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社会、社会心理学||《叙事的自我》读书笔记（二）

三、社会意义空间的叙事建构

身份认同是关系性的和集体性的，我的个人身份通过我认同于被他人认定的集体构成来说明，身份认同与一系列帮助它成为现实的差异联系。我们需要一种身份来行动，但实现认同的过程却又试图边缘化、贬低甚至是排除这种差异。不同的社会群体拥有不同的话语资源，进而形成不同的叙事模板。例如，城乡分化很严重的国家，贫困乡村的叙事大多是“念完初中就去打工赚钱、盖房子、生孩子”，富裕城市的叙事则多是“国外留学，然后做能够影响很多人命运的事情”。

不符合主流叙事的认知和期待的群体，会对现有社会身份秩序构成威胁，从而被社会主流群体贬为“他者”。被压迫的群体会因主流叙事无法解释、容纳他们自身的期待，进而挑战现有的叙事模板。身份政治便是一种挑战叙事模板的方式。主流叙事描述某些受害者是应得的，身份政治则指出，受压迫是因为世界不合理，社会通过文化、语言、分类等将受污名群体的结构性劣势合法化。身份政治所以通过重新定义“我们是谁”、“我们与他们的边界”等方式挑战主流叙事。身份政治希望得到承认的群体注意到，不被承认常与资源控制、政治和经济参与的排斥、机遇剥夺相联系，应让政治制度和社会空间具备更大的包容性，终结结构性不平等。

但身份政治的悖谬在于，将被压迫个体凝聚在一起的正是污名，所要求承认的群体特殊性本身也可能是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产物，承认这些非群体本质属性的身份可能会增强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依赖。需要注意的是，承认的目的不是指向无休止的区别对待或优先考虑，而是回到考虑差别的平等关切的基准上。如果从寻求承认和平等尊重走上无休止地寻求地差别和优先对待，进而对其他人或群体的利益漠不关心，身份政治将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

（一）认知不正义

认知不正义是一种与知识、理解和参与交往实践相关的不公平对待形式，如排斥、沉默，不可见，不被倾听，在交往中将其地位降格，使其不被信任或被工具化。认知不正义反映出文化、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象征资源分配可能是不公的。

认知不正义可以分为证言不正义和解释不正义。

（1）证言不正义是被赋予低可信度，如你因为是某个群体所以说的话不具备可信度。证言不正义将人降格为不够格的认知主体。权威的分配是不公平的，在个体自我认同的建构中，第一视角被赋予了权威。而在社会层面，不同个体/群体被赋予了不同的可信度：在专家系统中占据不同的角色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权力，是一种角色权力，如教师、法官、医生的专业权力；据一个人所属的社会阶层分配社会权力、依托于关于社会身份共享的想象运作的则是身份权力，如对男人、女人的刻板想象源于某一掌控话语阶层。权力创造、维持着某一特定的社会秩序，让某些人发声，另一些人沉默，赋予某些人/群体“过剩的可信度”，让另一些人拥有“匮乏的可信度”，进而增强或限制他们作为社会沟通和解释参与者的能力。

（2）解释不正义是无法找到恰当的话语资源解释经验，如上世纪女性遭受性骚扰可能无法找到语言解释经验，掌握权力的人对其经验有适当的解释，无权者没有相应概念资源描述经验，陷入无语。

（二）集体叙事

文化是故事的存储库，对于“我们将面临何种挑战”、“我们如何应对困难”这样的话题，文化通过民间传说、流行歌曲、诗词歌赋等“故事”呈现。主流叙事，即主导话语，能让社会中的个体得以理解所处的文化环境。主流叙事是一个文化群体共享的故事，告诉成员特定文化的内容，指导人们如何成为该文化所认为的“好”的成员。由此可见，叙事服务于巩固社会结构的文化的生成，提供了理解解释世界的常见方式。

叙事以话语实践的形式为组织中的人提供行使权力的背景设置，如掌权者常常会讲述一个关于权力及其合法来源的故事，让倾听者认同或是接受这个故事。结构主义者指出，叙事是某些权力结构的产物，且在意识形态上维持、复制着这些权力结构，如学校和社会团体颁布、评估和合法化叙事惯例。不难发现，集体叙事并不是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平等参与的，它涉及“谁享有叙事权力”，集体叙事可能会服从于特定个体/群体的叙事目的。

叙事的作用

叙事具有操纵人心的作用：（1）一些个体的故事被放大，从而成为所属群体的刻板印象，如精神疾病污名便来源于一些有恶劣行径的极端个体。（2）叙事能够通过情感语词、言语风格、符号等修辞将特定的行为/事件去道德化，掩饰罪恶行径，如PUA，《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李国华的言语。

叙事也能够通过修辞推动社会正义。修辞多诉诸情感的运用（在这里，理智和情感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彼此对立的），以处境化的方式邀请人们设身处地地考虑某些群体的待遇，思考他们与我们之间的不同是否能够构成差别化待遇的合理理由。

来自不同角度叙事的组合能产生从任何一个位置都无法单独获得的集体智慧。集体叙事通过阐明同一现实的许多不同观点、共享世界的存在，从而说明人类的关系、事实和事件的脆弱性。

（三）个体叙事

在现代社会，集体叙事不像传统社会那么兴盛，因为西方现代社会通过多种去到鼓励不同个体书写自己的故事，“集体”概念的真实性遭受质疑。个体叙事的出现于现代自我的探求转向内部有关。从传统到现代社会，叙事形式中集体叙事衰落，个体叙事增加；叙事内容中集体叙事也越来越多地强调个体在集体中获益，而非一味强调牺牲个体成就集体。现代社会的自主性和本真性思想号召个体不再被盲目定义，要在多重叙事的全球化语境中进行更高水平的个体叙事建构。

在我们被“抛入”这个世界之前，业已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类别，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规范。社会过程和社会互动将个体主体地位定在了先前的关系和结构中，这种定位规定了他是谁，他应当如何行动，规范通过社会想象渗透到个体的身份认同中。我们只能在规定我们与他人关系的社会条件中成为我们自己，社会结构及维持这种结构的主流叙事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塑造人的认同。然而，社会的定位不能完全决定我们是谁，人作为能动者可以将加在身上的规范性约束加以利用或改变，从而创造我们自身的认同。

（四）社会想象的转变

社会想象的转变有两种，一是自上而下的叙事对照，往往由一个社会的精英主导，通过不同视角的比对让处于劣势的视角产生负性自我评价进而迫使不同的叙事改变。譬如主导者让内卷的叙事和躺平的叙事进行对比，从而促使“躺平”产生“不好的”评估，迫使躺平的叙事变为内卷。

另一种则是自下而上的叙事抗争，通常来自草根阶层的叙事动员，要求主动改变令其感到羞辱的社会实践。譬如女性主义的产生发展对父权的挑战。

来源：

《叙事的自我：我们如何以叙事的方式理解自身》

张容南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