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 【阿根廷】马丁·卡帕罗斯（十）

1    封闭

塔那是物资的仓库、垃圾场或坟墓，这些西方死去的物件最终达到了这里。例如，雷诺4和雪铁龙2CV，在西方二十年前就淘汰下来的车型，在这里的街上运转，涂上了奶白色，用作了出租车。我们本以为这些车已经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中了，没想到，它只是换了个地方，在这里继续存在。旧的笨重的电脑、电视机、堆成山的鞋子和衣服。

若用一个我杜撰的说法来说，塔那是纯粹贫乏所在的地方。之所以说它是纯粹贫乏所在是因为没有特征性的传统、行为或空间可庇护：成千上万的人占有一个衰落的西方城市、逝去的物件、破旧的衣服，这些二手衣服让市场上的裁缝失业了，以前大家都得靠他们做衣服。

在塔那，如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为数一半的孩子营养不良，大部分人吃不饱饭，许多人只吃大米，无法满足营养的需求，无法健康成长和开发潜能。法国农业发展中心（CIRAD）的法国研究员佩里那·比尔诺德给我解释，80%的人口靠吃大米为生，有段时间马达加斯加能生产本国所有的消费量的大米，但是现在已经不能了。

“现在进口占很大比例，每年政治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决定进口大米的配额与价格了。如果进口商引进过多的大米，就会导致价格下跌，本地生产商就会破产，挣来的钱无法覆盖自己的劳动成本，但是如果进口较少，进口商就挣得更少，国家也会有粮食不够的危险。”

马达加斯加有2200万人口，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年的收入为47万阿里亚里或234美元，相当于九袋半的大米（每袋50公斤）。马达加斯加人平均花费四分之三的收入在粮食上。21世纪初情况有所改善，自2008年起，情况又有所恶化。

自从2009年出现了政治危机，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计划大幅下降，西方大国决定撤掉这些援助，以此对该政府进行民主施压。

悖论由此产生：成千上万的人，穷人、工人在受苦，仅仅因为西方民主社会决定捍卫民主。

这里的人拒绝变化，害怕任何的变化都会惹祖先不高兴，祖先是希望后代继续重复他们的所作所为，如果一定要发生变化的话，祖先可能会报复，而且，因为他们生活在了边缘，他们认为任何的变化都有可能将他们推下深渊。

而且，每个解决方案都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引人深思，试图改变一个小国家的小省份的一小区域居民的生活方式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夸张。觉得能做些什么、能让这万把人过得更好的想法是骄傲的，不愿认识到他们这万把人只是两亿人中的一小部分。

2     土地的占有

几十年间，农业在全球经济中变得无足轻重，这是一种必要的恶：人得吃饭。但是，种地不能带来大财富，不能给人威望和地位，不能使用很多的光鲜的创新和发明，看起来一点都不现代，事实上，农业看起来像过去的一种令人生厌的生存手段。

直到粮食价格上涨，人们对粮食匮乏的恐惧扩大了，农业生产国才开始挣大笔的钱，农业产量小的国家才开始担心。与代表未来的机器和技术相比，那些多余的土地和水源代表着过去，足以被轻视，可现如今土地和水源也变得稀缺了，因而越来越值钱了。

变化就在此发生了：农业遭几十年的轻视之后，突然变成了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毫无疑问，它成了另外一种农业。技术上的突破，使得土地并不总是紧巴巴的，水也不用从石头缝里去找了。

“强占土地是国际投资者对农村土地的窃取，将世世代代靠土地养家糊口的农户赶走”，肯尼亚学者麦克·欧秦·奥迪杨波在为国际土地联盟撰写的报告《非洲土地的商业压力》中总结道：“把这个叫作强占就是因为征地时并不征求民众的意见，并不考虑民众的利益。”

一般来说，他们生产的农产品都是出口到这些攫地外企的国家去的，或者是另外一些发达国家，这些农产品与本地市场流通就此隔绝。这是一种直接的、明显的方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人民的口粮就这么没了，因为，一些有钱佬把这些粮食带走了，去自己的市场上卖去了。或者，换种更直接的说法，他们把人们的粮食从嘴边抢走了。这比喻真不像个比喻。

大约三分之一的强占土地用作种植粮食，另外三分之一用作生物燃料生产。尽管区别不总是那么清晰，许多土地用作柔性作物（flex crops）生产，柔性作物指那些有多种用途的作物，可用作人类、动物的食品、工业或燃料的原材料，这类作物有大豆、甘蔗、棕榈树。

剩下的三分之一就种些木材、花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现代的扭曲，即保存原始森林来产生碳排量额度，也就是说，用这些绿色未开发区域的可节省排量来补偿发达国家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用那些完全贫穷的地区，无生产，对本地居民也无用的地区，来支付那些挣更多钱的富国的环境成本。

“非洲的土地对于其他国家的环境问题，成了一种廉价的解决方案。非洲变成了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国家以低成本生产所需产品之地。”牛津大学的教授，大卫·安德森不久前写道。

购买土地与强占土地之间的区别不总是很清晰。总之，一种是向个人或公司购买一个庄园并且使用或闲置来进行贸易，另外一种是与政府官员合谋占有社区或一些个人拥有的土地，用来耕作、放牧、种木材或饲养动物。

不止是在农村，不止在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感谢那些创造就业的人，感谢那些靠别人的工作挣钱的人，这也是最近这个时代最让人伤感的特点之一。先生，谢谢您的善心，谢谢您一直用美丽的鞭子抽打我，伤口教会了我许多的事情，甚至于我可以自己舔着伤口，这些伤口留的脓就可以把我喂饱了。

3       文明的掠夺

另外一个强占土地者经常使用的论据是引进新的现代技术会提高种植的效率，进而会提供更多的粮食。又是借以“文明”的借口：19世纪末期，当欧洲人瓜分非洲的时候，他们的借口就是想给他们带去先进的技术，去教化他们。

据说现在的非洲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和知识来深度挖掘自己的可能、开发自己的原材料。那么，生意就是这么做的：我给钱，让你国家的经济增长，而我得把经济增长的成果带走。这与一百五十年内的那种做法一样，只是那段时期被叫作殖民时期。这些国家未能积累足够的财富，因为财富被卷到了巴黎或伦敦，现在这些国家依旧如初。给他们建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居然还是继续做同样的事情。

孟山都公司的方针就是论证其有效性，在其网站上将自己形容成人道主义的慈善家，“为了解决世界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问题，农业生产者须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间生产出超过最近一万年的生产总量。我们正在努力在2030年前将作物的收成翻倍。”

孟山都和其他强占土地者都没有说这样的事实，即地球已经生产了足够养活120亿人口的粮食，但是10亿人还是吃不饱饭。仅仅世界上生产的谷物粮食，还没算蔬菜、豆类、根茎类、水果、肉类、鱼类，已经够养活世界上所有人，而且每人每天可以分到3200卡路里的食物，已经超出了所需的一半。当然了，生产越多越好，粮食生产就便捷、粮食就更便宜、更易购买，但是总之，问题并不是没有生产足够的粮食，而是某些人拿走了全部。这些土地的开发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加重了这种不公平的分配。

这种占地性质的殖民运动，就是把国家间的不平等用最粗鲁和残酷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一些人占用另外一些人的土地来生产所有人都需要的粮食，但是一些人夺走了这些粮食，另外一些人依旧一无所有。

被占的土地中三分之二的地区，当地居民都在挨饿。土地在，产品也在，有权有势的人将这些粮食拿去赚钱了。或者更甚者，只囤地，并不耕种，坐等价格上涨来进行投机，因为，毕竟如果供应更少，需求更大，价格更高。

“您觉得农民对你们的存在感到高兴么？” 

“很难说。我不知道，但是据说我们给他们社区所有的钱从来没到他们的口袋里，尽管我们有村长签名的收据。当然有人生气因为他说马达加斯加不应该把土地出让给外国佬、白人佬。但是在我们手下工作的本地人挺高兴的。”福尔斯托克的农学家南贝纳告诉我，一口烟嗓。

公司开始耕作的时候，冲突爆发了，萨卡拉瓦的首领出现了，告诉他们这里是自己的领土，他们没有权利使用，公司说这里是公司的土地，是有权使用的。两种产权发生了冲突：马达加斯加政府授予福尔斯托克的土地证，对抗几个世纪以来土地使用的习俗。

双方的协商非常紧张，目前仍在继续。

“牧民总是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土地都是他们的，他们习惯于将动物散养，烧掉一片草原让它再次生长，再把牛群赶到这里，他们就只做这个。牧民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土地。”

4       蒙昧的守卫

“以前我们是得到尊重的。我们的邻居允许我们在这块地里耕种，尊重我们，对待我们的方式是在理的。但是自从这家公司来了之后，情况全变了。他们利用公司来和我们作对，他们说我们的瘤牛吃他们的稻田，于是说服这家公司在水稻田和我们的领地之间种了桐油树，为了让那些瘤牛无法经过。我们就得把牛赶去更远的地方，那里的草更少了……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

我没想到。我看到曼嘉德，萨卡拉瓦的一个部落，与其他的部落一样穷，但是人口如此之稀少，感到很吃惊：稀稀拉拉的十几户人家，仅有一位老人和一位年近半百的人。

“那家公司的外国人错了，他们以为来这里种地得和下面的农民谈，那些农民也是外来户，是我们允许他们在这里生活的。他们该和我们谈，但是从来没找过我们。他们搞错了。然后他们来道歉了，但是他们一开始就错了。”

“你们能做些什么制止他们吗？”

“我们向村长、向所有人都建议，有时候他们理会，有时候不理会。公司对他们说该做什么、不做什么。他们再也不需要向我们申请许可了，可我们才是土地上的主人。这里的地下埋着我们的祖先。如果事情再这么发展下去，我们连这土地上最重要的两样东西都要丢了，地底下的祖先，地上的瘤牛。”

这里的富裕并不能按照我们惯常的想法来解释，他们不用物件、生活方式来衡量，与我们所谓的舒适或奢侈不相关，是一种地位、权力、保障。

拥有瘤牛在这个社会还是一种节省的主要方式。他们养大了牛并不去卖掉给别人宰杀和食用，而是存在那里以防不时之需，如果没了大米，如果得庆祝节日，就得用上牛。这不是以售卖为目标的饲养，而是以财富积累为目标。如其他的财富积累一样，对其他人来说是派不上用场的。

“拥有牛有什么好处？” 

“牛很重要，如果有孩子出生，我们给他施割礼，并杀头牛，家人结婚，我们也杀头牛，家人去世，我们下葬之时也是杀头牛。牛还能用来犁地，如果让人做这活，是很累的。如果发生了不时之需，我们可以卖掉一头，解决问题。如果我们想要买块地，我们可以用牛换。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存款。”

“你们觉得你们的儿子、孙子都可以继续饲养瘤牛吗？”

“谁知道啊。如果这家公司再继续占地，就剩不下放牧的草原了。那时候牛会饿死的。” 

“你们会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变穷了。我们没了牛不知道如何维持生活。我们会变穷，我们会挨饿。”

5      守序

有这样一种逻辑。有俗语说，不能在穷人面前点钞票，同理不能在饥饿的人面前拿走他们的食物，因为他们可能会起来反抗。

但是这种事情不常发生，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最大成就，是所有资本主义建筑的基石。让人惊奇的事实是，一般来说，私有财产的主人们根本不需要使用暴力来阻止这些人抢走东西，这些居民很需要这样东西，这样东西又在他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居然也不抢走。

很少有贸易能像贩奴贸易如此持久，所有的文明都曾经在某一时刻落到做这种生意的地步。这种商品是如此容易获得。维持这种商品的正当性需要较少的力气，却需要很多的意识形态灌输，让大家相信，一个人如果满足了一些条件，如战争失败，无力偿还债务，偷盗几个面包，是奴隶母亲生的，就可以属于另外一个人。现代性带来的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取消这一想法。现在，我们觉得这一贸易如此脱离常规，正如两个世纪前当时的人们觉得如此之正常一样。我们应该以此为鉴，引起我们系统性的质疑：究竟还有多少我们现在觉得有争议的机制，在将来就会变成可怕和难以容忍的？

或者甚至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抵制一些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有多不可避免。”

我们认为一个人因为满足一些条件就得属于另外一个人，这种逻辑是不成立的。但是如有一个人因为满足一些条件，如未拥有足够的物资，就得为他人工作，让他人挣更多的钱，我们认为是合理的。谁知道在一两百年后，是不是有大部分人会对这种逻辑提出质疑，觉得与拥有奴隶一样恶心。

这也许不会发生，但是值得思考。有时候我觉得思考未来是一种不错的方式，一百年后什么事情将会被诅咒？去建议、讨论、辩论，难道不是一种团结朋友的可爱的方式吗？

这种方式有其优势，可以定下目标，如果一个人得出了结论，某一样东西是让人厌恶的，也许某天他会敢于思考如何改变它。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太刻板：认定某样东西会让人厌恶就意味着相信上亿人的思想会发生转变。

6        中国

谈论中国在非洲的介入是轻松如意的，当然这种介入是存在的。这样可以将人们注意力放到中国人身上，将目光从西方人身上转移走，西方人还可以一如既往地放心做事，认为西方文明受了威胁，论证西方人与基督徒在非洲开展丰厚的生意才是爱国主义。

中国是世界饥饿问题的关键之一。一方面，在最近几十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将饥饿人口成功减少了这么多数量。另一方面，世界上营养不良的人中每六个人就约有一个是中国人。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约有2亿年轻人从农村来到了城市，寻找成功的机会，或者说，至少是养活自己。 

“城市是一个有故事的地方，城市是未来，是都有一切可能的地方。”

冰是最后一代有兄弟姐妹的孩子，1980年出生，刚好在中国开始计划生育之前。冰有三个姐妹，一个姐姐比他大十五岁，在父母外出工作的时候，像妈妈那样照顾冰。

在中国传统家庭里，父母，姐妹可以饿着，但是小儿子不能饿。

“你的姐妹们不恨你么？”

“不恨，她们很传统，而且都很爱我。”

我没法想象几个女人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开心地或至少是顺从地帮助家里男孩的情形，这是我第一次遇到性别差异下的饥饿，书本上很少谈到这些。

中国成功地减少了饥饿人口的数量，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经济增速，2030年将会拥有世界谷类产量的70%，和肉类产量的75%，目前中国已经进口世界四分之一的大豆，用作5亿头猪的和50亿只鸡的饲料，吃大豆的动物肉质可不赖。 

中国是谷物、肉类、橡胶、钢铁、煤炭、铜矿、镍矿和许多其他矿物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但仅石油一项，3.5亿美国人要比14亿中国人消耗更多。

但是中国人对食品的需求非常大，中国得用世界8%的可耕地养活世界20%的人口，这部分耕地面积还在不断缩小，因工业增长和土地大量开发，每年中国要损失100万公顷的可耕地和无法计量的水资源。此时，中国每人仅拥有0.15公顷土地，在美国这一数字是1.5公顷。

中国人做出了规划，他们知道土地的匮乏，决定使用土地生产获利更大的产品，例如，西红柿。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种植过西红柿，2007年却变成了世界上西红柿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生产国，每年产量达500万吨。中国的西红柿在世界各地销售，但除去中国，中国人不怎么吃西红柿，一年消费量不足一公斤，而美国每人每年消费量为25公斤，他们将西红柿销售出去用来购买更多的粮食，因为粮食产量太低。1995年粮食生产占据了可耕面积的四分之三，现在仅占三分之二，这一比例还在不断下降之中。

中国投资公司，是一家国有投资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基金之一，拥有3500亿投资资金在全世界范围流动。这些钱中许多是美国的国债，没有任何人像中国的银行与集团企业持有那么多美国国债。中国变成了美国的债权人，债务还在不断增长，因为美国消费者还在不断购买中国的出口产品。

西方一直叫嚣教育加市场加代议制民主是成功模式之一，中国的崛起是对历史只会不断地重复这一愚蠢论断的嘲笑。在70年代，美国战略家基辛格与其同僚，认为经济发展会将黄色威胁转变为盟友。美国原认为中国的发展将是补充性的和次级的，未想却成了美国有力的竞争者和挑战者。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者，美国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按照这种增长速度，中国人拥有的资金超出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所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宣布了一系列“走出去”的经济战略，基本上就是在海外投资，改善与原材料生产国之间的关系，以确保原材料的供应。

对许多非洲领导人来说，中国的投资是决定性的救助，促进了竞争，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则表示担忧，希望中国的投资与西方投资可以打个平手，非洲政府借此可减轻对西方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依赖的程度，而中国从来没有成为过殖民势力，仍然保持“第三世界”的说辞，主动团结与靠近前殖民地国家。

而且中国人提供的援助更加复杂，与西方自私自利的投资不同，西方投资集中在油田、林业、矿区，中国的援助用于修公路、铁路、港口，当然，这些也给非洲国家留下了感情债和金融债务。

中国的援助方案中并没有强加政治、经济、道德的要求，援助资金并不要求接收国政府以民主或人权作为保障，也不强加特定的经济模式。

中国人对马达加斯加很感兴趣，因为其他的非洲国家并不种植水稻，而这座岛上的居民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种植这类作物的。

与此同时，为了让美国人不那么妒忌，中国人也开始在美国碰碰运气。2013年5月，中国最大的肉类企业之一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47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古老的猪肉生产商之一，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耻辱，但是，美国媒体担心的是中国食品生产没有美国那样严格的卫生标准保障，世界第一强国的穷人食品安全会成为问题。

两个近义词的差异真是非常大，一个[食品]安全是指每日的三餐没有卫生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食品]安全指的是能吃到足够的食物，避免人出现健康方面的问题。两种情况下，让美国媒体不安的都是其本国居民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