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渣翻慎入]拉康如何看待红五月？结构和历史的对立？《资本主义无意识》第...

拉康的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并没有提出能够和“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着”相媲美的公理（axiom），但是拉康最为基本的观点似乎被压缩在看起来十分神秘的论述中：“无意识是政治”（The unconscious is politics）。这个表述毫无疑问的应该和前面一个论述搭配起来进行阅读。怎样理解拉康这次从语言的结构向政治的转变？拉康仅仅是把抽象结构和具体的经验对立起来？事实上并不是的。第二条公理则是努力地去克服结构和政治之间的对立，而他们的对手曾将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推到这一对立。这一对立的克服很大程度上清楚地在福柯的“什么是作者”（What Is an Author?）的演讲后，拉康的臭名昭著的干预中表达出来。在拉康的回应中，他坚定地拒绝了五月风暴否认了结构主义或者至少是他自己所持有的有关结构的概念，而他自己所持的结构的观念和索绪尔式的差异系统是十分不一样的：

不管你是不是结构主义者，我想提起的是，五月风暴这一举动所标志的领域看起来并没有表达出对于主体的否定。要解决的是主体的依赖性，这是十分不同的东西，并且很明显地在回归弗洛伊德的层面上是和某些真正基本的东西有关的，即我们尝试用“能指”这个表述去独立出来的东西...我不认为任何对于结构不上街（structures do not descend into the street）的表述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如果五月风暴证明了什么东西，那就是结构要上街。这篇文章正是在这一事件发生的现场写成的，这一事实向我们展示了我们所称的“行为”中经常出现的、甚至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即“行为”错认了自己。

有关结构上街的想法，向我们展示了结构主义的关键概念既不是主张一个无问题的不变的差异系统也不是指明象征秩序的先验论（transcendentalism）。结构上街是由一个内在的断裂，矛盾和不稳定性所标志出来的，这将能指的自动性放置在一个不同的层面。拉康也因此暗示了社会改变的可能性应该在这个层面考虑，因为只有严格的结构分析才能解释为什么建立在学生和工人异化的具有革命性潜质的运动会以失败告终，并且还为“新资本主义的精神”的诞生做了贡献。拉康和68之后的结构主义批评之间的论战的核心在于主体的概念。有许多形式的主体性可以被考虑，但是只有一种形式是社会建立的基础，那就是由话语关系的自动性所造就的主体。它是在既定的秩序上建立起来的，并且被其决定自身的思想和行动，但同时主体也会思考和行动起来去反抗建立起来的统治。主体的依赖性可以在五月风暴的带头人对他们的行动之感知方式中认识到，也最能够从他们的涂鸦所体现的误认进行了解：“结构不上街”（Structures do not march on the streets）。五月风暴的带头人和支持者反对结构和事件，或者结构和政治，而他们主要的失败便在这里。与把这次事件当作结构性事实的爆裂相反，他们被结构之外纯粹的真实的幻想引导，因此忽视了所要求的自由化，例如教育自由化启动了更为直接的知识商品化。

对于拉康，这次政治事件证明了学生具体行动中的结构行动，即通过结构关系对于主体的决定和主体对于系统强制性之抵抗之间的对立。在这个层面上，五月风暴确实是一次行动。这不仅仅是因为政治主体表现出了它自身，而且还因为它包含了行动主体——革命学生——对自身的定位与他们的行动在资本主义制度总体变革中的定位之间的最低限度的转变。结构上街也因此表达出了一个清楚的有关政治，结构和无意识之间关系的命题：能指逻辑所凸显的结构悖论是直接的和贯穿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之间的对立相关的。如果无意识能够和政治联系起来，也就是，如果政治的行动包含了能指的主体作为他们内在的否定性，那么弗洛伊德的概念就不是表示单独的个人的经验，而是正好相反的，提供了针对最终会导致社会关系变动的结构性动力之洞察。简而言之，政治事件是结构矛盾与逻辑形式的现实化。

“无意识是政治”这句话包含了结构的概念的转变并且提供了对于精神分析和政治之间联系的特定理解。它坚持了无意识的发现意味着政治的变革，尽管并不是把政治简化为无意识的复合体。拉康毫无疑问地表明了“无意识是政治”并不是意味着“政治是无意识”。后者确实意味着政治的心理学化（psychologisation of politics），它把政治的内容简化为无意识综合体。无意识和政治之间的“是”并不是反思性的。它更关注无意识的主体正式纳入政治领域，这尤其在马克思的批判之后凸显了出来，即通过异化和否定性来建立起社会联系。那么拉康的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一直以致力于详细阐述一种能够证明无意识的作用机制对于占主导的社会关系的逻辑上依赖性的话语理论。因此，第二次回归弗洛伊德并不仅仅等同于无意识有着语言的结构，而是等同于结构的真实，表征和生产的交织，能指之因果性的两面。也因此，拉康把标志着他早期教学和整个经典结构主义的象征秩序先验论问题化。

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的导向，强调无意识的真正地位，暗示着两种相反的主张，即语言结构是无意识的条件和无意识也并不能够还原为象征结构。与此不同的是，导向事实上证明了一个本体论的丑闻，即如果这样关注能指的自动性，那么这种自动性将会在结构连续性破裂的时候展现出其最为真实的一面（例如弗洛伊德的创伤）。语言从它的关系层面撤回的愈多，那么其实际的影响便显现的愈多。伴着这种运动，拉康避免了直接对无意识进行本体论化和实体化，同样也避免了直接将无意识简化为在既定的资本主义话语语境中的一个单独的话语结构。

语言结构主义的局限性在另一个对于拉康的经典公理的重新阐述中得到了解决：

人们可能会制造出这样虚假的结构和辩证法之间的对立，结构是共时的因此是在历史之外的，不是历时的沉浸在时间中的。但是这并不准确。拿起我的书，然后找到我书中标题名为《罗马的话语》的文章，读完之后你将可以估计出我对历史的重视程度，以至于在我看来它和无意识的领域是并存的。无意识是历史。所经历的（le vecu）旧的事物是以一个首要的历史性为标志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地，写在我的书上。

“无意识是历史”否定了两种虚假对立：结构与辩证法和结构与历史。这些对立仅仅是被战后大陆哲学的结构与发生学之争论的根本对立的变种。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这样的争论需要被一个具体的结构与历史的结合所取代，而这并不隐藏其辩证法的主张。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这样的对立对于精神分析没什么意义。无意识处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交叉之上，这就意味着它一直在证明着其自身的转变和不稳定性以及暂时的固定性。那么对于结构和历史的二分法也因此变得无效并且是无意义的。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任何精神结构都包含着运动，在其中“心理冲突”能够被独立出来。因此，他有关结构的想法需得归结为内在的动力而不是一系列非历史的僵死关系丛。结构的最低限度的稳定性能够在凝缩和移置上建立，这两者能够在语言学中找到其等价物，即隐喻和转喻。但这里要重复一下，这两种操作撇去其历时性维度就会丧失两者之间的联系，历时性为其引入了时间性。历时性是十分必要的条件，这使得弗洛伊德能够理论化凝缩和移置将之作为无意识劳动的具体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