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②

 

2.“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错误的了。（注：国际工人协会临时章程中的原话是：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编者注）

 

在现代社会，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之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仅仅攻击资本家阶级，而不攻击土地所有者。（注：指拉萨尔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的秘密勾结。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觉察到这一点。他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1928年发现的材料证实，拉萨尔早在1863年5月就同俾斯麦达成了协议，彼此多次密谈，书信来往。1863年6月拉萨尔写信给俾斯麦表示：“一旦工人等级能够有理由相信独裁对它有好处，它就会本能地感到自己倾向于独裁。这是千真万确的；因此，正如我最近对您说的那样，如果国王什么时候能够决定采取——当然这是难于置信的——步骤，实行真正革命的和民族的方针，并把自己从一个特权等级的王权变成一个社会的和革命的人民的王权，那么工人等级尽管有共和主义的信仰，或者宁可说正是由于这种信仰，就会多么倾向于把国王看作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己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独裁的天然体现者！”）在英国，资本家甚至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么，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加在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不是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律的关系，而是经济关系是由法律的概念来调节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难道也属于不劳而获者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中，每个劳动者都应当得到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么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当扣除：

 

①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②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③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中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物资和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计算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无论如何根据公平原则是无法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另一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①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着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②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着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

 

③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等等，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狭隘地专门注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现在，“劳动所得”一语本身也在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中，生产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用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这些产品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义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全部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各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的一份。他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公共基金而进行的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么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劳动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是平均来说才存在，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劳动本身已经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注：1891年发表时这里没有“他们的”。——编者注）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是为了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义，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凭空想象的关于权利等等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一切之外，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注：国际章程导言中的原话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编者注）；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理解，就让他去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补偿，后一句引用了地道的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82页。——编者注）

 

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封建主和中间等级说来，在这里是被当作革命阶级看待的，而封建主和中间等级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无产阶级本身是在大工业基地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注：见本选集第1卷第282页。——编者注）。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注：指1874年1月10日的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有九人当选为议员（其中包括当时监禁期已满的奥？倍倍尔和威？李卜克内西），所获选票超过35万张，即占全部选票的6％，大大超过了1871年选举所获的票数。）中有人向手工业者、 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说过：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他的格言是勉强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而且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注：这一称谓显然是用来讽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曼的。《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是1871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机关报。该报完全执行了拉萨尔派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推行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针。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国际总委员会的活动。）所干的廉价的蛮横行径之一。

 

5.“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努力必然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之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从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理解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注：国际工人协会，后称第一国际，是第一个国际性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1864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了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以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0页））进行活动以后！

 

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来说，而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成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注：和平和自由同盟，即国际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1867-1868年，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领导工作，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宣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这一思想反映了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和平愿望，但在群众中散布了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马克思曾指出：这一组织是“为同无产阶级国际相对抗而创立的国际资产阶级组织”（马克思1870年4月19日给保·拉法格的信）那里抄来的话，是要用来代替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 。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德国工人阶级竟然应当这样去对付为反对它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实现兄弟联合的本国资产阶级，对付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

（注：俾斯麦上台后，为了镇压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国际上搞了一系列阴谋活动。1871年，他同法国反动头子梯也尔勾结，镇压了巴黎公社；此后，1871至1872年他企图同奥匈帝国、俄国缔结一个正式协定，以便共同迫害革命的工人运动，尤其是第一国际。1873年10月22日，根据俾斯麦的倡议，俄、奥、德三国皇帝缔结了协定，即“三国同盟”，规定一旦出现战争或革命的危险，三国应立即协商，采取共同行动的方针。）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信念，简直差到比自由贸易派的国际主义信念还难以估量的地步。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努力所产生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并且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只想着一切民族只在本国从事贸易。

（注：自由贸易派即曼彻斯特学派，是19世纪上半叶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谷物进口税的谷物法。1839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40至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使其主子满意，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这倒是完全说对了。（注：指1875年3月20日《北德总汇报》在每日政治新闻栏目里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用一切合法手段去争取建立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么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铁的工资规律”是拉萨尔的一个经济学观点。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工人读本，拉萨尔1863年5月17和19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注：引自德国诗人歌德《神性》中的诗句：“我们大家必须顺从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完成我们生存的连环”。）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拉萨尔的。

“铁的”这个词是正统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所说的意义上的这个规律，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起接受下来。

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在拉萨尔死后不久所表明的（注：弗·阿·朗格在1865年发表的《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一书，宣扬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恩格斯于1865年3月29日写信给朗格，对他书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69-471页））

那便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注：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来的。他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人口按几何级数（1、2、4、8、16……）增加，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1、2、3、4、5……）增加，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是一条永恒的自然规律。他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遭受失业、贫困的原因归之于这个规律，认为只有用战争，瘟疫和饥饿等办法减少人口，才能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数量相适应。）

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表述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科学见解已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隐蔽形式。

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是用延长工作日，或者提高生产率，增强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等等办法，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越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越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在我们党内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事物的外表当作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终于发现了自己受奴役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念所束缚的奴隶竟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给养最多不能超过某个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竟如此粗暴地践踏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仅仅这一事实就已经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纲领时是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地轻率，多么无耻！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这些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