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塔尼的白和蓝：1791-1800【序章】

【 序章 . “阿曼上校”：舒昂党的诞生】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将以我的剑和生命服务法国君主” George Schaffner（/ Schafner），1757-？

位处布列塔尼东部的伊勒-维莱讷（Ille-et-Vilaine）副省会富热尔算不上一座大城市，四周绿野环绕，城中古堡森森。镇中心的绿地广场上是形制古朴的富热尔初级法院，建筑前伫立着一座人物铜像。

很罕见的，雕像基座上的铜牌标志除了法语还有英语，解释1942年的战争期间，这座雕像曾被占领的德军溶掉；1993年，布列塔尼地区议会联合富热尔市政厅和一些民间纪念组织，筹款聘请布列塔尼本地雕塑师Jean Fréour重铸雕塑。其中一多半捐款来自一个美国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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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座上的刻字如下：

Armand Tuffin marquis de La Rouërie， Héros de la Guerre d'Indépendancedes Etats-Unis d'Amérique； Défenseur de l'Identité bretonne Fondateur de l'Association Bretonne 1751-1793 “Armand Tuffin marquis de La Rouërie， 美国独立战争的英雄， 布列塔尼定义的维护者， 布列塔尼联会的创立者， 1751-1793”

对很多人来说，“布列塔尼联会”（l'Association Bretonne）和“拉胡维耶侯爵”（Marquis de la Rouërie）都是过于陌生的名词。但很少有人不知道拉胡维耶的昔日战友和同乡好友：拉法耶特（La Fayette）和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同样，比起“布列塔尼联会的创立者”，或许另一个的说法更令人耳熟 ：“舒昂党的缔造者”。

因此不难理解，为何今天“拉法耶特侯爵”的名字家喻户晓；布列塔尼之外，“拉胡维耶侯爵”的名字则成为类似禁语的存在。

夏多布里昂和拉胡维耶是老朋友。前者尚未出国加入流亡军之前，常在布列塔尼老家见到拉胡维耶。以及他美丽的表妹Thérèse de Moëlien：“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家族之外的美人”。之后夏多布里昂启程去美国，拉胡维耶写信将他推荐给自己的另一个老朋友：乔治 华盛顿。尘埃落定很多年后，夏多布里昂在她的著名回忆录中写下这样的形容：

“作为拉法耶特和洛赞（比隆公爵）的同袍，罗什雅克兰的前导者，拉胡维耶侯爵比他们更传神：他比第一个战斗的更多；像第二个一样曾从剧院中诱拐了一个女演员；本应该成为第三个的战友。他和一个美国少校穿行在布列塔尼的森林中，马鞍后坐着一只猴子。雷恩的学生们热爱他，因为他大胆的举止和自由主义的观点：他是十二个被关进巴士底的布列塔尼使者之一。他的身形举止都颇具风度，饱有气魄，面容迷人，酷似联盟（la Sainte Ligue）中年轻贵族们的肖像”。

拉胡维耶有一个过于狂野不安的青年时代。十七岁的拉胡维耶从布列塔尼来到巴黎的叔父家“完善教育”，年轻人的冲动和激情立刻引起一桩极富有戏剧性的“家庭风波“：拉胡维耶的叔父晚年丧妻后迷上一个年轻的女歌剧演员，遂成为她的长期“赞助人”。初来乍到的拉胡维耶不知内情，也迷上同一个姑娘。屡次被拒的年轻人为相思所苦，某天夜里搬来一座梯子，翻进心上人的房间热情示爱。姑娘吓得花容失色，回过神来立刻斥责他的莽撞无礼。两人正在拉扯，拉胡维耶的叔父碰巧来访……年轻人仓皇翻出窗户狼狈逃走。而拉胡维耶的叔父发现姑娘房中有人，以为遭到背叛，悲愤之中不听姑娘的辩解，连夜收拾行装回到布列塔尼老家。至于他同样伤心欲绝的侄子，则一路冲出巴黎冲向一座苦修院。

几周后，拉胡维耶郁郁寡欢的叔父散步时偶然经过一片修院的农田。他的目光望向几个举着锄头耕作的试修生时，诧异的在其中发现了侄子的身影。听完侄子的一番叙述，两人这才恍然大悟，二人急忙重返巴黎向姑娘道歉。拉胡维耶的叔父也和情人合好如初。

经此一事，归来的拉胡维耶行为毫无收敛，很快成为城中出名的浪荡子：他向花卉师学习插花，在剧院里登台献舞，向所有风流的交际花求爱，争风吃醋引发的各种公开或私下的决斗如同家常便饭……年轻人的轻浮不羁终于引发严重后果：一次决斗中，拉胡维耶重伤了国王的好友和堂亲Bourdon-Bousset伯爵。早就不满拉胡维耶的种种出格举止和不断在城中激起的风言浪语，愤怒的国王有意将他治罪，甚至考虑要处决他。在家人的安排下，拉胡维耶连夜逃到日内瓦暂避风头。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几乎所有不安分的年轻欧洲贵族都被倾倒到新大陆。出于自愿和家人的敦促，拉胡维耶也启航渡海，有意通过战场上的荣誉洗刷他的动荡过往。

拉胡维耶英语流利，抵达美国后很快和华盛顿成为好友。在美国的La Rouërie被叫做“阿曼上校”（Colonel Armand)，因为除了华盛顿，他的多数美国战友不会念他的姓氏。因为军官职位一时没有空缺，拉胡维耶自费组织起一支龙骑兵团，用他的激情和法语，英语以及“足够交流”的德语四处招揽兵员。

似乎“多元文化”成为现代美国的标志之前，拉胡维耶已经开始实践：他的部队中使用各种语言，士兵和军官来路不一，通常是其它军官不愿接受的棘手货色，而拉胡维耶几乎来者不拒——难道他自己不也曾是被“主流社会”侧目的“残次品”之一吗?——这支格外“多元化”的兵团叫做“阿曼的部队”(La légion Armand)。

“阿曼的部队”常让美国军队中循规蹈矩的德国军官们侧目，抱怨无论军官多么出色，这支部队本身都难堪重用：军官全部是外国人，兵员主体是逃兵和一些三教九流的人物，完全是一伙乌合之众。但是阿曼上校知道怎么使用他的部队：最大化的利用各个小队机动性高、独立性强的特点，向敌人发起灵活凶狠的突击……这样的战斗方式多年后会在他的故乡重现。

“阿曼上校”和他的部队活跃在美国的各处战场。拉胡维耶名下有九场战役，时常与之后来到的拉法耶特并肩战斗，也是第一个进入约克镇的军官之一。此外，“阿曼的部队”的所有装备和经费，几乎全部来自他自己的资产和借贷。

战争结束后，拉胡维耶获得美国军队的准将军衔和辛辛那提十字勋章，华盛顿特地写信感谢他在战争中的贡献。为庆祝胜利，法国国内也举行了各种盛大庆典。其间最耀眼夺目的英雄形象无非是拉法耶特，完全看不到拉胡维耶的身影。

因为此时的拉胡维耶仍然在美国。他“第一个渡海，最后一个回国”：直到确保自己的所有部下和士兵都得到妥善安置，拉胡维耶才启程返航。等到他终于返回法国，国内的狂欢已经结束，人们的激情也已褪去。所有荣誉和职位都已经分发干净，什么都没有剩下。

不过至少拉胡维耶能洗脱年轻时的轻狂污名，国王也慷慨的原谅了他曾经的过失，并为他在美国的表现颁发了圣路易十字。除此之外：“他从美国什么也没有带回来，除了辛辛那提十字，五万法郎的债款，一个战斗期间结交到的，叫做沙夫讷（Chafner）少校的朋友，以及他最好藏起来的过于笼统的平等观念”（G. Lenotre）。

这个“格外英俊”的“沙夫讷少校”本名叫做George Schaffner。“George  Chafner”是他在法国的名字。因为法国人不会念他的姓氏，而沙夫讷从来没有学会足够交流的法语。久而久之，沙夫讷也接受了这个“法国名字”，在法国签署文件和信件时署名总是“George  Chafner”。

沙夫讷的父亲是一个来自德国的染匠大师，凭借高超手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兰开斯特攒下一份富足的家业。沙夫讷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姊妹，几人在一间改革宗教会领洗，并在当地的教会学校接受了启蒙教育。沙夫讷将成为舒昂战争中第一个重要的改革宗（\新教）面孔，但不会是唯一一个。（*为他洗礼的牧师就是Philip William Otterbein，日后成为Church of the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c的创始人）

1776年三月，“革命”的风吹遍美国，19岁的沙夫讷和二哥一同应召入伍。经过几个月的仓促训练，这支装备低劣的部队被派往前线。八月的长岛之战中，宾夕法尼亚的部队在败军之际浴血奋战掩护主力部队撤退，避免了更大的灾难。

沙夫讷的二哥服役期满后便退伍返乡，协助母亲打理家业。沙夫讷则选择留在军队。经过几场大小战役，沙夫讷迅速晋升到少校，不久后因为会说德语，被调到一名瑞士军官部下。次年二月，这名瑞士军官把自己的指挥权转卖给刚来到美国，正在军队中寻求空缺军职的拉胡维耶。沙夫讷就此邂逅了将影响他一生的法国长官。

两个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很快发展出超越上下级的友谊。他们之间的交往简单直率：不通法语的沙夫讷既不知道拉胡维耶在巴黎的轻狂名声，也不了解他繁长姓氏的来历和头衔封号。他认识的拉胡维耶只是英勇无畏的 “阿曼上校“，以近乎天真的热情与信任接收所有“残次品”和“法外之徒”进入他的部队，以诚意和荣誉对待所有人……多年来两人并肩战斗，分享过所有胜利和失利的时刻，因此当拉胡维耶回到他的布列塔尼庄园时，沙夫讷出现在他的身边似乎并不令人意外。

这时是1784年。很难说沙夫讷来法国的初衷是定居，但肯定是因为他的法国朋友：两人都热衷狩猎，尤其是猎狼。战事稍缓时，两人常在林中骑马共猎。拉胡维耶必然曾向他的美国朋友提起过家乡的森林，盛情邀请他战后一同前往。年轻的心总会向往更广阔的世界，沙夫讷欣然接受了朋友的邀请。

拉胡维耶回国后不久，他的母亲担心骤然闲暇下的儿子重回老路，为他谈下一桩极其优越的婚姻。婚礼上，沙夫讷少校作为证婚人和伴郎出席：新郎是“侯爵”，富有新娘的漫长名号以“最可敬和最强大的”（“Tres haute et très puissante”）开头，婚宴上汇聚了布列塔尼老牌贵族们……这样的环境中，沙夫讷显得很自如。或许因为他几乎不会法语。某个认识他的法国夫人会说：“当人们不明白一个人时，总会自然而然的把他的意思往好处想”。也是在这场婚礼上，沙夫讷邂逅了拉胡维耶的表妹Thérèse de Moëlien。

这桩婚姻没持续多久便以羸弱新娘的病逝告终。为安慰伤心的表哥并协助他打理家务，Thérèse de Moëlien作为管家搬进拉胡维耶的庄园。不少人说Thérèse de Moëlien和她表哥关系暧昧，其实女孩的浪漫故事的对象是她表哥身边那个英俊的美国少校。Thérèse de Moëlien与沙夫讷朝夕共处，常与拉胡维耶一起骑行狩猎。似乎Thérèse de Moëlien与沙夫讷已经订了婚：沙夫讷把自己的辛辛那提十字勋章送给了Thérèse de Moëlien。姑娘用一条缎带穿过这枚十字，总是系在颈间。有些不知情的人以为这枚勋章是她表哥的。

数年间，法国的气氛日益紧张。1788年，国王和立法院的冲突中，拉胡维耶和布列塔尼议院一同站在立法院的一边。从立场上来说，拉胡维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一个共济会成员，一个革命者和保王派。或者更准确的来说：改革者和保王派。

当年五月，布列塔尼议院派遣十二个代表前往凡尔赛陈情。拉胡维耶是其中之一。国王拒绝接见使者，一行人被关进巴士底狱（七月十四日！）。囚犯们被关押期间，所有费用都由布列塔尼地区议院承担。为表明态度，布列塔尼议院慷慨出资，务必确保囚犯们的牢狱生活舒适合意：囚犯们每天都能接受任何人的探视；其中一个使者的儿子住在巴黎，他被允许在父亲的牢里过夜；布列塔尼议院还往监狱里送去二百多瓶红酒，狱吏们更对他们的囚犯有求必应，甚至为“愉悦布列塔尼的先生们”，往狱中搬进一座台球桌……！“革命摧毁了古老的监牢，很快又建造起其它二十座更坚固的，它们的狱吏们毫不在意囚犯的'愉悦'”（G. Lenotre）。最后，这场纠纷由立法院的胜利告终，回到雷恩的拉胡维耶一行人受到如同英雄般的热情迎接。

1789年，三级会议成立之初，布列塔尼议院认为新的选举方式有违地区宪法，与中产阶级冲突激烈的贵族也不满第三级代表的人数太多，拒绝派送代表参与议会。布列塔尼议院试图以消极抵制表示抗议，装作布列塔尼仍然是一个独立的“邦国”……拉胡维耶尽力游说议院的每一个贵族成员改变想法，他的努力毫无用处 ，只好“被迫回家去种白菜”。

与此同时，来到巴黎的布列塔尼的第三级代表们正在极活动。他们自发组成“布列塔尼俱乐部”的松散团体，会议之余聚集讨论时事。这个小团体很快吸引来其他观点相近的各地代表，进而演化成雅各宾俱乐部。

八月4日废除封建制和阶级特权的法案毫无疑问来自“布列塔尼俱乐部”的推动 ，但布列塔尼的代表们对是否支持废除省份特权显得犹豫不决。最后他们屈服于会议中的“多数意见”，心怀侥幸的将具体实行交由本省决断……布列塔尼议院断然拒绝服从，宣称法案有违布列塔尼的安娜和法朗西斯二世联姻时的盟约。巴黎对这个两百年前的盟约毫不以为然，布列塔尼代表们的抗议遇到的是三级会议主席米拉波伯爵（comte de Mirabeau）的威胁：“你们是布列塔尼人吗？这是法国人的命令！”("êtes-vous Bretons ? Les Français commandent!")

无论任何时代，这样的言辞都足够成为宣战书。布列塔尼的情况尤其敏感：在征服和被征服的年代，布列塔尼并没有“被征服”过——她的本体早已不复存在，但她的意识从未消亡。不过巴黎在激怒布列塔尼的所有贵族之前，已经得罪了布列塔尼的所有农民：从革命中获益的新地主们并不比老领主更好，佃农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甚至每况愈下。让这些积压的不满达到顶峰的则是1790年的宗教法案，而完成激发武装反叛的最后推动工作的是来自巴黎的特派员们——布列塔尼的“反革命联盟”由两个看似不可能共事的“阶级”构成：贵族和农民。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的关系并非依附而是“协作”，这在一些地区（比如莫尔比昂）和舒昂战争的后期更加明显。

身处风暴中心，这个时期的拉胡维耶仍然和华盛顿保持通信，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最畏惧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是两件事：乱政和暴政。每个人都自称是天才并且相信自己是立法者”；他也抱怨“贵族们执着于特权，教士们如果多些勇气，少些私生子就能自吹自擂”，“……这不是您的国家获得自由的方式”。

面对内忧外患，拉胡维耶决定自己解决。 “布列塔尼联会”（l'Association Bretonne）由此诞生：“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重点致力于使用最缓和的方式重建君主制，挽救省份和私人财产的权利，以及布列塔尼的尊严”。

一年之间，拉胡维耶的运作成果格外惊人。“布列塔尼联会”的据点遍布布列塔尼的每个地区，参与者来自各个阶层，形成一张缜密的庞大网络。他认为国王已经成为国民议会的傀儡，转而寻求流亡海外的亲王们的支持。拉胡维耶数度冒险出国，获得了普罗旺斯伯爵和阿图瓦伯爵的支持和正式授权，从而能够名正言顺的“奉旨造反”……与此同时，很少见到如此轻信的“阴谋分子”：一个长期潜伏在拉胡维耶身边，参与聆听了组织的所有“机密”的“朋友”其实是个“双面间谍”。对方将自己知道的全部细节转述给乔治 丹顿。起初后者对法国是否能抵御同盟国的攻击信心不大，试图与拉胡维耶沟通“合作”，确保即使战争失败，至少能维持君主立宪制保有“革命的果实”。直到瓦尔密之战的胜利……接下来的是叛徒的工作。（无论布列塔尼还是旺代的保王党，从来没有改掉轻信的顽疾！）

1793年一月，布列塔尼联会拟定的起事日期前夕，拉胡维耶感染肺炎，得知国王被处决的消息后病情加剧，于一月30日离世。得到消息后从伦敦赶回来的拉夫讷只来得及和医生一起把他秘密埋葬。叛徒则通知了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死者的尸骸被挖出并斩断了头颅。

随后的清算中二十七人被捕，“每个布列塔尼的老牌贵族家都失去了至少一个成员”，这些人被关上一座囚车送往巴黎受审。六月17日的审判后，十五人被判处死刑，当日执行。

被处决者中包括Thérèse de Moëlien。审问中法官问她，拉胡维耶是否策划要烧掉三座镇子，并杀死所有居民。她笑了：“如果我表哥是那种人，他会有这么多朋友吗？”

这是布列塔尼丧失地方裁决权后的第一场大型审判和处决，打从头就是一场“演出”，意图向观众展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力量：处决当日人山人海，街边的住户纷纷出售自家窗前位置最好的最好“看台”，还有不少向“观众”销售饮品的商贩。拥挤的人群等待了三个小时，只为围观一场二十五分钟的“戏剧。Thérèse de Moëlien的年轻美丽在围观者中引起一片惊叹。她拒绝剪短长发，登上断头台前将头发盘起。那枚从不离身的辛辛那提十字似乎被行刑人收走，自此下落不明。

大规模的逮捕开始前拉夫讷已经折返伦敦，他的姓名被列上了通缉犯名单。听闻巴黎的审判和处决，拉夫讷立刻启程返回布列塔尼。

如果拉夫讷只是拉胡维耶的“食客”，此时最明智的决定无非是留在英国，或返回美国。毕竟他的两个兄弟都在老家，生活稳定富足——并且，请试想一个荣获了辛辛那提十字勋章，亲身参与过两个国家的革命的人物可能在小镇上引起的轰动！届时必定有不少好事的记者为他写下虚实掺半的报道或“传记”。沙夫讷的前半生已足够让他成为地方名人留名史册。

但拉夫讷是不折不扣的“同谋”，他和拉胡维耶共同策划了布列塔尼联会。1793年一月底，路易十六世被处决三天后，拉夫讷从伦敦发出的一封信的结尾处写道：“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将以我的剑和生命服务法国君主”。

这样的宣言未免使人产生时空错乱感：“美国公民”和“法国君主”有什么联系？……总之，沙夫纳返回布列塔尼后，他在历史记录中的痕迹就此中断。没有人能确定他之后的命运：是否他死在随后的某一场战斗中 ？还是被捕后成为“国家浴场”的受害者之一，消亡在卢瓦尔河的波浪下？

但是布列塔尼的森林会记得，三个朋友在繁密的树木间结伴骑行的画面。

沙夫纳就此不着痕迹的消失在时代的风暴中。大洋的另一边，除了沙夫讷的两个兄弟，他的同乡也在寻找他的踪迹。一个多世纪后，人们在拉夫讷的一个哥哥的图书馆中发现一本讲述“拉胡维耶阴谋”的法语书籍。阅读者在1793年六月17日的处决者名单一页做了标记，似乎试图于字里行间寻找兄弟的下落。或许他看过名单后会松一口气，因为其中并没有自己兄弟的姓名。他不会太过留意“Thérèse de Moëlien”的姓名，也不知道这个布列塔尼贵族女孩几乎成为他的弟媳……

……

像沙夫纳一样的“漏网之鱼”还有很多，因为“罗列出这个组织（l'Association Bretonne）中的所有人员相当于数遍整个布列塔尼”：1792年的五旬节（五月27日），拉胡维耶曾召集布列塔尼联会的所有军官前来聚会。就像他在美国组织的“阿蒙的部队”一样，当天在座人物的身份和境况同样千差万别——巴黎亲王塔尔蒙，私盐贩子若望 舒昂(Jean Chouan)，自耕农Pierre Guillemot，退役海军军官布奥迪（du Boishardy)，美国老兵沙夫讷；老成稳重的索尔斯伯爵(Comte de Silz)，年轻无畏的泰坦尼亚克骑士（Chevalier de Tinténiac）；还不到十六岁，只能算是孩子的布瓦济(du Boisguy)和庞培阳（de Pontbriand）……这些此时尚不为人知的名字足以讲述整个舒昂战争的历史。

拉胡维耶向他们陈述了组织的目标和要旨。乘着激荡的情绪，他要求在座的每个人都许下庄重誓言，致力于这一目标到至死方休。

“……当然这时没有人预见到，他们许下的誓言将会把他们与长年累月的苦工相捆绑，他们将经历最严酷的匮乏，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无栖之冬，无休止的悲惨，藏身密林之中，像野兽般被追捕……这天在座的多少人将倒在荒郊野外？此时相聚的多少人将在死亡中重逢？舒昂党诞生了，伴随着英雄气概和长久的绝望，以及不为人知的灾厄——同样也伴随着恢弘气节，因为没有一个人打破他们当晚发下的由首领的一时激情造出的誓言。这是一个拿破仑永远没能击败的力量：二十五年后依然能发现他们的踪迹，风霜满面几乎不能辨认，仍不知疲倦的带领他们的小队伍活跃在省内”。（G. Lenotre）

这几乎算是一个历史奇观。1791年随拉胡维耶起事的布列塔尼联会创会成员中，从十五岁到五十岁，从1793年到1815年，甚至直到1830年：没有一个人打破他们当晚发下的誓言。

拉胡维耶不复存在，但是布列塔尼已经开始燃烧。

现在回到1793年的春天，一桩几乎颠覆新生共和国的惊天 “阴谋”似乎已经消弭于无形，然而西部再也无法彻底恢复平静。三月12日，卢瓦尔河南岸的安茹小镇圣弗洛朗发生抗议征兵令的骚动。次日，雅莱的教堂钟楼上响起集结的钟声。阵阵钟声很快响彻安茹和普瓦图的城镇和森林，短短数月之间，旺代遍地反旗如同野火燎原……“那是场尤其惨痛的战争，因为交战双方都是法国人”（某保王军老兵）；然而在另一方的叙述中：“自由人从奴隶手中获得自由！这不革命（Ce n'est pas révolutionnaire）！”（1793年十月，Merlin de Thionville针对邦尚宽恕五千俘虏一事的报告）

但是，难道人造的派系之别真的能分隔开发于心灵的情感？难道法国真的能一夕之间骤然回到将人划分为“公民”和“野蛮人”，“自由人”和“奴隶”的古典时代？难道举国上下除了“人民”和“良善公民”，其余统统是必须被镇压的“人民之敌”和“反革命”？

甚至很多“公民”也不相信这种区分。那个时代的人们仍记得“法兰西”先于“共和国”存在，对真正爱她的人来说，所有好的和善的都是“法国的”，无论“蓝”或者“白”。而西部这场旷日持久的不幸内战，揭示出一个最真实的“法兰西”：她所有最恶劣和最好的，最阴暗和最光荣的形象都暴露在阳光之下……接下来即将讲述的是人的故事，无分“白”或“蓝”。

*  G. Lenotre书里的部分内容不准确，这里只摘录一些评述。G. Lenotre是个民族主义者，不是保王派/亲君主制，对一些人物和事件的陈述上立场非常强烈。

* 警告后面有吹"蓝"。不过我无法把某些“旧王朝时是保王党，革命时是雅各宾，一帝时是波拿巴派，复辟时是保王党/正统派（+ 七月王朝时是奥尔良派）”的人等算作“共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