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第二节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2．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论文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论文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17】。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1913-1914年《新时代》第32年卷第1卷第40页）

       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只是反对这样的“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以“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为目的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都认为废除国家是目的，在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分歧。但我们肯定地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了资本家的压迫以后，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如果不利用那种“暂时的形式”的国家，又利用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绝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他们自命为“反权威主义者”，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航海的轮船来说，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企业，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由此指明了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运用它们的范围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把它们看做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恩格斯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拼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第39页）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特别容易引起误会，它指出了国家消亡的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做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1873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对暴力、权威、政权、国家的特殊任务。

       现在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纯粹市侩式的极其庸俗的一句话：“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庸俗的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提出了关于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的革命政权，即运用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口吻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对银行和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办。

【17】列宁指的是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一文和恩格斯的《论权威》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334-340页和第341-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