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子妍：古典医学与基督教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以5—13世纪的修道院医学为例
提要:5—13世纪修道院医学将古典医学与基督教思想相融合,发展出一套独具中世纪特色的医学,在古典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古典医学从体液平衡的角度解释疾病和健康是自然医学,基督教思想中从神的角度理解疾病的产生和治愈是宗教医学。修道院医学既采纳了古希腊罗马的体液论、放血疗法和饮食疗法,又强调为病人祈祷,将一切疾病的产生和治愈都归因于上帝。修道院医学还为自己接受古典医学提供神学解释,将草药和古典医学技术视为神善的创造,将体液平衡与人的罪和上帝的惩罚相结合。12、13世纪大学医学教育兴起和医学的世俗化以及教会法令中对修士医学的严格限制,使修道院医学逐渐衰落。
中世纪西方医学在古典医学与现代医学的光芒下往往会被忽视,传统的观点认为中世纪西方医学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基督教思想要对医学发展的停滞负主要责任。意大利医学史家卡斯蒂廖尼在其1927年出版的《医学史》中就将中世纪医学描述为“医学科学的衰退”,认为这一时期在基督教的统治和影响下,医学科学的发展受到阻碍。在近几十年的研究中学术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美国学者路易斯·玛格纳认为“中世纪是许多杰出的学者、医生和疾病的舞台,使这一时期既独特又具启发性”。修道院是中世纪早期的医学学术和实践中心,对修道院医学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中世纪医学。本文将主要从医学理念的角度,探讨修道院医学如何将古典医学与基督教思想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因素相互融合,以修道院医学为例思考宗教信仰究竟对中世纪的医学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一、自然医学与宗教医学
希腊罗马时期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为代表的医生们在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医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医学理论和医疗方式,被称为西方的古典医学。到了中世纪基督教主导人们的精神世界,而基督教自诞生之际就与医治紧密相关,《圣经》中记录了大量耶稣治愈病患的故事。古希腊罗马医学不是从神的能力,而是从人身体中体液的平衡来解释疾病的产生,并衍生出相应的治疗方法。基督教则认为疾病的产生与人的罪和上帝的惩罚息息相关,治愈疾病的权柄在于上帝。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将古典医学概括为自然医学,基督教医学概括为宗教医学。但这一概括只是便于区分古典医学和基督教医学,并不意味着古典医学与基督教医学的完全对立。事实上,古希腊罗马诸神中有掌管健康的神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医学的存在也表明了古希腊罗马人希望在医治中得到神的帮助;基督教医治思想则是在古典文化背景中孕育而生,本身就深受古典医学的影响。
古典医学将导致疾病的原因归为人身体内四种体液的失衡。希腊人热衷于哲学研究,医学也深受哲学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宇宙处在一个完美的和谐状态中,古希腊医学家们将这一哲学思想与医学相结合提出,健康是一种人体和谐的状态,在人体的和谐遭到破坏时会产生疾病。
古希腊最具影响力的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370)进一步指出人身体中有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每种体液对应不同的特质。当四种体液比例恰当地存在在人身体中时人就能保持健康,但当某一种体液过多或缺乏之时就会导致疾病。古罗马的盖伦(Galen,公元129-200)则将体液论进一步系统化,将体液论与哲学中的四元素说紧密结合。盖伦认为,“构成世界的元素是空气,火,水和土;构成一年的季节是春、夏、冬和秋;构成动物和人类的体液是黄胆汁、血液、粘液和黑胆汁”。四种元素、季节和体液通过湿、热、干和冷四种特质联系在一起。不同体液在人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会导致人性格的不同,其中黑胆汁对应抑郁体质,对人的危害最大。四种元素和四种体液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转换,保持身体中体液的平衡对人的健康至关重要。在盖伦看来体液的转换主要受温度、时间、地点、年龄和饮食的影响。
古典医学崇尚自然的治愈力,认为医生能够帮助自然发挥自愈力,这一点在希波克拉底的医学思想中尤其显著。希波克拉底认为疾病的治愈来自于自然的力量,其效果是通过生命力产生的。在希波克拉底看来医生施行治疗的目的是帮助大自然发挥其治愈能力。自然本身就有使人身体趋于和谐的能力,如通过使病人发热、呕吐和腹泻以治愈疾病。与此同时,希波克拉底也认识到了医学治疗的有限性。在希波克拉底对医学的定义中,他称“通常来说,医学是为了消除病人的痛苦,减轻其所患疾病的剧烈程度,并且拒绝治疗那些已经完全被疾病侵蚀的患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医学已经无能为力了。”因此希波克拉底尤其强调预后,根据患者的体质和所患疾病等因素预先判断患者将来可能出现的症状以及患者是否能够康复。与希波克拉底相比,盖伦更加坚信医生在治愈疾病中能起到的作用,他对每种疾病具体对应的病因和治疗方法的阐述更加笃定。
古典医学在治疗方法上经常使用饮食调理、草药、放血疗法和外科手术。饮食调理可谓古典医学中最常使用的治疗方法,希波克拉底和盖伦都曾写作专门的篇章以论述饮食对身体的重要性。希波克拉底认为食物进入身体后会发生转化,可以为身体提供营养也可以导致疾病,过多的饮食会导致体液过剩。希波克拉底倡导健康的人注重饮食安排可以起到预防疾病的作用,提出催吐剂和灌肠剂的适当使用能够平衡体液治疗疾病。盖伦也尤其注重饮食对身体的影响,其写作的《食物的能力》专门讲述不同种类的食物和经过不同方式烹饪的食物在人体内的消化和吸收,以及如何发生转化以平衡体液或导致疾病的。草药的使用则是来源于人们自古以来治疗疾病的经验,古典医学中也不乏草药的身影。放血疗法在希波克拉底派医生中使用的较少,盖伦则更经常地使用放血疗法。盖伦以体液论为指导寻求治疗病患的方式,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古埃及和希腊医生已经提及的放血疗法,他将静脉放血作为最主要的治疗方法,旨在排出患者身体中多余的体液和有害物质。此外,古希腊罗马已有医生进行动物和人类尸体的解剖,对人身体的构造有一定认识,外科手术在古典医学中也有使用。
基督教的医学观念一部分承袭自犹太教。犹太教提供了两种疾病产生的原因,一是上帝对人类罪的惩罚,二是上帝对人信仰的试炼。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人类最初被造之时不受疾病的困扰,在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命令偷食善恶树上的果实后,上帝才降下疾病和死亡的惩罚。《旧约》中有多处关于因人不顺从,上帝使瘟疫盛行的记载,例如摩西受上帝之命带领以色列民众出离埃及,却遭埃及法老阻碍,上帝便降下疫病使埃及人身上都起泡得疮。上帝对犯罪的以色列人同样严格,在上帝因不喜悦大卫数点百姓而降下的瘟疫中,共有七万以色列人死亡。约伯的故事则表明疾病有时又是上帝试炼人类信仰的一种方式。上帝深信正直之人约伯的忠诚,应允魔鬼撒旦的试探,撒旦不仅使约伯丧失财产还“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然而即使如此约伯仍坚守自己的信仰。《旧约》在记载疾病产生的原因之外,对医生和治疗方法也稍有提及。雅各逝世之时,“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这里的香薰并不是一种医治方法,而是古埃及处理尸体的习俗。《旧约》中规定若有人患了大麻风,就要独居在营外,待痊愈之后才可返回营中。大麻风是一种传染性皮肤病,这一规定是对患者的隔离,能够防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也说明犹太人已经对传染性疾病有了一定认识。
基督教在犹太教阐释的疾病产生原因之外又增加两个解释,一是魔鬼附身,二是彰显神的作为。第一种解释可以从《圣经·新约》中记载的耶稣驱除污鬼,治愈被鬼所附哑巴的故事中得出。第二种解释则显明在耶稣与门徒的一段对话中,耶稣与门徒路上遇见一个生来便眼盲的人,门徒问这人患病是否是因为他或他的父母犯了罪,耶稣回答“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耶稣便使这盲人重见光明。
基督教重视人的灵魂,但也同时赋予医治身体以合理性和重要性。基督教对医治身体的认可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基督教在有关身体与灵魂之间关系的阐述中,将人的身体作为圣灵的殿。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洗净了人类的罪,使人的灵魂能再次与上帝亲近有了死后复活的可能,因此人的灵魂是基督教最为关心的问题。身体则是承载灵魂的器皿,《哥林多前书》中说“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说明在基督教思想中身体对人来说同样是宝贵的。
其次,基督教塑造了耶稣的医者形象。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耶稣在世之时施行了大量医治奇迹,并将医治的权柄赐予使徒。在《新约》中患有血漏十二年的女子,只因触摸耶稣的衣裳就得痊愈;麻风病人只因耶稣伸手摸他就得洁净;瘫痪的病人只因耶稣的一句话就能行走。耶稣甚至在安息日仍然施行医治,在这一行为遭到犹太教徒的控告时,耶稣回应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耶稣也曾自比为医生,“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耶稣这里所说的不是医治身体的医生,而是医治灵魂的医生。约翰·洛夫认为“早期基督教的一些医学经验来源于希腊、犹太和罗马的影响。这些影响塑造了早期基督教对医学的理解,而这些理解最终集中体现在耶稣的医治行为中。”耶稣还将医治的权柄和能力赐予使徒,《使徒行传》中就记载了耶稣借使徒的手聚集并医治了在耶路撒冷周围生活的所有病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论述每个人的恩赐有分别时,也提及一些人拥有治病的恩赐。写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使徒路加本人就是医生。
最后,基督教倡导基督徒用爱心照顾病人,因为在基督教的观念中悉心照料周围的病人是爱上帝的表现。《马太福音》中记载了耶稣赐福予人,缘由是人们在他饥饿时提供食物;在他口渴时提供水;在他客旅时提供住宿;在他赤身露体时提供衣衫;在他生病时照看他。人们疑惑因为他们并未对耶稣做这些事,耶稣回答道,“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新约》中对基督徒如何对待病患这一问题,最直接和具体的指导出自《雅各书》,“你们中间有病了的,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为基督教将治愈的权柄归于上帝,所以《新约》中基督徒在面对病患时能做的就是悉心照顾病人和诚心为病人祷告,此外未提及其它的治疗方法。
二、修道院医学对身体与灵魂的双重医治
公元3世纪起修道主义运动在埃及兴起,随后传播到西欧,在修道主义的两种形式即个人隐修和修道院群体修道中,后者的产生就伴随着修道院医学的出现。公元4世纪初帕克米乌斯(Pachomius,290-346)建立最早的修道院,开启了修士们共同居住的修道模式。帕克米乌斯修道院中已有医疗室(infirmaria)的存在,能够为患病的修士们提供基本的治疗和照顾。有文献记录的第一所医院(Hospitalia)则是由凯撒利亚的巴西尔(Basil of Caesarea,330-379)建立的。巴西尔既是一位神学家、主教,同时也是一位修道院院长,他在凯撒利亚建立修道院并为修士制定了《圣巴西尔会规》。现代英文和法文中表示医院的词分别为“Hospital”和“L̓hôpital”,都直接来源于拉丁语中的“Hospitalia”,但词义已发生变化,拉丁语“Hospitalia”指为客旅提供住宿、照顾他人和施行慈善的场所。中世纪的修道院医院就是这样一种综合性的场所,不仅向修士以及修道院附近居住的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也接待外来朝圣者、穷人、孤儿等,为他们提供救济。4世纪后期教会就开始将修道院纳入教会体系,修道院医学也成为教会医疗体系和慈善体系的一部分。
修道院医学的慈善性来源于基督教帮助穷人的教导。公元800年左右由一位不知名修士写作于洛尔施修道院的《洛尔施医书》(Lorsch Book of Remedies)中,讲述了修道院应免费救治穷人的原因,一是耶稣在人世间的时候出生于穷人家庭,耶稣也曾教导信徒帮助最卑微的人就是在帮助耶稣;二是耶稣曾医治百夫长的仆人,耶稣并未因仆人地位低微而弃之不顾。“所以不要懒惰,为着神的恩典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你们为病人所行的一切事,都是为主基督所行的”。在修道院医学出现之前,古希腊罗马有些神庙也接收病人,将医治和神的护佑相结合,但神庙医学不仅在规模和管理的系统性上不能与修道院医学同日而语,而且神庙医学并不具有慈善性。医学史家安德鲁·克里斯利普在其《从修道院到医院》一书中认为中世纪医学最大的贡献就是修道院医院的建立,并总结了修道院医院的三个特点,分别是有住院设施,专业的医疗照顾和不收取费用。克里斯利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第三点修道院医学不收取费用,即修道院医学的慈善性上,讲述了修道院对穷人、无家可归的人以及孤儿的无偿救济和照顾。但克里斯利普对修道院医院前两个特点的总结缺乏论据,这种论据的缺乏可能受其研究时代的局限,克里斯利普的研究时间截止到公元4世纪末,是修道院医院刚出现之时,相关记载较少。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修士写作的与医学相关的各种文本,构建出中世纪修道院医学的境况。
修道院医学强调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营养的饮食和细心的照顾。中世纪流传最广的修道院会规《圣本笃会规》中就有关于照顾病患的条文,并提出照顾生病的修士优先于所有事情。《圣本笃会规》在提及掌管修道院经济事务的理家的职责中说,“让他特别关照生病的弟兄,儿童、客人和贫穷的人。”会规中对病患具体的照顾包括“为患病的弟兄准备一间单独的屋子,并且指派敬畏上帝的、勤快且细心的修士照顾患病的弟兄。只要在方便的情况下,患病的弟兄可以沐浴……为了他们身体的康复,可以允许他们吃肉食”。《圣经》中未提及病患的饮食,但可以肯定的是古希腊罗马医生十分重视饮食对治愈疾病的影响,上文中曾提及的盖伦写作的《论食物的能力》就是其中的代表。会规还规定患病的修士在日常劳动中只需要做简单的手工,以免因劳累进一步加重他们的疾病。此外,会规中还使用了医生与患者的比喻,称如果有修士犯错违反会规要求,且屡教不改,“那么就让修道院院长做明智的医生会做的事”,用劝告、斥责、鞭笞等方法“使患病修士恢复健康”。这一比喻旨在表明修道院院长对修士灵魂的医治,与《圣经·新约》中耶稣自比为医生拯救罪人有相似之处。
中世纪修道院保留了大量古典医学书籍。罗马帝国后期开始蛮族的入侵以及政治的混乱导致罗马各地经常处于战乱之中,也使得城市中的古典书籍遗失或遭到损毁。地处偏远乡村的修道院反而完好无损地保存了一些古典书籍,其中包括古典医学书籍。公元539年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490-585)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维瓦留姆修道院(Vivarium),并担任修道院院长,他将抄写书籍作为修士的日常工作,并专门写作了《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指南》。这本指南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宗教知识和世俗知识,而医学被分类到了宗教知识中。在这本指南中,卡西奥多鲁斯认为运用医学知识尽心尽力照顾病患的人值得尊重,他们体现了基督徒之间的爱,将获得上帝的奖赏。与此同时卡西奥多鲁斯还表达了医学技艺是上帝建立的,要努力学习和运用,但不能将希望完全寄托在医学上的观念。
尊敬的弟兄们,我向你们致敬,你们小心翼翼地照顾人身体的健康,为那些逃到教堂的人们行神圣和虔诚的职责。你因别人的痛苦而悲伤,为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悲伤,为那些被接待的人的痛苦而悲伤,正如你的技艺经验教导的那样,你以真正的热情帮助病人。你将从上帝那里获得你的奖赏,在上帝那里尘世的行为能够获得永恒的奖赏。因此要学习草药的特性,并谨慎地搭配和和混合。但是不要将你的希望寄托在草药上,也不要将健康寄托在人提出的治疗方案上。因为尽管医学技艺是由上帝建立的,毫无疑问是上帝赐予人生命并使他们健全。
为了帮助修士了解各种草药的特性,卡西奥多鲁斯推荐修士们阅读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等古代医生写作的有关药理和医学的书籍,这也间接证明了修士对古典医学书籍的熟悉以及古典医学书籍在修道院中得以保存和延续。
公元800年左右写作于洛尔施修道院《洛尔施医书》中,表达了治愈疾病的权柄在上帝,但不应完全拒绝自然医学的思想。在这本书的开篇写作者就说:“我不得不回应一些人,他们认为我写这本书很愚蠢,并且其中的内容很少是真的”,因为在当时有这样一些人的存在,他们拒绝任何人类对疾病的干预。作者并不认同这些人对医学的拒绝,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并且上帝的任何创造都是善的,异教徒医生们本身是善的,只是因自身的骄傲成为恶的。异教徒拥有的智慧和医学技艺是上帝赋予的,仍是善的且值得学习。《洛尔施医书》中称“疾病发生的三个原因是罪、信心的试炼和情欲的放纵。人类的医学只能对最后一种原因导致的疾病有所帮助,而对于其它两种原因导致的疾病,只有神圣仁慈的同情能够治愈。但是事实上,即使是前两种原因导致的疾病,有时候其治愈也需要人的宽慰。”《洛尔施医书》中对疾病产生原因的认识继承自基督教思想,并且相信治病的权柄在于上帝,但与此同时也倡导修士使用自己所学的古典医学技艺为病患服务。
修道院医学不仅从古典医书中学习草药的特性,还修建了草药花园以实现自给自足。绘制于820年至833年之间的圣加尔修道院规划图中,就有专门种植草药的花园,紧挨着草药花园的还有配药室。公元9世纪曾担任赖歇瑙修道院院长的瓦拉弗里德·斯特雷波(Walahfrid Strabo,808-849)写作《小花园》(The Little Garden)一书,讲述每种植物的不同种植方式、外观及其对应的医学用途。如芸香能够清除肠道里的毒素;青蒿的茎可以治疗发烧和缓解四肢疼痛;苦艾能够缓解强烈的口渴和治疗发烧,用苦艾水洗头能够缓解头部的跳动感疼痛;茴香对明亮双眼有益且能缓解胃胀气等。在这本书中斯特雷波认为无论修道院位于何处,都一定有适应当地环境的植物能够在其中生长。现代考古证据进一步证实了草药花园的存在或至少证明了修道院医学对草药的广泛使用。考古学家从一些中世纪修道院遗址中挖掘出大量草药,其中甚至还包括从外地引进的品种。考古还出土了药罐和蒸馏瓶碎片,留存下来的修道院的帐目中也有关于确认购买蒸馏设备的记录,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这些蒸馏设备是用于将草药和花卉转化为芳香油和香精。
修道院医学还借鉴了古典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并且在理论上将体液论与基督教思想相结合。圣加尔修道院规划图中除了有草药花园还有专门用于施行放血疗法的房间,从房间的平面图可以看出床紧挨着墙壁,并且建筑上有至少四个烟囱。这些烟囱说明房间中有专门的燃具以供保暖,同时也说明了修士们对放血疗法的熟悉程度。因为接受放血疗法疗法的患者会因血液的流失而身体虚弱,需要保暖,并且古典医生在介绍放血疗法时,也经常建议先预热身体以促进静脉的张开。12世纪初的修女宾根的希尔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1098-1179)对修道院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思想尤其体现了体液论与基督教思想的结合。希尔加德认同盖伦学说中黑胆汁会引起人的疲惫和忧伤,过量的黑胆汁对人体有巨大伤害的观点,同时她将黑胆汁的产生与人类的原罪联系在一起,她认为“没有魔鬼的建议,黑胆汁就不存在在人类身上……亚当在罪中经历的悲伤和绝望都是由黑胆汁引起的。”在希尔加德的解释中,正是因为亚当听取了魔鬼的谗言,远离上帝因而生命中的光暗淡下来,从而身体中产生黑胆汁,这一解释借鉴了基督教中经常使用的光明与黑暗的比喻。希尔德加德还提出,“血液过多的人经常会感到惊恐,并被愤怒所控制,他们有时会疯狂地哭喊和尖叫,因为受到魔鬼诡计的攻击……胆汁过多的人并非精神失常,但是他们经常受邪恶思想的折磨,否认上帝……粘液过多的人总是被身体上的病痛所累,但仍有好的意愿。”在讲述了体液失衡导致的精神和身体的痛苦后,希尔德加德说上帝有时应允所有这些痛苦临到一个人身上,是因为这人默认了魔鬼的阴谋并拒绝依赖上帝的帮助,这时人们要向上帝祷告,使这个人不致因此被击垮。由此可见,希尔德加德熟知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体液说,并且将体液的失衡与魔鬼联系在一起,在主张用放血疗法治疗血液过多造成的身体不适的同时,还倡导人们为患者祷告。
三、修道院与身体医治的分离
公元12、13世纪修道院逐渐开始与身体医治分离,专注于人的灵魂,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学医学教育的兴起和医学的世俗化,二是这一时期多次宗教会议中提出对修士从事医疗实践的严格限制。
12世纪在经院哲学和翻译运动等因素影响下,医学教育的主要承担者从修道院学校转为大学。修道院学校最初建立之时只负责修士的教育,但从公元6世纪起就已面向社会开放。在8世纪中期至9世纪初期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中,查理大帝大力兴办修道院学校,进一步促进了修道院学校的发展。然而12世纪大学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局面,大学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经院哲学和翻译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11世纪“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用逻辑论证上帝的存在,经院哲学后经阿伯拉尔和托马斯·阿奎那的阐述发展壮大。经院哲学试图调和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使用理性的思考和抽象的推理来论证信仰问题,并且充分肯定理性在认识自然事物中的能力,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2世纪基督教学者对阿拉伯语作品的翻译,则为大学医学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材。这场翻译运动是伴随着基督徒对阿拉伯占领的西班牙地区的收复而开始的,大量阿拉伯语作品被译为拉丁文其中就包括医学作品。而这些阿拉伯语医学著作本身就翻译自古希腊罗马的医学书籍,或是对古典医书的注释和总结。因为阿拉伯帝国自建立以来就对古希腊罗马的学术典籍有零星的翻译,到了阿巴斯王朝中期在哈里发的倡导和资助下,以巴格达为中心形成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翻译。阿拉伯帝国搜集和翻译的古希腊罗马医学作品有些在西欧已经遗失,12世纪的翻译运动使这些这些作品重新进入西欧,并成为大学医学教育中的教科书。
修士在对阿拉伯医学书籍的翻译中发挥了先驱性的作用。11世纪卡西诺山修道院中的本笃会修士君士坦丁(Constantinus Africanus,1020-1087)就在萨莱诺的大主教阿尔法诺斯(Alfanus of Salerno,1015-1085)和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德西迪里乌斯(Desiderius of Monte Cassino,1026-1087)的支持和赞助下将阿拉伯医学作品译为拉丁文。君士坦丁翻译了伊本·贾萨(Ibnal Jazzar,895-979)的《旅行者医学》(Viaticum)和阿里·伊本·阿巴斯·马古斯特(Aliibnal Abbasal-Magust,982-994)的《医学技艺大全》(Pantegni)等作品。在君士坦丁翻译的作品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翻译自阿拉伯学者侯奈因·伊本·伊斯哈格(Hunayn ibn Ishâq,809-887)的《医学问题》(Isagoge),这本书是对盖伦写作的问答式作品《医学技艺》(Art of Medicine)的总结,因此更加简洁易懂,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成为大学医学理论的标准入门教科书。
大学医学教育体系的形成使得医学呈现出专业化和世俗化的倾向,从事医疗实践成为一种谋生和获利的方式。欧洲最早的医科大学萨莱诺大学既重视学生的医学理论学习,也强调学生的医疗实践,并开设了动物解剖学课程以促进学生对身体各部位功能的认识。12世纪和13世纪大多数医学生都是从萨莱诺大学毕业的,学生接受为期五年的医学教育,学习的基础教材是希波克拉底、盖伦和阿拉伯医学家的著作,此外还学习一些人文课程,最后一年是在指导下进行医学实践,以上所有学习和实践都完成后才能获得医生从业证书。13世纪后一些专攻其它学科的大学也开设了医学课程,如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等。医学教育中心从修道院学校到大学的转移,使得更多的世俗人员接受到专业的医学教育,并将医生作为他们谋生的职业。医生们成立行会,并制定医疗实践和道德准则,不仅是为了规范行业内部行为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在行业内的地位。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并非所有的医学从业者都在大学受过教育,除了专业的医生还有其他一些医学实践者补充,如专门从事外科手术的外科医生,药剂师以及理发师等,但他们比专业医生地位低。
行医以获取收益与基督教和修道院医学倡导的慈善性相悖,因此在12、13世纪的宗教会议中多次提及对修士行医的严格限制。11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发起宗教改革,随后在1123年至1215年之间天主教会在拉特兰举办了四次大公会议,旨是提出具体的原则和实施办法以捍卫教皇权威,加强教会独立性和规范神职人员的行为,会议颁布的法令中有涉及到修士的医疗实践问题。1123年的第一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在第十七条法令中禁止修道院院长和修士看望病人,没有做补充的解释,但根据这条法令中同时提及的禁止修士实施公共的忏悔、涂油礼和弥撒,可以推测这条法令是希望修士能更多关注修道院内部事务。1139年第二次拉特兰大公会议颁布的第九条法令规定,修士和守规教士不能为了获得尘世的利益学习法学和医学。
一些修士和守规教士不顾圣本笃会规和奥古斯丁会规的规定,为了尘世的利益学习法学和医学……他们忽视对灵魂的关怀,将修会的目标搁置一旁,他们承诺健康以换取可憎的金钱,使自己成为人身体的医生……我们禁止这种行为的继续,使修会和守规教士团体能够根据其神圣的目的,保持上帝喜悦的生活状态。并且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如果默许这种行为,不加以制止,也会受到剥夺荣誉和驱逐出教会的处罚。
这则规定从侧面表明了修士以行医获取金钱和修道院院长默许现象的存在。学者菲丝·威利斯在其研究中提出,有历史证据表明一些财政拮据的修道院会派一些修士到大学中学习医学,然后将他们雇佣出去,以改善财政状况。1163年的图尔会议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禁止修士为学习医学离开修道院,这一禁令是对法国两个区域会议即1130年克莱蒙特和1131年赖姆斯法令的重申。宗教会议上的三令五申实际上表明这些禁令难以执行,修士离开修道院去往大学中学习医学和依靠行医获取金钱的现象屡禁不止。
教会并未完全禁止修士从事医疗实践,但尤其看重修道院医学的慈善性和修士行医的出发点是否出于虔诚。121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布的一则布告中讲述了一名修士为了治愈一位妇人喉咙上的肿瘤为其实施了外科手术,术后妇人由于未听从修士的叮嘱而使伤口破裂,最终因失血过多死亡。这名修士同时还是一位神父,因此教会就这名修士兼神父是否能够继续合法地履行圣职提出疑问。教皇英诺森三世给出的回答是,
虽然这名修士犯了错,因施行了与他并不适宜的异教徒医治方式,但如果他是出于虔诚而非出于贪婪,熟练掌握外科手术方法,并且热心地尽了他一切应做的努力,他就不能因为那个女人违背了他的建议而受到谴责。那么在不需要忏悔的情况下,他就可以履行圣职。但如果这名修士是出于贪婪而非虔诚施行手术,则要完全禁止他行圣职。
从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回应中可以看出,尽管这时教会不鼓励但也并未禁止修士使用手术的方式,教会严厉禁止的是为了钱财这种贪欲施行手术。这则布告也说明13世纪初期修士仍在为周围居民提供医疗救助。
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则更加严格地禁止神职人员施行手术,并明确区分了身体的医生和灵魂的医生,认为灵魂的医生比身体的医生更为重要。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提出,“副执事、执事或教士不得实施有关烧灼和切口的手术。”结合这一规定前面主要讲述不能判处或实施对他人的死刑,后面讲述不能实施流血的酷刑,可以推测禁止神职人员实施手术很可能是因为怕烧灼和切口导致病人失血过多或感染而造成意外死亡。学者罗伯塔·吉尔克里斯特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加强了中世纪医学对学术和经验方法之间的划分,会议禁止所有高级神职人员执行涉及流血的医疗,是以防他们造成意外死亡或在庆祝弥撒时污染圣餐。此外,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的第二十二条法规指出,因为身体的虚弱有时是因罪引起的,因此“当身体的医生被召集到病人身边时,他们应首先告诫病人去找灵魂的医生,在病人恢复精神健康之后,对身体的医治可能会有更大的益处,因为病因已被消除症状很快就会消失。……并且因为灵魂比身体更珍贵,禁止医生建议病人用罪恶的手段来恢复身体健康。”这条法规将身体的医生与灵魂的医生区分开,并且强调灵魂的重要性,认为绝不能因对身体的医治而损害灵魂。虽然教会缺乏执行以上这些法令的强制力,但这些法令明确地表明了教会希望修道院将重心放在对人灵魂而非身体的医治上,其结果是打击了修道院医学。
四、结语
修道院医学尤其集中地体现了古典医学与基督教思想在中世纪的碰撞和融合,因为一方面修士作为中世纪受过教育的群体识字率高,并且能阅读到修道院中的大量藏书,知晓古典医学;另一方面修士是追寻上帝最虔诚的一群人,他们远离世俗生活希望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上帝的敬拜中。修道院医学既肯定古希腊罗马的医学技艺,积极学习古典时期的医治方式,又将一切疾病的产生和治疗效果归因于上帝,其核心仍然是基督教思想。因此,区分中世纪基督教主导下的医学与古典医学或异教徒的魔法奇迹医学的最重要的分界线,不是在于是否使用草药、放血疗法、手术或祈祷等医治方式,而是是否将治疗效果只归功于上帝而不是具体的医治方法。
在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下,中世纪修道院医学在对病理的探讨上有所欠缺,但是在古典医学与现代医学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修道院保留了大量古典医学书籍和医学传统,加上修士对阿拉伯医书的翻译为中世纪大学医学教育奠定了基础,而大学医学教育培养出的世俗医生们则促进了文艺复兴中现代医学的产生。修道院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职责,为病人提供身体的医治和心灵的抚慰,修道院医学的慈善性更是为穷人获得医治提供了可能。修道院中集合了医院、草药园和配药室,使病患能够在修道院医院中居住并得到全面的护理,修道院医院孕育出了现代医院的雏形。
程子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