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析是春秋时期郑国大夫，与子产同时。郑国处于中原的商业区，在地理上居于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因而战争频频发生。在这种条件下，为使国家强盛、保持独立，郑国新兴的地主阶级最早开始了改革，因而，周礼在这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郑国郑庄公就曾射中周天子的肩膀，强迫周天子与郑国交换人质。

        郑国对周的蔑视不光体现在外交上，也体现在政治制度上。按照周代的礼治，刑书是不可以公开的，百姓无从知道刑书中对刑罚的具体规定，因而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统治者手里。可在公元前536年，郑国执政子产将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在象征诸侯权利的金属鼎上，向全社会公布，史称“铸刑书”。子产的改革受到了各方面的非议和反对，晋国的叔向便致书子产力谏，阻止公开刑书。他认为，古代先王之所以不公开刑书，是因为担心老百姓知道有关刑罚的规定之后就会对统治者无所顾忌，这就会造成民心不稳、酿成纷争，使天下大乱。所以，郑国公开刑书之后，就必然使百姓抛弃周礼，对一些小利都会尽力争夺，结果会是“乱狱滋丰，贿赂并行”，郑国自然会受其祸（《左传·昭公六年》）。

        与叔向相反，邓析则认为子产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小，改革得还不够彻底，所以他私造了“竹刑”，就是将刑书刻在竹简上，这样就可以四处流传，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刑书。邓析的“竹刑”不仅仅是在形式上有别于子产的“刑鼎”，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杜预在《左传注》中说，邓析打算改变郑国铸在刑鼎上的旧制，没有受国君之命就私造刑书，并将其刻写在竹简上，所以叫作“竹刑”。邓析与子产在政治上的对立不仅表现在对铸刑鼎的不同看法上，还表现在邓析不断违抗子产的法令，给子产不断制造困难和麻烦上。《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记载：邓析为反对子产的政策和法令，让郑国人用“悬书”（类似于揭贴）的方式议论政事，子产得知后就下令不许悬书，于是邓析就改用“致书”（将书简递送上门）的方式来批评朝政；子产又下令禁止“致书”，邓析又采用将书简夹在包裹里递送的方式。子产的禁令无穷，邓析应付的方法也无穷。

        《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记载，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据说邓析与老百姓约定，老百姓向他学习打官司，学打大官司的费用是一件上衣，学打小官司的费用是短衣和裤子，当年老百姓献衣裤向邓析学习打官司的人多得不可胜数。民间学讼是子产改革法制的结果，邓析则更进一步，他不仅造“竹刑”，还努力普及法律，教老百姓学习如何打官司，可见邓析是改革中的一个激进派。邓析不仅教平民百姓如何打官司，还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说他想让人胜诉就可以让人胜诉、想让人有罪就可以让人有罪，结果造成“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对此十分忧虑，于是杀了邓析并陈尸示众，这才使得民心顺服、是非确定、法律施行。

无厚

　　天於人无厚也，君於民无厚也，父於子无厚也，兄於弟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於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皆生於不足，起於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於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於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於弟无厚也。推而言之，何厚之有？ 

        上天对于人类无意厚待，君主对于百姓无意厚待，父亲对于儿子无意厚待，兄长对于兄弟无意厚待。为什么这样说呢？上天不能屏除瘟疫，保全那些夭折的人，使行善的人得以长寿，这表明上天无意厚待人类。百姓中有穿壁逾墙盗窃财物的，有欺诈、作假蒙骗他人的，这些原本产生于生计不足，由贫穷引起，但君主必定会依据刑法予以惩罚，这表明君主无意厚待百姓。尧、舜都曾居天子之位，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却都是一介平民，这表明父亲无意厚待儿子。周公旦杀了他的兄长管叔，放逐了他的弟弟蔡叔，这表明兄长无意厚待兄弟。由此推而言之，哪里有什么厚待可说？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一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阵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依据名所指示的事物的实质，责求实际存在的事物与之相符，这是君主的分内之事；奉行既定的法度，传达君主的命令，这是臣子的应尽职责。臣下不得擅自做主，君上操控朝廷权柄，而因此国家不能得到治理的事是不会有的。君主有三种过失，臣子有四种罪责。三种过失指什么？只相信亲近自己的人，是第一种过失；以名望选拔官吏，是第二种过失；亲近故旧而疏远新人，是第三种过失。四种罪责指什么？领受重赏而没有功绩，是第一种罪责；身居高位而不谋其事，是第二种罪责；做治狱之官而不能公正审理案件，是第三种罪责；率军御敌而临阵脱逃，是第四种罪责。君主没有上述三种过失，臣属没有上述四种罪责，国家自可安定承平。

　　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民和则轮利。为国失此，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载之患，安得不危！ 

       权势是君主所乘的车，威严是君主驾车的鞭，臣子是君主拉车的马，百姓是君主载车的轮。权势巩固车才会安稳，威严树立鞭才会强劲，臣子忠顺马才会驯服，百姓和睦轮才会顺利运转。治理一个国家失去了这些，就一定会有翻车、惊马、断鞭、毁轮的祸患。轮毁了，鞭断了，马惊了，车翻了，那乘车的君主也就难免要被掀翻了。

　　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诚听能闻於无声，视能见於无形，计能规於未兆，虑能防於未然，斯无他也。不以耳听，则通於无声矣！不以目视，则照於无形矣！不以心计，则达於无兆矣！不以知虑，则合於未朕矣！君者，藏於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 

        异与同不能区别，是与非不能确定，白与黑不能分清，清与浊不能辨识，由来已久了。若要在声音还未发出时就能听见，在形迹还未显露时就能看到，在征兆还未出现时就能设好计谋，在事情还未发生时就能考虑到防范，这没有别的办法，而只有这样：不仅仅用耳朵去听，就能听见无声之声；不仅仅用眼睛去看，就能看到无形之形；不仅仅用心思去谋划，就能通晓还未出现征兆的事态；不仅仅用智巧去思虑，就能应对还未发生而将要发生的一切。做君主的人不露声色，臣属不敢心存私念；即使自己耳目无所闻见，百姓也会诚惶诚恐。

　　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於动者，用不失则利。故明君审一，万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务，智不可以从他，求诸己之谓也。 

        依据其名责求其实，凭借法度确立威势，这样做才是明智的君主。明了实际情形，做事就不会越出分际；洞察事物变化，行动就不会失其所宜。所以，明智的君主只悉心致力于一件事——“循名责实，案法立威”，万千国事自会由此而定。名不可以向外求取，智不可以宾从他人，这即是说要求之于自己。

　　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所美观其所终，所恶计其所穷。喜不以赏，怒不以罚，可谓治世。 

        治理国家，位分不可僭越，职守不可淆乱，众多官吏须各各致力于自己的责任。君上依据名分督促官吏的实际所为，臣下奉行教令而不相违背。对所赞赏的人，观察其是否能自始至终；对所贬斥的人，估量其可能堕坏的最大程度。不因为喜好而褒奖，不因为恼怒而惩罚。这才称得上国家得以治理的太平之世。

　　夫负重者患涂远，据贵者忧民离。负重涂远者，身疲而无功；在上离民者，虽劳而不治。故智者量涂而后负，明君视民而出政。 

        身负重物的人应担忧路途遥远，占据高位的人应忧虑百姓离散。负重涉远的人，往往累坏了身体而不见功效；居上位而背离百姓的人，即使再辛劳也难以使国家治理好。所以，聪慧的人会估算路途远近以确定所负的轻重，贤明的君主懂得体察民情以颁布政令。

　　猎罴虎者，不於外圂，钓鲸鲵者，不於清池。何则？圂非罴虎之窟也，池非鲸鲵之泉也。楚之不溯流，陈之不束麾，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 

        猎取熊虎的人，不会到院外猪圈去搜求；捕捞鲸鲵的人，不会到清浅的池塘去垂钓。为什么呢？因为猪圈不是熊虎藏身的洞窑，池塘不是鲸鲵出没的深水。楚国不溯江而上向西开拓，陈国疲于战事而无法卷起军旗，长卢不愿出仕任职，吕子也曾蒙受耻辱。

　　夫游而不见敬，不恭也；居而不见爱，不仁也；言而不见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无媒也；谋而不见喜，无理也；计而不见从；遗道也。因势而发誉，则行等而名殊；人齐而得时，则力敌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乖势之在外推。 

        周游求仕而不被人敬重，是由于自己不够恭谨；平素家居不被人关顾，是由于自己不够仁爱；所提出主张不被人采用，是由于自己所说还不足凭信；求取职位而不能如愿，是由于自己无人引荐；所献谋略不被人悦纳，是由于自己理由不足；所设计策不被人依从，是由于自己于道理有失。顺应时势而显示其所长，相同的所为会获得殊异的名声；与人齐心而不失时机，用同等的气力会赢得加倍的功绩。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个人利用了自身之外的力量。

　　辩说、非所听也；虚言者，非所应也；无益之辞，非所举也。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移，非古之辩也。 

        讨巧的辩说不是人们所要听闻的，虚妄的言辞不是人们所能接受的，没有益处的议论不是人们所能赞许的。所以，谈论者要分别不同的类属使其不相混淆而不相妨害，理清各种见解的头绪使其不至于紊乱，申明各自的志趣而弄懂对方的意向，而并不要造成彼此间的隔阂。若是以雕饰的言辞让对方陷于惑乱，以掩蔽真相的话语诱使对方改变观点，那就不是古时的人们所主张的论辩了。

　　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 

        谋略不预先确定，不能应对突发事件；士卒不熟练操演，不能抵挡来犯之敌。朝廷制定方略于千里之外，将帅巧设奇计于军帐之中，如此才能百战百胜，方可称得上“黄帝之师”。

　　死生自命，富贵自时。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贫贱者，不知时也。故临难不惧，知天命也；贫穷无慑，达时序也。凶饥之岁，父死於室，子死於户，而不相怨者，无所顾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张罗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体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悦者，颜不能不笑；责疲者以举千钧；责兀者以及走兔；驱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槛。斯逆理而求之，犹倒裳而索领。 

        死与生自有其命，富与贵自有其时。责怪夭折的人，不懂得命；埋怨贫贱的人，不知道时。遭遇危难而不畏惧，是因为知晓天命；身处贫穷而不怯懦，是因为明白时运。灾荒之年，父亲死于室内，儿子死于门首，而不相互怪怨，那是由于难以彼此顾念。乘同一艘船渡海，中途遭遇暴风，人们救解灾祸心齐得如同一人，是因为大家有着共同的忧患。张网猎捕鸟雀，人们呼应配合不会出一点差错，是因为大家有着同等的利益。所以身体有病痛的人口中不能不发出哀号，内心欢悦的人脸上不能不露出笑容。责求衰弱之人力举千钧的重物，督促断足之人追上奔跑的兔子，驱赶骏马飞奔疾驰于庭院，要求猿类敏捷攀援于笼中，这是一种有悖常理的苛求，正像是倒提着裙子寻索衣领那样。

　　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忧也。 

        任用官吏的事有这四种情形：本当疏远的反倒对其亲近，本当亲近的反倒对其疏远，本当任职的反倒不为所用，本当打发走的反倒要去招请。所有这四种做法，都是一个贤明的君主的大患啊。

　　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士。故令烦则民诈，政扰则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务其末，譬如拯溺锤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水浑浊就不会有从容戏水之鱼，政制苛刻就不会有闲适游乐之人。所以，法令烦琐庶民就会变得狡诈，政局混乱百姓就不得安宁。不治理根本而逐其卑末，那就像是拯救溺水的人反倒落石下去，灭除火灾反倒投进了柴草。

　　夫达道者，无知之道也，无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无有而足，守虚责实，而万事毕。 

       所谓大道，是没有知觉的道，没有形态的道。因此悟知大道的人懂得：道，没有知觉却是诸多事物的标准所在，没有形态却对事物无所不予成全，其空无所有却又一切具足。守持虚寂的道以责求实存，万事循道而得以完成。

        忠言於不忠，义生於不义。音而不收、谓之放；言出而不督、谓之闇。故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复，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无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无人者道也。故德非所覆、处非所处，则失；道非其道不道，则谄。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言虚如受实，万事毕。 

       忠相对于不忠而显现，义相对于不义而显现。说话而没有约束，叫做放纵；话出口而不检点，叫做昏昧。所以，对事物要观察其表象，了解其实存；依据其事理，厘正其名分；发现其端绪，探知其本性。倘若这样，还有哪里会往而不返，还有什么事会不能做成。为外物所诱发的是人的意欲，不由外铄而获取的是人的德性。有心为之的是人的所行，无心为之的是“无知”、“无能”的大道。因此，若是践行的不是所当践行的德性，所据有的不是所当据有的东西，那就背弃大道了；不是所谓道而以其为道，那就荒诞虚妄了。有贪欲就不会贤明，有私念就不会忠诚，行有心为之的人之所行就会背离大道。大道虚寂而成全一切实存，万事循道而得以完成。

　　夫言荣不若辱，非诚辞也。得不若失，非实谈也。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为一矣。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知浅故也。君子并物而错之，兼涂而用之，五味未尝而辩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无方之道不从，面从之义不行，治乱之法不用。惔然宽裕，荡然简易，略而无失，精详入纤微也。 

        说荣耀不如耻辱，那不是真心话；说得到不如失去，那不是老实语。不前进即是后退，不喜悦即是忧虑，不获取即是丧失，这是世间人通常的判断。独有存养真性而志趣高卓的人，能将上述十者作一体的达观。所谓大辩者，亦即对道有所了悟的人，能区别天下人行为的善恶，能分辨天下事物的真伪，选择善举而贬退恶行，适时地采取相宜的措施，从而得以成德、立功。所谓小辩者——那些纠缠于细枝末节是非之辨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别有主张而另有道理，往往以言语相互攻讦，以行动相互挞伐，使人们无从得其要领。这没有其他缘故，是事理懂得得太浅陋了。君子不同，他们能将事物相比较而予以处理，从多种途径发挥其作用，五味不用尝就能分辨于味觉，由五行聚集于自身而知其遍布于每一个人。所以，没有道理的主张他们不予遵从，当面顺从的言论他们不予施行，导致混乱的治理方法他们不予采用，他们淡泊而宽容大度，坦荡而简约平易，简略而没有疏漏，其精密周详贯穿于行为的所有细微之处。

　　夫舟浮於水，车转於陆，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夫不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载焉。故有知则惑，有心则崄，有目则眩。是以规矩一而不易，不为秦楚缓节，不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为之也。 

        船航行于水上，车运转于陆路，这是情势所至、自然而然的事。如果车船行驶出了问题，那是由于人的智巧参与了的缘故。树木碰折了车轴，礁石撞破了船身，人们不责怪树木和礁石而归咎于驾车或驶船人的巧拙，是因为智巧的参与让车、船失去了运载的功能。所以，有了智巧就有了惑乱，动了心思就有了险诈，用眼观看就有了晕眩。因此规矩一经统一就不能改变，它不会因为秦、楚的国度不同而变其准则，不会因为胡、越间相距遥远而改其规范；它始终如一而没有偏向，通行各地而不入歧途。信守规矩的共识一旦形成，就会千秋万世流传下去，这可真是无所为而为之啊。

　　夫自见之，明；借人见之，闇也；自闻之，聪；借人闻之，聋也。明君知此，则去就之分定矣。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搤睕、手据鞭朴、而后为治欤。 

        自己亲眼看就看得分明，借助别人看就看得晦暗；自己亲耳听就听得真切，借助别人听就听得不清。贤明的君主懂得了这一点，人事取舍的界限也就确定了。做君主的人，应当像冬天的阳光、夏日的阴凉，这样百姓自会归顺你，用不着驱使他们这么做。恬然静卧，功业自会成就；悠然自得，国政自会治理。不然，难道须得你瞋目扼腕，手持皮鞭棍棒才可以治理好一个国家吗？

　　夫事有合不合者，知与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故远而亲者，志相应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无违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远而相思者，合其谋也。故明君择人，不可不审；士之进趣，亦不可不详。

        政事中有可以共事的人，有难以共事的人，这是由于彼此相知与不相知的缘故。共事而并不团结的人，外表亲近而内心疏远。所以，本来疏远而终究亲近的，是由于志趣相合；本来亲近而终究疏远的，是由于志趣不相合。主动亲近的人却不任用，是由于谋略不适宜；离别而去的人反倒要招请回来，是由于那离去的人并没有邪僻不正的行为。近在身边的人不予举用，是由于心志不相一致；远在异地的人反倒思念不已，是由于谋虑正相投契。所以贤明的君主选拔人才不可不审慎，而士人择定君主以求进用也不可不详谨。

参考文献：

《公孙龙子（外三种）》//作者：黄克剑//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名家》//作者：张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