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古代中国，从有史、物可徵的夏（距今约4000－3600年）开始，迄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间产生了周、秦、汉、唐等几个最为重要和对后世最具影响力的朝代。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前256年），上承夏商，下开秦汉，以“制礼作乐”确立中华礼乐文明的典范，使“礼制”成为嗣后历代王朝政治与文化的基石；秦（公元前221－前207年）统一六国，开创中央集权的帝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其设郡立县、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等，确立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和传统；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公元25年－220年），推尊儒术，有效统治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文化艺术多元而繁荣，不仅国力盛极一时，更在多个方面为后世中国奠定基础；唐（公元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代，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中外交流空前频繁和深入，与汉代并称“汉唐盛世”，流传至今丰富的文献和精美的文物，足以引发国人无尽的怀想和追慕。

上述诸王朝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政治中心均长期建立于今陕西省境内的关中地带。西安市，古称长安，西周、秦、西汉、隋、唐等十多个王朝在此及其周边建都，历时长约1100年，是中国古都之首。这些文物作为实物证据，无疑是最能激发我们文化自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展览主题确定为“与天久长”，典出汉代吉语，以此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运昌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代代相传、汉唐盛世的精神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薪火永续、与天久长，寓意丰富，深刻而美好。特展展期为99天，寓意“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和“九九大运，与天终始”。

好，废话终于说完了......先来看看这次展览到底为何“震动京师”吧

因为有重器：何尊、淳化大鼎、伯各卣、墙盘、四十三年逨鼎......

因为有美器：鹰嘴金怪兽、鎏金银铜竹节熏炉、鎏金铜浮屠、螺钿花鸟纹平脱镜、鎏金铁芯铜龙......

因为有壁画墨拓：《峄山刻石》拓片、仪仗图壁画、胡人备马图、唐兴庆宫地图拓片、岩树图壁画......

因为参与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碑林博物馆、宝鸡青铜器博物院、法门寺博物馆、韩城梁带村芮国遗址博物馆……

因为这几位策展人：方闻先生、李学勤先生、吴良镛先生

因为，这次展览是一场“把陕西搬空”的展览。

第一单元   民之初生

“民之初生”典出《诗经•绵》，是周人自述开国史诗之一。

20世纪以来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仰韶文化曾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远古文明中的主流文化。宝鸡北首岭、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和高龄杨官寨等一系列仰韶文化聚落遗址证明了关中地区在文明初始期就是重要的区域中心。其之后的龙山文化是一个多文化交融的复合体，并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初步的国家形态：约4500年前，在今延安芦山峁出现了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史前聚落遗址；约4300年前，在今陕西神木县出现了面积约425万平方米的石峁古城，延续使用300余年。仰韶文化的艺术，以陶器、彩陶和陶塑等为主要呈现形式，部分在造型、纹饰上已显示出礼器的先兆；龙山文化的艺术，以玉器最为突出，琮、璧、钺、璋等器形，无疑是早期礼制的体现；而石峁遗址的石刻雕像和壁画遗存的发现，更丰富了我们对早期先民艺术成就和信仰体系的认知。

在陕北（如铜川和绥德）、关中（如周原和西安周边）以及陕南（如城固和洋县）等地区，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商代初期到晚期青铜器，且与河南境内发现的同时期遗物基本相同，显示了商文化对陕西全境的覆盖。高度发达的商文化也为商代后期时周族在周原地带的逐渐强大奠定了经济、物质和文化的基础。

通过纹饰一见便知这件彩陶尖底罐是仰韶文化的器物。圆形的人面被分成三部分，上部是两边被染黑的额头，可能是文面习俗的反映；中部画眼鼻；下部是人嘴和两侧相连的鱼纹的头，人的嘴似对口鱼头。人面的左右耳部各牵引着一条小鱼，有一种飘动感。在人面头顶锥形髻和鱼的鳍刺用圆点装饰，从整体图案看，点、线、面达到了完美的结合，是一件非常精美的艺术作品。

关于这种神（人）面鱼纹的含义，有学者认为这是渔猎活动在彩陶纹样中的反映，是表现人在噬鱼，并且认为施加化妆的人面在口中衔鱼，又在头顶发髻边缘插鱼鳍状饰物，都是巫师的扮相，人们要通过巫术来祈求渔猎的丰收。但是一些学者认为人面鱼纹是半坡氏族的族徽或图腾，是人格化神的出现，具有氏族保护神的性质。

蛙纹多见于仰韶文化及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彩陶器，一般抽象绘画于陶器表面或内壁。这件陶釜少见的在器物上塑出蛙纹，而且十分具体，与一般的蛙纹迥异。黄河流域偶有水患，先民们发现蛙类在经历水患后仍能平安，又因蛙具有旺盛的繁殖能力，符合先民们多子多孙的心理，故而将其作为崇拜的对象。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距今约四五千年，被认为至少是属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早期遗存。自2011年开始考古发掘至今，陆续发现了近200块壁画残块，主要是白灰面为底，以铁红、铁黄、炭黑以及绿土四种颜料绘制出各种几何图案，这一块是目前发现最大的石峁壁画残片，约有四十平方厘米，刷色条纹的粗块约有十厘米之宽——这样的图案绘制不可能是树枝或竹片，当是软笔一类，故有观点认为通过石峁壁画的发现，可以把中国人使用毛笔的历史从战国时期提前到夏代；另一方面，经过这些年的考古实验、分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认为，这批壁画无论在制作工艺还是绘制技法上均与汉代及其以后的壁画较为相似，其中包括朱砂色等，这或许也意味着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及绘制技法早在4000多年前或者更早的时期便已基本确立；此外，所有出土的石峁壁画都是房屋建筑的装饰，并非于墓葬中发现——目前可见的最早期墓葬壁画只是在西周之后才出现，故也可以认为，中国壁画最早其实是应用于世俗生活的装饰，而非用于祭礼与墓葬。也就是说，这方壁画残片至少揭示了三项关乎我国美术史的重要信息。所以石峁遗址的重要性从一方壁画残片就可窥见一二。

神面与对兽图像是石峁石雕上的主要内容，这块石雕中间是一个正视神面像，两端是两个侧视神面像，在神面之间是两只俯视的虎形。这三个神面一正两侧，构图又相同，也许并非是三神并立，而是一个神的三维表现，即一正两侧的不同视角。这种朴素的表达方式叫我联想到亚述王宫门洞口两侧的人首翼牛像石雕。像正面可看到牛两条前腿和人头的正面；像侧面有牛的四条腿和人头侧面像。从两面看各有完整的形象。虽然实际上总共雕刻了五条腿，但看上去却没有太过荒唐。这就是为了满足不同视角的结果。

这件铜戈援身宽短,呈三角形,内上有一圆孔,内端下角做成一小缺口形尖齿,援两面饰同样的双头蜈蚣纹.体厚重而精致,地方性特征明显，全国独有。

古代舀水、舀汤、舀酒都用勺。早期的勺都带柄。勺柄有长短、宽窄之别；材质有竹、木、铜、铁的不同。一般说来舀水的勺柄短，斗大，舀汤和酒的勺柄长、斗小。羊首勺出土时和酒器伴出。因此学者们推断应该是舀酒器。这件勺柄端为大角羊首形，作瞠目张口状。柄面一前一后铸圆雕立犬与行虎.立犬两耳直竖，目视前方。犬身后行虎长尾曳地，张口作捕食状，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气息。

第二单元   创制垂法

周朝，分为西周（公元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和东周（公元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史书合称为两周。

周人源自华夏民族的姬姓部落，奉农神后稷为始祖，后长期活动于陕甘一带。商代时因遭到西北游牧部落不断侵扰，在古公亶父带领下迁徙到关中渭河流域、岐山之阳的周原一带定居，开始产生“周”的概念。《诗经 文王》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公亶父之孙文王姬昌，迁都丰（今西安沣水之西），为其子武王姬发灭商奠定基础。据清华简《保训》，武王接受了文王在弥留之际授予的“中（旗帜）”，得“天命”，并以“天命”于公元前1045（1046）年克商建周，定都镐（今西安东南）。武王病逝后，其弟周公姬旦辅佐年幼的成王。周公平定王族及东方各国的叛乱，营建成周（今洛阳），总结经验教训，以“中”为基本原则，实现了对于礼乐制度的划时代的变革——“制礼作乐”。

周朝“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不同阶层的“大宗”和“小宗”，分别享有不同的祭祀权。在这种新的宗法制度之下，“礼”既是制度实现的外在形式，也是制度运行的保证；祭祀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礼仪形式，而且还是等级的象征；器、车服、名爵，号君之所司也，礼器（如青铜器和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在遵循基本的形制、纹饰、大小、数量、组合关系等前提下，成为标明器主身份、权位的象征性标志物，故孔子云：“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丰镐两京故地、周人的发祥地周原（今岐山县、扶风县和眉县的一部分）和作为西周王畿区域的广大关中平原等，拥有大量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本单元即是从中选取的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器”（如青铜器、玉器等）——它们，是西周思想、文化与艺术的精华所在。

淳化大鼎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长期保存在库房，故虽然声名远扬却难得一见。此鼎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腹壁上铸有三个半圆形大耳，这种形制的铜鼎为特例，至今仅见此一器。它是迄今所见西周青铜器中最大、也是圆鼎中最大者。大鼎在展览中被放置在第二单元的入口处，一进门就被其纹饰（夔龙纹的眼睛）给萌到的不在少数。

尊，今作樽，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商周至战国期间有将尊铸成牛、羊、虎、象、豕、马、鸟、雁、凤等动物形象，统称为牺尊。乍一看其外貌应该是一头鹿，不过细看下它有爪子，肋下生翼，集多种动物特征与一身，又有想象的成分。另外插一句，这件牺尊出土于宝鸡石鼓山。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当时是5位农民在取土盖房时无意发现了这27件青铜器。其中青铜鼎 12 件，可分为两组，分别命名为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最大的区别，除了内部铭文不同之外，耳部的纹饰也有所不同，四十二年逨鼎的耳部纹饰以双重纹为主，四十三年耳部纹饰以环耳纹为主。

四十三年逨鼎有10 件。该组器形、纹饰与四十二逨鼎相同。因第九、第十号两件器形较小，不能通篇记铸，而将全文分为两部分，分铸于两件器物内壁，其余8件内壁均通篇铸录全文，31行，计316字，记述逨担任虞林，供应王室山泽物产有功，周王室册封其为官司历人，训导其如何施政，及受到奖赏的情况。其书写格式严格按照西周金文中册封命辞的要求，可以说是当时一份完整的册封档案。铭文中具体记录的册封时间包括年、月、月相、干支，这种“年、月、日”完整的记录对研究西周历法极为重要，所以这篇铭文也成为当今学术界校验“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西周历谱推定是否准确的一个及其重要的依据。

墙盘是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因墙在周朝做史官又被称作“史墙盘”。墙盘底部铸有铭文284字，腹和圈足分别饰凤纹和兽体卷曲纹，雷纹填地，圈足有折边。铭文前段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共（恭）七代周王的功绩，后段记叙微氏家族高祖、烈祖、乙祖、亚祖、文考和做本盘者自身六代的事迹。

墙盘所记述的周王政绩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中的内容非常吻合，关于微氏家族发展史部分的内容则并不曾见于现在已知的文献，填补了西周国史微子家族的一段空白，属于重要的历史资料。

接下来是大名鼎鼎的何尊，作为镇国重器，它早被列入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文物之中。何尊是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它最珍贵之处就是尊内的122字铭文，记述的是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之事。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所谓“宅兹中国”，就是住在天下之中的地方。何尊的铭文还可以证明洛邑始建于周公摄政五年，历时七年建成之一重大历史事件。七年后是成王五年，成王在这一年下令迁都成周洛邑。文献记载，西周成王时，曾有迁宅洛邑一事。不过司马迁在《周本纪赞》中则认为当时成王仍都丰、镐，未迁洛邑。但《吕氏春秋》等书也说成王营居于成周。何尊铭文开篇便有“唯王初迁宅于成周”的记载，证实成王确实迁居到洛邑。关于何尊的鉴定与命名，是在1975年作为全国新出土的文物精品出国展出时偶然被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发现铭文并命名的，而马承源先生不仅是上博馆长，更是国内青铜器研究的大家，他所编著的《中国青铜器》一书至今仍是青铜器研究的经典。

第三单元   秦国崛起

秦之先为嬴姓，本是东方的商奄（今山东莱芜、曲阜一代）之民，周初因反周被西迁到今甘肃省东南部，与西戎交错而居。西周中期，一个叫非子的秦人在为周王养马，获封邑于秦地（今天水境内），非子以封地为氏，号为“秦嬴”，由邑名而族名，再为国名。犬戎入侵镐京，秦襄公将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于是获封诸侯，封其歧山以西之地，秦人正式立国。秦人通过数次迁都的形式不断东进，先后拥有秦邑、西犬丘（西垂）、汧邑、汧渭之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等九个都城，其中以雍城建都时间为最长。雍城是周原的一部分，本是西周王畿属地，也是秦国崛起的开始。至秦穆公时，灭梁国，芮国，与晋国以黄河为界，跻身“春秋五霸”之列。孝公时任用商鞅两次变法，一跃成为战国中后期最强大的诸侯国。公元前349年，孝公迁都咸阳；前325年，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并巴蜀；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前230--前221年，秦灭六国，至此，中国的大一统时代来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权威日益衰落，诸侯势力此起彼伏，“僭越”成为常态，这就意味着很多本来只能是周王享用的礼乐制度和祭祀之礼，下移到了公、卿阶层身上，礼器的形制、种类、用途、纹饰等均可能在商周以来严肃规整的礼制规范外另有发挥，从而催生了更加多元的带有地域色彩的艺术。本单元展品，主要是公元前640年（一说公元前658年）被秦穆公所灭的芮国之遗珍、雍城秦公大墓和其他地区出土的秦国文物，从中可窥见秦人发展之路和秦国日益崛起的过程。此外，展览还可通过陕北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匈奴遗物，了解当时秦人所面临的外部形势。

一组四只鹿，一雄三雌，鹿身用同一范铸造，皆昂首前视，两耳竖立，四肢屈曲，作卧伏状。唯有雄鹿头部双角弯曲向后倾斜，分为五叉，系另铸后插于头部。这组卧鹿是战国时期匈奴族雕刻工艺的杰作。

怪兽为鹰嘴兽身，头生双角。每角分四叉，叉端各浮雕有立耳环眼鹰嘴怪兽。尾卷成环形，亦作怪兽头像。身驱及四肢上部满饰凸云纹，颈及胸部以细线条刻划成鬃毛。这件黄金制成的奇怪动物，之所以被称为怪兽，是因为它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身体似羊、嘴似鹰、角似鹿、蝎形尾，四蹄立于花瓣形托座上。怪兽的两只抵角是由两两身相连、背相对的16只小鸟组成的，而且蝎形的尾巴也是一只小鸟的样子。因此，这件小小的怪兽身上竟隐藏了十七只小鸟，体现出工匠们的睿智巧思和精湛做工。根据金怪兽底盘上的小孔，学者们推测可能是匈奴族首领帽上的冠饰。怪兽角上的鸟有耳蜗而尾巴上的则没有。斯基泰文化中常出现卧鹿形象，印象里有一件“斯基泰鹿”与此怪兽颇为相似，考虑到卧鹿形象是欧亚草原早期游牧艺术中分布最为广泛且最具草原游牧文化特征的艺术母体，也许这件金怪兽的造型受到斯基泰文化影响亦未可知。

鸟盖瓠( 音户)壶，因其形似瓠子，盖为鸟形，故名。其特点是把实用与装饰融于一体。鸟首形器盖，以珍珠纹为底，鸟的嘴部装有环扣，可以启闭。盖上的鸟尾与把手用链环连接，每节链环均饰有头朝上、尾部卷成圆环形的蛇纹，相互套合。

瓠壶样式新颖，在国内并不多见。《礼记·郊特性》记载，陶质瓠壶为“尚礼”之用，装的酒称为“玄酒”。这件鸟盖瓠壶也应是战国时代一件盛酒用的礼器。《史记·天官书》有“瓠瓜星”的记载。唐司马贞《索隐》解释说：瓠瓜又称“天鸡”，在“河鼓”(即牛郎星)以东。古人笃信天命，把祭祀用的礼器，作成瓠子形，象征瓠瓜星，而壶盖上的“鸟首"当为“天鸡”无疑。由此可见，这件瓠壶应是与祀天有关的重要礼器。

也有学者从神话的角度来加以探讨。《山海经·海内西经》称：“开明西有凤凰、鸾鸟，皆戴蛇践蛇。”故鸟盖部壶纹饰图案的鸟蛇，应属此种神话传说故事。又因目前这种鸟首形瓠壶大都发现在秦地，根据《史记·秦本纪》及其他史籍载，秦之祖先为神鸟的子孙，伯益是一只燕子，因帮助禹治水，助舜驯服鸟兽，被赐为赢性，后来成为秦国王族的祖先；其儿子也是鸟雀的身形，说着人的话。因而，鸟形装饰与秦的鸟崇拜相关。

芮国，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一个诸侯国。 前11世纪，周武王把卿士芮伯良夫封在芮邑，位置在山西省芮城县。经过专家考古发现，确定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刘家洼乡墓地为芮公墓，为芮国故地。《史记·秦本纪》记载秦穆公二十年（即公元前640年）灭芮国。这件盖尊即与芮国有关。

顾名思义，盖尊就是带着盖子的尊，目前带着盖子的尊仅此一件。据当初修复过盖尊的修复师讲，此器尊为商末周初，盖为春秋早期。二者铸造工艺、成分配比、精细程度天差地别。传说商纣王饮酒误国，在商灭国后，芮国把酒器的规制从13件减至6件，又在尊上加一盖子，盖上铸一剑形把手，以警示后人。

西周时期，音乐与礼制密不可分，称为“礼乐”。秦公镈是秦宪公之后秦武公所铸的青铜乐器，也是秦武公祭祀祖先的礼器。秦公镈，造型雄伟，镈身饰有四道飞棱，纽上有环。镈身下部环形带状部位刻有135字铭文，记述了先祖秦襄公被周王“赏宅受国”之事，以及文公、静公、宪公三代治国兴邦的业绩，表示自己要继续虔诚祭祀祖先和上帝以求得秦人的福祉。由于铭文篇幅较短，且相对易懂，我全文粘贴复制，与大家分享。

秦公曰：“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赏）宅受或（国），剌剌卲（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惰于上，卲合（昭答）皇天，以虩事蛮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氒）心，盭龢（戾和）胤士，咸畜左右，蔼蔼允义，翼受明德，以康奠协朕国，盗百蛮具（俱）即其服，乍（作）氒龢（厥和）钟，灵音锗锗雍雍，以宴皇公，以受大福，屯（纯）鲁多厘，大寿万年。”秦公其畯紷在位，膺受大令（命），眉寿无强（疆），匍（敷）有亖（四）方，其康宝。

第四单元   皇帝临位

从公元前230年开始的10年时间里，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年－前210年）的军团先后踏平了韩、赵、魏、楚、燕和齐六国的宫室，公元前221年，秦——东亚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建立。

秦帝国建立后，上古以来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经理前所未有的大整合。中央施行三公九卿制，地方上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从制度上促进了“天下”观念的形成。嬴政认为自己功盖“三皇五帝”，取“皇”和“帝”而称“始皇帝”，“始”是开始、第一的意思。从此，皇帝这一尊号被沿用两千余年。为了宣示对天下的拥有，始皇帝多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留下了7处歌其功德、昭示天下的刻石，“皇帝临位”即出自其中《泰山刻石》的首句。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在“观象授时”的过程中，遵守星宿的秩序，逐渐建立了一套以“天/北天极”为核心的人间秩序，因此，天文观念在中国政治与文化史中占据统治地位，又与王朝的兴衰更替直接相关。秦始皇试图重新建立以“天文”为基础的“人文”制度，其核心内容就是确立“紫宫”体系：一方面，“以则紫宫，象帝居；渭水贯都，以象天汉”，为宫庙“象天极”，秦都咸阳乃至天下，从规划到建筑以及细节无不反映着人与“天”的对话；另一方面，历时39年（公元前246年－公元前208年）而建成的秦始皇丽山陵园（今西安市临潼区骊山北麓），设计严密，规模宏大，史载陵墓中“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又道通“极庙”，蕴藏了无穷的奥秘。

经现代考古和勘探可知，帝陵有内外城，均呈矩形，分别周长3840米、6210米，四周分布着大量形制不同、内涵各异的陪葬坑和墓葬。1974年以来，在帝陵封土之东不远处，共发现三处呈品字形排列的从葬兵马俑坑，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埋葬着真人真马大小的步、弩、车、骑等兵种的陶俑近万件和战车百乘，以及数万件实物兵器，是秦国军队编组的缩影。陶俑均面向东方而立，拥有不同的面孔、身高、体型、姿势、服饰和发髻等，亦透露出不同的性格，他们仿佛是天上守卫“紫宫”的“天枪”和“天棓”之象征。而封土之西、内层宫墙西门内出土的铜车马，则随时恭候主人向西直达“极庙”——也就是那个“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的地方。通过本单元秦始皇帝陵和秦咸阳宫等地所出文物，以及反映统一政策的遗珍，可窥秦帝国的恢宏与壮阔。

东郡是我国古代行政区名。秦王政五年置，治濮阳，地约今河南省东北部、山东省西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五年，将军骜（蒙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 东郡虎符呈卧虎状虎背有错金铭文，字体为小篆，左右两半铭文相同：“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东君。”从铭文上看，东郡虎符应该合阳陵虎符一样都是秦始皇时代的用品。

跪射俑身穿战袍，外披铠甲，头顶左侧挽一发髻，脚登方口齐头翘尖履，左腿蹲曲，右膝着地，上体微向左侧转，双手在身体右侧一上一下作握弓状，表现出一个持弓的单兵操练动作。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善射者，支左诎右”，意思是说善射者以左手持弓、右手屈曲拉弦。跪射俑正是这种姿势的生动写照。

兵马俑坑共出土跪射俑160件，与立射俑共同组成弩兵方阵。跪射俑射击时，左腿蹲曲，右膝跪地，便于瞄准。同时，跪坐射击比直立姿态目标小，不易被敌人发现，是防守或埋伏时的一种理想射击姿态。跪射俑的塑造比起一般的陶俑要更加精细，对表情神态和发髻、甲片、履底等的刻画生动传神，真实表现了秦军作战的情景。

青铜龙是战国时期秦国或秦代的遗物。在1993年冬天，被西安市公安局查获，总共8块残件。移交陕西历史博物馆修复拼接后将其复原为两条盘曲缠绕的青铜龙。龙体中空，头略呈方形，鼓目、翻鼻、张口，身饰鱼鳞纹，尾盘卷为中空的锥体。龙体分铸焊接成型，形体巨大，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关于其用途，一般认为是始皇帝统一六国后收天下甲兵后巨型乐器的底座。

第五单元   天子居中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不幸病故于巡游途中，公元前207年，仅仅存在了15年的秦帝国灭亡。公元前202年，在各种反秦势力中脱颖而出的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汉朝分为“西汉”与“东汉”两个历史时期，史称两汉，其间曾有王莽代汉自立的短暂的新朝。

刘邦建政，章程礼仪俱承秦制，倡导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稳定汉初社会、发展经济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为日后汉朝的强盛打下基础。汉朝历时四百余年，治世频现，如：汉文帝和汉景帝的“文景之治”，汉武帝时期的“汉武盛世”和汉宣帝时的“孝宣之治”；公元25年刘秀称帝建立东汉后又有“光武中兴”、“明章之治”与“永元之隆”等。

有汉一朝以汉武帝功绩最大，史上有“功莫大于秦皇汉武”之称。例如设立刺史、设立太学、开拓西南疆域、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并移民实边，收复河套、派遣张骞出使西域，为宣帝时设立西域都护府，将西域纳入版图奠定基础等。汉武帝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在于两点：其一，接受董仲舒所倡的“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的观念，确立了儒学的正统思想地位；其二，建立甘泉宫，改革祭祀制度。“以竹为宫，天子居中”，将祭“天（太一）”确立为国家最高的祭祀，使郊祭之礼成为其后历代王朝正统性的核心象征。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之一，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四夷宾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文学、史学、艺术和科技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很大发展。汉武帝曾经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鸿都门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所以唐代张彦远说：“图画之妙，爰于秦汉，可得而记。”本单元展品，除了部分与祭祀、礼制相关的文物之外，大多是高等级墓葬中所出的艺术遗存，它们不仅展示了盛世汉代丰富的生活画卷，还映照着当时人们的信仰、礼仪制度和生死观念等。

鎏金羊形铜灯，羊身圆浑，呈静卧状，通体无纹样装饰。羊背部与器身分开铸造而成，并由颈部后面的关纽与器身相连，可以开合。使用时，将羊臀部处的小提纽提起并向上翻卷，羊背部便成为羊头上托起的一个灯盘，可置油点灯。汉代的灯主要以脂膏为燃料，一般是动物或植物的油脂。使用时将灯炷缚成束浸在脂里点燃照明，古人称其为“膏烛”。不用时，剩余油脂会通过灯盘一侧的流口倒流回器物空腹内，羊背折回原位，铜灯便成为一件精美别致的观赏品。古时，汉字中“羊”与“祥”是相通的，“吉祥”亦可作“吉羊”，汉朝人将灯做成羊形状，当是取吉祥之意。

 阳信家鼎是出土于西汉武帝茂陵1号无名冢1号从葬坑的阳信家青铜器之一。因部分器物上刻铭“阳信家”，故名。阳信是古代行政区名，西汉高祖五年置阳信县。据《武定府志》：“信水之阳也，钩盤河，径县境。至城南十里为信河。”鼎作扁球体，弧面盖上有三个环状钮。口略敛，鼓腹，圜底，长方形附耳，蹄足。腹有一道扁凸的弦纹。盖、器各刻有铭文，记器主、器名、容量、重量、制作年月、产地等内容，对研究西汉度量衡制度，官营手工业等有重要意义。器主应是平阳公主。（汉武帝刘彻同胞长姐。本封阳信公主，因嫁于开国功臣曹参曾孙平阳侯曹寿，故又称平阳公主。）

鎏金银竹节铜熏炉，出土于茂陵东侧从葬坑。系博山炉形式。由炉体、长柄、底座分铸铆合而成，通体鎏金鋈银，精雕细镂，是一件至为罕见的艺术精品。炉口外侧和圈足外侧刻有铭文一周三十五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底座圈足外侧刻铭文三十二字：“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从炉盖外侧铭文可知，此炉是西汉皇家未央宫的生活用器。从同时出土的“阳信家”刻铭的铜器分析，加之历史文献的记载，得知这件熏炉原在未央宫，建元五年，汉武帝将其赏赐给姐姐阳信长公主。

直到第五部分，展览才以一件小小的瓦当扣题。看过我以前的文章晋祠文化展及南越国宫署遗址展（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朋友会对瓦当的作用有所了解，这里略过。

关于瓦当的种类，一般可分为圆形和半圆形两大类，其起源与发展历史十分悠久，据史料及近几年来田野考古发掘资料证实，瓦当应追溯到西周时期，当时的瓦当仅处于初期阶段，形制、制作都比较简单。到了汉代以后，在继承秦代瓦当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创新，特别是在瓦当的图案装饰上一时涌现出大量的文字瓦当，成为汉代瓦当的一大特色。

汉代出现的文字瓦当多为篆体书（鸟虫篆），内容一般以当时流行的吉祥语有关，如“延年益寿”、“长生无极”、“与华无极”、“与华相宜”等。也有宫苑、陵墓、仓庾、私宅等，如“长陵东当”“长陵西当”“冢上”“华苑”等等。文字瓦当绝大多数为阳文，字数从一到数十不等。

第六单元   多元融汇

东汉末年，政局混乱，最终分裂为曹魏、东吴、蜀汉，约370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分裂时期就此开始，其间经历了大小30余个王朝政权的兴灭。

266年司马炎代魏立晋，史称西晋，短暂统一全国。316年西晋灭亡，北方进入“五胡乱华”的十六国时期，晋室南迁后建立东晋政权。北朝是对北魏等北方政权的统称：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439年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550年北齐代东魏，557年北周代西魏，577年北周武帝宇文邕灭北齐，再次统一北方。南朝，是对东晋以后南方政权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统称。581年杨坚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亡。589年隋灭陈，再次统一全国。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前秦、后秦及西魏和北周先后以长安旧城为都，583年隋文帝营建大兴城，是为唐长安城之始。

隋朝国祚虽短，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隋文帝初创三省（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六部（尚书省下属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这种分工明确的高效政府运作体系为后世所继承。隋炀帝开疆拓土，修建大运河贯通南北，建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影响深远。犹如汉承秦制，短暂的隋朝也为唐代的百年繁华奠定基础。

三国两晋南北朝期间虽然政权更替频仍，令人目不暇接，却是多民族和多文化空前融合的一段时期。源于道家之学的“玄学”构成魏晋时期思想和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或因有利于统治，或因民众精神慰籍的需求，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等宗教以及宗教艺术获得大发展，知识分子纷纷反思宇宙、社会和人生，从而实现从政治哲学往人生哲学的转向，造就了一大批精擅文学、诗歌和艺术的名士。由于丝绸之路和海路的开通，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的商贸空前频繁，各地民族、思想、文化、物质和艺术风格互转流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古时期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转向更加开放、多元、丰富和有创造力的面貌，艺术理论和绘画、书法和雕塑等多门类艺术空前发达，名家辈出，中国艺术史也由此从无名的艺术家进入到有名的艺术家的时代，并最终成就了造诣精深的唐代艺术。

镇墓兽是我国古代墓葬中常见的一种怪兽，有兽面、人面、鹿角，是为镇摄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侵扰而设置的一种冥器。《周礼》记载说，有一种怪物叫魍象，好吃死人肝脑；又有一种神兽叫方相氏，有驱逐魍象的本领，所以家人常令方相氏立于墓侧，以防怪物的侵扰。这件人面兽身镇墓兽有着人的面孔，狮子的身躯，造型上的独特表征与相隔甚远的埃及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像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从考古发现的情况考察，镇墓兽最早见于战国楚墓，流行于魏晋至隋唐时期，五代以后逐步消失。镇墓兽的制作，早则为木、骨质、陶质极少，以后主要为陶质和唐三彩。金属和石制品极为少见。

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黄良石佛寺，陕西省内出土于十六国时期的早期鎏金铜佛像十分稀少，此像通体鎏金，线条流畅，尚有一二分“犍陀罗”风格。佛像背后还有犍陀罗地区流行的佉卢文铭文，故而更是珍贵。

仪仗图壁画发现于潼关县高桥乡税村的一处大型隋代壁墓的墓道。仪仗图各有46个人物、1匹马和1架列戟。人物皆为男性，头裹幞头，穿圆领直襟窄袖衫，腰系带，足蹬靴或鞋，腰间悬挂仪刀、囊、刀子等物品，手中或执弓、或擎旗、或举仪刀，排成队列。人物姿态不一，面部表情丰富。是隋代贵族仪仗及服饰武备的真实反映。专家表示，这是是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隋代墓葬，不排除生前做过太子或身后追赠太子的可能（比如废太子杨勇）。

第七单元   天衢盛世

公元618年，李渊接受隋恭帝的禅让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618年－626年在位），由此开启了一个史诗般的辉煌时代，亦被许多中外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朝代。

“盛世”典出《后汉书》“何天衢于盛世兮，超千载而垂绩”。唐太宗“贞观之治”，开疆拓土，知人善任，以开明的民族政策被西域和北方各民族尊为“天可汗”，史有“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有也”的评价。高宗时东西突厥先后统一于唐，唐代版图达到最大，史称“永徽之治”。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的女皇武则天以周代唐，招揽贤才，号称“君子满朝”，史称“武周之治”。玄宗登基后唐室中兴，天下大治，开元年间国力空前强盛，史称“开元之治”。后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大受摧残，但仍有唐宪宗“元和中兴”，唐武宗“会昌中兴”和唐宣宗的“大中之治”。中晚唐的繁荣，主要表现在工商业的兴盛，从城市布局（典型如扬州）开始打破里坊制就能窥见一斑。907年，节度使朱温逼迫哀宗禅位，唐朝灭亡。

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唐，更是一个兼容并蓄、高度开放的国家，都城长安是6到8世纪当之无愧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大都市，其先进地位为各国所向往，中外交流极其频繁，大量外国人和周边民族长期与汉人杂居，各种思想在这里碰撞，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各种宗教在这里汇聚，从而促使唐代文化拥有更显多样化、更富创造力和更具恢宏气度的特征。盛世精神也造就了唐代士人普遍具有开阔胸怀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思想、宗教、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学术均是名家辈出，经典之作频现，从而形成了庞大完整、发展程度极高的唐代文化体系——特别是：唐诗成为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书法发展至唐而诸体完备；绘画上，人物、山水、花鸟等各个画科均发展成熟；道观寺院壁画和雕塑，多由名家创作，成为公开的画廊。先进的政治体制与社会文化，也使得唐朝成为历史上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艺术与技术的大输出的时代，对于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等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较大范围的“儒家文化圈”。

左侧的三彩马比较寻常，右侧的三彩骡倒有点意思。这头骡子施蓝釉，鞍上驮有丝绸类的货物。蓝色釉是以矿物钴为釉料的着色剂，这种钴料产自中东，是通过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一种釉料。这件三彩器证明，我国用钴作陶瓷的着色剂不晚于唐代。（据17世纪保存下来的文件记载，沙俄为了购买昂贵的钴料曾花费巨额资金，这种钴颜料叫“戈卢贝茨”，是“蓝色”的意思。克里姆林宫的大厅和安眠大教堂等建筑的墙壁上涂的蓝色颜料，就是这种“戈卢贝茨”。）

唐三彩是唐代创烧的新品，在造型、装饰、色釉和烧制等工艺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需要注意的一点，它不是瓷器，而是陶器，准确的说是一种低温釉陶。其材料主要为白色高岭土和各种矿物质釉料，制作工序大体为，先经过模制、轮制、捏塑、堆塑和雕刻等工艺完成高岭土的制胎，在1100℃左右的的高温下进行素烧，之后再上釉，然后二次入窑，在900℃的低温下烧制而成。

螺钿，是指用螺壳与海贝磨制成图形或文字等薄片，根据需要镶嵌在器物表面的工艺。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到不少西周嵌螺钿漆器，其中有1件漆器，上面的彩绘兽面凤鸟纹就采用了螺钿工艺。至唐代，中国的螺钿工艺已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尤其是铜镜漆背螺钿，更是这一时期的工艺瑰宝。平脱，是将金、银纹饰用胶漆平粘于素胎上，空白处填漆，再加以细磨，使粘上的花纹与漆面平齐的工艺。现存唐代平脱器已极精美。 五代以后渐趋衰落。

这面集螺钿和平脱两种工艺的铜镜不仅是当时的珍品，也是目前出土的保存状况最好的一面此类铜镜。它的主人是唐宗室女李倕，她去世时年仅25岁，据墓志中“子在于襁褓”的记载，推测可能死于难产。

“金筐宝钿”是指器物表面焊接有金丝编成的外框及细密的金珠，再镶嵌以宝石。玉带之制始于隋唐，是一种由数块乃至十数块扁平玉板镶缀的腰带，是从北方游牧民族的腰带演变而来，成为古代官阶品位的标志，以金玉最为珍贵。在每块玉带板的下方，带有能挂载小物品的小勾的玉带便被称呼为“蹀躞带”。唐代的“金筐宝钿”工艺，就是后来花丝镶嵌的前身。

鎏金铁芯铜龙用铁铸芯，然后用青铜铸造龙身，最后再镀上金箔，整体工艺流程十分的复杂。其目的是取长补短：铁比铜的强度要高，但是铜的延展性比铁更好，所以就是取铁的强度和铜的延展性来弥补两种材质的不足；另外再镀金，是取了金的稳定性，不易被氧化的特性，整体起到了保护作用。龙曲身呈现腾飞状，极富动感。

其作用推测有二，其一，铜龙出土地位于唐长安城永乐坊，这里居住的都是达官贵人，所以人们就会将“龙”埋于地下，以聚王气，起到镇宅避邪的作用。

其二，宗教祭祀之用。唐朝初年，奉道教为国教，而道教文化的祭祀就有“蘸祭投龙”的仪式，尤其唐朝的历代帝王对道教这种斋蘸祭祀活动尤其重视，用以为祈求自身福寿和天下太平。

出土于法门寺地宫。四角正方形亭单层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塔基为须弥座，其外有三层渐收的护栏，每面护栏正中有弧形踏步。塔身四面各开一门，正面门外左、右各列一力士门额以上铺作和人字形斗拱门两侧各开一处直棂窗。顶为单檐四角攒尖形，铸有瓦垅，檐角略翘再上为印度式的、高耸的塔刹（塔顶，由刹座、刹身、刹顶和刹杆组成），刹底为须弥座，往上为依次渐小的六个相轮相轮以上有宝盖、圆光、仰月及宝珠。其真实再现了唐代亭阁式塔的结构，据我的观察，其椽子排布也极为清晰，为平行布椽。

这幅壁画出土于节闵太子李重俊墓，以古树山石为主题，组成一幅苍古幽深的风景画。壁画本身并没有出奇之处，但是这是我国最早的以岩树风景为主题的绘画作品，在我国美术史、绘画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

绘于韦贵妃墓第一天井东壁。图中绘一披鬃白马朝南站立，马左右两侧各有一卷发胡人。马左侧胡人身材高大，右臂夹住马脖颈，俯身低头；其右手轻握丝缰在马腮处，左手置于马镖处调整马络头松紧。右侧胡人瘦小，小腿用白条带“行滕”缠扎；双眉紧蹙平视前方，两手作勒缰状。白马右前腿和左后腿抬起，左前腿右后腿直立，张嘴、竖耳、圆目怒睁。画面生动地表现了主人即将出行，胡人驭者准备就绪的场景。这幅壁画是昭陵博物馆仅有的几幅对外展出的壁画。

最后说说这次展览的现场和体验。文物自然不用说，展览的逻辑线也是少有的明朗：从周代创制垂法到秦代海内一统，从汉代剧中尊儒到南北朝多元融汇，而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盛唐。但是不清楚布展方面是何考虑，相关历史背景、考古资料等的展示几乎完全没有，少有的几幅地图也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还被放在犄角旮旯藏了起来，叫绝大多数没有专业知识的观众无所适从，也造成了许多“好为人师”者的胡言乱语。将唐三彩认作瓷器也就还算罢了，有许多情侣中，男伴为显耀自己博学胡说才惊世骇俗。比如讲到铜浮屠，一男伴对其女伴讲这件塔等级很低，只有一层，当时的塔都是像大雁塔那样的，那才是高规格的，像皇家寺庙不会有这样的小塔。。。那么请问法门寺不是皇家寺院吗？一件为安放供奉舍利而铸造的小塔还能“等级低”吗？我在一旁默不作声，但是心里真相告诉那位听得津津有味的女孩——唐代流行的塔型是亭阁式塔，比如眼前这件，现在山东还有隋代四门塔为实例，同时期壁画石窟的塔型也以此为多，像大雁塔那样的才是玄奘法师从印度带来的新塔型，高层楼阁式塔当时真的很少的。。。

不过在展柜上，布展方设置了二维码，可以扫码了解文物信息，但是各位试想一下，一群人围在一件文物旁，各自打开手机扫码，割裂了文物与观展者的联系，不仅让一场展览变成了各种“阅读体验”，还阻挡了其他观众的参观路线与视野，可谓十分糟糕。

总之，这次展览，是一场必须要有备而来且准备充分的展览。文物，无可挑剔；布展，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