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纲&国际政治笔记

中国的经济成长给全球的治理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变迁，这种变迁包含着中国和西方相互生成、相互构造的过程，这个不断互构的过程,推动了现代世界秩序的进一步演化。

要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演化过程及其未来走向，我们就需要对今天世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有一种更加深刻的理解。

普通民众。要搞清楚这些东西，就需要有关于当地足够的地方性知识，这些知识中国不具备，但是曾经统治过这些地方的西方国家却具备相关知识。因此，在秩序脆弱地区，中国跟西方又有了-种深度合作的空间和可能性。

中国要真正实现世界责任，中国要真正兑现国家利益，就是需要在这样开放、合作的格局中展开的。应该说，在物质层面上，中国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了，但是中国还需要在精神层面上获得足够的自觉，才能意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究竟是什么，然后也才能够进一步去找到恰当的国际制度安排，来落实这些责任。

这种精神自觉，要求着中国必须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

不同的位置，就决定了它们在不同方面的比较优势，也让它们具有不同的责任。

中国处于全球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而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秩序脆弱的地区，比如非洲国家、中亚国家等。由于产业结构上的差距,西方国家很难跟这些地区形成直接的经贸循环，所以它们就没有办法向这些地区输出秩序。目前只有中国能和那些地方形成足够规模的经贸循环，从而能够通过经贸过程收回对外投放的财政资源。因此,从国际秩序的层面看，中国对这些地区就有着特殊的责任。

但问题是，中国虽然有输出秩序的能力，却并不很清楚地知道当地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秩序，如何才能让自己的资源投放更有效地惠及当地。

我们在很多国家内部也可以看到失衡。比如美国最近这些年讨论得很多的中部地区铁锈地带的问题，当地是传统的重工业制造业地区，随着中国的崛起，制造业多-半都转移到了中国， 在这些地方就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失业问题，由此又进一步引发了社会问题。

欧洲国家的很多传统工业城市也面临相似的境遇。对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同样的，再加上这些地方的国家能力本来就比较弱，于是当地的秩序就会陷入更加脆弱的状态。这些失衡就进一步引发了各国在政治上的民粹化转向。

先来说说全球经济治理秩序遭遇的挑战。

现有的几大国际经济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都是二战后成立的，已经大半个世纪了，1995年成立的WT0至今也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而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是二十一世纪之后这十几年的事情.

中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国际经贸秩序,但现有的国际经济组织还是按以前的经贸秩序设计的，这就会出现运转上的问题。它们难以有效地调节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冲突，也没法有效承担起平复各种失衡秩序的责任。

全球的经贸格局不再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而是以全球为单位的产业分工格局，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和西方国家的第三产业没有办法直接形成经贸循环，必须得以中国的第二产业为中介，中国因此就处在了全球经贸循环的中间节点性位置，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枢纽。但是，世界经济真正的发动机仍然在西方，中国的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西方新模式的创新经济拉动出来的。

小企业就越多，分工越深，越有效率;同时网络里各个节点动态组合的可能性就越多，也越有弹性。一旦网络的规模超过某个临界点，在成本控制能力上就会出现一种质的变化，开始从全球吸纳对供应链有需求的制造业。中国在规模上是举世无双的，供应链网络的发展也已经过了那个临界点，结果就是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都向中国方向转移。

对西方国家来说，这个转移过程让它们越来越去工业化，但它们在高端第三产业上的比较优势也越来越大。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第二产业中低端制造业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原材料这个层面上。

效率与弹性

生产流程中没效率就拿不到订单，要有效率就得专业化;但如果过于专业化又会被锁死在特定的需求上，上游的需求一 变，下游的小企业就死了，所以整个生产流程中又必须有弹性，能够迅速调整变化。但是如果有弹性就难以专业化，效率和弹性这俩要求本身就是矛盾的，在同一个企业内部没法同时实现。

中国把效率与弹性这两个要求放在不同位阶上同时实现了。中国供应链网络中的单个中小企业都极度地专门化，只生产被拆解到极为基础元素的零件。

因为大规模外包需求的出现，正好跟中国- 一系列经济演化的节奏匹配上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顺势获得了超高速度的经济成长。所以说，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创新经济拉动出来的，无法脱离开世界大势获得解释。

中国的供应链网络

中国之所以形成了强大的承接外包的能力，在于中国发展起了一个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从而很好地承接了西方创新经济带来的大规模外包需求。

由于大小公司在创新上的不同运作逻辑，最终的结果就是，对市场有很大占有率的很多大公司，它们的创新不是技术创新，而是观念创新;但观念创新无法杜绝被模仿，大公司不再有技术壁垒，就只能追求速度壁垒,就是自己创新的速度比别人要快，才能确保自己的优势地位。为了确保创新效率，这种类型的大公司就必须将自己的生产流程外包

出去，不能放在自己手里。因为只要它把生产流程握在自己手里，一旦有了新的创意，就得调整整条生产线,转型成本非常高,这会严重拖累到它的创新效率，所以大规模外包便构成了西方这一轮创新经济的内在需求。

它的经济互助合作会，也就是经互会这一市场体系就必须得是封闭的,否则就没法计划了。那么就经济规模来说，经互会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大规模市场，而美国能够主导除了经互会国家之外的全球市场，它肯定是个大规模的市场。市场的规模跟经济的效率是一种正比例关系，结果就是，从长远来看，类似于经互会这种小规模市场一定会被大规模市场给吃掉，这是苏联面临的另外一个经济困境。前面说的所有这些困境，都给大阵营时代的两大盟主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大阵营时代的终结埋下了伏笔。

冷战时期的小国虽然跟大国比起来很弱小，却经常向大国发起非常任性的挑衅。在冷战以前的历史上，极少有哪个小国敢去挑衅大国，因为太容易被大国给灭掉了。但是到了冷战时期，国际道德观发生了变化，轻易灭掉-个国家在国际道德上成为一件极其不正当的事情，更别提用原子弹这种毁灭性武器去打击小国了。

这就让大国十分难受，大国是有原子弹的，但是大国却不可能去真正地用它打击小国。而一旦不是用原子弹，大国跟小国打完常规战后,就很有可能陷入到游击战当中，这对大国来说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获胜的纯消耗状态。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国也不愿意轻易发动对小国的战争。小国也相信大国不敢真的去打击它，于是小国反倒可以肆无忌惮地挑衅大国，大国却因此陷入到一种道德困境，甚至是一种国际威信上的困境，因为大国的威胁看起来似乎也不那么可信了。

对任何一个盟主来说，它的普遍主义理念要想落地，就必须得在现实中形成一种超越于所有国家之上的经贸秩序安排。

共产主义国际靠的不是创新能力，而是超强的动员和组织效率,共产主义国家通过计划经济组织起来的效率无与伦比，所以苏联在战后发展得飞快。但是每一轮的技术创新，都有一个技术红利的周期，等到这一轮的技术红利被吃完之后，经济发展速度就会下降，需要下一轮的创新来拉动起新一轮的经济周期。但是计划经济有个问题，就是它的高度计划性，原则上排除掉了意外，而创新恰恰就是无法被计划的意外,所以计划经济是抑制创新的。因此，苏联的经济从二战刚结束之际的高速增长,逐渐就过渡到了近乎停滞的低速增长。

60年代发展出一个新的说法，叫做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大家庭里，任何一个成员的利益要从属于整个大家庭的利益，而大家庭的利益是由属于全人类的普遍革命事业所定义的；全球革命的领导者是苏联，因此,苏联便可以对大家庭中具体的成员国进行正当的干预。这套说法确实能把故事说圆，但苏联这种做法会严重伤害其他成员国的尊严，而对尊严的伤害同样也会伤害共产主义阵营的正当性，这是苏联在政治层面所面临的正当性困境。

苏联的独特困境

苏联首先面临一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维系自己阵营的统一性。

依照苏联的革命话语来说，共产主义革命是属于全人类的革命,必须统一指挥，才有行动力。所以苏联要求全球的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都得服从莫斯科的统一安排, 如果有不服从的，就要对其进行干预，有必要的话可以一直上升到武装干预，以便确保全球的革命事业不受伤害。

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干预，尤其是在民族自决这种理念已经被人普遍接受为政治正确的时代，这种事情是非常不正当的。

货币对于国家信用的需求，尤其是对美国的国家信用的需求，就会变得前所未有地高，这是人类货币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也构成了美国能够继续作为世界霸主的一个基础。

从本位货币到信用货币的变迁，还有一个重要效应。由于国家发行的货币数量不再受制于贵金属的储备数量，而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政策需求来投放货币，只要大家仍然认可信用货币背后的国家信用就行了。这样一来，国家就可以通过控制货币投放数量,让经济保持一种温和而又稳定的通货膨胀状态，这可以刺激经济成长，国家因此获得了一种新的经济政策工具。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跟产油国间慢慢就浮现出一系列特殊的利益关系。美国必须确保自己对产油国的有效控制，否则就没法保障美元的稳定性。中东在美国的国际战略当中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 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需要石油，实际上美国自己也是能产石油的，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对美元的货币稳定性的强烈需求。

美元跟石油的担保关系没有落实为一种成文的承诺，而是一种隐性的关系，所以在法律上来说，美元是不以任何实物作为担保的，这就改变了人类的货币演化逻辑。

跟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从本位货币转化成为信用货币，美元的价值不再以贵金属做担保，而是以美国的国家信用为担保。

特里芬难题：美元是世界货币，各国在做贸易的时候都愿意用美元来结算，所以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会有动力去积攒美元，美元就会从美国大量流出。但如果流出太多了，美元就会贬值，贬值得厉害了,就没人愿意接受美元了，那么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就会变得摇摇欲坠。

原则上来说，这种地方的秩序,美国应该去管，但管了之后发现，在这里纯粹是烧钱，却没啥效果;甩手不管的话，自己的普世主义承诺就虚伪化了，这又会给各种反美的力量很多口实。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

原子弹的出现，使得大国之间再也不可能爆发热战了，大国的争斗只能通过小国之间进行的代理人战争来完成。于是，有些小国处在国际政治矛盾的交汇点,就会成为一个撬动性的支点。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朝鲜就是这种支点。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

①战争名义出现变迁的一个标志就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各方，彼此都承认为国家。

②用国际会议的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条约必须被遵守，违约者可被集体制裁，这就意味着国际社会不是个丛林社会，而是有着一些基本原则的。

③教随国定

在科学革命之前，人们一直把自然法的根基放在神的手上，科学革命让当时的人对于人类的理性获得了巨大信心，格老秀斯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他会认为自然法出于人的理性。基于这样一种自然法的是正义战争，这么一来，就把基于宗教的战争理由给排除在外了。再往前推一步，就战争而言，自然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又是谁呢?在格老秀斯看来，只能是主权国家，除主权国家之外的贵族、领主、地方官员、宗教领袖等都无权发动战争，或者说其战争不具有正当性。国家主权的特性是，对内是最高权力，对外是独立的。

格劳秀斯观点：

①提出过正义战争的三个原则: 1.战争组织者的权威，2.战争正义的理由，3.战争的正当意图。

②正义战争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正义的理由，正义理由就是,要为了维护自然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战，此外的战争都不是正义的。

③自然法来源于“自然”和人的“理性”，是一切法律的基础和依据。

格劳秀斯在1625年出版的著作《战争与和平法》并由此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也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国际体系。

海外财富激起的是各国及其内部群体在世俗利益上的争夺，宗教改革

激起的是人们在信仰层面的搏杀，帝国野心激起的是征服一切的努力。不同群体的诉求彼此之间难以通约，同一个群体也可能会有不止一种诉求，各种交错，又找不到大家公认的解决原则，各种仇恨就会彼此叠加相互激化，战争越发难以平息。

说了这么多，你就知道国际法体系对于理解国际秩序的重要性了,也知道萨拉曼卡学派那些咬文嚼字的意义了。没有那些理论努力的话，西方对世界的征服，未必会比成吉思汗的征服留下更多的东西。国际法确实很重要，但光靠它也无法生成国际秩序，因为如果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些规则怎么办呢?那争议各国就很可能会诉诸战争。但战争从来不是目的，战后的秩序安排才是目的，这个秩序安排就需要国际法来加以规范了。

国际法秩序的厉害之处在于，它可以把相关各方都纳入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当中，各方因此都获得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市场，从长线来看对于自己的发展也是利远远大于弊的。

信仰层面的冲突是很难调和的，尤其当时的欧洲政治还没有世俗化，信仰就是政治正当性的根本前提，所以，信仰的冲突会被放大到极为尖锐，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因此发生了大量宗教战争。

抽象规则体系有个特征，就是其中每一条的具体规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其他的规则获得意义，规则与规则之间互为解释，构成一个逻辑自治的系统:而道德信条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相互解释关系，就没法构成这种系统。

国际政治虽然很多时候表现为弱肉强食,但是在秩序的构建上讲求的还是规则。不仅仅西方会这样做,其他文化所主导的地方也会这样做；西方发展起来的国际法是基于罗马法传统的。

让自己统治海外领土的正当性获得对手的承认，是非常重要的。维多利亚咬文嚼字论证的那一大堆东西， 就是要完成建立标准这个任务。在国际博弈当中,谁能率先建立标准，而且是把这个标准给逻辑自洽地建立起来，那么谁就会获得更有优势的地位。

高手间的国际政治博弈，是对于规则主导权的争夺，而规则的具体表达就是国际法。

简单来说，正是国际法才使得国际秩序的演化成果能够积累下来。

一个国家，但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一个全新状况，就是海上的军事霸主和贸易霸主分离了。美国是军事霸主，可是海上商品物流的最大份额现在是在中国的手里，也就是说中国成了贸易霸主。当然，海洋上的基本秩序还是由军事霸主决定的，贸易霸主也要服从这个秩序;但是维持军事秩序是很费钱的，过去的军事霸主，其军事费用可以通过其贸易霸主的地位可以再赚回来，现在两个霸主身份分离了,整个秩序的逻辑就全变了。贸易霸主虽然仍需要服从军事霸主的秩序，但是也有了自己完全不一样的谈判空间了。

因为独霸的海洋霸主，所建立的又必定是个自由的霸权秩序。这么说，要理解这一点，就得看到，在国际秩序的意义上，海洋有着双重属性，一种是它的军事属性，一种是它的贸易属性。我们说的独霸的海洋霸主，它对于海洋的垄断实际上只是在军事意义上对于海洋的垄断，而不会是对于海洋贸易航线与海外贸易权的垄断。所以，海洋霸主通过军事垄断所实现的海洋安全，就转化成为一种全球公共品，可以为所有国家共享。这相当于霸主为全球的海上贸易提供了安全通道，它的利益就在于以某种方式从这个公共品当中收租。

所以霸主国一方面自己会利用海洋大规模做贸易，同时也会尽力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以便有更多人到海上来贸易，这样能收到的租就更多。总结一下就是，海洋霸主在海洋的军事属性上是独霸的，但在海洋的贸易属性上又是自由的。这不是因为这个霸主善良,而是因为这才是最符合它利益的生存原则。

海洋上的独霸性还体现在，海洋是连为一体的，霸主的力量一定是覆盖所有公海海域，而不会局限在特定海域，从而也就没有海上划界而治的可能性；海洋联通全球，海洋霸主因此也天然地是全球霸主。

独霸的海洋和多雄井立的陆地

海洋是自由的，陆地则有可能是封闭的;但是你要注意，海洋虽然是自由的，但海权又一定是独霸的;陆地可能是封闭的，但陆地上的格局却总是多雄并立的。这么说好像说很矛盾，但事实上，这就是和海洋没法被占领,而陆地可以被占领这个基本区别紧密相关的。

“威信” ，在国际政治意义上可以被解为“威胁的可信性”，你的威胁没啥可信性，那你在国际博弈中也就玩不长了。

海洋无法被占有这样一个特征，最终被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发现并且确立为一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海洋法里的“海洋自由”原则。也就是说，大海上没有主权者，公海上不服从任何国家的国内法管辖，只服从自然法，是自由的。

国际秩序就是以全球为单位，以国家为基本行为体,以贸易和战争为基本的互动方式，以国际法和国际条约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从而形成的一种秩序。它在大航海时代由欧洲推动形成，深刻塑造了整个现代世界，成为每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

所有的这些要素，从大航海时代一直到今天的这几百年中，一直在不断演化，但是其中的初始要素就是出现在大航海时代。

大阵营时代的核心命题是对于人类命运前途的争论，到底是美国还是苏联代表的理想，才是人类的未来?各国在这个背景下，纷纷归入某一个阵营之中。美苏两国在冷战中都鼓动和支持殖民地的独立，以便显示自己-方是更加正义的。于是这个时期，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前殖民地国家，并且在联合国成员国当中逐渐占据了多数。这就出现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国际秩序的力量框架是美苏两国主导的,但是国际秩序的正当性或者说国际道德观的至高点，却是在联合国，而联合国当中的大部分票又掌握在新独立国家手中。这些国家针对不同事情有各自不同的算盘，投出来的多数票也没法有统一连贯的原则。

为什么会发生两场世界大战呢?很重要的原因是，各国在对抗降维打击、拼命发展技术的时候，带来一个衍生后果， 就是，技术演化的速度大大超过了国际秩序上观念和规则的演化速度，所以，各种传统的外交斡旋机制全部作废。

怎么才能避免这种可怕的战争再次出现?这是大战争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个时代的思想家都觉得，一定是之前的政治逻辑有问题，导致战略目标的设定严重扭曲，才引发了战争。

英国的工业革命就让工业大规模发展起来了，英国就用产业逻辑的落差，展开了一套全新的玩法，用现代经济对付传统经济,对其他国家进行降维打击；而法国的政治革命则带来了观念层面的深刻变迁，把传统的政治秩序给完全颠覆掉了，用现代政治对付传统政治，直接推动了民族主义观念的出现，发展出一套全新的大众政治组织和动员的技术，以及全新的战争逻辑，这对那些仍然固守传统的国家，就形成了另一种降维打击。

新秩序究竟该怎么建立呢?人们需要去想象新秩序，于是又浮现出一系列新观念，从古典的帝国理念当中，脱胎而出了近代的国家观念，代表国家就是法国;从古老的陆地视角当中，又分化出了海洋视角，代表国家就是英国。

这两种新观念改变了人们对于世界秩序的想象，改变了战争的逻辑。在现实问题的推动下，各种秩序想象落实为一套可操作的国际法，最后，又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当中,形成了人类第一个国际体系。

力量和人心推动了国际秩序

力量决定了各国的博弈能力。人心决定了各国可能的行动方向。技术和观念的变迁影响了国际秩序的发展

“历史学才是真正的未来学”，要想能够把握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化路径，就需要理解国际秩序是如何演化到今天的。这样，才可以从历史中看到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