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测验

民意测验
如果可能,我也希望这只是一个故事而不是真实事件。
人类有时候真的会变得很恐怖。
我的初中有一个叫做民意测验的东西。
它的来头要从最开始说起。
我的初中,每个班主任带两个班级,我的班主任是一位谈不上和蔼可亲的中年女士,或者说是中老年女士更加恰当。她教英语,是十八,十九两个班级的班主任。授课生动有趣,倒是一位蛮出色的英语教师。
初一的生活没有什么两样,同所有的班级一样,大家都过着平凡的校园生活,这一切大概要从初二说起。班主任将十八,十九两个班完全的重新分配开来,而分配方式,则是按照学生的成绩排名。
两个班最初大概都有六十人,重新分配以后,前七十名去了十九班,后五十名守在十八班。当然,这种分班方式被五十名家长齐声反对,班主任以“便于更好的因材施教”为理由,又加上剩下因此而受益的七十名家长们的支持,还是让这样的分配方式贯彻了下来。现在想来,我也终于能够理解为何本来的平均人数变成了七比五,终于明白为什么“优等生”的人数反而要比“差生”多了。这样的博弈,确实十分精巧。
不过这样的分配,就难免要作出一些牺牲,将一些并不能称得上“优等生”这样的头衔的“差生”们放进十九班里“为害一方”。可能也正是因此,成绩不好的我也侥幸被安排进了十九班。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通过另一种手段慢慢改善,于是,便有了今天要讲的主要内容:民意测验。
民意测验(public opinion poll),是指收集民众对某种事物的看法、意见和态度的调查方法。这是我方才才在网络上搜索来的解释,当然我们当时并不理解这种东西,班主任告诉我们,每周都可以拿出一张小纸条,在上面写下某个同学的名字,检举他的“恶行”,最后计票表决“坏学生”并且联系他的家长,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最后让他自己搬着他的桌椅,回到十八班。
给学生以生杀大权将会如何?
起初大家犹豫不决,不知道要如何行使这样高贵的权力,可通过几次的实践活动以后,同学们渐渐掌握了使用它的技巧,他们终于可以在周五的自习课上拿出一张纸条,心安理得的在上面写下“某某某讲脏话”“某某某打人”“某某某欺负同学”这样的字样,负责组织的班长在讲台上打开纸条,大声的读出这些控告,副班长或者是什么人在后面的黑板上大大地写下这个人的名字,在他名字下面画起了正字。
最开始是这样,大家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除了被写在黑板上的人以外。当然,他并没有自我表达,自我解释的权利,控诉白纸黑字,一张张写在纸上,画在黑板上,有时候我看到平日里调皮捣蛋的“坏学生”也眼眶发红,在老师面前苦苦求饶的惨状,心中也会暗自窃喜。后来就更甚,同学们已经不满足于这样的检举,于是纸条上的字变成了“某某某大吵大闹”“某某某十分讨厌”这样无厘头的话,再后来他们干脆也厌倦了这些,“某某某无恶不作”“某某某罪大恶极”这种词汇开始出现,到最后,那些本不该留在这里的“差生”被清洗的差不多以后,这样的活动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反而却迎来了高潮,好学生骨子里调皮的天性也促使他们开始对其他人恶语相向,无端迫害。“某某某上课脱鞋”等无中生有的诋毁也层出不穷,有时候玩笑话说腻了,便直接写上人名,不加任何批判,也依然算作有效的一票。
但我觉得本质上的东西没有变,投票的原因,自始至终就一直都是“我看你不顺眼”。其实想来也是,那时候确实没有什么是比影响好学生学习情绪更加罪大恶极的事情了。只要上榜票数足够,便是无需任何审判的死刑,他们将会在这个班级永远的消失,在底层的社会里苦苦挣扎。
当然了,成绩优秀但是比较调皮的学生也是有的,他们中有的和其他好学生走的很近,便也安逸的无需自我担心,有的和“差生”们玩在一起,自然会榜上有名。事实上他们也不必担心,因为他们的成绩确实优秀,老师还是看成绩说话的,最多也就让他们在十八班待几周作为惩罚,也走个形式,就把他们又带回来了。
没人反抗,当然,那个时候的大家也都不以为意。身为“好学生”的同学从来不会害怕自己出现在那个名单上,他们做的只有每周五撇撇嘴,相互交头接耳一番,“今天写谁?”“你写了谁?”“写的什么?”然后在投票过后分享举报心得而已。
我无动于衷,直到我后面的人都消失在这个班级里以前,直到那天我终于出现在黑板上以前,我无动于衷。甚至以此为乐,积极地参与着这场迫害行动。
当自己的名字被大声读出来以后,当黑板上那个正字越写越多以后,我才得以体验到这样令人抓狂的感觉,令人心肺停止,满目绝望的感觉。我搬着我的桌子,一步一步地走到讲台前,深深的低着头,对着老师哽咽地说了一句话:“可以听我解释吗……”
“快点,不要耽误大家的自习时间。”班主任只是淡淡的这样说着。听到这句话,我仿佛察觉自己身后紧紧盯着我的数十双眼睛,正盼望着看我出丑,等待着这样的场面,不耐烦地叫喊着“就是呀,不要在这里影响大家学习啊,你怎么这样废物呀。”
我不敢回头,但我马上又清醒了过来,其实没人在看我,他们对我这样的人根本不屑一顾,所有人都在认真的埋头学习着,我的去留,正如每天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数十万个出生,数十万个死亡一样,只不过是一件毫不相干,又平淡无奇的事情而已。
我还有很多不甘,我还有很多问题,我想问老师“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但是这样的问题我自己都可以回答,不能,这是规则。
而我的到来,也同样不被期待着,这里的眼睛,甚至都没有一丝光亮。
所幸的是,后来的不久,马上要进入冲刺复习阶段的时候,班主任为了培养“仍然有培养价值并且也不是那么调皮的”学生们,在最后一次分班中给了我和其他几个“中等生”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见到这样的“特赦”,我们感激涕零地搬着桌子坐到了大教室的最后一排,得以重见天日,奋发图强。
后来班主任因为顶风作案,在教育局严查的时候给全班人收钱补习,被教育局约谈。听说她在面对教育局的问话时用笔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各种荣誉和资格,风风光光地走了,谁也没拦下她。
至此,持续了一整个学期的民意测验就结束了,新任的班主任也是一名英语老师,维持着这畸形的两个班级,带领大家走向中考。
不得不说,前班主任这一系列的管理,确实真的有了效果,我们班一跃成为学校里成绩最好的班,十八班也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最差的那个,我仍然暗自庆幸着自己的侥幸,也丝毫没有考虑到身处十八班那些人的命运,我们两个班早早的就失去了交集。
其实还有很多话可以说,譬如说即便是在十九班里,座位也是按照成绩排名分配的,最前面中间的十六个座位属于前十六名,最后两排的座位永远属于我们;又譬如说许多老师们对待两个班级的教育态度完全不同(尽管实际上也应当如此),有的老师仍然认真负责的对待十八班的同学,教他们努力。教他们不能自己放弃自己,但说到底仍然无济于事,不过我心中还算敬佩这样的老师。
中考也算是顺利的考上了最好的高中,虽然只差那么两分就能少交几万学费,不过我们家本来也没抱着我能够考上那个指标生的档次。直到今天,我已经几乎忘却了初中的那段日子,我只知道每个人都有调皮的一面,大家也很容易被操控,但大概是因为童真,即便有这种恶劣的制度,同学们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敌视,曾经有一次因为排考场和十九班所谓的好学生坐过同桌,我觉得他们大概也不坏。只是不知道他们当时,如今是不是也能这样肯定我们这样的人。
也不知道以后到了社会上是否还会有这样迫害,甚至引导其他人迫害别人的人。
我知道的是有七十人,不,七十名同学和他们每个人背后的几位家长会感谢她,也有很多人会继续支持这样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