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时读王小波，除了记住了陈清扬白花花的胸脯在草地上来回摇摆，就只剩下隐约存在的影影绰绰的无奈与荒谬。但那时的我才不到21岁，有着无数可以期待与想象的日子、大把足够用来挥霍与张扬的时间。于是我骑着脚踏车在深夜的城市里游荡，用无数杯啤酒来证明洒脱与豪迈的个性；从凌晨六点的大排档里探出头来，转眼间就睡倒在了教学楼门前的草地上，面前是一大片模糊重影的湖水和东边天空上将将出现的鱼肚白。

◼️ 王小波说，当知青的王二总是爬上山去，不为逃避工作，也不是突发奇想的行动，只是厌烦平常的一切，宁愿躲向人烟罕至的深山里，布衣草鞋，敝履褴衫，成天地写诗、念诗，趴在陈清扬和她雪白的、柔软的奶上，写诗人的体验、写不着边际的痴话。不过我对胸脯没有兴趣，也不喜欢自己去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存在。更多时，我沉迷在每一段热切的亲密关系中，理解吸引、厌烦、分崩离析的周而复始。像是一曲从未停歇过的交响乐，在高潮迭起时走向衰败与沉寂。只不过，我也在寻找王二趴着的那具躯体，在深夜的星空下，在明朗的白日里，在风把草地吹出如涟漪一般的抖动时，可以如陈清扬一般，用最简单的话语，在王二心中激起波澜的人。

◼️ 可惜的是，我不如王二一样幸运。可我却有着和他一样不幸的经历。二十一二岁的年纪里，我以为我是《末日狂花》里在无限的公路上疯狂大笑的流浪者，是站在框架的边缘持续试探、将其摧毁的先锋者，是折碎一张唱片只为它看起来更破碎的艺术家，是整日苦思冥想投身于写作的知识分子。可现实是，当我站在二十六岁的末尾，站在那几年所谓「张扬、脱俗、疯狂」的日子面前，所有的画面如胶片放映一般投射，我才恍然间明白，那些狗屁不通的行为，不过是天真的、被围困在生活中苦闷不堪的年轻人，故意而为之的自我感动。所以你看，我和王二一样的不幸，就在于我们都像是受了锤的老牛，一天天地庸俗下去、衰老下去，直至开始轻视曾经有着无数期待与幻想的自己，开始站在所谓成熟的、圆滑的、事故的立场上，有精力对现代社会的规则阿谀奉承、左右逢迎，却没有能力再与青年时脱轨式的疯狂、内心颤抖的欲望，以及那个不堪忍受庸常、拒绝先验框架的自己达成共识、保持共情。

◼️ 多么不幸啊。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啊。成为了毫无个性的、甘于平常的老牛。不再迷恋躺在胸脯上写诗的日子，不再为尖锐的事物着迷，就像是被磨平了棱角的愚钝的人一样，变得越来越沉默，直至成为一头27岁的老牛。除了甩甩尾巴拍拍苍蝇之外，毫无意义的一头老牛。你看，这是多么不幸，又多么可悲的一头老牛啊。

◼️ 我认为，我很有可能成为这样一只死气沉沉的废物。

🎐

10/09/Mon.

零点之后，

我就二十七岁了。

@TuTouSuo™️ 

其实我无意把每一年的生日都当作是某种纪念式或分水岭式的日子，例如今天之后我就会变成更加成熟或是更加沉闷的角色。作为人类制造出的仪式，生日的还原论或许只是母亲分娩的时刻，是个体以自然人的身份降生于世的瞬间。而后出现的，不论是基督教的人类原罪与洗礼，亦或者孩子的新生、母亲的受难，还有那些精准到18岁到成年说辞，不过都是人为施加的意义象征，代表宗教信仰，意味着重新开始，关乎着家庭关系与血缘纽带的维系。生日确实总被赋予许多超乎于其他日子的价值，它代表着个人的独一无二，是具有极强私人特征与亲密想象的存在——只有关心、挂念你的人，才会将其看作重要的时刻加以纪念、庆祝。

于是前段时间我与大我十四岁的长姐播视频电话时，提起她的生日与我想要送出的礼物时，已经四十余岁的她突然开始哽咽、流泪。

“我都没打算过了，但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还有人记得我的生日。就不知道怎么了，又开心又委屈。”

在家中，我是最小的孩子，母亲在四十四岁时以高领产妇却格外顺利的生产方式生出了不足七斤的我。按照她此后数十年间毫无二致的说法，在刚从医院抱回家时，我与家里那张黑色单人沙发的长度相等。或许就是那时结下的缘分，在我所有有记忆的少年时代里，都是坐在、趴在、蹲在那张黑色沙发上，听故事录音带、看村上春树和张爱玲的小说、读一本又一本的安妮宝贝、韩寒和郭敬明。

黑色，破旧的弹簧沙发，扶手上的皮质在久经岁月蹉跎后逐渐脱落斑驳，露出奇怪的、难看的黄色海绵。母亲用胶带粘上缺口，不久后又多出一块。于是那张沙发逐渐被透明的胶带和黄色的海绵绑架，成了既破败又奇怪的对象。如同我所在的这个小城镇的工薪家庭一样，四十四岁生了二胎被罚款的女人，长出十四岁的姐姐，以及一个喜欢光着脚蹲在马路中间看车灯、朝各种过路的车子里张望的孩子。

那是我认为的最无声却最有力的离经叛道。在镇里的马路中间蹲着、坐着，凝视着他们来回避让时愤怒的表情，倾听着司机嘴里说出的脏字。但我就这样静静地坐着，如同眼盲耳聋的孩童。危险、矛盾、规则、孩子、我妈、马路、司机…对了，这是我和当时最好的朋友做的游戏，谁输了，谁就要坐在马路中间一分钟。六十秒倒计时一到，孩子们马上就嬉闹起来，沉默被打破，我逃也似的跑向路边，躲过了一辆疯狂鸣笛的轿车。

玩闹的小群体在家长的呼唤中悻悻解散，但坐在马路中的瞬间，却不自觉地，成为我接下来十几年时间里，反复追寻的对象。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在按部就班的人生里尝试碰撞，小心翼翼地挑战权威。想要成为并非庸碌、沉闷的普通人，却又不得不循规蹈矩地接受生活递进的方式。中考、高考，每一次都必须拼尽全力，在既有的框架中获得满意的成绩，才有可能让这毫无波澜、规规矩矩的生活去兑现它承诺的未来：

考上高中，为了更好的大学。

考上大学，为了更好的工作。

考上编制，为了稳定的饭碗。

赶紧结婚，为了稳定的关系。

不对，不对，不对。所有的故事都被重新改写，考试、成绩、录取通知书、欣喜、期待、憧憬、坐在马路上沉默地凝视一切的孩子、急停的车、刺耳的喇叭、奇怪的脏字。故事的发展不是这样的，我从来不是个“乖孩子”，也不应该是所有人眼中的“优秀学生”，不是为了稳定而顺从下来的“体制内人士”，更不是在社会期待中的“成功者”。

我怎么变成了一只二十七岁的老牛。我什么时候成了这只二十七岁的老牛。

回过神来，我又站在了曾经那条镇上车辆来往最密集的道路，但它被重新拓宽、铺上了黑灰色的沥青，两旁原本茂密、生长凌乱的柳树被连根拔起，变成一簇簇漂亮的景观植被——它们成就了这座海滨城市为人称道的舒适、整洁与优雅。奇怪的是，身边竟然还是那群幼年时的玩伴，他/她们吵闹着、嬉笑着，随之喊出“1 2 3”。

一分钟的秒表开始转动。

2008年，五年级。写作文，坚决不写记叙文，要写和韩寒一样的散文、杂文，最好还能写诗。

2009年，初二，一个人去了几百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看演唱会。翘课、失联、十个小时的火车，坐在体育馆门口睡觉。

2013年，高二，凌晨逃出家门，骑一辆最快四十码的摩托车，在海边、山顶，等一个又一个黎明日出。

2015年，大二，坐在古典文学的课堂上写诗，在夜晚喝难喝的啤酒，倒在学校的人工湖旁，睁眼时没有“最后不知天在水”的浪漫，只有天旋地转地想吐。

2020年至2022年，和花花一起整出了几次惊天动地的“炸家”，拍了一支十分荒谬的视频，写了很多十分离谱的文章，做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书和年刊。

“10…9…8…7…6…”

倒计时还在继续。我早已站在了那条繁华的街道上，鸣笛声、咒骂声、尖锐的刹车声…王二趴在陈清扬的胸脯上，开始念诗，头顶是深山里才有的星河璀璨。他一边念，陈清扬就一边仔细地听。结束时，他们一同躺在草坪上，周围是零星的虫鸣鸟叫。

“5…4…3…”

二十一岁苦闷的王二写诗、躲在山上的屋子、迷恋陈清扬白花花奶。他的精神与现实产生矛盾，必须先顾着思想的反抗与超越。于是他的二十一岁是想爱、想吃、想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但他终究会变成二十七岁的一头老牛，被锤瘪了欲望、逃也似的地回到框架中去。去他爹的旷野。

王二消失了，连同我过去所有的生活，每一刻的冲动与欲望。空旷的街道上再没了声响，死寂一片。

“我都四十一岁了，时间真的好快。但我还是希望有人记得我的生日，所以你一说，我真的就忍不住了。”

姐姐的声音响起。她在视频那头继续说道，“无论哪一个年纪，我都很想像你现在一样，做喜欢的事情，哪怕很累，也能够坚持下去。你要永远坚持下去，任何时候，都做你自己就好。”

“其他的，姐姐和妈妈来帮你抗。”

话音落下，街道远处的车灯再次亮起，周围喧闹到声音此消彼长地出现。我回过头去，站在那里的，是我的姐姐和妈妈，以及我的好友。她们站在道路一旁，轻声说道：

“2…1…”

“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二十六岁的最后一天。

我想，那只二十七岁的老牛，大约不再会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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