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标注
“平庸之恶”这一假设，也证明了即刻的社会情境会导致普通人做出非常残忍的（或英勇的）行为。
从错误中学习
例如，一开始，“正确”的规则是“把红色图形放在左边、绿色图形放在右边”。但当被试第二次将绿色图形放在左边（或将红色图形放在右边）时，“正确”的规则就被反转，变成“把绿色图形放在左边、红色图形放在右边”。之后，规则不停地反转——每当被试第二次犯错，规则就反转一次。对于把红色图形和绿色图形放在同一边，所有被试都会接受大致相同次数的“强化”，除非在其第二次犯错之前就足够幸运地识别了概念。如果学习只是一个简单的强化过程的话，被试应该永远都无法正确地识别概念。但事实上，他们的确学会了。总体上来说，相对于规则不反转的比较组，规则反转组的被试大致经过相同次数的错误后成功地识别了规则。
我们必须先说一下什么是不好的决策。一个决策是好是坏并不能用决策的结果做出清晰的判定。
什么是理性呢？通常来说，这个词语常常用在纯粹以自我为中心的评价中，例如，“我所做的决策都是理性的，而我所反对的都不是理性的。”偶尔，我们也会采取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不仅以自己是否认同来判断一个决策的理性与否，还通过决策者是否取得了“最佳利益”来判断——尽管我们在定义所谓的“最佳利益”时也存在自我中心的可能。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所谓好的决策是指在某一情境中选择可行的途径去达到决策者的目标。
基于决策者目前的资产。资产不仅指金钱，还应包括生理状态、心理能力、社会关系和感觉。
曾经在俄亥俄州州立大学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们向人们出售该剧院的三种不同季票，经过事先的安排，随机抽取了三分之一的顾客，向他们出售的是面值 15美元的全价票，另外三分之一的顾客买到的是同样的票，但是只收取 13美元，最后还有三分之一的顾客只需花费 8美元。实验结果发现，和那些购买了全价票的顾客相比，那些购买了打折票的顾客在接下来的 6个月中观看演出的次数更少。那些为季票“沉没”了更多钱的顾客有更强烈的动机去使用它。这个实验很好地排除了自然情境中那些含糊不清的解释，尽管那些自然发生的例子同样重要。
不论是随机的、系统的或者是自举引导式的模型，它们的预测力都普遍高于训练有素的专家。
关于人工判断的大量研究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结果都是可预测的；在现实世界中存在大量的“不可降低的不确定性”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在被试能够生成具有说服力的因果解释，把原因与结果融合在一起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后见之明效应。后见之明偏差的产生并非仅仅因为人们希望使自己自始自终都显得无所不知，某些时候，动机因素也可能发挥作用（比如一位气愤的朋友声称他预测到自己国家的球队将会输掉球赛，或者预测一匹黑马将赢得竞选）。实际上，人们在回忆自己曾经认为什么事情会发生的时候往往也会犯错误，即使要求他们尽可能准确地回忆，同样的结果仍会出现。
需付出的认知努力程度在各个选择策略中是不同的——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测量——努力的多少同时也因备选集合的情形而异。如果这个集合很大，需要对许多维度和备选项进行权衡，缺少关键的、可靠的信息，或者包含许多相似的备选项，绝大多数选择策略都需要相当多的认知努力。研究显示，人们能够觉察到他们所使用的选择策略，这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元理性。如果选择很重要，尤其当选择者承担一定责任的时候，人们会更多地依赖耗费认知资源且更为全面可靠的策略，从而使得他们更可能从备选集合中识别出最好的备选项。
显然，更多的信息意味着在绝大多数选择情境中都需要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穷尽的策略是耗费精力的。正如上面提到的，非补偿性选择策略和基于属性的选择策略更具有“节省认知”的特点。
我们还认为价值观是独立于语言和行为而存在的。在平常的语言中，我们认为价值是一种重要的存在维度，在这个维度上可以有客体、行为或者是其他的现象。
我们的观点是：选择应当具有可传递性。这主要源自某一著名论断，即从宏观全局的角度上做出的选择是最佳的。这一论断出自康德，他认为应该把做选择当成为所有人制定永久性的政策。实证证据表明如果判断选择质量的标准存在的话，依据康德所言做出的选择，确实要优于仅仅将眼光局限在当前选项之上而做出的选择。
苹果优于梨，梨优于葡萄。所以苹果优于葡萄。这就是传递性。
我们的行为明确地说明我们对死亡是恐惧的，并总是竭力地避免它发生，或者说我们对于生活和未来的态度是积极的。但是，我们能避开所有包含死亡可能性的选项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充斥着死亡的风险，即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行为（如穿过马路去买报纸）。某些情况下死亡的可能性还会大于其他时候，比如坐飞机，虽然我们害怕坐飞机，但每年仍然需要依靠它飞行数千公里到外地。即使为了远离死亡而整天躺在床上不动，也可能因为长时间卧床使躯体的机能下降，从而更快地接近死亡。另外，在生活中也存在一些虽然死亡风险很大，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比如在战争中采取地下抵抗行动，或选择一份高薪但十分危险的职业，如深海潜水。所有的公理看起来都十分合理。事实上，如果考虑可比性，就只有独立性公理会遭到批驳。但是，正如其他数学理论，这些公理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应用价值。比如根据勾股定理，如果已知直角三角形任意两条边的边长，我们就能求出第三条边的长度。如果实际测量的结果不符合预期的话，我们通常会认为这个三角形不是直角三角形——我们几乎或从来不会说定理不正确，即三角形是直角三角形，测量也是准确的，只是这个数学推论不适用于实际。
人类远没有具备完全理性行为所要求的理性，也不会去追求最优特征。所以，有效的描述性理论和最好的规范性理论是不会完全相同的。解决规范性和描述性两者差异的一种方法是，在能够解释原理论最可靠和最重要悖论的标准公式中加入理论变化。
收到两笔价值100美元的退税会比得到一笔200美元的退税更满意。同样，大多数人愿意承担一个更大的损失而不是几个小损失；单笔200美元的交通罚款比两笔100美元的罚款伤害更小。我们的这些直觉与理论原则是一致的：临近参照点（这些案例中参照点为现状）时，我们对获益和损失更加敏感——在递减的价值函数中，相比一个大的浮动，零点上下两个小的浮动对我们的满意水平有更大的影响。记住，这个理论也假定参照点移动很迅速；否则，接连两个小的获益或者损失与一个大的获益或者损失不会有什么不同。Richard Thaler将预期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延伸，提出了心理账户（mental accounting）的概念，用以解释在日常的消费习惯和金融市场中出现的很多悖论（Thaler，1999）。
3.损失规避：在价值函数中，损失部分的函数比获益部分的函数更陡峭；损失100美元的痛苦感比获得100美元的快乐感更大。系数λ标志着价值函数正半支和负半支的斜度的差异。λ的值通常为2.25，表示损失所产生的痛苦感大概相当于相同获益量所产生的快乐感的两倍（如果λ=1.00，损失和获得会有相同的斜度；如果λ〈1.00，获得会比损失有更大的权重）。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Stephen Breyer（1993）认为，从毒物泄漏、石棉泄露和疾病易感性中“消除‘最后10%的风险’是毫无必要并且没有收益的尝试”（p.75）。为了支持这种观点，Breyer提到美国环保署的管理者所说的话：在几个月之内可以消除几乎所有危险废物堆中大约95%的有毒物质，但是想要消除最后残存的部分却需要数年，而且还要花费高昂的成本、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巨额的法律费用，并会引起无休止的争论。
律师在法庭上讨论被告对原告的赔偿问题时，会故意操控问题表述的框架。被告律师将赔偿看成一种收益：“被告应该支付给原告多少钱？”相反，原告律师喜欢损失框架：“你们应该赔偿多少钱来弥补我当事人受到的伤害？”
框架仅仅是言语上的花招吗？答案是否定的。这里有两个原因。首先，框架效应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心理学原理来解释；它们在复杂有效的心理学概念网络中是有意义的。第二，当做出矛盾选择的人们被指其选择不一致时，他们仍然坚持原来的选择。
人们会购买保险。为什么？最简单的解释在于人们如何构架购买保险的框架。当考虑保险的时候，人们不再将他们的现有财产看成中性的，而是将其看作大于0的正收益（优秀的保险销售员会鼓励人们的这种看法）；所以，人们愿意用小的财产损失去避免破产的风险。这再一次表明，总额为正的赌博的期望效用总是小于用金钱来衡量的期望数量。但事实上，单单从金钱角度来描述时，个人在买保险时应该意识到自己会损失，毕竟，保险公司是赚钱的。现在来看另外一个问题，人们不愿意佩带安全带，除非州立或联邦法律强制规定。根据预期理论，人们倾向于将他们的现状设定为参照点。从价值函数可知，小的收益是很重要的。人们认为不佩戴安全带会在舒适感上产生较小的收益。另一方面，由于价值函数对于负结果所呈现的递减特征，一个灾难性的交通事故所带来的客观结果被低估了。所以，从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不佩戴安全带是一种合理的行为。
保险，彩票，赌博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
如果他们做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成功仅仅是由于行为主义的原则不能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并且，即使是一只鸽子或老鼠（甚至是人）具备了专业的统计知识和训练，它们也会在包含斯金纳箱（操作性条件的房间）的环境下做出迷信行为。在这种环境下，它们除了压杆或者被禁止压杆外无事可做，并且唯一的环境变量是食物的出现，一只非常饥饿的动物（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动物的体重一般是其正常体重的70%）将会在极度的诱惑下采用“赢——保持，输——转换”的策略，因此，学习从未发生过。并且，问题被实验操纵者故意强化迷信行为所混淆，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迷信行为和适应性行为间的区别。
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没有道德，没有选择自由。只有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比如我们确切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我们才能拥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并且，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最基本的选择就是接受不确定性这一事实，还是想方设法回避它。那些拒绝不确定性的人试图建构自己的安全世界。这些人的自然需要是减少不确定性，极端状况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是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基础。统计学家对乐观主义者给出的定义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这一定义已经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具有讽刺意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