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历史教训”的一些认识
提到历史教训，人们很喜欢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阿房宫赋》更早就抒发了类似的观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这种观点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使得只要智识正常的人不可能不对前人的败亡熟视无睹，总要设法回避前人的覆辙。唐太宗便以吸取历史教训为我们所熟知：“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将司马光主编的编年史命名为《资治通鉴》，就是要通过借鉴历史教训，来为自己的统治提供帮助。
但人们还是普遍认可该观点，私以为症结就在于该观点是一种结果论，即后人并没有认真或者全面吸取前人的教训，而是有意地回避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这种做法尽管是对自身有所裨益，但导致后人的后人最终没能逃出历史的循环，也就是没有达到吸取历史教训的最终结果。而这种做法，在整个世界都非常普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平民布衣，均难以免俗。
谌旭彬先生在《秦制两千年》的前言中精准地指出：“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此言不虚，像唐太宗般直面历史者毕竟是凤毛麟角：“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至于唐太宗是否篡改历史，仍然处于争议中。既然没有定论，鄙人采疑罪从无的态度）
历史教训可以简化为一个格式：“前朝是因为XX而走向灭亡，所以我们不能像前朝这么做。”那么后人为什么难以全面吸取前人的教训？寻常人会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逐渐忘却了前人是如何败亡的，然后重蹈前人的覆辙。这种想法当然没错，但难以解释驱使后人这么做的动力。
米塞斯认为，人要做出行为有三个一般条件：不安逸的状况、想象一个较满意的状况、预料其行为足以消除或者减轻自身的不安逸。最后要达到欲望的满足或者部分满足。这三个一般条件同样也能套用在帝王身上，我们对此也不难理解。
帝王们的不安逸，大体上可分为对民间的忧虑、对边塞的忧虑、对大臣的忧虑、对宗室的忧虑、对继承人的忧虑。以上忧虑虽然错综交织，但结果都共同指向了帝王的统治基础，帝王们处理不善，就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帝王们心中较满意的状况也无非就是权力欲望得到满足、天下四海升平，不过放到个人的价值判断却是因人而异，即使是同一个人，也是因时而异。有的侧重于欲望，有的侧重于天下；即使是同一个人，早年会侧重于天下，晚年又会侧重于欲望。回到历史教训这里，我们会发现，帝王们在做出不合理决策的时候，大臣们常常以历史教训为依据进行劝谏，而帝王们却执意要做。私以为帝王并不是完全漠视历史教训，而是在头脑中的利益博弈，个人决策战胜了历史教训。尽管历史教训指出了该决策的负面影响，但在帝王看来（事实当然未必如此），该决策是能够消除或者减轻自身的不安逸，收益是大于负面影响的。而权威又促成了它的实现，帝王执意要做的事情，是谁也拦不住的，大臣若是再接着针尖对麦芒，面临的就是身首异处了。而其他人为了活命也要吸取教训，只得闭嘴，眼睁睁地看着帝王一条路走到黑。
另外，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为了给祖辈决策的负面影响埋单，帝王有时是别无选择的，只能硬着头皮吃下恶果。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人教条地依据历史教训来制止决策，未来都是不确定的，教条地依据历史教训，带来更大的灾难都是有可能的。
帝王片面吸取历史教训，还有转嫁责任的目的。无论是当朝帝王、还是前朝帝王，终究都是帝王。本朝的道统是建立在前朝道统之上，就算要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也不能把主要责任一股脑都推给前朝帝王。因此，就有了许多为帝王背锅的人：美人、外戚、宦官、奸臣、党争的大臣、割据的军阀、清谈的书生等等。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责任，但他们都必须要围绕着帝王才能发挥作用，而不能作为王朝灭亡的主因。
例如乾隆帝对明末东林党的批判。他在《题东林列传》中说：“盖有讲学，必有标榜，有标榜，必有门户，尾大不掉，必致国破家亡。汉、宋、明其殷鉴也。”也就是说，前朝灭亡的主要原因，都是这些书生聚众清谈误国，像东汉末年清议的太学生们、宋朝时的周（周敦颐）程（程颐程颢）张（张载）朱（朱熹）、加上明末的东林，都是妖孽。既然是因为这些人，前朝才会灭亡的，为了吸取教训，办法就是大兴文字狱，将批评的声音消灭，这样天下就清净了，朝廷也可以安心运作了。东林党固然是有问题的，但批评从来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先有时弊，后有批评。更何况这些人从来没有掌握过核心权力。自己犯下的错误，却要把责任推给一群指出错误的、被打压已久的边缘人，如果我们还认同这种鸵鸟心态，就很难说这是现代人的价值观。
在淫威的浸泡下，久而久之，我们真的就会自发为帝王开脱罪责。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就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
“‘奸臣’欺蒙君主，滥用职权，结党营私，施横作恶，致使国运败落;一旦除去"奸臣"，圣明重开，万众欢腾。这一类模式使皇帝避免了直接承担坏事的责任，至多不过是用人不周不察。而让"奸臣"去承担责任，充当替罪羊。若非如此，将会直接批判到皇帝。这就冲犯了儒家的"礼"，是士人学子们不会也不愿去做的。
由此，我们可得到一种解释，尽管"妥协"的决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但是，"妥协"的失败责任却应当由执行者琦善来承担。与此相反，若"妥协"一策获得胜利，又应当归功于"圣裁"，作为执行者的琦善，也不会有多大的殊荣。 实际上，当时的一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已经涉足于"妥协"的决策过程，并影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应当负责，但没有一个人敢把矛头对准道光帝。
如果把这种只反奸臣不反皇帝的现象。完全归结于当时的文化专制主义，那就低估了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力。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的官僚士子们之所以只批判琦善，而不指责道光帝，并非出于思想上的压制，却恰恰出于思想上的自觉。”
综上，我要说，所谓的“吸取历史教训”，并不是对前人败亡的改弦更张，而是换种方法——如何才能规避风险、规避代价、转嫁责任，最后再完成前人达不到的目的。即使代价是必须承受的，也不能让自己在有生之年看到，至于自己死后，管它洪水滔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