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兹中国》摘录1-绪说：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葛兆光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2月1版 2013年7月5印
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
引言：“中国”作为问题与作为问题的“中国”
这个“中国”是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还是一个具有同一性的历史单位？
它能有效涵盖这个曾经包含了各个民族、各朝历史的空间吗？
各个区域的差异性能够被简单地划在同一的“中国”里吗？
一个美国评论者指出，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诞生背景，是因为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国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族群关系日趋加剧的地区”
“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世界吗？
古代中国究竟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民族—文明—共同体”，一个浩瀚无边的“帝国”，还是从来就是一个边界清楚、认同明确、传统一贯的“民族—国家”？
有人试图以“民族”“东亚”“地方”“宗教”等观察立场，来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
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方法和立场本身，是否又过度放大了民族、宗教、地方历史的差异性，或者过度看小了“中国”尤其是“汉族中国”的历史延续性和文化同一性？
因为它们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只是来自某种西方时尚理论的后设观察，成为流行的后殖民理论的中国版，那么它背后的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如何理解？
如何尽可能地在同情和了解这些理论和立场之后，重建一个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
一 从施坚雅到郝若贝：“区域研究”引出中国同一性质疑
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中非常强调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
1982年，郝若贝在《哈佛亚洲研究》上发表《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区与社会的转化》，他提出，中国这八百年来的变化，应当重点考虑的是
（一）各区域内部的发展
（二）各区域之间的移民
（三）政府的正式组织
（四）精英分子的社会与政治行为的转变
此种研究的好处：
1.明确了区域间的经济、政治、文化差异
2.凸显了不同区域、不同位置的士绅或精英在立场与观念上的微妙区别
3.充分考虑了家族、宗教、风俗的辐射力与影响力
区域研究的方法，很大程度上，意外地引出了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的质疑
二 从亚洲出发思考：在亚洲中消融的“中国”
明治时代开始，追随西方民族与国家观念和西方中国学，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对于中国“四裔”如朝鲜、蒙古、满洲、西藏、新疆的格外关注，他们不再把中国各王朝看成是笼罩边疆和异族的同一体。这一原本只是学术研究的取向，逐渐变成一种理解中国的观念，并在二战前后的日本历史学界形成热门话题。
近年来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日、韩、中学术界出于对“西方”即欧美话语的警惕，接受后殖民主义理论如东方主义的影响，以及怀着摆脱以欧美为“普遍性历史”的希望，这种“亚洲”论述却越来越昌盛。
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他者”（欧美或西方）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
东亚、中国、朝鲜、日本，何时、何人曾认同这样一个“空间”，承认过一个“历史”？
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
以汉唐中华为历史记忆的文化认同，从17世纪开始瓦解。
丰臣秀吉
1587年：发布驱逐天主教教士令，宣布日本为“神国”
1592年：出兵朝鲜
试图建立一个以北京为中心的大帝国
德川时代的学者
对于“华夏”“夷狄”，不那么按照地理学上的空间来划分了
从中世纪佛教“天竺、震旦、本朝”衍生出来的三国鼎立观念，到了这个时候渐渐滋生出一种分庭抗礼的意识
他们开始强化自我认识
德川秀忠
1614年：发布“驱逐伴天连之文”，自称是神国与佛国
特别到了清朝，他们更接过古代中国的“华夷”观念，使日本形成了神道日本对儒家中国，“真正中华文化”对“蛮夷清国”的观念。
朝鲜
本身是“蛮夷”的女真入主中国，改变了朝鲜人对这个勉强维持的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
当“亚洲”成为一个“历史”时，它会不会在强化和凸现东亚这一空间的连带性和同一性时，有意无意间淡化了中国、日本、朝鲜的差异性呢？从中国历史研究者立场看，如果过于强调“从亚洲出发思考”，会不会在“亚洲”中淡化了“中国”呢？
三 某些台湾学者的立场：同心圆理论
有人从台湾本土化的愿望出发，借着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研究之风气，重新检讨中国史的范围。
杜正胜觉得“同心圆”理论是反抗文化霸权，因而试图瓦解传统的“中国”论述，代之以一个以台湾为中心，逐级放大的同心圆作为历史论述的空间单位——第一圈是本土的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史，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一直到世界史。
除了依赖区域史与世界史论述，分别从“小”与“大”两面消解“中国论述”之外，把“中国”这个国家的政治整合与文化认同分开，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柱。
“汉化”这个过程，并不像过去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文明化（华夏化）的过程，而是一个政治统合的历史，在强势力量的压力下，土著只有汉化。因此，按照他的说法，台湾是被整编进中国论述中的，要增强台湾的族群认同，当然就要破除中国文化同一性深化，这种所谓同一性，不过是在政治权力的霸权下实现的。
从台湾看天下，因此台湾是中心，历史论述中，时间如果被王朝所捆绑，那么历史常常就是以政治王朝为经，以皇帝更替为纬的王朝史，空间如果被帝国所限制，那么历史描述常常就会有中心与边缘的层级差异，但是，当这种时间与空间被新的视野和新的分期所替换，那么确实会形成新的论域。
四 大汗之国：蒙元与大清帝国对“中国”历史的挑战
在过去习惯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中，最不容易被规整地纳入“中国”的，就是元朝和清朝两个帝国的历史。
这两个帝国对于“中国”史学带来的“麻烦”，就是它必须超越汉族中国这个中心……这使得传统“中国史”似乎不能胜任。晚清学术界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历史学的困局，晚清西北地理研究和蒙古史的兴盛，实际上都是这一历史的刺激。
蒙古时代史并不是中国元朝史，是要跳出以元朝史为中心的中国史，这个历史虽然包括了中国这个空间在内，但中国却并不是一个天经地义的空间，更不是唯一的历史叙述空间。
罗友枝《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民族的支持，从这一点上来说，清朝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
从魏特夫《中国辽代社会史》至今，在西方学术界仍然很有影响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其最重要的精髓，就在于否认所有外来民族都被汉族“同化”，而强调各个民族成分的延续和传统的影响。
强调征服王朝的“超中国”意义，一是保持双重民族性的历史描述，二是强调历史过程中异族对汉族的反影响，三是否认以现在的汉族中国，来追认一切以往的历史。
五 后现代历史学：从民族国家拯救什么历史？
欧美的后现代历史学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中，包括了对近代以来现代民族国家天然正当性的质疑。
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与论据，
一方面来自被瓦解和被分割的殖民地经验，如亚洲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尼等国家，如非洲的大湖区的部族与国家，在这种已经被撕裂的族群和国家的重建中，确实有按照新的民族国家重新建构历史的现象，但是，始终延续的中国却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的民族国家；
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近代历史，欧洲近代有民族和国家重构的普遍现象。
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政治、文化与传统却一直延续，所以既无所谓传统“文艺的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
从历史上看，具有边界即有着明确领土、具有他者即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民族国家，在中国从宋代以后，由于逐渐强大的一组国家的挤压，已经渐渐形成，这个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历史传统基础相当坚实，生活伦理的同一性又相当深入与普遍，政治管辖空间又十分明确，因此，中国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主体性，并不一定与西方所谓“近代性”有关。
六 如何在中国历史中理解历史中国？
西川长夫归纳现代国家作为国民国家，与传统帝国的区别有五个方面（日本学者以欧洲为思考背景）：
有明确的国境存在
国家主权意识
国民概念的形成与整合国民的意识形态支配，即以国家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
控制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的国家机构和制度
由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
在中国，并非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而是在无边“帝国”的意识中有有限“国家”的观念，在有限的“国家”认知中保存了无边“帝国”的想象，近代民族国家恰恰从传统中央帝国中蜕变出来，近代民族国家依然残存着传统中央帝国意识，从而是一个纠缠共生的历史。
结语 历史、文化与政治：中国研究的三个向度
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
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
从政治意义上说，“中国”常常不止是被等同于“王朝”，而且常常只是在指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政府即政权是否可以等于“国家”，国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祖国”？
附记一
为什么对于“中国”这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论述，中国学者要特别偏重于文化含义，而不像西方学者讨论欧洲近代民族国家那样，偏重于政治含义？
为什么以国别史为基础的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仍然有它的价值和意义，而不必特别夸张地强调“区域史”的意义？
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需要对过往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各种理论和方法作什么样的调整和修订，使它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新典范？
附记二
关于国家疆域的现实问题，不仅会以“历史”的形式反复出现，而且会在“当下”的不同时段反复浮现。
原本在现实政治上具有合法性的“国境”在面临种种质疑，而在历史上和文化上本来天经地义的“中国”也在面临种种挑战，这挑战不仅仅来自现实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甚至还来自种种历史的理论和方法的，比如来自东亚史或区域史、征服王朝史、同心圆理论、后现代历史学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