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王国历程

（一）普鲁士王国（1701年—1871年）是一个主要位于现今德国和波兰境内的王国，1871年演变为领导全德国统一的中心力量，直至一战战败前它都是德意志帝国中的实际统治政权。普鲁士成立之初是波兰立陶宛的封臣，1701年勃兰登堡-普鲁士公爵腓特烈三世支持领导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向法国波旁王朝宣战，借以换取普鲁士国王称号，1月18日勃兰登堡-普鲁士公爵腓特烈三世在哥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德意志统一前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最强大的两个邦国，是当时欧洲列强之一。19世纪中期普鲁士王国取得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胜利，统一除奥地利帝国外的德意志各邦国，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普鲁士王国原来的核心区域是由勃兰登堡侯国和普鲁士公国所组成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普鲁士于1740年的西里西亚战争取得西里西亚省。经过1772年的第一次瓜分波兰后新增加的皇家普鲁士和瓦米亚城便成为西普鲁士省。1829年东西普鲁士两省合并成普鲁士省，1829年东西普鲁士两省合并成普鲁士省。普鲁士王室及贵族全部兼任德国的皇室和大臣，其地位凌驾于其它德意志邦国之上，其领土面积囊括整个德国的三分之二。西普鲁士省是1773－1824年及1878－1918年间普鲁士的一个省份，1918年后该省的中部成为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而其余是魏玛共和国的领土则成为波森-西普鲁士和位于东普鲁士的西普鲁士地区。除了这两段时间西普鲁士作为一个省分存在之外，“西普鲁士”一词在13世纪开始，至1945年亦是中欧历史地区的名称。历史上这地区是普鲁士人居住的地方，之后的多个世纪德国人、斯洛温人、卡舒比人、雨格诺派教徒、波兰人、门诺派教徒、苏格兰人等相继迁入。

（二）在十三年战争（1454-1466年）中波美拉尼亚和普鲁士地区的城镇反抗条顿骑士团，并寻求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四世的协助。在1466年签订的托伦条约之中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地区成为波兰的省分王室普鲁士，获得数个特权（特别是在但泽市）。1569年王室普鲁士成为波兰立陶宛联邦的一部分，保留普鲁士人的自治政府。在托伦条约中降为波兰附庸的条顿骑士团仍然拥有东普鲁士，东普鲁士1525年成为普鲁士公国的领土。1660年波兰丧失对此地的宗主权，1772年大部分的王室普鲁士地区在第一次瓜分波兰之中合并到普鲁士之内，次年成为普鲁士的西普鲁士省，例外的是并入东普鲁士省的威米亚地区。1793年第二次瓜分波兰之中但泽这个汉萨城市已经不能靠本身的财富而存活，所以但泽与另一个汉萨城市托伦一同加入普鲁士的西普鲁士，大波兰的一些地区1772年合并到普鲁士，力斯地区1793年亦合并到西普鲁士。1806年拿破仑战争时期西普鲁士的南部地区被划分到华沙公国之内，1824年至1878年间西普鲁士和东普鲁士合并到普鲁士省，之后重新分开。西普鲁士在1871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1919年凡尔赛条约签订后大部分的西普鲁士地区被割让予波兰第二共和国，该省西部和东部小量地区仍属魏玛共和国。剩余的西部地区1922年组成波森-西普鲁士，东部地区则成为东普鲁士的西普鲁士地区。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波茨坦会议中决定将所有前西普鲁士的领土都划分波兰管治，这些地区的德国人口都被驱逐到西面，然后让波兰人迁入。

（三）东普鲁士在条顿骑士团时期为普鲁士公国，后为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省，1871年被并入德意志帝国。今天东普鲁士的北部分别属于立陶宛的梅梅尔地区以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南部是波兰的瓦尔米亚-马祖里省。东普鲁士包含古普鲁士人在波罗的海的领地，东普鲁士位于波罗的海的东南海岸，首府是柯尼斯堡，1946年苏联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改名为加里宁格勒。15世纪条顿骑士团借教宗名义统治普鲁士，骑士团与波兰王国的纷争导致双方卷进战争（包括十三年战争）。1466年条顿骑士团再度战败，在第二次托伦和约中被迫割让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在内的西普鲁士，这些地区被称为王室普鲁士。条顿骑士团保留普鲁士的残余领土，但被迫效忠波兰国王，成为波兰的附庸国，称普鲁士公国。1525年骑士团失去剩下的领土，它被团长艾伯特·霍亨索伦世俗化。艾伯特自任第一任普鲁士公爵并向波兰称臣，他的家族在1618年绝嗣，普鲁士公国由勃兰登堡的选帝侯统治下变为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根据1657年的《韦劳条约》取消对波兰国王的臣属关系。普鲁士王国虽然在勃兰登堡名义上隶属神圣罗马帝国，但普鲁士的领土不受其皇帝管辖，因此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1701年自任为普鲁士王腓特烈一世（普鲁士），成立由霍亨索伦王朝统治的普鲁士王国。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后波兰的王室普鲁士的瓦尔米亚与普鲁士公国合并，1773年1月31日腓特烈大帝把瓜分得来的土地称为西普鲁士，普鲁士公国成为东普鲁士。

（四）东普鲁士在1871年并入德意志帝国，1918年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变成共和国。由1919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东普鲁士与部分西普鲁士是德国的外飞地。基于凡尔赛条约的德国割让大部分的西普鲁士以及波森省予波兰，即波兰走廊及但泽自由市。1920年西普鲁士西面和东普鲁士南部都有举行公投，让居民决定是否把土地归于波兰还是德国，96.7%的投票者支持土地归于德国，1923年在没有举行公投之下立陶宛强占梅梅尔地区（即克莱佩达地区）。纳粹党将三分之一的地名改掉，又在1938年扫除一切有波兰或立陶宛色彩的名字，不合作的少数族裔活跃分子被送到集中营。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容许德国占领波兰西部以及克莱佩达，战争期间德军征服波兰西部，令东普鲁士扩大。虽然纳粹党强烈宣传民族主义，宣称他们征服的地区都住着大量德国居民都想回归德国。但事实恰恰相反，1939年时德军占领区的994092名居民当中只有31000人是德国人，很多居民在战争中死亡，其中大部分青年被征召到军队、战死沙场。1945年初有部分德国人在战后企图返回东普鲁士，但全部都被苏联军队驱逐，也有很多人被发配到苏联当苦工，当地所有德式地方名字都改成俄式或波兰式。1946年4月东普鲁士的北部被并入苏联，7月原首府柯尼斯堡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1947年苏军驱逐所有德国人，让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迁到此地。波兰被迫割让东部大片领土给苏联，该地的波兰人被驱逐到波兰占领的东普鲁士南部，亦即瓦尔米亚-马祖里省。1947年无论作为领土或邦国，普鲁士被完全废除。

（五）从法理上说普鲁士并不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疆界范围，只是因为后来勃兰登堡藩侯合并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普鲁士作为整体才成为德意志第一帝国的一部分。在中世纪早期普鲁士是蛮荒之地，古代的居民为古普鲁士人，所使用的普鲁士语属于波罗的语族，与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属于同一种族。928年勃兰登堡就已经由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建城，此后在不同的家族之间继承和易手。古普鲁士人属于波罗的语族，是居住在普鲁士地区的原住民，而普鲁士位于波罗的海东南，在维斯瓦潟湖与库洛尼亚潟湖周围。13世纪普鲁士人被条顿骑士团征服，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被同化。前德意志国家普鲁士从波罗的普鲁士人得到“普鲁士”之名，但这个国家其实主要是同化古普鲁士人的德意志人。到17世纪或18世纪初古普鲁士语已经灭绝，古普鲁士人居住的区域大体在东普鲁士（现波兰的瓦尔米亚-马祖里省、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州和立陶宛的克莱佩达地区南部）的中部和南部。9世纪“伊斯替夷人”被巴伐利亚称为“布鲁斯人”，古普鲁士人因与布拉格的阿德尔伯特有联系，而被历史文献更广泛地提到。阿德尔伯特是被波列斯瓦夫一世派来传教的，他在997年一次使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中殉道。第一批波兰公爵一与梅什科二世一同得到确立，他们就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征服和十字军，这些行动不只针对普鲁士人和与普鲁士人关系密切的索多维亚人，还针对波美拉尼亚人和温德人。一位与波列斯瓦夫一世不和的前领袖马索斯向普鲁士寻求庇护，因为他阻止马佐夫舍自治公国，而后者在最后一位公爵被杀时被波兰占领。

（六）1124年在波列斯瓦夫三世的请求下主教巴姆堡的奥托承担到波美拉尼亚并使当地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的使命，这给普鲁士人带来一个新威胁。自1147年开始波兰公爵波列斯瓦夫四世（得到鲁塞尼亚军队的帮助）试图征服普鲁士，据称这是对普鲁士人的惩罚，因为他们与流亡的瓦迪斯瓦夫二世关系紧密。关于此事的唯一文献对其并不清楚，只是含糊地提到普鲁士人败北。但无论结果如何，1157年一些普鲁士军队支持波军对抗神罗皇帝腓特烈一世。1166年波兰公爵波列斯瓦夫四世和其弟亨利克再次渡过奥萨河来到普鲁士，预先准备好的普鲁士人将亨利克麾下的波军带到一片沼泽地中，没有移动的波兰士兵就被箭或投掷来的棍棒击毙。1191年至1193年卡齐米日二世沿德雷文河（德尔文察）入侵普鲁士，他迫使部分普鲁士部落纳贡，随后撤军。13世纪初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所发动的几次入侵被普鲁士人成功击退，1209年英诺森三世派熙笃会修士奥利瓦的克里斯蒂安向信奉异教的普鲁士人传教，1215年克里斯蒂安就任普鲁士的第一位主教，马佐夫舍公国（尤其是库尔姆兰）成为普鲁士人所发动的持续不断的反击的目标。作为回应的康拉德一世多次请求教皇援助，并成立多布林骑士团，最后将条顿骑士团请到普鲁士。结果教皇发出敕令发动北方十字军，与“掠夺成性且不信上帝”的普鲁士人作战。

（七）1224年神罗皇帝腓特烈二世宣称自己和神圣罗马帝国将普鲁士和临近省份的人民受其直接保护，并宣布此地居民由“帝国直辖”，也就是直接并只由教廷和帝国统治，免除其他贵族对他们的司法权，此地居民也不必为这些公爵效劳。条顿骑士团名义上由教皇直接领导，但也受神罗的掌控，他们占据波罗的海地区的大部分，并在普鲁士建立自己的修士国。1230年根据里米尼黄金诏书条顿骑士团大团长赫尔曼·冯·萨尔扎和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发动普鲁士十字军，这是一次以使波罗的语族的古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为目的的联合入侵。骑士团在其所征服的地区建立独立的条顿骑士团国，随后由征服库尔兰、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波兰公爵控告骑士团，因为骑士团夺取在法律上应该属于公爵们的土地。在1233年一次对普鲁士的进攻中十字军方拥有2.1万名战士，其中马格德堡城主带来5000名战士，西里西亚公爵亨利带来3000名战士，马佐夫舍公爵康拉德一世带来4000名战士，库亚维亚公爵卡齐米日带来2000名战士，大波兰公爵瓦迪斯瓦夫带来2200名战士，波美拉尼亚公爵带来5000名战士。主要战役发生在杰日贡河岸，双方都遭受重大伤亡。普鲁士人俘虏主教克里斯蒂安并囚禁他很多年，来自天主教欧洲四面八方的很多骑士都加入到普鲁士十字军中，这一次十字军持续60年。很多幸存下来的来自索多维亚的普鲁士原住民在萨姆兰重新定居下来，苏达尔·温克尔就是以他们命名的。普鲁士人所发起的多次起义都被条顿骑士团镇压下去，其中1286年的起义规模最大。

（八）1243年教廷使节摩德纳的威廉将普鲁士划为四个主教区——库尔姆、波美萨尼亚、厄尔姆兰、和萨姆兰，四个教区由里加主教区统辖。普鲁士人在马格德堡大主教区受洗，而德意志移民和荷兰移民来到普鲁士原住民的土地殖民，波兰人和立陶宛人也分别在普鲁士的南部和东部定居。在波罗的历史之初古普鲁士人居住在以维斯瓦河和梅梅尔河为界，其中后者在普鲁士以外被称为尼曼河，向南延伸至大约是维斯瓦河上托伦的位置（此地也属于普鲁士），而此族群的另一条边界是纳雷夫河。卡舒比人和波美拉尼亚人在普鲁士人定居点以西，波兰人在其以南，索多维亚人（有时被视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其他时候被视为一个普鲁士部落）在其东和更南边，斯卡洛维亚人在其北，立陶宛人在其东北。索多维亚人发源于今苏瓦乌基的位置，1世纪末普鲁士定居点可能被划为几个部落，彼此以森林、沼泽和湿地这类无人定居的地方为界。普鲁士土地的基本划分单位为laūks，这个词在古普鲁士语中意为“田地”。这个词多次作为波罗的人的定居点的名称的一部分而出现，在库洛尼亚人的定居点中尤为盛行，它也在古普鲁士语的地名中出现。譬如Stablack就由两个词——stabs（石头）和laūks（田地）组成，因此此地在中文的字面意思为“石田”。古普鲁士语中并没出现其复数形式，但在立陶宛语中laukas（“田地”）的复数形式为laukai。一个laūks是一些农田为了共享经济利益并确保安全而组成的，最高权力规全体成年男子召开的大型集会所有，这些人商讨关于这个laūks的事宜并选举首领和酋长。首领负责管理日常事务，而酋长（rikīs）则负责道路和水利建设，边防则由手下负责。

（九）laūks中一定包括防御工事，如果存在也包括社会的上层建筑。但村庄本身却用另一个词表示kāims，一家之主是buttataws（字面意为“家父”，由一下两个词构成：buttan意为“家”，taws意为“父亲”）。在竞争与继承的自然过程中必然会有一些酋长变得颇有权势，得到相当多的laūks和kāims作为额外的领地。波罗的人在前2000年进入历史当中并被组织成这些更大的社会实体中，其中一个被非波罗的作家称为“公国”。因为居住在普鲁士的波罗的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也没有统一整个地区，他们也没有理由采用一个共同的种群或民族的名字，相反他们使用他们的籍贯的名字——加林迪亚人、萨姆比亚人、巴尔蒂亚人、纳德鲁维亚人、纳坦吉亚人、斯卡洛维亚人、和索多维亚人等。历史学家并不知道第一批共同名称是何时是怎样产生的，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极大地削弱他们的实力，这类似于中世纪时德意志的情况。条顿骑士团牧师杜斯堡的彼得的《普鲁士编年史》并未完全体现普鲁士部落的结构，此编年史是1326年的著作，他列出11个地区和10个部落，并以地理为基础为其命名。彼得指出第11个地区库尔姆位于波美萨尼亚以南，几乎无人居住。在德意志征服普鲁士后普鲁士地区几乎就是按照这些准确的边界划分的，但是德意志人又增加第11个地区，他们称之为“萨森”，这一地区以坦能堡为中心。在整个普鲁士以及在现在被称为加里宁格勒州的地方中，古普鲁士人的重要定居点离散地分布在德意志人定居区的夹缝中，他们的语言最终随着这个孤立的族群一并灭亡。

（十）条顿骑士团的修士和学者对普鲁士人所讲的语言感兴趣并试图记录它，传教士为了让普鲁士人皈依基督教也需要与他们交流，所以古普鲁士语的记录以及鲜为人知的加林迪亚语和较有人知的索多维亚语一并保留至今，这些记录就是西波罗的语支残存至今的遗物。13世纪古普鲁士人抵抗条顿骑士团，并从立陶宛大公国得到帮助，以使他们自己能从骑士团中解放出来。1525年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勃兰登堡-安斯巴赫的阿尔布雷希特将骑士团的普鲁士领地还俗为波兰王国的藩国普鲁士公国，在宗教改革期间路德宗在骑士团旧领传播开来，其中在普鲁士公国正式传播，在波兰的王室普鲁士非正式传播，而天主教在瓦尔米亚主教区保留。因为新教在宗教仪式中使用地方话而非拉丁语，阿尔布雷希特将教义问答译为古普鲁士语。因为古普鲁士人被德意志人所征服，古普鲁士语也许在18世纪初灭绝，这是瘟疫肆虐、农村人口剧减、贵族的同化以及德意志人与立陶宛人人口比普鲁士人多的缘故。但是圣经的古普鲁士语译本、古普鲁士语诗和其他的一些文字资料留存至今，使学者现在已经能够将古普鲁士语复原。普鲁士人除了建军武备和完成德国统一大业外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也被后人所称道，为了贯彻民族主义教育在1717年普鲁士王国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也为往后普鲁士高素质的军队奠定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开始改革普鲁士的教育制度，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则是第一所新制大学，更影响世界各国十九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

（十一）12世纪德意志人的殖民运动开始进入波罗的海东岸地区，1170年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在普鲁士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即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1224年该修道院被古普鲁士人焚毁。1226年波兰王国国王之子、马佐维亚公国首领康拉德公爵（条顿骑士团成员）的领地也遭到古普鲁士人袭击，以此为契机的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地区发动为时近200年的东征运动，先后建立托伦、马林堡、库尔姆、埃尔平等要塞，征服普鲁士人居住的地区，普鲁士成了条顿骑士团的地盘，德意志人、波兰人、立陶宛人和欧洲其他种族纷纷前来移民。条顿骑士团迫使其皈依基督教使用德语，条顿骑士团统治下的普鲁士地区在名义上属于教皇领地，但教皇只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为了吸引定居者的条顿骑士团依据汉萨同盟法律，在其领土上兴建一系列自由市，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汉萨同盟。1370年波兰王室绝嗣，1386年波兰国王的女儿海德维希嫁给立陶宛大公后波兰与立陶宛联合，此后对扼守其出海口的条顿骑士团发动一连串的进攻。在1410年7月15日的坦能堡战役中条顿骑士团败于波兰和立陶宛联军，被迫签订第一次托伦和约，除赔款600万格罗申外还将但泽城置于波兰主权之下。1466年条顿骑士团再度战败于十三年战争，在第二次托伦和约中被迫割让包括但泽和马林堡在内的西普鲁士，这些地区被称为“王室普鲁士”。条顿骑士团保留普鲁士的残余领土，但被迫效忠波兰国王，成为波兰的附庸国。16世纪后普鲁士人同化于德意志人，所使用的普鲁士语也逐渐消失。

（十二）1512年来自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当选为条顿骑士团总团长，1525年他宣布改信路德宗教，从而切断与骑士团名义宗主罗马梵蒂冈的联系。随后宣布将条顿骑士团世俗化改为普鲁士公国，阿尔伯特自任普鲁士公爵，成为臣服于波兰最高权力之下的世俗君主。阿尔伯特之子阿尔伯特·腓特烈死后无子，普鲁士公国遂由其长女之夫、勃兰登堡公国的约翰·西吉斯蒙德（属霍亨索伦家族）继承，建立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此举为霍亨索伦王朝日后发展奠定基础。1660年的瑞典-波兰战争中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通过《奥利瓦条约》取消波兰对普鲁士的宗主权，获得瑞典、波兰等国对普鲁士公国主权的承认，并且压制国内的等级会议，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1701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腓特烈三世支持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向法国波旁王朝宣战，借以换取国王称号。1月18日腓特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成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从此展开普鲁士王国200多年的显赫历史。由于继承条顿骑士团的军事专制传统，普鲁士的军队向来以纪律严明、教育素质高着称，尤其是腓特烈二世（即腓特烈大帝）以骁勇善战著称。他在1740年继承王位，即位7个月之后即进攻西里西亚，从而引发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通过战争的腓特烈二世树立“军事天才”的个人荣誉，并将普鲁士变为一个军事国家。腓特烈二世同时还从伏尔泰那里接受启蒙主义思想，改进司法和教育制度，鼓励宗教信仰自由，并扶植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到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时普鲁士已经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其行政机构的高效率和廉洁为欧洲之首。

（十三）法国大革命后，普鲁士参加反法同盟，但败于法军，被迫在1795年同意法国兼并莱茵河以西的普鲁士领土。其子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年即位）于1806年10月参加反法战争，随即在耶拿败于拿破仑，被迫逃往柯尼斯堡。1807年普鲁士和法国在涅曼河的提尔西特缔结和约，普鲁士割让16万平方公里土地，包括普属波兰的绝大部分领土（第二次、第三次瓜分波兰所得，以及第一次瓜分波兰所得领土的南半部），以及易北河以西的全部领土，并赔款1.3亿法郎。1806年惨败后，普鲁士首相卡尔·施泰因开始推行改革，其措施包括让公民参与政治以唤醒其民族主义情感；释放农奴；实行地方自治；改组中央政府机构等。1809年在柏林创办了腓特烈·威廉大学（柏林大学），同时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开始对普鲁士军队进行改革。此后普鲁士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涨。1812年冬，拿破仑军队自俄国败退，普鲁士遂于次年再度参加反法同盟，于1813年3月17日对法国宣战，10月24日，普、奥、俄三国联军在布吕歇尔和格奈森瑙指挥下在莱比锡大败法军。1815年普军在滑铁卢再度击败法军。根据维也纳会议的领土调整，普鲁士疆域自默麦尔河延至莱茵河，成为德意志邦联内德语居民占优势的强国，以及欧洲列强之一。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了德意志关税同盟，除奥地利和汉堡外，全部德意志邦国都加入该同盟。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宣布成立“自由派政府”。召开制宪会议，并拒绝接受德意志邦联议会奉上的“德意志皇帝”称号。但1848年欧洲革命结束后，腓特烈·威廉四世即回归专制统治。

（十四）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患上精神病，以其弟威廉担任摄政王。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逝世，摄政王即位，称威廉一世。1862年9月22日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担任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上台后着手策划德意志统一大业。俾斯麦主张建立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小德意志”，普鲁士在1864年和1866年先后击败丹麦和奥地利，并在1870年领导北德意志邦联及南方的德意志诸邦打败法国。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登基，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宣布建立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帝国，即所谓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由于普鲁士拥有德意志帝国2/3的人口和3/5的领土，并且在军事、经济、工业等方面远远超过帝国内其他王国、公国，因此德意志帝国成为普鲁士王国的扩大版。各邦国享有内政和财政的自治，但将外交、军事 (巴伐利亚除外) 、海关等权力交给德意志帝国中央政府，普鲁士历史从此并入德意志帝国历史。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后其子腓特烈三世继位99天后去世，其孙威廉二世登基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第三代皇帝。早在1882年德国与意大利和奥地利签订“三国同盟”，1914年发生萨拉热窝事件，奥地利在德国的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的失败告终，1918年11月7日巴伐利亚发生革命，其国王退位。柏林旋即爆发革命，要求德皇退位。

（十五）其时威廉二世在比利时斯巴的德军大本营亲自指挥作战，得知发生革命后试图仅放弃德意志皇帝头衔，而保留普鲁士国王称号，但陆军统帅兴登堡劝其彻底退位。为避免发生更大变乱，德国总理马克斯·冯·巴登亲王于11月9日午前宣布德皇已经退位，并于同日将首相职务移交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威廉二世流亡荷兰，德意志帝国及普鲁士王国灭亡，11月11日德国向协约国军队投降。由于柏林发生斯巴达克团与社会民主党临时政府之间的内战，1919年艾伯特在魏玛召开国民议会，于2月10日通过《德意志共和国临时约法》，即魏玛宪法。根据魏玛宪法普鲁士成为德国的一个邦，即“普鲁士自由邦”，实行地方自治，其领土即原普鲁士王国的疆域。1920年代普鲁士自由邦政府多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中央党领导，1932年纳粹党在德国国会和普鲁士邦选举中取得优势，赫尔曼·戈林成为德国国会议长以及普鲁士邦议长并掌握普鲁士内政部和警察。1933年1月30日纳粹党上台执政，随后废除德国的地方自治制度，普鲁士宪法被废除，邦议会和立法机构被解散，仅保留行政单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和苏联的领导人经过多次会议达成共识，即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的发源地、德国军官团和容克贵族的大本营，是德国专制思想及侵略思想的策源地，必须予以消灭。

（十六）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曾表示“普鲁士要让其尽可能地缩小和削弱”，丘吉尔则认为“普鲁士这个德国军国主义的罪恶核心必须同德国的其余部分分离开来”。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确立将东普鲁士并入波兰和苏联，以及在战后的德国废除普鲁士建制的原则性意见。1947年2月25日同盟国对德军事管制最高委员会正式下令废除普鲁士建制，原普鲁士邦领土分别被并入波兰和苏联以及英、法、美、苏四国占领区，原普鲁士邦政府的财产由盟国和苏联共同瓜分。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在其境内的原普鲁士领土上建立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特两个州以及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州的东半部（1952年民主德国废除州级建制，改设专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原普鲁士领土上成立的州包括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此外下萨克森州、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黑森州、巴登-符滕堡州和萨尔州内都有原普鲁士王国和普鲁士邦领土。在被并入波兰和苏联的普鲁士领土上，德意志族居民已经基本被全部迁出。古代普鲁士地区仅包括立陶宛以南、波兰东北部维斯瓦河河口以西、以但泽为中心的西普鲁士地区以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原东普鲁士地区的领土，1295年占据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购买波美拉尼亚和但泽地区，1308年自勃兰登堡选帝侯手中购买纽马克地区后普鲁士同神圣罗马帝国本土接壤，15世纪时将但泽和西普鲁士割让给波兰。

（十七）1618年普鲁士公国并入勃兰登堡选侯国，至1701年普鲁士王国成立的时候，其领土以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柏林为中心，包括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纽马克和阿尔特马克以及德意志南部的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地区。18世纪时普鲁士先后从瑞典、波兰和奥地利获得前波美拉尼亚、波森、西里西亚等地区，三次瓜分波兰后普鲁士获得新东普鲁士、南普鲁士、但泽、托伦、以及波兰王国的西部和中部（包括华沙地区）。1806年普鲁士败于拿破仑后被迫割让波兰地区，法国在此成立华沙大公国。拿破仑战败后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普鲁士失去拜罗伊特、安斯巴赫、纳沙泰尔（加入瑞士）、东弗里斯兰、希尔德斯海姆等领地，华沙大公国除西部以波森为中心的一小块领土外都被俄国吞并，作为补偿时普鲁士获得萨克森王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以及德意志西部的汉诺威、明斯特主教区、莱茵河东西两岸的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以及萨尔路易、萨尔布吕肯等领土。19世纪普鲁士经过战争又先后兼并黑森-莱茵、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法兰克福等王国、公国和自由市，到1871年成立德意志帝国时普鲁士王国已经拥有22个省，包含巴伐利亚、巴登、符腾堡以外的大部分现今德国领土与西波兰及北波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原属普鲁士王国的波森省、西普鲁士和但泽割让给波兰，默麦尔地区割让给立陶宛，石勒苏益格的北部归还丹麦，莱茵兰地区南端被并入萨尔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盟军定下的奥德河-尼斯河线，界线以东的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及波美拉尼亚被并入苏联及波兰，普鲁士的西部地区并入西德，中部并入东德，地理意义上成建制的普鲁士已不复存在。

德意志关税同盟

（一）德意志关税同盟是在1834年由38个德意志邦联的邦国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是德国统一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邦国为扫除相互之间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于1834年正式开始。德意志关税同盟把德国境内大部分邦国结成一个紧密的贸易和经济区域，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它也促进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的发展。19世纪初德国仍处于分裂和割据状态，在1815年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内部存在着各自为政的38个邦国，其中有10个是帝国城市。直到1834年德国境内依然关卡林立，并存着多种商业法规、度量衡制度和几百种地方性货币，这严重地影响国内市场的形成，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关税统一问题被提上日程，拥有1050万人口的最强大邦国普鲁士在当时积极促进关税的统一，在新兴资产阶级的推动下普鲁士政府于1818年首先实行改革,在境内废除关卡，取消消费税和国内关税的征收，宣布商品流转自由。对进口工业品仅课征10%的从价税，同时允许原料免税输入。前者符合容克地主的要求，但却违反资产阶级的利益，后者受到工业资本家欢迎，但引起地主阶级的不满，双方围绕着税率问题进行着尖锐的斗争。普鲁士废除内地关税对其他邦国有很大影响，在普鲁士带动下北德6个邦国于1826年成立关税同盟，参加同盟的各邦国之间的关税取消了。1827年南德两个大邦国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组成南德关税同盟，后来其他一些南德邦国也参加进来。1828年汉诺威、萨克森、图林根各邦国和汉萨联盟城市组成对抗普鲁士的中德关税同盟，但在普鲁士的压力下它在1831年瓦解。

（二）1833年由普鲁士领导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组成，参加的各邦国订立了为期8年的关税协定，协定自1834年1月1日起生效，以后每逢协定到期即再行延长。开始时这一同盟联合北德18个邦国，1835年巴登公国、拿骚公国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加入后领土共计 8.2万平方英里（超过当时德国领土 2/3）、人口2500万人，只有汉诺威等一部分邦国未加入同盟。主要内容有：废除内地关税；同盟各邦国之间的贸易免税；对国外贸易统一关税制度和税率。关税同盟以普鲁士1818年的税法为蓝本制订关税政策，参加同盟的各邦国之间从1834年起废除全部关税。在对外贸易方面倾向自由贸易，但对从英国进口的棉织品和呢绒等则课征保护性关税。关税同盟还致力于统一货币、度量衡制度和商业法规，各邦国于1838年和1857年签订一些专门协定，开始统一货币和度量衡，1868年又法令规定自1872年1月1日起在德国采用米突制，在1847年协定基础上统一票据章程，1857～1861年间又制定在1869年付诸实施的共同商业章程。1837～1844年间关税同盟先后与荷兰、希腊、土耳其、英国和比利时签订商业协定，同盟的国际地位很快得到巩固。在当时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同盟的成立有助贸易往来、减少内部竞争，而让同盟成立的主要功臣是经济学家弗里得里希·李斯特。基于同盟充满保护主义的色彩，它不容许奥地利加入，最后这令奥地利与普鲁士的竞争更为激烈。1866年由于南德邦国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导致同盟解散，但在1867年这些邦国愿意重返同盟后它又重新成立，新同盟更具凝聚力，因为任何成员国都没有否决权。

（三）同盟由普鲁士建立，最初成员国只包括普鲁士与她的邻国。由于普鲁士当时的领土东西分隔，同盟能帮助货物的运送。后来经过普鲁士政府多年的游说，成员国陆续增加。奥地利也积极组成她的关税同盟，但较为审慎，成员国也寥寥可数。有些如Helmut Böhme的经济历史学家就根据这个同盟的成功，质疑一般认为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主调。他们认为由于普鲁士主导同盟的发展，以至能支配德国经济，更达成政治、军事联盟，最后邦国都愿意接受小德意志的统一方案，故此德国统一是必然的结果。同盟成立三十多年后普鲁士人已经建立一贯的反奥立场，俾斯麦绝对不能在上任后短短几年内做到这种效果。关税同盟是德国历史上经济融合以及经济和政治相互作用的最好范例，对它的探讨不仅可以拓展对德国民族统一研究的范围，而且也可以对正在加速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19世纪初德国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时期，新旧思想的冲突十分剧烈。一方面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熏陶、法国大革命的激荡和德意志解放战争的鼓舞，自由进步思想和民族独立意识开始在德国形成并通过各种形式广泛传播，并进而由理论而转入各种规模和层次的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但另一方面政治保守力量和分立主义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为了维护传统的社会秩序的保守派借助国家力量抵制新社会集团的壮大和民族运动的发展。德国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政治体制（即邦国分立主义），在神圣罗马帝国被摧毁后也继续保留它传统的特征，决不肯轻易放弃“领土”和“主权”独立。关税同盟的产生正是这样一个复杂时期的产物，因而也必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混合传统和现代的目标，建立关税统一政策是1815年后德国社会的共识。

（五）长期的国家分裂割据、货币和度量衡制度的五花八门、重重关卡的限制让德国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受到极大阻碍，特别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取消后原先受到保护而得到发展的德国工业，面对外国工业品尤其是英国工业品的强大竞争时纷纷陷入困境。与此同时德国的农产品如牲畜、谷物等在国外市场却又遭到猜忌和抵制，唯有取消境内关卡、建立国内统一市场、征收联邦边境关税、确立统一关税体制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社会舆论对德国经济政策的改革投入极大的关注，新闻界连篇累牍发表文章就关税政策展开讨论，各地社会团体要求建立统一关税的请愿运动也高潮迭起。德国各邦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对关税政策的改革也抱有浓厚兴趣，他们提出许多新的倡议并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当局的报纸和文章指导舆论导向。在德国正是政府中的这类特殊群体——“官僚自由主义者”才是实现经济变革的主导力量，后来成立的关税同盟也就是这种国家权力机构的杰作，但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力量还无法直接促成关税统一体的产生，德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对取消德国关税壁垒的问题提出讨论，但邦联在梅特涅的压力下担心关税统一会产生“民主和超国家”的政治后果，而各邦因为“主权意识”也不愿放弃独立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因而邦联条例第19条只通过“各邦将来在德国的商业和交通政策上采取一致行动”的含糊解释，实质性的问题被拖延搁置。

（六）经济利益的差异也是统一的关税体制难以达成的重要原因，德国的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基础相对薄弱。而莱茵和西里西亚之间的中德地区工业企业却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工业化开始萌芽，至于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经济的主要特点则是农业兼小企业生产。地区经济结构的差异产生不同的商业利益，以谷物出口为主的北部农场主和商人主张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而西南部的工业家、手工业主则强调关税保护。普鲁士首先推动关税统一问题的进一步发展，1818年普鲁士颁布“新税法”推行自由主义的税收和商业政策，取消一切商品进口的禁令，同时废除境内税收和商业关卡建立统一税制。普鲁士这种撇开邦联独树一帜的特殊政策招致其他邦国的愤怒和抗议，为与普鲁士分庭抗礼的中南德各邦开始靠拢，几经摩擦冲突。1828年1月达成巴伐利亚—符腾堡关税同盟条约，同年8月，在“法兰克福宣言”的基础上又建立中德商业联合。但中南德关税同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商业自由也缺乏共同的关税税率，相比之下普鲁士的关税体系则显示经济和政治分量，为广泛意义上的关税统一提供基础。1828年普鲁士与黑森-达姆斯塔特根据普鲁士税法原则订立关税同盟条约，7年之后的1834年那些原先担心主权丧失的邦国（如巴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图林根各邦等）也先后加入普黑关税同盟，1834年1月1日德国关税同盟正式生效。

（七）关税同盟的成立是德国各邦权衡切身利益，不得已做出的决定。首先是各邦的财政需要，国库空虚和财政赤字是那个时期大多数邦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以普鲁士为例，1820年财政赤字达到217,48,762 塔勒，相当于国家四年多的收入。其他邦国情况也与普鲁士类同，关税区域的建成将有助于减缓债务问题，因为它至少可以获取原先因境内关卡林立，支付庞大行政开支和走私活动而白白流失的大量年税入。这笔税入数额是惊人的，在黑森公国每年进口税所得就无端地消耗在它的行政费用上。无怪乎关税同盟的奠基人莫茨会乐观地提出建立统一关税区，加强对财政的有效管理将很快消除可怕的财政赤字。1818年普鲁士新税法的一个直接经济后果就是税收收入的增加和税收行政成本的降低，当时普鲁士的行政成本只占税收总收入的15%，而同时期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分别达到25%和43%，当然征收关税的区域越大税收的成本也就越小。1828年黑森公国陷入财政困境，莫茨便利用这个时机促成普黑联合。根据普鲁士—黑森—达姆斯塔特关税同盟条约，进出口关税所得收入各邦按人头平均分配，这种利益均分的原则对未参加关税同盟的各邦极富吸引力，那些原先指责达姆斯塔特政府“判断失误”的邦国也纷纷加入关税同盟。1834—1842年关税同盟成员国的人均收入每年提高5%，这一成果显然是关税同盟克服邦国分立主义的有利武器。

（八）关税同盟的成立可以保护君主权力和邦国生存，抵制自由主义革命。30年代是革命性的年代，各邦君主虽然反对任何将导致主权削弱的关税统一体，但更难以容忍的还是资产阶级因对德国经济环境的失望和愤怒而采取过激行动，建立德意志共和国的可怕前景。因此以牺牲邦国部分主权为代价，支持统一关税政策，成为“争取资产阶级脱离雅各宾主义”的唯一手段。关税同盟也就因而成民族统一的替代物，事实上关税同盟的组织原则也表现出它并没有损害邦国主权，相反则体现尊重或至少不改变邦国主权的特点。关税同盟的组织机构建立在平等和非集中化原则基础上，同盟的最高机构是代表大会，由各邦派代表组成。同盟内部结构的调整和税率的改变必须由成员国全票通过，同盟试验有效期8年，期满后各邦有解约和退出的权利。奥地利没有参加关税同盟使得同盟成员国在维护自身主权独立的同时，多了选择奥地利与普鲁士抗争的筹码。达姆斯塔特的杜·梯尔认为各邦虽然在商业政策上实现联合，但经济和政治还是可以分开的。总的来说关税同盟的建立是各邦基于经济政治诸多方面考虑，某种程度上抑制分立主义思想的结果，它的产生既不具备向现代社会发展的明确思路，也不单纯是传统的封建复辟。它不是德国未来民族统一体的大胆设想，但客观上却促进德国经济统一的形成，逐渐打破德国分立主义力量，并最终为德国的政治统一创造物质前提。

（九）30年代是德国工业起飞的阶段。因此对于关税同盟和德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关税同盟开始德国的工业革命是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手段，另一种观点则持谨慎态度，以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是一些基本要素（如劳动、资本、国内需求等等），对关税同盟不能做过高估计。关税同盟的成立在短时期内对德国经济并没有发生质的影响，它的成立没有实现国际商业政策的根本变革，关税税率是南北妥协的结果，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间取中。一些商品如盐和纸牌等继续保持国家垄断，啤酒、葡萄酒、烧酒和烟草等消费品各邦仍有权征收较高的税收，以补偿因其他商品税率下跌造成的损失。经济统一的各种立法也还远远没有出笼，同盟内成员国之间利益矛盾重重，分立主义和对自治主权的看重使关税同盟体系的每一点改革和完善都充满阻力。但是不可否认关税同盟的成立及其他的发展仍对德国的经济起了积极作用，它在很大范围内取消德国境内的关税壁垒，为商业注入活力。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除奥地利之外3/4的土地上，2300万人口中实现进出口税和过境税的统一。1834年1月1日凌晨长串长串载满货物的四轮马车等待通过边境线，这一壮观的景象预示德国内部市场商业流通扩大的开始。

（十）度量衡和货币制度的逐渐统一，关税同盟成立后由于涉及到征税和同盟内收入再分配等实际问题，需要对各邦不同的货币关系进行协商。1838年的德雷斯顿货币条约就货币兑换率的问题达成协议，宣布在银本位基础上确定两种货币流通区域（即北德的塔勒区和南德的古尔登区），塔勒与古尔登的比价为4∶7。在此期间还出现纸币问题，普鲁士除控制各邦纸币的使用外还加强普鲁士银行纸币的流通量，到60年代普鲁士银行发行的纸币控制德国很大一部分货币流通，货币统一由此在大范围内形成。1833年关税同盟国制定关税重量单位——关税公担，1关税公担等于50千克， 并逐渐取代各邦的重量体制。由于担心贸易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损失，同盟各邦都把改善交通视为克服这一危险的好办法。首先是铁路，30年代开始受到各邦政府的重视，四、五十年代对铁路的投资以令人吃惊的速度递增，50—80年代铁路资本占全部投资的比例从2.8 %增长到7.4%。铁路长度1850年5856公里，到1870年则达到18,876 公里。铁路路线的选择也明显受到关税同盟的影响， 铁路枢纽往往是扼贸易咽喉的城市（如柏林、莱比锡和科隆等），因商业流通的需要将城市和地区连接起来，关税同盟和铁路建设的同步发展使李斯特在30年代就将它们视为德国现代化的“连体双胎”。其次是河道运输，1800年一宗货物从易北河上的汉堡运往马格德堡，通行税需付14次，美因河上从班贝格运货到美因兹付通行税33次。

（十一）1831年莱茵河沿岸的各邦接受“美因河—莱茵河船运条例”，宣布收税和堆货权的无效，而关税同盟成立之后在它的范围内更是免除河道通行税，大大保证货物运输的畅通。关税同盟对德国工业起了刺激和保护作用，虽然采取较低的关税政策扩大国外产品的进口使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尖锐化，导致一些传统手工工业的破产，但另一方面因为鼓励新技术的引进和模仿，进口替代品的生产速度加快，传统企业结构也被迫进行调整改造。同时因为关税同盟的建立废除贸易壁垒和商品交通费用下降，而它们和国际贸易的联系又得到增强，因而使国内商品向国外市场出口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更不用说对一些工业部门如糖、棉毛和铁制品等。关税同盟还进行有选择的保护，而这种保护恰恰是以往小邦国所做不到的。关税同盟的建立并没有直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也没有阻止40年代发生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但它却在某种程度上保证德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家的过渡。1844年库尔黑森政府就关税同盟对工业的影响做了一个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没有一个大企业对这个机构的有利后果产生争议，尤其是博肯海姆的企业对关税同盟充满赞美之词。关税同盟加强德国内部的经济联系，不同的经济区域慢慢地融合成为共同的民族市场，逐渐形成民族经济。随着商品贸易的增长、铁路河道运输的改进英军工业的发展，税率政策的调整以及货币和度量衡的统一简化商品交换的方式，同盟各邦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相互依赖性逐步增强。

（十二）从各邦商品流通的状况看，60年代萨克森王国2/3的谷物来自普鲁士，南德诸邦所需的生铁、石煤等工业原料也主要由普鲁士提供。尽管有普鲁士和萨克森工业的竞争，但南德的工业品仍因关税同盟扩大市场，在美因兹以北找到销售机会。超越邦界的劳动分工在关税同盟区域内也得到发展，除了重新恢复老的合作关系外还建立许多新的合作企业，例如萨克森企业家在巴伐利亚的霍夫地区投资设厂从事纺织业生产，而巴伐利亚的织工同样也在毗邻的萨克森染坊中从事劳动，目的都是想利用对方低廉的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邦国之间的这种劳动分工在莱茵—美因地区尤为突出，蒸蒸日上的铁路建设对资本的需求急剧扩大，而传统的信贷方式已无法满足，因此从50年代以来关税同盟内各邦之间加强金融的互相渗透。普鲁士银行家梅维森、奥本海姆等先后在邻国建立新的商业银行，而1853年成立的达姆斯塔特工商银行则是由科隆的大资本投资建立的，它为关税同盟区内的工业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保险和抵押行业和金融信贷业一样也在邦国间加强流动，关税同盟的形成和发展推动商品、资本和劳动的相互运动。随着同盟区域的进一步扩大，1836年巴登、拿骚、法兰克福加入关税同盟，1842年又有不伦瑞克参加。到1851年德国关税同盟已包括454109平方公里、2900多万人口，小德意志经济区域逐步形成。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民族层次的政治和社会也加快组合进程，一个民族统一国家的未来前景已经粲然若现。

（十三）德意志的民族问题是在普鲁士领导下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的，这并不是普鲁士的预谋。以特赖施克为代表的普鲁士历史学派神话化关税同盟，将它视为普鲁士君主和杰出政治家精心铺垫的“第一块通往帝国的奠基石”，这种说法有悖于实情。关税同盟并非普鲁士一邦的杰作，而是各邦官员、市民乃至君主共同推动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否认普鲁士在德国拥有特殊地位，推动并为关税同盟打下烙印。在后来的发展中它逐步担当起指导德国经济政策的任务，并成为德国未来政治的领导力量。德国的经济发展受阻后普鲁士的特殊地位得益于它优越的自然和经济条件，普鲁士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境内的鲁尔区、萨尔区和上西里西亚是德国最重要的三大矿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也可以使它采取开辟一个大的销售区域和减少边境监察开支等办法，吸引那些没有能力实行独立经济政策的中小邦国向它靠拢。关税同盟建立后普鲁士经济优势更为突出，中小邦国对它的经济依赖也更加强。1857年关税同盟内95%的生铁来自普鲁士，即使是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萨克森也必须向普鲁士订购原料，同盟各邦的大批农产品和工业制品也在普鲁士找到广阔市场。仅以黑森地区为例，1852年普鲁士吸收黑森—达姆斯塔特皮革的40%，价值100 万古尔登；烟草43%，价值168万古尔登；葡萄酒50%，150万古尔登；土豆和谷物340万古尔登。向普鲁士商品的总出口量在重要的年份可达到1100万古尔登。

（十四）在分立主义倾向严重的南德地区，对普鲁士经济的依赖虽不能直接感觉到，但仍不能低估它们内部工业与普鲁士资本的联系程度。普鲁士活跃的银行资本以贷款方式不断地向巴登和巴伐利亚渗透，尤其是1866年后普鲁士控制法兰克福银行和证券交易所更使南德加强对普鲁士资本的依赖。与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密切与中小邦国经济联系的努力相反，奥地利与德意志的其他部分在经济关系上却分离得越来越远，这一现状是由奥地利保护关税的政策造成的。哈布斯堡国家地理环境与德国其他地方乃至世界隔绝，自给自足而没有重要的外贸。奥地利经济落后，尤其是匈牙利和其他非德语地区，工业品缺少竞争力。所以奥地利没有参加关税同盟，而是修筑一道人为的栅栏，把自己和那些在经济上越来越依靠一个统一而扩大的经济区域的中小邦国分隔开来。普鲁士在德国经济统一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导致不利于奥地利的结局，1850年关税同盟无论在农业经济还是在工业生产上都比奥地利占据优势。1865年普奥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在普鲁士在1930万人口中45%生活在农村，而奥地利3750万人口中却有70%从事农业劳动。普鲁士铁路长度达1.1万公里，而奥地利仅有6600公里。生铁产量普鲁士有85万吨，奥地利只有46万吨。普鲁士拥有蒸汽机1.5万台、80万马力，而奥地利却只拥有3400台、10万马力。

（十五）奥地利放弃德国经济的领导权，而把关税同盟（进而也是指导德国经济发展）的大权交给普鲁士去掌管，而它自己除了向各邦提供一点政治上的帮助，以慰抚它们对普鲁士霸权主义的恐惧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吸引小邦的了。伴随着经济地位在关税同盟中的确立，普鲁士领导德国政治的新形象也开始树立起来。尽管梅特涅在关税同盟成立之时，因考虑在邦联政治上与普鲁士的合作避开对同盟采取打击措施，但他仍然预感到普鲁士的关税同盟对德国邦联（尤其是奥地利）的可怕威胁。关税同盟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打破德国的均势，确立普鲁士在德国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国外的舆论也把关税同盟与普鲁士的政治力量挂钩，法国驻慕尼黑的一位外交官甚至认为关税同盟是宗教改革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普鲁士在邦联的巨大体系中获得“空前的权力”。资产阶级对普鲁士的支持是普鲁士政治力量发展的重要支柱，虽然资产阶级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南部资产阶级反对关税同盟的呼声很大，但大多数自由派资产阶级还是从关税同盟中看到克服国家分裂的力量，把关税同盟视作政治统一的前提。大资产者（尤其是莱茵的大资产者）从30年代普鲁士的经济活动中看到普鲁士的“地位和政策”，相信普鲁士注定要承担起“德国使命”的重任。普奥经济和政治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在1849年终于爆发公开冲突，焦点在于关税同盟和关税统一体，但实质问题是德国的政治统一以何种方式解决。

（十六）1849年10月奥地利提出中欧关税统一计划，想以哈布斯堡为核心建立一个从尼门到博登湖，从尼德兰到阿德里亚和下多瑙河，人口达7000万之众的关税区域。目的是以大德意志吞并小德意志经济区域，遏制关税同盟中普鲁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地位的提高，重新树立奥地利在德国乃至欧洲大陆的领导地位。在选择亲普还是亲奥的问题上关税同盟各邦陷入矛盾之中，虽然在政治上它们不情愿受普鲁士的支配，为保护邦国的独立更愿意借助奥地利的政治影响与普鲁士抗衡。但在经济上它们始终无法摆脱对普鲁士的依赖，萨克森没有普鲁士只能是一个很小的市场，它依靠转手贸易需要享受关税同盟的优惠待遇。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工商业是通过普鲁士控制的莱茵河道与北海相连的，与关税同盟的脱离会带来贸易上的巨大损失。同盟成员国中那些在其他问题上的相互对立的集团，如民主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自由贸易者和关税保护者，手工业者和工业家，农民、小商贩和职员在涉及关税同盟的问题上团结起来，以真正商业政策的利益为共同信念，反对与普鲁士在关税政策上的分离。经济利益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限制邦国的政治行动，普鲁士也充分利用各邦对它经济依赖的心理，以自由贸易的经济原则为武器，时时以废除关税同盟相威协，对其他形式上平等的成员国施加强大的经济政策压力，并根据自己的愿望来确定关税税率的高低。 

（十七）1851年普鲁士以关税政策上的一些优惠条件与汉诺威签订商业条约，致使1854年汉诺威和整个税务同盟（包括奥耳登堡在内都参加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从此打开关税同盟与北部的经济联系。1853年关税同盟期满，但各成员国出于经济考虑和普鲁士的压力同意续约12年，奥地利的关税统一计划受挫。1863年普法签订商业协约，普鲁士在重要的经济政策战场上赢得法国支持，与此同时奥地利与德国各邦进行的第二次关税问题谈判却再度失败。1866年普鲁士成功地排挤奥地利，最终确立小德意志的经济和政治霸权。1867年普鲁士建立关税议会，重组关税同盟，削减关税和简化关税格式，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立法（如建立商业法庭，颁布企业自由条例，取消成立股票交易所的种种限制等）办法改善关税同盟区的经济环境。普鲁士的目标很明确，继续以经济为纽带化解南德与普鲁士的政治对立，以物质统一达到民族统一的远大目标。1871年普鲁士终于以小德意志方式解决德国民族统一的问题，德意志帝国建立。在邦联体系之外建立起来的关税同盟，从它成立之时起就表明不纯粹是税率政策的问题，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则更进一步显示出它已远远超出经济范畴涉及到民族统一的政治问题。在关税同盟身上经济对政治的影响达到如此密切的程度，以致于德国国民经济史学家施穆勒认为1818年普鲁士的商业和关税立法在某种意义上发展成为德意志帝国。莫茨也坚信国家在关税和商业政策上的联合会引导出政治体系的统一，这同样是不言而喻的真理。

（十八）承认经济因素的主导作用并不否认政治力量在推动历史前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道路上并没有避免战争的爆发，因此要充分估计到德意志邦联的向心力和邦国的分立主义，尤其是南部强烈的“第三德国”的思想。奥地利不会轻易放弃德国政治领导权，在中欧计划失败甚至在被赶出德国之后，奥地利还继续采取与南德和法国的合作，调整贸易政策以迎合南德的利益，威胁普鲁士在关税同盟中的地位。中小邦国特别是南德诸邦也不愿一味顺从普鲁士的政治压力，为维护它们介乎于普奥之间独立的政治立场，寻求奥地利的保护以抗衡咄咄逼人的普鲁士。1866年南德站在奥地利一边参战就表明关税同盟还不足以消弭它们对普鲁士霸权的敌对态度，战后普鲁士在政治上的威胁更加深南德的不安和不信任，它们极力抵制关税议会使普鲁士认识到政治统一只用经济手段是行不通的。关税同盟实现经济一体化，但没有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参与，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就不会如此顺利。俾斯麦对关税同盟的灵活利用和掌握也是德国民族统一不可忽略的因素，俾斯麦非常重视关税同盟对普鲁士的政治价值，也明确表示要通过普鲁士领导下的关税同盟建立政治统一的物质基础的思想。但他从来不把关税政策看成是孤立的问题，而是把它置于普鲁士全局政治的考虑之中。单纯的关税同盟并没有决定意义，它只有通过政治家理智而谨慎的判断，灵活而巧妙的运用才具有政治价值。

德意志统一之路

（一）德意志是一个民族分合无定的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系一个徒具虚名的松散诸侯联盟，最多时全国竟分有上千个邦国。经过几百年的苦苦奋斗后德意志终于在1871年由普鲁士实现首次民族大统一，然而却又因两次大战的失败导致国家再度分裂，直至1990年才重新实现统一。德国史就是一部民族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历史，民族问题（或曰谋求国家统一）成为贯穿整个德意志近现代史的一条主线，德国的统一大业最终是由普鲁士完成的。1618-1648年欧洲大陆的封建君主们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这场战争使英国资产阶级逃脱欧洲封建君主们的干预而获得胜利，却使德意志彻底衰落。作为这场残酷战争的主战场，德意志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灭，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战争结束后德意志仍然只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诸侯林立的名义上的“国家”，根据威斯特法里亚和约三十年战争的胜利者法国和瑞典有权保证德意志各邦内政和外交上的独立，各邦有充分权利同欧洲任何国家签定条约，这样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就被最后确定下来。

（二）三十年战争后在德意志境内共有360个独立的邦国和1500个半独立的领地，绝大部分的邦国版图都很小，比如在威斯特法里亚地区中每个邦国平均只有20多平方英里。但是所有这些邦国的君主却都很自负，无论其邦土大小都一样建立起自己整套的专制制度，国家机构健全，也拥有军队，一支军队有时只有12个士兵组成。在这种空前的民族分裂局面下一个社会有秩序、中央有威权、政府有效率、军队有战力的普鲁士显得十分与众不同，在德意志诸邦中唯一能与奥地利相抗衡的力量是普鲁士，普鲁士是德意志诸国中领土最广、力量最强、地位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从17世纪起它一直影响着整个德意志的历史。普鲁士的统治者是霍亨索伦家族，早在10世纪霍亨索伦家族就统治瑞士北方的索伦山上一个城堡，到12世纪这个家族的代表又成为纽伦堡城的城主，1415年这个家族的代表腓特烈一世从神圣罗马皇帝那里取得勃兰登堡领地和选帝侯的称号。勃兰登堡位于德意志东北边境，经常与邻近的斯拉夫人发生战争，因而它的军队取得丰富的军事经验。

（三）霍亨索伦家族是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年～1918年）及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的主要统治家族，霍亨索伦家族起源于士瓦本公国境内的黑欣根附近，其始祖布尔夏德一世在11世纪初叶受封为索伦伯爵，领地在今上内卡河、施瓦本山和上多瑙河之间。索伦伯爵腓特烈三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和亨利六世的忠实支持者，1185年腓特烈三世与纽伦堡伯爵康拉德二世联姻，前者娶了后者的女儿索菲亚。因康拉德二世没有男性继承人，1192年康拉德二世去世后腓特烈三世成为腓特烈一世，此后该家族在索伦前冠以“霍亨”（意为“高贵的”）字样，称为霍亨索伦家族。他的两个儿子先后继承爵位，腓特烈四世继承索伦-纽伦堡伯爵领地，康拉德三世继承兄长的纽伦堡伯爵领地，从而形成信奉天主教的士瓦本系和信奉新教的法兰克尼亚系两支。霍亨索伦-法兰克尼亚系的腓特烈三世通过继承获得拜罗伊特和库尔姆巴赫，其曾孙腓特烈五世在1363年被皇帝查理四世封为帝国伯爵。1415年腓特烈六世成为勃兰登堡选帝侯，称选帝侯腓特烈一世。1473年其第三子阿尔布雷希特·阿喀琉斯为选帝侯时立下规约：勃兰登堡选帝侯称号属于直系继承，非长子也有继承权，领地不得分割。

（四）据此其长子约翰·西塞罗成为选帝侯，因此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选帝侯系）在1618年通过继承得到普鲁士公国统治权。在腓特烈·威廉大选帝侯统治时期（1640年～1688年）勃兰登堡-普鲁士日趋强盛，1701年普鲁士公国升为王国，选帝侯成为国王腓特烈一世。1871年普鲁士国王霍亨索伦家族的威廉一世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爆发后霍亨索伦家族的统治被推翻。霍亨索伦-士瓦本系于16世纪在德意志西南部声势颇盛，1535年伯爵卡尔一世获奥地利的伯爵领地锡格马林根与凡林根，1552年统辖凡尔施泰因。卡尔一世死后1576年其二子分割领地，又形成霍亨索伦-黑兴根系和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系，1623年两系都被列为帝国诸侯等级，1849年两系均臣服于普鲁士。1869年霍亨索伦-黑兴根系断嗣，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系的卡尔·安东获霍亨索伦亲王称号，其长子利奥波德1870年成为西班牙王位候选人，利奥波德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问题是普法战争的近因之一。次子卡尔在1866年起先后为罗马尼亚亲王、国王，称卡罗尔一世，直至1914年去世。其侄斐迪南及其后裔统治罗马尼亚，直至1947年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在16世纪宗教改革中勃兰登堡选帝侯接受路德教，并且攫取天主教教会的土地财产，由是勃兰登堡遂成为一个重要的新教国家。到16世纪初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以他妻子的名义，取得莱茵河下游的克列夫兹公爵领地和马尔克、拉文斯堡两个侯爵领地。

（五）1618年选帝侯又取得波兰的附庸国东普鲁士，因而他就从勃兰登堡选帝候一跃而成为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候。为了取得东普鲁士的他不惜向波兰国王称臣纳贡，三十年战争结束时（1648年）选帝候腓特烈·威廉兼并东部波美拉尼亚及威悉河流域和易北河流域的几个小领地，同一年他又趁波兰新王即位的机会摆脱对波兰的臣属关系。1701年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又以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条件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里取得普鲁士国王的称号，于是勃兰登堡一普鲁士选帝侯就变成普鲁士国王。在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又从奥地利夺取西里西亚，1772年瓜分波兰时又分到西普鲁士（格但斯克和托伦除外），这样就把勃兰登堡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勃兰登堡原来领地的面积仅有23751平方公里，到1772年普鲁士王国的领土就增加到194891平方公里。1834年普鲁士在德意志地区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除奥地利和汉堡外全部德意志邦国都加入该同盟。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宣布成立“自由派政府”，召开制宪会议并拒绝接受德意志国民议会奉上的“德意志皇帝”称号与宪法，打算趁奥地利忙于扑灭革命的空档，强迫多数诸邦国奉其为联盟共主。185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地利帝国的武力恫吓下放弃称霸的计划，乖顺地回到德意志邦联之内。

（六）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后维持将近五十年的俄奥联盟瓦解，双方反目成仇。加上1852年由拿破仑三世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特别敌视奥地利并处心积虑要给予打击，于是在普鲁士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可以自由挥洒的国际空间。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患上精神病，以其弟威廉担任摄政王。1861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逝世，摄政王即位，称威廉一世。1862年他因军事改革所需预算及税收问题与国会发生冲突，本拟退位的他但在前驻法大使俾斯麦的建议下收回成命。俾斯麦表示支持军事改革，并称若任命他担任首相，他将不惜一切强行推行陆军改革和新兵役制度。9月22日威廉一世任命俾斯麦担任首相，俾斯麦上台后着手策划德意志统一大业，俾斯麦主张建立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小德意志。普鲁士在1864年和1866年先后在普丹战争中击败丹麦和在普奥战争中击败奥地利，并在1870年领导北德意志邦联及南方的德意志诸邦，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威廉一世于1871年1月18日（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登基，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宣布建立以普鲁士王国为首的德意志帝国。由于普鲁士拥有德意志帝国2/3的人口和3/5的领土，并且在军事、经济、工业等方面远远超过帝国内其他欧洲王国、公国，因此德意志帝国成为普鲁士王国的扩大版。各邦国享有内政和财政的自治，但将外交、军事（巴伐利亚除外）、海关等权力交给德意志帝国中央政府，普鲁士历史从此并入德意志帝国历史。

（七）新兴的普鲁士王国是个家底薄弱的小国，被列强戏称为“铁罐堆中的一只陶罐”，随时都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危险。因此从1701年普鲁士王国建国伊始，历代统治者就把强化军队作为自己生存发展的主要手段。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非常突出，1740年腓特烈二世即位，在他20多年的铁腕统治下普军人数由原先的7万人激增至20万，占全国人口9.4%，军费开支每年要花去政府全部预算的4/5。当时的普鲁士面积在欧洲仅居第十位，人口居第十三位，但它的军队却排到全欧第四的位置，而且这一数字在腓特烈二世的后继者威廉二世那里又增加到23.5万人。曾有人这样描述普鲁士的军国主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国家拥有一个军队，对普鲁士而言则是军队拥有一个国家。”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性质是如此的鲜明，它的好战性直接促成后来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出台，并进而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普鲁士是一个容克国家，市民阶级在这里的力量非常微弱。这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使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其在国家整个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且它们的市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公贵族的生活消费和政府军队的开支。当18世纪末英法早已克服行会的传统束缚时，德意志的手工业却仍为行会所控制，古老的法规和条例还在严格的执行，一切能够促进竞争和创新的路径都被封建桎梏无情的堵塞。经济上的这种依赖性以及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造成德意志资产者在政治上对封建权力的怯懦性和卑躬屈膝。

（八）农民也无力反抗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1625年德国曾爆发伟大的农民战争，但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而三十年战争则彻底摧毁农民阶级最后的反抗力量，地主成为农村唯一的主人，强迫农民服劳役的农奴制度变成了德意志的普遍制度，而这种状况在普鲁士表现的尤为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曾打算把德意志各地分散的工人团体联合成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以便推进革命，但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分散的德意志不存在这种条件。当时德意志工人阶级还很不成熟，他们中大部分人仍是手工业者，而且基本上是跟着资产阶级走的。而且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背叛。1848年革命在整个德意志都被镇压下去，工人运动长期处于低潮。既然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无力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而力量尚十分弱小的无产阶级又在政治上远没有成熟，那么这一任务便历史的落在普鲁士贵族地主阶级（容克）的身上。容克经济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容克地主垄断粮食出口，同时还免付出口关税。在普鲁士军队中容克则占据所有的军官职位，普鲁士的农奴制与早期农奴制不同，它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随着粮食和各种农产品日益成为重要的商品以及价格上扬，农业生产变得有利可图。于是容克地主便开始抢占农民土地，合并成大田庄，面向市场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

（九）农奴制体现的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一个方面，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凸显普鲁士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特色，而这一政治体制保证对于任何一个近代欧洲强国的崛起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得大帝治下的俄国如此，路易十四统辖的法国亦然，普鲁士也不例外。1848年革命失败后尽管普鲁士没有像奥地利那样恢复纯粹的君主制，而是维持地主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贵族仍在这个联盟中保持领导地位，国王则依旧拥有无上的威权。虽然存在议会但上院（贵族院）是由国王指定的显贵组成，而下院（众议院）又借助不平等的三级选举制保证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多数地位，因此普鲁士的君主专制就打着民主的幌子得以延续，甚至还有所巩固。三级选举制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840—1861年在位) 在1851年1月31日命令中对选举制度的规定，议会分为两院，上院由国王任命显贵构成，下院由选举产生。这种复杂的程序及公开投票制，保证容克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下院中的优势。这种以三级选举制代替平等的选举制的做法，在普鲁士一直存在到1918年。所有的选民依纳税情况分为三个等级，纳税最多者为第一等级，人数最少，13.3万人; 纳税较少者为第二等级，49万余人; 纳税最少者为第三等级，人数最多，265万余人。这三个等级人数虽然相差悬殊，但是各选出人数相等的复选人，再由复选人选出下院议员。农奴制强化容克的政治统治地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奴制是一种野蛮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农奴不仅无偿的为地主服劳役，还要自备牲畜和农具。他们的财产任意被剥夺，完全没有人身自由，被禁锢在地主的田庄里不许迁徙。通常认为农奴制的存在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将这一制度置于普鲁士崛起的历史大背景下来看的话却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十）可以批评腓特烈二世在普鲁士强化军事容克地主的专制制度以及向其臣民推行奴性教育是历史的倒退，但是当时普鲁士王国的柱石是贵族，而贵族的实力就在于占有广大的地产和对农奴的剥削。从这个角度讲没有农奴制就没有容克，而没有容克的支持，强大的普鲁士王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德意志向北出海的主要河流如莱茵河、威悉河、易北河、奥得河都流经勃兰登堡的领地，这就使普鲁士拥有一个发展经济的有利地理位置，而普鲁士的历代统治者也把工商业看成是一种重要财富，他们开凿运河、修桥筑路、统一币制、实行保护关税的措施来发展经济。同时普鲁士还注重开拓海外市场，在1788年它就已向英国出口1.1万吨生铁，到18世纪80年代普鲁士建立起三个贸易公司——地中海东部贸易公司、中国贸易公司和孟加拉贸易公司。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以及三十年战争中德意志新教联盟的获胜使得普鲁士成为当时欧洲躲避宗教迫害者的人间乐土，到1703年大约有二万名胡格诺教徒从法国迁到勃兰登堡定居，占当时这座城市居民的1/9。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或拥有一定资本的商人，结果法国工商业因此遭受严重损失，而普鲁士却得到好处。除法国移民外还有其他国家的移民也大量进入普国，1740年普鲁士有人口240万，其中光外国移民就占去1/4，多达60万。勃兰登堡是三十年战争的重灾区，移民对它的复兴注入巨大的活力，使普鲁士比德意志其他邦国更早的实现经济复苏与高涨。与当时欧洲王室盛行的奢靡之风迥异，几代普鲁士统治者都近乎自虐的过着清教徒式的节俭生活，以便节省下宝贵的军费与政府开支。

（十一）比如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父亲威廉一世（与后来同名的普皇是两个人）在位时普鲁士的外交使臣以寒酸龌龊“驰名”欧洲，而显赫的王室成员们无论王子公主亦或是王妃乃至国王本人，其饮食烹调拙劣，饭菜简单菲薄，几乎到了食不果腹的程度。由于节俭已到悭吝的地步，以致人们在背后叫威廉一世为“乞丐国王”。他的后继者腓特烈二世则更具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般的坚韧与刻苦，他以过人的精力躬身勤政，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还号召国民勤俭节约并以身作则，绝对禁止宫廷的奢华排场。他本人平时只穿士兵服，毕生只有一件礼服。在腓特烈二世逝世20年后拿破仑在耶拿战役大败普军，来到位于波茨坦的腓特烈二世墓前的拿破仑用马鞭指着墓碑对手下的将领们说：“要是他还活着，我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并非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封建贵族那样一味的因循守旧，顽固拒绝一切变革。他们善于审时度势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当然也迫于形势），并牢牢的掌控着改革的领导地位，从而既顺应历史潮流，又免于使自己大权旁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走过场的改革不同，普鲁士历代君王大多能够把改革坚持下去，而不是将前人成果半途而废，这样就既保证普鲁士大政方针的连贯性，又使整个国家始终保持着向上的势头。以普鲁士的农奴制改革为例，拿破仑战争期间普鲁士接连惨败导致几近亡国，战争的惨败和屈辱和约的签订使普鲁士人从封建的德意志与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的较量中，愈来愈看清农奴制社会的衰败。一批深受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对旧有的封建秩序进行改革，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普鲁士开始艰难的改革。

（十二）1807年10月主持国家事务的施泰因男爵颁布解放农民的“十月敕令”，使得普鲁士终于在从封建农奴制向资产阶级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重大的一步。十月敕令全称《关于放宽土地占有的条件限制和自由使用地产以及农村居民的人身关系的敕令》，1807年10月9日普鲁士首席大臣斯坦因颁布的关于地产自由和解放农奴的法令。规定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世袭的土地持有者从法令公布之日起这种人身依附关系立即废除，对于非世袭的土地持有者和无地农民则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废除；禁止建立新的人身隶属关系；废除对土地买卖和流通中的种种封建限制，所有国民均享有各种不动产之所有权和买卖权；允许容克地主兼营工商业，亦允许市民和农民自由选择职业。该法令成为普鲁士资产阶级改革开始的标志，也是斯坦因-哈登贝格改革最主要的措施之一，但敕令仍保留农民的一切义务以及容克地主的审判权和行政权。但第一轮改革并不彻底，这使得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于容克继续霸占大量土地和人力十分不满，于是他们在欧洲1848革命中曾一度倒向共和反对帝制。斯坦因·哈登贝格改革是1807—1816年普鲁士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教育方面在威廉·冯·洪堡领导下实行改革，1810年创建柏林大学，1812年制定中学毕业考试制度。这场改革促进普鲁士乃至德意志的资本主义发展，但仍保存封建残余，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1806年普军在耶拿-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大败，暴露普鲁士封建农奴制国家的腐朽性。1807年10月斯坦因担任首席大臣后开始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颁布《十月敕令》废除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解除土地买卖和流通中的种种封建限制。次年2月颁布《二月法令》对容克收回农民土地加以限制，规定容克庄园主必须将他收回的土地的二分之一用于兴建大田庄。

（十三）11月颁布《普鲁士王国各城市规程》规定各城市享有自治权，市民有权从市民中选举市参议员，由市参议会主持城市自治。同月颁布《关于改善普鲁士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法规》规定以常务内阁会议取代枢密院（即以责任制大臣取代枢密）并设立财政、外交、内务、陆军、司法五部，处理国家日常事务。改革遭容克反对，在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的压力下不久斯坦因被解职。1810年6月哈登贝格出任首相后继续推进改革，同年10月发布财政法令规定向容克贵族征收土地税，从而剥夺其免缴土地税的特权。11月颁布商业法令规定废除行会特权，实行营业自由和征收普遍的营业税等，1811年颁布《调整敕令》允许农民用偿付赎金和土地的办法，赎免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与劳役。1816年5月发布该敕令的补充法令，缓和容克地主的反抗，使之接受改革。1812年3月颁布《关于犹太人公民地位的法令》，承认在普鲁士境内居住的犹太人的公民地位，同时还实行军事和教育改革。在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领导下组建后备军，实行速成兵制度，废除军队中的体罚。设立参谋本部，开办军事院校，以才能作为晋升军官的依据。1813年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开始后实行义务兵役制等、为了互相勾结，协调利益以便巩固政权，容克地主阶级政府于1850年3月颁布《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法》，从而最终完成始于1807年的农奴制改革。改革的结果是资本家得到发展大工业所必需的廉价劳动力，资产阶级对君主制感到满意。通过收取农奴的高额赎金，大量被割让的份地和财富迅速积聚到容克手中，地主阶级也发了横财。而只有农民却纷纷破产，丧失土地和牲畜，大批的沦为半无产者，进而变成资本家工厂和容克庄园中的雇佣工人。普鲁士统治阶级的这一“经验”，为后来的1861年沙俄农奴制改革提供绝佳的效仿“样板”。

（十四）普鲁士的崛起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从16世纪以来由于分裂导致德意志在欧洲人眼里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德意志民族也被认为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民族。正是这种长期受屈辱、受轻视的状况激发德国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并使之内化为普鲁士崛起的力量源泉，也由于这种精神促使他们向外国学习先进的事物，大力兴办教育，这方面普鲁士王国的成就最被后人所称道。为贯彻民族主义教育，从1717年普鲁士就开始实施义务国民教育，是全世界第一个实施义务教育的国家。1763年腓特烈二世颁布《学校法规》强制5－14岁的儿童必须上学，并任命老兵为校长，对学生进行准军事训练，这一切都为日后普鲁士组建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军队奠定扎实的基础。1809年洪堡出任普鲁士最高教育长官后所推行的教育制度改革，更成为德国后来二百年的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石，而1810年成立的柏林大学作为世界上第一所新制大学，影响整个十九世纪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在普鲁士中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各主要国家中德国的文盲率是最低的，德国人无论在读、写、计算能力上还是科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方面都要领先于欧洲各国。无论是早期的普王腓特烈二世还是后来的首相俾斯麦，他们都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机敏的外交家之一。虽然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这些人可谓是背信弃义、贪狠奸诈，但不可否认如果没有他们高超的外交手腕，很难想像普鲁士能在列强环伺的欧洲得以生存和壮大。

（十五）团结盟友、孤立对手是普鲁士最基本的外交策略，比如1834年开始运行的关税同盟是普鲁士的一个巨大成就，不仅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使整个德意志在政治上开始向它靠拢。既增强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的能力和决心，又逐渐从政治经济上把奥地利排挤出德意志，可谓是一箭双雕。关税同盟有点类似于1993年成立的欧盟，各（邦）国通过政治经济的一体化，最终向统一的国家共同体迈进。普鲁士善于笼络德意志各邦国，作为关税同盟的成员，这些邦国从中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加上它们的发展程度都没有达到哪怕是接近普鲁士的水平，于是普鲁士成了这些邦国资产阶级向往的中心。这些资产者把普鲁士看作是自己在经济上的前卫和将来在政治上的靠山，这样普鲁士就开始跃居德意志的领导地位。1805-1807年的军事胜利使拿破仑占据和控制德意志的大部分，普鲁士王国充当法国反英、反俄的附庸。为维护和实现法国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在对普鲁士实行军事占领，政治统治和外交操纵的同时也按照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模式在当地强力推行一系列改革。比如取消教会和贵族的特权，废除农奴制，解除农民对地主的封建义务，革除古老的典章制度，取消行会法规等等。虽然由于战争的频繁以及反法势力的极力阻挠，拿破仑在德意志的资产阶级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但此举已经对德意志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拿破仑猛烈荡涤着封建割据势力，扶植正在生长中的资本主义关系才使德意志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工业，也使德意志民族资产阶级得到相当的发展。

（十六）因此恩格斯曾说过：“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是拿破仑，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掘墓人。”正是经由这样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让普鲁士才能在短短百年内迅速崛起并完成近代德国的统一，所以普鲁士有时就成为德国人精神和文化的代名词。1862年俾斯麦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之后先后发动对丹麦、奥地利的战争，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莱茵河以北22个德意志国家和3个自由市组成北德意志联邦，并成为法国在欧洲的劲敌。拿破仑三世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德国的统一，俾斯麦亦决心通过战争的方式实现德国的统一。1870年7月拿破仑三世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国接连失利，在9月1日的“色当会战”中惨败，拿破仑三世率10万军队投降。11月南德意志联邦与普鲁士签订联合条约，条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给德国，赔款50亿法郎，三年付清后德国占领军开始撤退。5月两国正式签署《法兰克福和约》确立上述内容，为建立确保对法胜利成果，战后俾斯麦组织新的反法同盟，并于1873年建立德奥俄的“三皇同盟”为基础的新的战略格局，史称“俾斯麦体系”。在普法战争中德意志实现统一，在欧洲中中心一个强大而富有侵略性的德意志帝国出现于开始衰弱的俄国、法国、英国和奥地利的身边，使得欧洲的均势开始动摇。但英、法、德、奥、俄仍是左右欧洲乃至世界形式的主要强国，仍是一种群雄角逐的多极状态，因此“法兰克福格局”也称“法兰克福多极格局”，这一格局大致维持40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