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翻译】精神变态者的思想内部
Inside the
Mind
of a Psychopath
By Kent A. Kiehl and
Joshua W. Buckholtz
"精神变态"一词唤醒了脑海中关于残酷而不可言喻的暴力的电影画面:在《闪灵》中拿着斧子追赶家人的杰克·尼克尔森，或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的汉尼拔·莱克特，他的脸被锁在盔甲面具里以防止他把人咬死。但现实提供了另一组画面，杀手们扮作友好的画面:身为法学生和华盛顿州州长副手的泰德·邦迪，和身为青年商会"年度人物"的约翰·韦恩·盖西。在他们想要的时候，精神变态者也能成为讨人喜欢的人。
我们两人已与上百名囚犯进行面谈以评估他们的精神健康。但即便如此，与真人面对面还是令人激动，如果说同样令人不安。精神变态者最显著的特质之一就是他们缺乏同理心，他们能像抖落金属箔一样摆脱最普遍的社会义务。他们说谎、操纵而不感到懊悔或愧疚——事实上，他们不把任何事特别放在心上。
人们理解这个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情绪。它影响了我们的"直觉"决定，我们与人和地点的关联，我们的归属感和目的感。几乎没法想象脱离情感的生活——直到你遇见一位精神变态者。但精神变态者经常用有所准备而迷人的魅力掩盖他们的缺陷，因此你要花上一阵子才能明白自己面对的处境。
我们中有一人（Kiehl）曾让没经验的研究生在了解他的犯罪史之前采访一位特别有吸引力的犯人.这些初出茅庐的心理学家将会非常确定，这么一位健谈、值得信赖的人一定是被错关了。直到，他们读了他的档案——拉皮条，贩毒，诈骗，抢劫，以及诸如此类的事——并回去重新采访他，这时他会随口说道:"哦，耶，我没打算告诉你那些事。那是过去的我。"
Kiehl目前已启动一项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它由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和国家毒品滥用研究会(NIDA)还有约翰·D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赞助——来收集1000名精神变态者的遗传信息、大脑图像和个案史，并将之全部编制进可查询的信息库中。Kielh帮助设计了一台便携式扫描仪——一台置于拖车内的核磁共振成像机——它能被带入监狱围墙内，免除了对将危险罪犯带出监狱的高级许可的需要。
我们相信精神变态者就像任何一位精神疾病患者一样理应得到救治。但你不会感觉到那种想要帮助他们的同情。13%——35%的美国囚犯是精神变态者。精神变态者比别人更早、更频繁和更暴力地侵犯他人，他们在被释放后犯新罪的可能性是别人的四到八倍。事实上，人们在精神变态40分筛选测验中得分的高低与他们违背誓言的可能性有直接相关性。Kielh最近估计起诉与监禁精神变态者的开支，与他们对其他人的生活造成的伤害的成本，总计每年2500亿至4000 亿美元。没有其他这般规模的精神健康问题被如此故意地受到忽视。
冷静的头脑，掏空的内心
一位我们将称之为Brad的男子因极其可憎的罪而入狱。在一次面谈中他描述自己如何绑架一名年轻女子，将她绑在树上，撕裂她的喉咙并留她等死。他说完故事，之后以令人难忘的不合理结论做了总结。"你有一个女孩吗？"他问道。"因为我认为实践3C非常重要——关心(caring)、交流(communication)与同情(compassion)。那是一段良好人际关系的秘密。我尝试在我的所有关系中实践3C."他毫不犹豫地说着，很明显没有意识到在他可怕的供述之后，这段自立自助的陈词滥调听起来有多怪异。
或许他们看上去很迷人，精神变态者也可能成为"乐盲"，因为他们缺乏通往自身和他人感受的渠道。想象一下如果永远不会感到抑郁或焦虑，永远不会产生愧疚或低自尊，但也永远不会深切关心任何人或任何事，那会是什么样子。精神变态者的情绪是肤浅的:他们在不如愿并为了最站不住脚的理由而转向风险行为时感到兴奋。缺乏忠诚和热情，他们漫步人生，经常一时兴起迷失在犯罪活动中——造假、偷窃、侵犯甚至谋杀都可能是出于最微不足道的冲动而被犯下。至于像投入、内疚或快乐这样的复杂情绪，他们只有教科书式的理解——据说他们"知道单词但不知道音乐"。
大量研究显示精神变态者以与别人不同方式体验这个世界。他们在做出恰当的道德价值判断和抑制冲动方面有困难。他们也在对情绪、语言和分神做出反应——一种在五岁时就能看到的分离——的方面受束缚。精神变态者对情绪暗示很健忘，这令人好奇。2002年NIMH的James Blair表示他们不擅长察觉他人声音中的情绪，特别是恐惧。他们也在识别害怕的面部表情上有困难。而1991年一项与该领域的先驱、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家Robert D. Hare(也是Kiehl在研究院时的导师)合作的实验，发现精神变态者缺失了语言中情绪的细微差别。调查者们在囚犯面前闪过真实的和无意义的词汇，并要求他们在看到字典中的单词时按下一枚按钮，其中一些囚犯是精神变态者。精神变态者在区分真实和编造的单词时和非精神变态者一样快。但实验更深一层，因为在真实的单词中有些有着积极或消极的关联("牛奶"、"伤疤")而另一些是中性的("大门")。对非精神变态者而言，带情感的单词跃然于屏幕；他们由脑电图测量的自动大脑反应显示出独特的电涌，而且他们按按钮的速度更快。
然而精神变态者的另一项缺陷同他们集中注意的方式有关。在一项独创的赌博实验中，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Joseph P.Newman和我们中的一人(Buckholtz)广泛合作，揭示了精神变态者难以变更方法，即便他们用于实现目标的现有方法正濒于失败。参与者们被提供了一副计算机化的100张卡片的牌组，牌组被事先整理过，因此前10张牌中有9张是人头牌，下一组10张牌中有8张是人头牌，再下一组10张牌中有7张是人头牌，以此类推。他们被告知每当他们翻转一张牌而那张牌是人头牌时他们就会得分，否则就会扣分。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停止游戏。玩家们一开始容易得分，但当胜算恶化，非精神变态者注意到这一点并停止游戏，通常是在翻了50张牌以后。另一方面，精神变态者继续游戏，直到几乎整副牌都被翻完，而他们赢来的分也消失不见。
Newman相信，精神变态者表面上的麻木不仁其实是注意力方面的异常的结果:当他们注意别处时他们并没有吸收新信息。先前的研究显示精神变态者没有反应性:在他们暴露于恶臭中或被展示残缺不全的面部图片时，他们的手掌没有出汗。但Newman和他的同事最近展示精神变态者实际上对威胁或电休克之类的不悦刺激有正常的心理反应——除非他们的注意力被引导到了别处。一旦固定于一个目标，精神变态者就会一直做下去，就好像他们没法下火车，直到它抵达站点。这种注意范围狭窄、全速前进的倾向，与精神变态的冲动性相组合，或许造就了《冷血》中所描述的那种恐怖:一场彻夜的、看似毫无目的的凌虐狂欢节，两名已然开启暴力、对能够中止它的信息(例如受害者的请愿)又聋又盲、无法罢手直到事情结束的罪犯的作品。
一颗被替换的脑
1848年，一为名为phineas Gage的英俊黑发年轻男子，在佛特蒙州的拉特兰-伯灵顿铁路上当建筑工头。他和他的团队正在清理一片岩石区时，一场意外爆炸令Gage的铁夯——一根长度超过三英尺的沉重铁棒——穿透他的左脸并穿出头顶。这样的伤害似乎足以杀了他或至少令他残废。但尽管他“半茶杯”的脑子流到了地上，如主治医师所回忆的，Gage显然从未失去意识并且在痊愈后仍旧相当健康。然而，他的同胞注意到他的一丝变化——哪怕让他丧失四肢功能也不如这点来得令人不安。从前头脑机智、性情平和而负责任的Gage现在脾气暴躁且变幻无常，被他即刻的激情所驱使着。Gage的故事成为了神经科学的经典，因为它揭示了，看上去事关个人意志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生物性的。
Gage丧失了被称为腹正中前额皮质的大脑部分的功能。位于眼睛后面的这一区域在结构上和它的邻居眶额叶皮层相似——许多科学家相信精神变态者的眶额叶皮层机能失常。眶额叶皮层参与了包含对风险的敏感性、奖励与惩罚的复杂决策任务。大脑该区域受损的人在冲动和洞察力方面会出现问题并对察觉到的冒犯做出激烈的反应——就像Gage那样。事实上，这样的病人常被认为患上了“获得性精神变态”。
但被意外转变后，Gage并没有表现出精神变态的全部特征，像是缺乏同理心。这一事实暗示其他大脑结构也牵涉其中。一位可能的候选人是长着杏仁形状的杏仁核，它生成例如恐惧等情绪。杏仁核受损的猴子会径直走向人类。精神变态者的无惧无畏也很明显：当面对迫在眉睫的攻击者或一支瞄向他们的武器的图片时，他们真的不会眨眼。但证据显示一两处大脑区域不足以造成对精神变态者的严重损害。Kiehl最近提出精神变态产生于旁边缘系统，一组涉及情感处理、目标搜寻、动机和自我控制的相互连接的脑结构。Kiehl和其他人制作的功能磁共振成像图片支持这一假设，它们显示了旁边缘组织的明显变薄——这表明这部分大脑发育不良，好比一块虚弱的肌肉。
除眶额叶皮层和杏仁核以外，旁边缘系统包含前扣带皮层和脑岛。前扣带皮层管理情绪状态并帮助人们控制他们的冲动和监督他们的错误行为。脑岛对识别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与体验愤怒、恐惧、同理心和反感起关键作用。精神变态行为，正如定义那样，对社会预期漠不关心，而且正如之前描述的，精神变态者拥有异乎寻常的高厌恶阈值，能够心平气和地忍受令人厌恶的气味和图像。
脑岛也参与疼痛认知。对精神变态者的研究——包括受试者接受电刺激的一例——发现在特定情况下，他们很显著地不对疼痛的威胁感到担忧；他们也无法发觉自己的错误并相应地调整行为（这有助于解释精神变态者反复入狱而无法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自掘坟墓式行为）。
精神变态者是天生的还是被制造的？答案是或许兼而有之。假如，就像调查者们相信的，基因对那些展现出反社会特质的人身上50%的变量负有责任，这就意味着生活环境和生物遗传同等重要。一些精神变态者受到坎坷童年的伤害，但其他人则是稳定家庭中的“黑羊”。无论是基因还是环境拥有更大的影响，早期干预——也许甚至是在学前时期——或许至关重要。正如童年中有一时刻大脑准备好要学习语言，这个之后变得更难的任务，我们怀疑存在一个早期窗口可以发展为我们所谓的“良心”奠定基础的社交和认知技能。
忽视我们的危险
精神变态者受到了误解。这一事实或许不能触动心弦，但它是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一些研究者估计美国监狱系统中居住着多达500000名精神变态者，而另有250000人自由地生活着——很可能没有犯下严重罪行但仍然利用他们身边的人。帮助他们管理他们的冲动和侵略性也许可以保护许多无辜者。尽管迄今为止，在这个方向只投入了很少的努力。在抑郁症上已经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资金；不到一百万美元被用于寻找对精神变态的疗法。在某种程度上，心理学家已经被精神变态者无法治疗的证据引开了。例如，一些研究显示在监狱中接受群体疗法后，精神变态者比他们不接受任何治疗时更容易犯新罪行。听别人袒露内心很明显不是个好策略：精神变态者在学习和利用他人弱点这方面臭名昭著。他们同样在吸收抽象思想方面有困难，因此关于个人责任的演讲不太可能渗入内心。
但依然有乐观的空间：一种为具有精神变态倾向的棘手少年犯提供的新疗法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胜利。Michael Caldwell，位于麦迪逊的曼德特青少年治疗中心的一位心理学家，使用被称为解压的密集一对一疗法，旨在结束惩罚激发更多恶行之后又被惩罚的恶性循环。一段时间后，Caldwell的项目中被监禁的年轻人犯事不再那么频繁并变得能够参加标准康复服务。150多位接受Caldwell治疗的年轻人相比在正规青少年管教设施接受治疗的比较组，在之后参加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少50%。从正规系统释放的年轻人在头四年里杀害了16人；参加Caldwell的项目的人没有杀任何人。经济效益同样巨大：社会在治疗上每花费10000美元，我们就能省下用于将那些人关在监狱里的70000美元。
继续进行着的大脑和遗传学研究有可能进一步改善Caldwell的成果：也许，就像对待抑郁症，一种治疗与药物的组合可被证明十分有效。但这样的进展被精神变态经常被主流精神健康界轻视这一事实所拖慢。它甚至不被包含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一本记载了超过300种已知精神疾病，被视为临床医生的圣经的详尽目录。DSM的编者反而为有犯罪倾向者创造了一个包罗万象的诊断，被称为反社会人格障碍。为什么精神变态被排除在外？DSM的创造者们似乎已感到这会使让普通治疗师做出精确诊断变得过于困难：毕竟：精神变态一定会在面谈时令人信服地说谎。
无论理由是什么，许多精神科医生得到了错误的印象，即精神变态和反社会人格障碍是相同的。它们不是。反社会人格障碍这一诊断只对判断某人是否可能行为不端时有帮助，但它对在罪犯中进行区分毫无帮助。每五个有反社会人格障碍的人中只有一个人是精神变态者。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审判中，专家们错误地作证称当一个人有反社会人格障碍时，这意味着他是一位精神变态者，这反过来意味着他很可能再犯而不应被假释。
当科学家持续描述精神变态者的大脑机能障碍时，这些揭示不仅承诺援助不安的人，还要带给社会以理智。因为在精神变态者构成如此威胁时忽视他们是愚蠢的。当律师、狱卒、精神科医生和其他人开始以精神变态者的本来面目看待他们——不是怪兽，而是其情绪障碍可能导致他们像怪兽一样行动的人——我们将会走上通往更安全的未来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