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初年的政治混乱（黄老学的最后荣光）

自汉高帝刘邦死后，至汉武帝即位之前，西汉统治阶级奉行“无为而治。在这半个多世纪内，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为武帝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黄老政治”产生的背景 汉初实行的“黄老政治”即主张“无为而治”。它既不同于法家实行的一味严刑酷罚，也不赞成儒家的繁文缛礼。但所谓“无为而治”乃是立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所以，其为政“宽缓”并非放弃刑罚，“与民休息”更不是否定对平民的剥削。只是把刑罚和剥削限制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使社会得以休养生息，达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目的。

刘彻自幼在宫中受到较为全面的教育。他虽是在文景时期黄老之学盛行的气氛中成长的，但也受了儒家思想很大影响，他的老师、太子太傅卫绾就是儒生。他的舅舅武安侯也是非常喜欢儒学，因此儒学这些方面，在他以后的几十年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

武帝即位以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罢黜百家”。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冬十月，刚即位的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而此时身为丞相的卫绾上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武帝纪》）。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罢黜百家”的决议，经卫绾一提出，当即得到武帝的批准：“奏可”。卫绾上奏中所举的申、商、韩非乃是先秦的法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这里虽仅举出法、纵横两家，但实际上乃包括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学说，之所以不提黄老是因为窦太后是黄老学说最大的支持者。

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以太皇太后身份摄政的窦太后却是笃信黄老之学的，她曾要求皇室宗族人皆读道家的老子书，其他人对《老子》稍有非议，都要遭到她的惩罚。还在景帝时，儒生辕固生就因此险遭窦太后处死。

辕固因为研究《诗经》，到了孝景帝时做了博士。他和黄生在景帝面前争论。黄生说：“汤王、武王并不是秉承天命继位天子，而是弑君篡位。”辕固生反驳说：“不对。夏桀、殷纣暴虐昏乱，天下人的心都归顺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赞同天下人的心愿而杀死夏桀、商纣，夏桀、商纣的百姓不肯为他们效命而心向商汤、周武王，商汤、周武王迫不得已才立为天子，这不是秉承天命又是什么？”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但是一定戴在头上；鞋虽然新，但是必定穿在脚下。为什么呢？这正是上下有别的道理。夏桀、商纣虽然无道，但是身为君主而在上位；商汤、周武王虽然圣明，却是身为臣子而居下位。君主有了过错，臣子不能直言劝谏纠正它来保持天子的尊严，反而借其有过而诛杀君主，取代他自登南面称王之位，这不是弑君篡位又是什么？”辕固生答道：“如果非按你的说法来断是非，那么这高皇帝取代秦朝即天子之位，也不对吗？因为辕固生对黄老之学的嘲讽。

而窦太后非常喜欢《老子》这本书，召来辕固生问他读此书的体会。辕固生说：“这不过是普通人的言论罢了。”窦太后非常恼怒的说道：“它怎么能比得上管制犯人似的儒家诗书呢！”于是让辕固入兽圈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发怒了而辕固直言并无罪过，就给予他锋利的兵器。他下到兽圈内去刺杀野猪，正中其心，一刺，野猪便应手倒地。太后无语，没理由再治他的罪，只得作罢。

可想而知窦太后对于黄老之学的热爱，当建元元年，汉武帝批准“罢黜百家”之时，窦太后还在摄政，她规定凡送皇帝之奏，亦须向她禀奏，因此，尽管朝廷中多数人力主以儒学代替黄老之学，但“罢黜百家”之议提出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任何实际措施，不过是一纸空文。显然，其间窦太后是起重要作用的。

建元二年（前139年），御史大夫赵绾及郎中令王臧又奏请：上书不必“奏事太皇太后，想趁机免去窦太后摄政之名位，可是这件事情明显非常不现实。太后的权力来自于皇权，甚至略高于皇帝。在汉代太后的权力非常大。当窦太后知道赵，王等人的上书。窦太后大怒，暗中找到赵绾及王臧的过错，责备武帝说：“他们这是要当第二个新垣平呀！”将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下狱，其后二人自杀，丞相窦婴、太尉田鼢被免职。并任命柏至侯许昌当了丞相，武强侯庄青翟当了御史大夫。而武帝所推行的新政亦全部废除。武帝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也因为窦太后的影响，在建元年，武帝几乎没有政治举动，因为他第一次认识到了太后权力之大。（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许昌为丞相，武彊侯庄青翟为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

好不容易等到窦太后死，武帝重新振作起来，废了庄青翟，立武安侯田蚡为丞相。

却没有想到，武安侯田蚡得到王太后支持，武帝再一次被严重限制。田蚡为相时，任官除吏独揽大权，根本没把年轻的皇帝放在眼里，致使汉武帝大发雷霆。甚至武安侯田蚡还勾结淮南王刘安，预谋不轨，只不过田蚡死了很久，淮南王造反之事也被曝光。汉武帝这个时候恨不得杀了武安侯田蚡全族（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上自魏其时不直武安，特为太后故耳。及闻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到了元朔年，能限制武帝的王太后和窦太后全部死去，而他也可以开始他的真正皇帝生涯。天子者，口含天宪，言出法随。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至汉武帝之前，中央政权中，除皇帝之外，掌握实权的就是丞相。“相国、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序），辅佐皇帝，总管政务，在文武百官中权力最大，地位最尊。

由于这一特殊地位，在秦和汉初的皇帝中，除秦始皇那样大权独揽，“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以外，多数皇帝都对丞相优礼相加。据《汉旧仪》载：“皇帝在道，丞相迎谒，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下舆’，立乃开车。皇帝见丞相起，谒者赞称曰：‘皇帝为丞相起’，立乃坐。”如果丞相有疾，皇帝还必须亲往问候：“丞相有病，皇帝法驾亲至问病。”这个时期相权之重，是后代少见的，其主要原因并非完全是皇帝懦弱，而是在制度上保障决策、司法、行政各项大权集中于丞相一身，自然使相权可以侵夺皇权，甚至能将皇帝架空。

所谓“道德出于君，制令传于相”（《管子·君臣篇》），也就是说，君只是在大政方针上提出主张，而这些主张只能通过相才得以贯彻。可是，由于丞相拥有朝廷实权，有时皇帝的意见与其不合，往往也遭到拒绝，如景帝时皇帝与窦太后欲立后兄王信为侯，因丞相不许而只好作罢。

这也就是武帝朝中外朝形成的根本原因，皇权受到多重限制。要保障中皇权强有力，首先必须“尊君”。早在战国时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就指出：“夫国之所以强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韩非子·心度》）而“尊君”的第一步就是削弱相权，使朝政独断于皇帝，达到“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的目的。

为此，汉武帝就在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外，另建一套可托为心腹的、恭谨从命的官僚系统，这就出现了“中朝”。依靠着中朝，不断架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势力。汉武帝重用侍从之臣，让所谓“天子之宾客”参与谋议。这些“宾客”本来在政府组织中没有什么地位，但由于侍从于左右，成为皇帝的心腹，往往挂着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头衔参与谋议。侍中，本是皇帝身边近臣。

有了这些侍中加官名位的人，就可出入禁中，在皇帝左右侍从。所以武帝常将这些官衔委任给一些天子的宾客，让他们参与谋议，于是逐渐形成了中朝。（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屡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