署工作。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二
漱石、子恢、剑英[4]、仲勋、一波、高岗同志:
兹将邓小平同志一月八日的报告转给你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概况。其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现在华东、中南、西北各区正处土改和镇压反革命等项工作的高潮，许多同志当然很忙，但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为四中全会讨论这个问题准备意见。四中全会拟在五月召开，请你们按照这个时间部署工作。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三
各中央局，并转所属各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
春耕即到，土改工作应在短时间内告一段落，领导农民全力从事春耕，争取今年的丰收年成，这是极端重要的。在春耕期内，各中央局、分局、市委、省委、区党委，除指导春耕、总结土改经验、训练土改干部、清理镇反积案、总结镇反经验等项工作之外，请划出一段时间，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总结一九五○年一年城市工作经验，将城市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例如(一)依靠工人的思想问题，(二)工厂管理问题，(三)工会工作问题，(四)城市建政问题，(五)城市建党问题，(六)城市肃反问题，(七)城市统一战线问题等，加以研究和总结，指导所属增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并为五月开会的四中全会准备意见。上列各项问题当然一次不能讨论完毕，应分开几次专题会议，各市委尤其应作此种专题讨论。下面是成都市委的报告，发给你们作参考。
中央
二月七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2]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
[3]指邓小平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关于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九五○年十一、十二两月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着重汇报了农村减租退押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情况。报告说，关于城市工作，已专门召集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收获，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4]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95、土改工作应注意的主要之点
(一九五一年一月)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例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等，应由省委、地委两级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地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的手里，那就很好了。北京若干民主人士到各省去看看，有益无害。是我们叫他们去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他们到了，是则是，非则非，老老实实地向他们讲明白，他们不会妨碍土改的。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共中央中南局关于发动群众做好土改工作给江西、湖南省委的指示所写批语的主要部分。
96、给黄炎培的信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了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顺致敬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黄炎培，字任之，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
97、大城市必须有计划地修建居民住房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各大市委、省委及区党委:
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各大城市凡严重缺乏房屋者均可仿行。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中央
二月十八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98、组织民主人士参观或参加土改、镇反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三十日)
一
漱石、子恢、小平、仲勋[1]同志:
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吴景超、朱光潜[2]等去西安附近看土改，影响很好。要将这样的事例教育我们的干部，打破关门主义的思想。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二
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华北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及地委:
除抗美援朝工作必须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去做不必再说外，土改、镇反两项工作，也必须使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参加，越多越好。请你们计划一下，在今年夏、秋、冬三季的土改工作和镇反工作，从各大城市中等城市分几十批组织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教授、教员、资本家下乡去参观，或参加工作。只要他们愿意去，就要欢迎他们去。不要怕他们去，不要向他们戒备，因为他们不是反动派。好的坏的，都让他们去看，让他们纷纷议论，自由发表意见，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城市中的镇反工作，更要让他们参加，整个城市的人民都要讨论镇反工作，大家注意对付反革命。下面是川西区党委的报告，请你们看一看。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漱石，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子恢，即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仲勋，即习仲勋，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
[2]吴景超（一九○一——一九六八），安徽歙县人，当时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光潜（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安徽桐城人，当时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
99、正确解释对旧人员“包下来”的政策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大中市委，各大军区并转各省军区，中央军委各直属部门、各特种兵司，中央政府各党组:
(一)关于在政府系统中和军事系统中审查旧人员和新知识分子的工作，各地各部门现已开始着手进行。在答复“包下来”的问题时，我们看见有说得不适当的。例如“有的人说，解放接收时原封不动包下来了，今天又来处理，是否有矛盾?”答复:“没有矛盾。镇压与宽大结合的政策，并无变动。以前包下来是为迅速恢复生产，安定工作。特务分子不积极生产，而积极破坏生产。今天既然已了解他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为什么还不处理?”(滕代远[1]同志在铁路工会的报告)。这样答复是不妥当的。一九四九年四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约法八章的布告，内称:“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者，人民政府当予分别录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从来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包下来。现在审查旧人员(还有新知识分子)，就是要将那些混入军事系统和政府系统(包括公营工矿)中的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清理出来，分别加以惩办或淘汰。同时对于那些并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这些人占大多数)，则因为清出了那些有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人们，而使他们显得历史清白或虽有问题但不严重，利于团结和改造。这后一类人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清白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是有些问题，但不严重，只要坦白承认错误，可以继续工作的(其中有些人须调动工作岗位)。
(二)所谓有严重的反动行为，包括恶霸，匪首，惯匪，特务，欺压过许多人的行政官吏(这些人多属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重要分子)，反动的军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头子等。
(三)下面是李立三[2]同志给中央的信，其中所说工厂和矿山的恶霸应予惩办，这是毫无疑义的，请你们加以注意。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滕代远（一九○四——一九七四），湖南麻阳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部长。
[2]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100、必须重视人民群众来信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县委；各大行政区，各省市区，各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党组，并告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的党组:
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的态度。如果人民来信很多，本人处理困难，应设立适当人数的专门机关或专门的人，处理这些信件。如果来信不多，本人或秘书能够处理，则不要另设专人。下面是专门处理人民给我来信的秘书室关于处理今年头三个月信件工作的报告[1]，发给你们参考，我认为这个报告的观点是正确的。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一九五一年四月三十日关于一至三月处理群众来信情况向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对这段时间收到的近两万封群众来信进行分类统计，概述了来信反映的问题，以及对这些来信处理的情况。报告并说“还有九千多封，是地方组织动员群众写的成批致敬信，有的现在还继续向这里寄。这种情形，无法一一回信，准备给该地以总的回信”。毛泽东对此写了批注：“组织群众成批地写致敬信是不好的，以后不要这样做。”
101、在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民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1]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2]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根据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2]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九三八——一九八九），青海循化人。当时是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
102、对美英军目前只宜打小歼灭战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德怀[1]同志: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整营，这就给敌以很大的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打击就更大了。如果这样做办不到，则还是要求每次每军只歼敌一个整营为适宜。这就是说，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这样，再打三四个战役，即每个美、英师，都再有三四整营被干净歼灭，则其士气非降低不可，其信心非动摇不可，那时就可以作一次歼敌一个整师或两个、三个整师的计划了。过去我们打蒋介石的新一军、新六军、五军、十八军和桂系的第七军，就是经过这种小歼灭到大歼灭的过程的。我军入朝以来五次战役，已完成这种小歼灭战的一段路程，但是还不够，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到大歼灭战的阶段。至于打的地点，只要敌人肯进，越在北面一些越好，只要不超过平壤、元山线就行了。以上请你考虑电告。
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