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非规模差距。想达到地区间规模的平衡是不可能的。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

 

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得更有价值。

 

2019年，《土地管理法》修正案通过，首次在法律上确认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直接向市场中的用地者出让、出租或作价出资入股，不再需要先行征收为国有土地。农村集体经营性用地与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从此有了同等权能，可以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城市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被打破了。【所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只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一部分，并不包括宅基地。】

 

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不妨想象正在排队的两队人，富人队伍前进得比穷人快,但穷人队伍也在不停前进，所以排队的穷人相对来说比较有耐心。但如果穷人的队伍完全静止不动，哪怕富人队伍的前进速度也减慢了，困在原地的穷人也会很快失去耐心而骚动起来。这种现象被称为“隧道效应”(tunneleffect)，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如果贫富差距中掺杂了人中、肤色、种姓等因素，那人们感受就不一样了。

 

衡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这是一个0到1之间的数字，数值越高说明收入差距越大。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

• 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

• 第三个阶段是党的十八大（2012年）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债务关系让经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任何部门出问题都可能传导到其他部门，形成系统风险。银行既贷款给个人，也贷款给企业。若有人不还房贷，银行就会出现坏账，需要压缩贷款；得不到贷款的企业就难以维持，需要减产裁员；于是更多人失去工作，还不上房贷；银行坏账进一步增加，不得不继续压缩贷款……如此，恶性循环便产生了。如果各部门负债都高，那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就不多，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危机。这类危机往往来势汹汹，暴发和蔓延速度很快，原因有二。

• 第一，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若债务太重，收入不够还本，甚至不够还息，就只能变卖资产，抛售的人多了资产价格就会跳水。

• 第二，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借债往往需要抵押物，若抵押物价值跳水，债权人坏账机会飙升，不得不大幅度缩减甚至干脆终止新增信贷，导致债务人借不到钱，资金链断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货币以固定比例与美元挂钩，美元则以固定比例与黄金挂钩。要维持这一固定汇率体系，各国都需要充足的外汇储备去干预市场，防止汇率波动。所以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不能太大，否则就可能冲破某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威胁整个体系。而要限制国际资本流动，就要限制国内银行放贷规模，否则借到钱的居民或企业就会增加消费品或投资品的进出口，过量的国际贸易和结算会引发过量的国际资本流动。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达国家之间实行了浮动汇率，放开了跨境资本流动。企业和居民既可以从本国银行借钱，也可以从外国银行借钱，所以单方面管控国内银行的信贷规模就没用了，于是各国纷纷放松了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业务限制，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

 

特里芬悖论（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之前的金本位所提出的）：为保持美院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的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但持续的逆差会积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过去40年发达国家实体投资比重下降的原因：

• 大公司把投资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制造业整体外迁。而制造业又是重资产和重投资的行业，所以国内制造业占比下降就推动了投资下降。同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化，需要运用大量软件和服务，而设备本身的相对价值越来越低。所以大量投资进入了所谓的“无形资产”和服务业，而服务业更依赖于人的集聚,也就推升了对特定地段的住房和社交空间(即各类商业地产)的需求。

• 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理论上说，这不一定是坏事，若明星企业通过竞争击败对手,占据市场后依然锐意进取、积极创新，那么投资和生产率还会继续上升。然而实际情况是，美国各行业集中度的提高与企业规模的扩张,往往伴随着投资下降和生产率降低。

 

2008-2009，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出台“4万亿”计划。为配合政策落地，帮助地方政府融资，中央放宽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限制，同时不断降准降息，放宽银行贷款。这些资金找到了基建和房地产两大载体，相关投资迅猛增加。

 

所谓“影子银行”，就是类似银行的信贷业务，却不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不受银行监管规则的约束。银行是金融体系核心，规模大，杠杆高，又涉及千家万户的储蓄，牵一发动全身，所以受严格监管。若某房地产企业愿意用10%的利息借钱，银行想借，但我国严格限制银行给房企的贷款量，怎么办？银行可以卖给老百姓一个理财产品，利息5%，再把筹来的钱委托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把钱借给房企。在这笔“银信合作”业务中，发行的理财产品不算银行储蓄，委托给信托公司的投资不算银行贷款，所以这笔“表外业务”就绕开了对银行的监管，是一种“影子银行”业务。

 

资金在金融系统内转来转去，多转一道就多一道费用，利息就又高了一点，等转到实体企业手中的时候，利息已经变得非常高，助推了各种投机行为和经济“脱实向虚”。

 

增发货币的方式大概有三类：

• 增发货币降低利率。

• 量化宽松，即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项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

• 把债务货币化。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

“赤字货币化”的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代替金融市场的价格(即利率)来调节经济资源配置。从历史上看，大搞“赤字货币化”的国家普遍没有好下场，会引发物价飞涨的恶性通货膨胀，损害货币和国家信用，陷经济于混乱。如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手花钱打内战，使物价完全失控。

 

产能过剩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

• 生产效率下降。

• 国际失衡：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

• 产业升级。因为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竞争激烈，价格和成本不断降低，不仅冲击了外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也冲击了本国同行。要想在国内市场上存活和保持优势，头部企业必须不断创新，进入附加值更高的环节。

第七章  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

“三线建设”（1964年开始，当时国际形势紧张，为了备战，中央决定改变当时工业过于集中、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局面，要求一切新的项目应摆在三线）：既建设了工厂和研究机构，也建设了基础设施，在中西部省份建立了虽不发达但比较全面的工业生产体系，彻底改变了工业布局。这种分散在各地的工业知识和体系，为改革后当地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2017年，国务院提出将国有企业（中央和地方）包括金融机构的股权划归社保基金，划转比例统一为10%。

 

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瓦格纳法则”。因为随着国家越来越富裕,民众对政府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政府在公立教育、医疗、退休金、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支出都会随之增加。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机制已经相对成熟，法治的基础设施也已经建立，民间的各种市场主体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源，市场经济的观念也已经深人人心，此时若仍将资源继续向政府和国企集中，效率就会大打折扣。投资、融资、生产都需要更加分散化的决策。市场化改革要想更进一步,“生产型政府”就需要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

其他观点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王充《论衡》

 

没说有什么事是纯粹经济的，其他维度永远存在，且往往更为重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

债务源于人性：总想尽早满足欲望，又对未来盲目乐观，借钱时总觉得将来能还上。

 

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任然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

 

既不要高估发达国家经验的普适性，也不要高估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未来的适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