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波斯”与“波斯匿王”关系之简考

“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孙以王父字为氏，因为国号。”这是在《梁书》与《南史·西域传》均有的记载，但少有人发现，其与《北史·周书》、《隋书》、《大唐西域记》相应记载冲突，并且二者之意也是天差地别。

《梁书》、《南史·西域传》在这段记载之后有一句“国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楼观，城内屋宇数百千间，城外佛寺二三百所。”揭示其国主体信仰为佛教。在地理位置上，“国东与滑国，西及南俱与婆罗门国，北与泛忄栗国接。”可初步判断大致为克什米尔地区。

那么，《北史·周书》、《隋书》、《大唐西域记》如何记载的呢?

“波斯国，大月氐之别种，治苏利城，古条支国也。东去长安一万五千三百里。城方十余里，户十余万。王姓波斯氏。坐金羊床，戴金花冠，衣锦袍、织成帔，皆饰以珍珠宝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贯头衫，两厢近下开之，并有巾帔，缘以织成；妇女服大衫，披大帔，其发前为髻，后被之，饰以金银华，仍贯五色珠，络之于膊。……俗事火袄神。婚合亦不择尊卑，诸夷之中，最为丑秽矣。”

《周书》这段明确提及波斯王都在两河流域的塞琉西亚（Sel-eukia转译为“宿利”），是古代条支的地域，而非克什米尔。并且主体信仰为袄教，而非佛教。其民俗着装与婚姻法度等均与南亚有所不同。

“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型档萨和。都城方十余里。……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隋书》也认证其都在“达曷水之西苏蔺城”，而“达曷水”被推断为底格里斯河，就连周楚山在《两河及中西亚地理环境的GIS硬解及其与唐史所揭示的西方伪史真相》亦认可其位置（这个“恒”其实是“怛”的错抄，“恒曷水”应该为“怛曷水”，也就是《北史》波斯传里的“都达曷水之西”的“达曷水”。也就是底格里斯河）。那么再结合后续记载的地理位置，便能判断《隋书》与《周书》的高度一致性，即波斯地属就在两河流域，而非源出印度。

波斯非源出印度的关键还得结合佛教经典的记载以及解释，因为“波斯匿王”是很典型的佛语转译称呼，见于《增一阿含经》、《杂阿含经》、《楞严经》等经典中。

在由前秦高僧僧伽提婆译出的《增一阿含经》就首见“波斯匿王”之称呼，到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佛经转译名词的一系列公论。之后，玄奘研习各派佛法，感到各师所述不一，译出也千奇百怪，遂西行天竺寻求佛法，统一译经之认识。在《大唐西域记·卷六》胜军王篇记有“此则如来在世之时，钵逻犀那恃多王(唐言胜军。旧曰波斯匿，讹略也。)所治国都也。故宫城内有故基，胜军王殿余址地。”注解明确了存在音译错误，是玄奘将“波斯匿王”的音译错误纠正，改为了经梵语巴利语音译而来的“钵逻犀那恃多王”，意译为“胜军王”。这样，《梁书》《南史》中的“波斯匿王”身份便得到了厘清，是古印度十六雄国时期憍萨罗国的国君，“波斯”也即《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室罗伐悉底国”，与传统史家判定的“波斯”概念只有字面上的雷同而无实际联系。如今，克孜尔石窟千佛洞壁画就有现存的波斯匿王绘图。

波斯（地名），又作波嘶，国名。新作波剌私，波剌斯，波啰悉。玄应音义二十四曰：“波剌私，亦云波嘶，或云波斯，国名也。临近西海，最饶其宝，诸国商人皆取其货，斯以龙威珠力古昔推焉耳。”

在织田得能、丁福保整理而成的《佛学大辞典》中，也解释了佛经中关于“波斯”的实际地望与情势，显然与佛经中的“波斯匿”已经是两种概念。（“我弟子中第一优婆塞。好喜惠施。所谓毗沙王是。所施狭少。光明王是。建立善本。王波斯匿是。”——《增一阿含经·卷三》）

故曰：唐代史家姚察、姚思廉受东晋—北朝佛学译经影响不辨音译讹略，以为“波斯国，其先有波斯匿王者”，让后人误解二者之间的关系。由于在《北史》《南史》记述了关于波斯的两种不用材料，而《南史》又沿袭了《梁书》的说法，亦让李大师、李延寿也存在难以查证清楚的情况，于是他们发挥了史家的传统著史习惯，将互相矛盾的内容逐一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