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光武中兴(第二十六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王莽改制》主要介绍的是西汉在诏宣中兴（诏宣之治）后，历经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以及刘婴时代，逐步走向衰落。王莽出生于公元前45年的汉元帝时期，出身煊赫，但自幼丧父，他勤奋好学，深谙世事，借助叔父的举荐入仕为官，专心探究古文经学，结交了学术及政治盟友刘歆。在二十四岁任黄门侍郎，38岁时担任大司马。在汉哀帝时被免官后，利用次子杀仆事件，高举道义大旗，成为道德楷模，得以重回朝堂。公元9年，刘婴禅让帝位，54岁的王莽称帝，建立新朝。新朝推行王田制、废奴、五均六莞等改革措施，意图建立一个符合《周礼》的社会，然而由于脱离实际，缺乏改革基础，遭到地主、官僚阶层的反对而导致改革难以推行，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人口激增等客观因素，造成民不聊生，政局不稳，多地暴发农民起义，更始军摧毁了仅存在14年的新朝。公元23年，68岁王莽死于更始乱军之中，新朝覆灭。

西汉末年及新朝年间，社会动荡，民生困苦，人心思汉

刘秀加入到起义队伍绿林军中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经济凋敝、民生困苦引发社会大动荡。公元8年，延续了二百多年的西汉王朝(西汉建立于公元前202年，存在了211年)，寿终正寝，王莽乘势建立新朝，但因改革不得人心，遭遇失败，社会更加动荡，中国大地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世人重新对刘氏汉朝产生眷恋，人心思汉。从关中到山东(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北倚太行山，南接秦岭，是著名的关隘)，从江淮到河北，各地纷纷爆发起义，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割据政权，各种名号的农民武装，大多打着刘氏宗族的旗号，各显神通，逐鹿中原。然而，谁也不曾料到，此时并不起眼的刘秀正以他独特的方式，走向历史舞台。

这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公元23年春季，以绿林军为主力的南方反莽联军实力壮大，立西汉皇族后裔刘玄为帝，年号更始，刘玄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更始帝，建立更始政权。更始军不断向外扩展，新朝皇帝王莽决心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先铲除这支起义联军。当更始军的主力还在大司徒刘縯（yan）的率领下围攻宛(wan)城时，王莽所派的四十万大军，已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的起义军只有八九千人，根本无法与王莽的军队抗衡，形势异常危险，更致命的是王莽大军还未到达，恐怖气息已笼罩了昆阳城，守城将领纷纷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此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刘秀，也是反莽联军中的一员将领，他正率领数千兵力，在昆阳活动。

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六千万，国土面积大约有六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时虽然经过西汉很多年的发展，综合国力有很大的提升，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强，但是总体的军事后勤保障体系仍然是农耕时代的特点，主要是依靠后方基地的转运进行补给。因此，此时有效的后勤保障体系成为战略部署及战争取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

刘秀在昆阳之战展现卓越才能

昆阳之战成为历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在河南平顶山市的昆阳古城遗址，是昆阳之战的发生地。史料记载，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从族谱上推算，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宗室子弟，不过在枝叶繁茂人数众多的宗室中，刘秀的血缘地位并不醒目。年轻时的刘秀温厚柔和，曾在长安游学，研习尚书。

公元22年，刘秀与大哥刘縯在南阳起事，加入了绿林起义队伍。绿林军推出刘秀的族兄刘玄为帝建立更始政权后，刘秀被封为太常偏将军。

得知王莽大军南下的消息，刘秀迫于莽军声势，退入昆阳城中后，他首先做的事情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不能分散，否则只有死路。然而，刘秀在更始军中的地位并不高，他儒雅的书生气，更让那些起义军将领们瞧不上。对于刘秀的劝说，昆阳守军竟然怒斥“刘将军怎敢乱说”，刘秀只好笑着走开。随之情况更加紧急，王莽大军很快就到达昆阳城北，队伍长达数百里，令昆阳守军心惊胆战，他们无法拿出对策，这才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刘秀。刘秀先劝大家团结御敌，千万不能分散；再接着提出了一个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被得到采纳。当天晚上，在夜色的掩护下，刘秀率领十三人骑马奔出，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三千猛士返回昆阳。以刘秀为首的这三千敢死队像刀锋一样直插敌方首领所在的中军指挥部，将其阵势冲乱，其他援军也乘势攻击，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机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声势震天。紧要时刻，老天爷也来帮刘秀助阵，史载：会大雷风，屋瓦皆飞，雨下如注，莽军溺死者以万数。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地一举击垮了号称百万实则为四十多万的王莽大军，所得车甲珍宝，不可胜数。

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刚柔相济的作风已初见端倪。他善于说服不同意见者，团结所能团结的力量，展现出深远的战略眼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勇猛无畏的战斗精神，会世人惊叹。

韬光养晦，大局为重，蛰伏等待时机

昆阳之战是新朝末年，王莽军和绿林军（更始军）的一次决战，王莽军的主力被歼。在这次战役中，王莽政权和更始政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加速了王葬政权的覆灭。

昆阳之战使刘秀一战成名，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昆阳之战后，更始政权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几乎与昆阳大捷同时，刘秀兄长刘縯所率大军，攻取了南阳首府宛城，更始帝刘玄进入宛城，并建都于此。

此时，刘縯、刘秀兄弟威名远扬，尤其是刘縯在更始政权刚成立之时，很多人便认为应该立刘縯为帝，而不是更始帝刘玄。在刘縯声威日重的情况下，不免使更始帝产生了担忧，在一些将领的唆使下，更始帝竟找借口杀死了刘縯，刘秀也瞬时陷入极端危险的处境，刘秀却再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一次，他急匆匆地赶往更始帝所在的宛城 (现河南南阳市宛城区)。到了宛城之后 ，刘秀向更始帝谢罪，然后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与任何官员私语，也不为兄长刘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同寻常，刘縯的部下见刘秀如此也就没有做过激的举动，起义军内部避免了更大的混乱。刘秀的忍辱负重，竟然使其族兄更始帝刘玄产生了惭愧之情，不仅没有杀害利秀，反而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候。刘秀继续韬光养晦，温文尔雅，举止得体，获得更始帝更大的信任。

抓住时机，建立根据地

团结豪强大族，巩固根据地

更始帝刘玄以西汉政权的继承者自居，而西汉的首都是长安，不是洛阳，所以他先进入洛阳后，很快又迁都到了长安。他想让大家看到他既然是西汉的继承者，就理所应当地定都长安，认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事实上大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更始帝进行了认可。

当更始军攻入长安并推翻王莽政权后，原来声势浩大的反莽起义军--赤眉军也归降了更始政权，形势一片大好，更始帝试图恢复汉朝疆域，统一全国。他分别派使者到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刘秀也终于等来了人生中一次重大的转折。公元23年冬季，在大司徒刘赐的苦荐下，更始帝最终下令，命刘秀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持节北渡黄河，镇慰河北。

大司马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持节则意味着代表皇帝，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司马一职源于秦朝的太尉，汉武帝的时候废太尉而置大司马。

这一转折对于刘秀而言是相当重要的，在亲兄被杀，在更始帝身边整日提心吊胆、朝不保夕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韬晦忍让数月之久后，终于可以打着更始帝的旗号发展自己的势力，河北成为刘秀的王业之基。汉代所谓河北，是指黄河北面的冀州、幽州、并州，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西、北京、天津等省市。西汉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开发，华北大平原已是最重要的粮食产区，人口数量相当可观，还盛产优质兵器和战马，是国家的军事重地。当时有一首流传的童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然而刘秀在河北的初期发展并不顺利，更始帝虽然封了刘秀官职，但并没有给他多少人马，虽然他努力团结地方势力，也有慕名投奔者。在河北实力强大的王郎并不甘心居于更始帝之下，他在邯郸称帝，以十万户的赏格，悬赏缉拿刘秀。刘秀一再遭遇险情，处境维艰，为了能在河北打下一片天地，刘秀违背自己的个人情感，娶真定豪族郭氏之女郭圣通为妻，以政治联姻的手段得到了当地豪强势力的支持。

“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刘秀在说此话时还没有见过阴丽华，对她的性格品德毫无了解，只是“闻”她很美的情况之下，说出一句“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展现了刘秀想有一番大作为的远大理想。刘秀后来成功娶了阴丽华，但在娶了阴丽华3个月时，就到河北创业了。然而初到河北，势单力薄，实力不足，面临生死存亡。

当时河北有势力的豪强是刘杨，为了壮大势力，刘秀便娶了刘杨的外甥女郭圣通为妻，代价就是让刘杨的10万人马支持自己创业。郭圣通的父亲是当地的豪强大族，她的母亲是真定国诸侯王刘杨的千金，家族在当地很有势力，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很优越。刘秀到河北后发展，和这样的豪强大族结成婚姻，有利于发展自己的势力，因此刘秀的婚姻是政治婚姻。刘秀还团结了渔阳、上谷两郡的武装势力，得到他们支持。渔阳，上谷是汉代抵御匈奴的前线，驻屯着大量精锐骑兵，号称突骑。骑兵具有移动速度快，冲击能力强的优势，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最令人生畏的兵种，幽州突骑在刘秀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屡建战功。

更始三年，刘秀在河北称帝后，郭圣通只是被封为贵人，这还是在她生下了第一位皇子刘疆的情况下。刘秀称帝以后，便将阴丽华给接了过来，同时也封为贵人，但刘秀为了提高阴丽华的地位，特地将阴丽华的哥哥阴识封为阴乡侯，地位高于郭圣通的娘家人。

此事引起了真定王刘杨的反感，感到刘秀是要过河拆桥。此时的刘秀手里不光有真定王刘杨的10万大军，还有数十万铜马军，羽翼早已丰满。不久之后刘秀便打算封阴丽华为皇后，却遭到了阴丽华的坚决拒绝。而刘杨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刘秀想要过河拆桥，他就伺机而动。可不等刘杨动起来，刘秀就派人将刘杨杀了。

诛杀刘杨以后，郭圣通也就没有了靠山。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刘秀为了稳定内部，居然立郭圣通为皇后，立郭圣通的大儿子刘疆为太子。再次稳住了真定王室，让大家以为刘杨的死只是个误会。

其实刘秀玩的是权宜之计。等到建武九年，刘秀稳定了天下局势以后，开始对郭圣通下手了。他首先不允许太子刘疆入主东宫，显然就是不想把大位传给刘疆。其次则是冷落郭圣通，排斥郭圣通背后的外戚力量。时机成熟以后，刘秀就把郭圣通给废了。郭圣通给刘秀生了5个嫡子，其中老大刘疆被立为太子。但是郭圣通被废了以后，刘秀将阴丽华立为皇后，这样一来那5个孩子都成了庶出，而阴丽华的5个儿子，一眨眼就成了嫡子。

在这种情况下，太子刘疆的处境尴尬了，刘秀就派郅恽去点拨刘疆：你现在主动辞职，那是体面的做法。刘疆吓了一跳，立刻对刘秀表示要辞去太子之位。刘秀还假模假样的多次拒绝，最终刘秀说道，既然如此，那就顺从你的选择吧。在这种情况下，阴丽华的儿子刘阳就成为太子。

事实证明强扭的瓜的确不甜，郭圣通没犯过什么错误，更谈不上什么恶毒，而且还给刘秀生了5个儿子。郭氏外戚也是兢兢业业地给刘秀打江山，可是最后他们依旧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政权，恢复汉室

赤眉军灭更始政权，刘秀灭赤眉，平定陇蜀，统一全国

在现今河北省邯郸市的汉代古城墙遗址，有6米被埋在地表下高达20米的原始城墙，现在仅留存了一小部分。

公元24年五月，刘秀攻入邯郸，消灭了劲敌王郎，独霸河北的局面已经形成，具备了南下河洛，问鼎天下的资本，决心彻底摆脱更始帝。在现今河北石家庄市的千秋台，公元25年5月，刘秀在鄗县东南的千秋亭举行了登基大典，国号为汉，年号建武。刘秀的谥号为汉世祖光武皇帝。

登基地点是临时选定的，举行仪式的圬场也是临时筑建的，一切从简。登基的祝文写着平定天下，海内蒙恩，其实是套话虚辞。公元25年前后，天下并不独属刘秀。就在刘秀告天称帝的这一年，中国版图内还有另外好几位皇帝，声势最大的是更始帝，以双方的实力对比，刘秀集团与更始政权熟胜熟败尚难预料，但是赤眉军的军事行动使胜利的天秤倾向了刘秀一边。与刘秀艰苦创业努力团结各种力量不同，更始帝定都长安后，开始迅速腐化，对于主动投靠他的赤眉军首领樊崇等人，更始帝不能妥善安置，只是以空头支票应付，引起强烈不满，不久即离叛，反过来西攻长安。

公元25年春天，赤眉军突入关中，连续重创更始守军，有了赤眉军的牵制，使更始政权无假东顾，对于这个天赐良机，刘秀当然不能失之交臂，他派邓禹带一支人马西征，顺利夺取了河东，接着渡过黄河攻入关中，刘秀自己则统领主力部队围攻洛阳。这一年九月，赤眉军攻下长安，本应是刘秀最强劲对手的更始政权顷刻之间就瓦解了。十月，刘秀兵不血刃进入了洛阳。

在关中被严重削弱的赤眉军，出关东归，陷入刘秀汉军的围堵之中，被迫投降，这支两汉之际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军，就此瓦解。赤眉军一开始势头大胜，一路所向披靡，最后是直接打到关中，占领了关中地区，把当时在关中建立了更始政权的绿林军给赶跑了。赤眉军开始的势头非常好，并且坚持了十年的时间，但是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他们缺乏一个长远的尤其是要统一全国的政治性战略目标；再就是对征服之地没有进行有效的行政管辖，等于处于一种流动作战的状态，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后方基地。与此相比，刘秀军团则完全是另外一个状态。首先有一个要征服叛乱、统一全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再就是步步为营的作战方式，打下一个地方立即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辖。

洛阳是中国著名古都之一，在古人观念中，洛阳居天下之中，是王朝都畿的理想选地。公元25年七月，刘秀率领部众进入洛阳，洛阳从此成为东汉政权的都城。洛阳在长安之东，为区别于定都长安的汉朝，后人习惯称刘秀的政权为东汉或后汉。刘秀以光复汉朝为己任，以汉祚正统继任者自居，如果恢复故都长安，似乎更能体现政权的合法性。之前的更始政权在洛阳与长安之间选择了后者，刘秀定都洛阳而弃长安，反其道而行之，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哪？

在现今洛阳市的东汉洛阳城的北城墙遗址，有一段城墙保存得比较好。刘秀最初跟随更始军的时候，被刘玄派到洛阳修建洛阳城，就是准备作为都城来使用。到了刘秀光复汉室，正式建立东汉政权之后，以洛阳建都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的洛阳是整个东方的中心，刘秀从南阳起军，在河北建立根据地起家，他的势力从河北兴盛起来，河北离洛阳不太远。其次是以洛阳为都可以统治个东方区域。再次是当时的西汉长安城已被绿林军和赤眉军多次劫掠，宫室建筑几乎焚毁一空。

公元30年也就是建武六年，光武帝基本扫平了东方的敌对势力，以洛阳为中心控制了全国五分之四的地区，但是统一全国的大业依然充满变数。公孙述已经称帝，牢牢占据着益州（成都），有觊觎天下之心。在益州西北，隗嚣(wei ao)控制着陇右一带，兵强马壮。窦融则牢固控制着河西地区。

两汉之际，河西地区远离战火，窦融被推举为行河西五郡大将军事，划地自保，百姓殷实，兵强马壮。尽管他们都不是光武政权的对手，但只要三方联合，互为犄角(ji)不仅整个西北和西南不再为汉朝所有，而且关中也会腹背受敌，鹿死谁手便是未定之数，新一轮的挑战迅速摆在了刘秀而前。从洛阳到天水，从天水到成都(益州)，从成都到洛阳，一批又一批的使者在道路上疾驰交错，他们肩负着各自主公的重托，探听虚实，游说对方，甚至就虚妄不经的天命归属问题展开论战。时光仿佛回到了策士穿行纵横捭阖的战国时代。

马援就是辗转东西的信使之一，他奉隗嚣(wui ao)之托出使洛阳，观察形势，认识到了光武帝统一天下的大势不可逆转，去就之路就在眼前。马援带回的消息使隗嚣感到失望，但他仍然痴想于能分裂割据的梦想。隗嚣的最终选择是联合公孙述的成家政权，负隅顽抗，这是刘秀最不希望看到的棋局，他曾一再通过和平的方式争取隗嚣、公孙述，但最终发兵陇蜀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刘秀久经沙场，却对战争有着深深的厌恶之情。他曾感叹，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得陇望蜀成语的出处），每一发兵，头须为白。

多年后的公元49年，发生了一些关于光武帝执政政策的负面事件。他再次派马援平定武陵郡五溪蛮的暴动，在马援平定叛乱期间，和马援对立的政客在光武帝面前对马援提出了一些不实的指责，光武帝相信了这些指责，开始调查马援，致使马援在被调查期间因病而死。现存的一份张掖郡居延县县令通知各下属机构长官的调动任命文书，1973年出土于居延汉代甲渠候官遗址，文书的形成年代竟然是建武五年，大意是说胡人侵犯边境，一位名叫王褒的前线哨所指挥官指控不当，属失职行为。

根据史书记载，河西地区的窦融集团，建武八年的时候才正式纳入了东汉光武帝刘秀政权的统辖之下，而整个陇右地区是在建武十二年才最终被征服。但是从居延汉简里面出土的汉简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很早的光武帝的年号，有建武八年之前的年号，而当时光武帝刘秀对于河西地区还没有实施有效的管辖。在这个地区出现的建武年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因为在古代采用某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就是对他的政权的认可。

在现今的陕西省合阳县，还有一个传统的提线木偶剧团，他们掌握从木偶雕刻到木偶表演的一系列木偶技艺。在他们的表演中，还保留着一些关于光武帝生涯的节目。其中就有刘秀和窦融之间的故事。这个历史故事很好地展现了光武帝应对窦融和其他势力时所采取的策略。刘秀希望能和他之间达成和平协议，以积聚力量攻打其他地区的敌人。东方战事尚未结束，刘秀就向窦融伸出了橄榄枝，与隗嚣、公孙述不同，窦融认识到了人心思汉的形势，果断地易帜归汉，接受了刘秀的指挥，发兵助战，成为解决西北变局的关键所在。

公元34年，隗嚣集团彻底败亡。公元36年，吴汉、藏宫率领汉军攻入成都，消灭了公孙述。光武帝刘秀本身手下良将云集，如吴汉、贾复、耿弇(yan)等，这些最后都被列入云台二十八将。本身光武帝就是一个智者，是个战略家。史书中记载，他可以根据前方的列阵和战争的准备情况，判断出一场战争的胜负。

云台二十八将。是指在光武帝刘秀麾下助其一统天下、重兴汉室江山、建立东汉政权过程中功劳最大、能力最强的二十八员大将。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位大将的画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

王莽在建立新朝以后托古改制，但是新政并没有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人们怀念的汉初的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治世局面，复兴汉室成为民心所向。刘秀就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他借用儒生强华所献赤伏符中的谶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作为夺取政权的一个合法依据，从而成功地将民心思汉的社会思潮变为支持他复兴汉室的重要力量。

后世认为刘秀建立东汉的难度堪比刘邦建立西汉

给予开国元勋极高荣誉的妥善安置，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唐甄并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他曾说，光武帝得天下的难度比汉高祖要更高一些。元代学者郝经的评价是虽则中兴，同夫创业。

云台二十八将，又称中兴二十八将，直到现在，他们的事迹仍在民间广泛流传。作为开国功臣，他们追随光武帝刘秀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为东汉王朝的创建立下了赫赫战功，理应受到新政权的重用和尊崇。然而在统一天下后，与每一个新兴王朝一样，光武帝刘秀也必须面对如何安置开国功臣的棘手问题。在此二百年前，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之初，为了政权稳定，对韩信、彭越等股肱之臣痛下杀手，留下了杀害功臣的恶评。与汉高祖相比光武帝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做法，重量级的开国元勋，得到了高爵、厚赏，还有特进、朝请之类的荣誉性特权，但是除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可以参议国家大事之外，其他人基本上退出了国家权力中枢，不再参与国家管理。这种处置得到了开国功臣的理解和拥护，君臣相安，刘秀得以顺畅地推行自己预定的政策。总体而言刘秀对功臣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敬就是对这些开国功臣们从经济、政治上包括个人名誉上尽可能给予他们照顾和惠爱；所谓远就是让这些功臣们在建国后不要再参与国家管理的事务，特别是国家管理的中枢里面，以保全他们。这样的做法得到了开国元勋们的理解和拥护，到最后君臣相安无事。翻点史书在历史上可以和光武帝刘秀此举相媲美的，只有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

退功臣、进文吏，由武治转到文治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帝最核心的人事政策。退功臣可以保护功臣，有助于杜绝权臣专擅；进文吏就是把包括大量儒生在内的优秀人才吸引到官僚队伍中，更便于皇帝总揽权纲，统御臣工，防范政治势力崛起。儒学大师欧阳歙(Xi)被刘秀征拜为大司徒，位列三公，其名举望举世罕有。

退功臣而进文吏是光武帝刘秀在东汉建立初期所采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所谓退，实际上就是解除功臣的权利，让他们享受很高的荣誉地位，给他们丰厚的一些荣誉和待遇，架空了他们的权利。与此同时治理国家还需要一大批懂得治国安民之术，懂得文罚吏事的文官来承担，所以他同时采取了进文吏。退功臣而进文吏的措施实际上把武官系统给解除了，完成了从武官系统到文官系统的一个转换，实际也实现了从武功到文治的一个转换。刘秀的这一套用文官治国的制度做法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刘秀喜欢儒学，每当朝政议事结束后，还要与文武大臣一起讨论儒学经典里的道理，直到半夜才睡觉。太子刘庄劝他不必太累，他说我喜欢这样，不觉得疲劳。

刘秀对儒学十分重视还体现在之前的战争期间，就曾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在东汉政权建立以后，他对儒学更加重视，设立了五经博士，还在洛阳设立太学，用儒家的经典来教育世人。每次退朝之后，他还要与文武大臣讲论经学，而且还到太学里去讲论儒学，由此造就了东汉崇儒重信的社会风气。

刘秀在政治上还强调德治，认为政治统治不只是收税征赋，治狱听诉等事，还要导民以善，广教化，移风易俗。

光武帝统一天下后，撤官并县，虚置三公，事归台阁，用了很多有才干的人，但他对这些吏治管得非常严，一旦位列尚书台的这些官员出了事，就要在朝堂上进行鞭笞。对吏整治得非常严格，可能与柔道治国是他的目的有关，铁腕治吏是一个手段。后汉书酷吏传中记载的董宣、樊日华、李章等都是光武帝时有名的酷吏，开国之初就任用酷吏，这样的现象历代少见，这些酷吏多数还都能善始善终，则更是罕见的事情。光武帝刚猛治吏的政治风格一直延续到后来的明帝、章帝时期，前后数十年，开创了东汉历史上最值得称道的吏治清明时代。

推行度田政策，摸清了家底，力求社会公平，光武中兴

在现今的甘肃武威汉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汉代竹简，是1989年在甘肃省武威汉滩坡东汉墓中出土的两枚木筒，木简署名的时间是建武十九年，记录了度田制度。度田制度就是要求基层官吏在每年的五月核对土地数量，隐匿土地三亩以上，就要受到惩处。然后统计人口，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把之前豪强大族所隐藏的土地和人口都交出来，核实清楚，让他们按照实际的土地和人口来缴纳赋税，承担赋役，这样才能保障国家正常发展下去。在这简单而冷酷的法令背后，隐约能感受到制定者的杀气和决心。

西汉中期以来，国家管理失序，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西汉后期，有识之士已经注意到了土地、人口失控的可怕现象和危险趋势，但日薄西山的西汉政权没能解决这个问题，继之而起的新莽王朝，由于没有找到对症之药，也迅速归于失败。对于新生的东汉政权来说，度田问题至关重要，如果不能解决度田不实的痼疾，就难免重蹈前朝的覆辙，更何谈长治久安。

欧阳歙(xi)担任汝南郡太守时，没有很好地执行朝廷的度田政策，还暗中贪赃千余万。尽管欧阳歙是当时颇有社会声望的显要文吏，但光武帝还是因为他在土地核查中的失职而抓捕并要处死他。公元39年冬，朔风凛冽、一派肃杀景象，洛阳南宫司马外面，上千名儒生跪伏在冰冷的地上，哀求朝廷对有罪在身的大司徒欧阳歙从轻发落，有人竟然割掉了须发，愿意代为受过，但是一向对儒学之士优客有加的光武皇帝，这次却是疾言厉色，拒绝赦免备受尊崇的欧阳歙，展现了光武帝坚持土地核查，严厉打击隐匿行为，以及要让每个人都明白他坚持度田政策的决心。光武帝力行度田，增加了国家直接控制的应税土地与服役人口来源，西汉中期以来困扰执政者的土地兼并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这些政策的执行使天下呈现出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一派安宁景象。

公元 57年，光武帝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的前殿，临终前留下遗诏，要求务必简省地办理自己的后事，甚至认为自己无益于百姓。然而，作为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刘秀的业绩受到后世极高的评价。

王夫之将光武帝刘秀与汉高祖刘邦做对比，认为刘秀尤难，盛赞三代而下，取天下者，唯光武爷独焉，而宋太祖其次也。表面上看，光武帝刘秀延续了西汉，是一个中兴皇帝，其实，他更是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是新的历史时代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