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相关文学问题
《战国策》：战国时期国别史和著名历史散文集。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初无定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经西汉刘向重加整理，始定今名。共三十三篇，分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编排。记事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主要记录谋臣策士有关谋议及游说之辞，对当时各诸侯国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多有反映。文笔恣肆生动，酣畅淋漓，写人栩栩如生，叙事曲折完整，大量运用夸张、比喻、排比等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以增强表现力。对后代历史著作和叙事散文具有很大影响。原有后汉高诱注本，后因残缺，宋曾巩、姚宏、鲍彪、元吴师道、清黄丕烈等续有补注本。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汇注本，并附马王堆汉墓出土有关帛书，颇便参考。
《战国策》中的语言论辩艺术
《战国策》中记载的纵横家们驰骋辩说、议论风发之辞，可谓“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或三言两语一针见血，或长篇大论纵横捭阖，或单方陈词条分缕析，或双方对辩词锋凌厉，呈现出蔚为奇观的论辩风采，其艺术特色和技巧对今天我们辩论、演讲、谈话以及回答他人提问仍有借鉴价值。
第一，言语有气势，善用铺张。铺张，即把事物各个方面尽可能全面而广泛地论列陈述。无论是演讲还是辩论，言语表达全面缜密、有自信、有气势，会让对方知道你是有备而来，不敢稍加怠慢，从而加强说服力和感染力。《战国策·秦策一》记载了苏秦游说秦惠王的话：“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肴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这段话用词华丽，颇具气势，充分显示出苏秦对秦国各方面情况有着详细的研究和透彻的了解，从而增强听者对他的信任和好感。
第二，恰当地引史据典。言论讲究有理有据，有理就是讲道理，有据就是摆事实。无论古人还是今人，都提倡从历史的经验中获得启示，找到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因此，一个人如果能恰当地运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人物和事例作为论据，并信手拈来古代的经典名句作为道理，不仅可以使自己的言辞更具说服力和真理性，同时可以展现自己渊博的才学和谦谦君子的风范。据统计，《战国策》中引用古人的事迹达143次，像苏秦在游说秦王时，就举了神农、黄帝、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和齐桓公的例子来证明要统一天下，非战不可。而《战国策》中纵横家们引用《诗经》《周易》《尚书》《春秋》等典籍中的句子和生活俗语来讲道理的也随处可见。这些名句和俗语不需要过多的分析和讲解，听者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效果上起到了以一当十的作用。
第三，巧妙运用意深趣浓的寓言。寓言，就是用假托故事或以物拟人的手法，使人从中获得启示。在论说中我们不仅要认清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要考虑对方心理和承受力，避免事与愿违，而巧用寓言说明道理则是达到目的的最佳途径。《战国策·燕策二》中记载赵惠王将攻打燕国，苏代为燕国阻止惠王出兵，惠王对苏代的劝说必存戒心，这为苏代的劝谏设下障碍。若直言相劝，恐难以消除惠王的防备之心，甚至可能被当作敌人对待。于是苏代以“鹬蚌相争，渔者得利”的寓言，形容燕、赵和秦三国的关系，让惠王思考其中的道理：攻打燕国对赵国百害而无一利，最终燕赵只会如鹬蚌一样落入渔父强秦之手。惠王听后放弃了出兵的念头。
第四，善用形象的比喻进行说理。有些道理直接阐述，难以把问题讲明白，而借助打比方则既提高了言语的表达效果，又便于对方的理解。《战国策·楚策四》中记载楚襄王不听庄辛劝告，亲信小人，荒淫恣肆，结果遭到了秦国的连年进攻，兵败地削。情急之下他又问庄辛如何是好。庄辛则用蜻蛉、黄雀、天鹅自以为没有忧患却终遭杀身之祸来作比喻，意在强调国君不应丧失警惕，而要励精图治才能保邦兴国，若一味贪图享乐和安逸必将身死国破的道理。三个比喻由小而大，步步紧逼，顷襄王听后“颜色变作，身体战栗”，其明理设喻之效，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钟岳文相关论文
根据下文，分析《左传》行人辞令与《战国策》策士辞令的联系与异同。
战国之文，既源于六艺。又谓多出于《诗》教，何谓也？曰：战国者，纵横之世也。纵横之学，本于古者行人之官。观春秋之辞命，列国大夫，聘问诸侯，出使专对，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至战国而抵掌揣摩，腾说以取富贵，其辞敷张而扬厉，变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孔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奚为？是则比兴之旨，讽喻之义，固行人之所肄也。纵横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也。”（章学诚《文史通义》）
译文：战国的文章，既说源头出自六经，又说大多出自《诗》 教，是什么意思呢？解答是：战国，是纵横术的时代。纵横学说，源出占代行人之官。看春秋时期的应对言辞，各国大夫访问别的诸侯国，出使独立应对，大概要文饰自己的言辞来表达意思罢了。到战国时就有击掌揣摩的事情，驰骋说词来取得富贵，他们的说词铺张扬厉，改变原来的样子而更加奇特，不可以说不是行人应对言辞的极致。孔子说：“诵读《诗》 三百篇，授予政事，却不通晓；出使四方，却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那么，比兴的含意，讽谕的意义，本来就是行人所练习的。纵横家一类，推究而加以发展，所以能曲折回旋而打动人情，精微委婉而善于讽谕。
1、联系
《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策士辞令虽呈现出不同风格，但二者有密切联系。是《左行》行人辞令开启了战国时代“纵横驰骤而酣畅淋漓的文风”，直接影响了《战国策》之“优雅的修辞及磅礴文风”。可以说，战国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左传》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中相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气势咄咄逼人的辞令，成为战国策士辞令的先河。
2、相同之处
《左传》和《战国策》都继承了孔子的“诗教”观，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两者的辞令，都服务于国与国之间的外交。
3、不同之处（笔者学力有限，在论述不同之处时没有很好地结合章学诚《文史通义》进行分析，建议大家自己组织答案）
（1）时代政治背景不同
春秋时期，诸侯国宗周王、论宗性氏族、尊礼重信、严祭祀、重聘享、宴会赋诗、赴告策书。到了战国时期，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春秋时期的主流是诸侯争霸，霸主联合一众盟友与其他阵营对抗；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小国纷纷被吞并，最强大的七个国家彼此间的合纵连横成为这一时期外交的重点。春秋时期，列国外交人士常常是本国贵族，效忠于本国，各国外交策略变化较少；战国时期，士人往往追求自身富贵，不固定效忠于某国，各国外交策略频繁改变......
（注：宗周王指尊崇周王；重聘享指看重聘问献纳；宴会赋诗指在宴会上引用《诗经》来言志）；赴告指各国以崩薨及祸福之事相告，前者称"赴"，后者称"告"；策书指周天子分封诸国时的册命书。合纵连横：战国时期的七个诸侯国之间，弱者联合起来以对抗强者，称为“合纵”；强者拉拢弱者以遏制其他强者，称为“连横”。）
（2）目的不同
不同的时代政治背景，导致《左传》与《战国策》辞令的目的不同。正如章学诚先生所说，春秋的《左传》，其辞令只是为了文饰自己的言辞来表达意思罢了。而战国的《战国策》，其辞令则是纵横策士用以谋取个人财富地位的手段。
（3）风格不同
目的不同，《左传》与《战国策》的辞令表现出的风格自然不同。
《左传》的行人辞令含蓄委婉，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在论辩过程中，《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
《战国策》的策士辞令纵横驰骋，雄辩恣肆而又浅显生动，富于形象性。《战国策》的辞令与《左传》谦恭文雅、道德礼义的辞令有很大不同，为了打动人心，往往无所顾忌地分析形势，直陈利害，甚至不惜张大其辞，危言耸听。说者在分析利害时或抓住一点，尽力发挥，诱使对方上钩；或虚张声势，极力渲染对方的不利地位，使其听从安排；或故作惊人之语，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再详加辩析。《战国策》的辞令词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文中常常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及夸张、比喻等手法，造成淋漓酣畅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
4、评价
《左传》行人辞令和《战国策》策士辞令，一个含蓄委境、典雅从容，一个纵横驰骤、雄辩恣肆。虽然它们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不同、写作的目的不同、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都对后世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陈才训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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