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年——帝国的衰弱
武帝年接连不断的战争，和连绵不断的天灾。还有武帝奢靡滥用民力导致，武帝末，社会矛盾积累已经到了极限。比如关东盗贼连群，杀县令，杀郡守。小群盗贼数百人，大群盗贼几千人，甚至上万人。帝国的统治已经到了极限。使“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虽然政府在财政方面施行了一些措施，部分地解除了危机。但也仅仅是使汉王朝暂时渡过“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的难关。
但是盐铁官营这样的财政政策只能稍微弥补汉王朝部分的财政漏洞。汉初，盐铁任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不问其余。特别是文帝以后，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于是富商大贾、豪强地主往往占有山海，或采矿冶铁，或煮海制盐，一家冶铁或煮盐使用的“至僮千人”。他们“专山泽之饶。垄断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产业部门，有的因而“富至巨万”，有的“与王者埒富”。他们“连车骑、游诸侯”。比如蜀卓氏、程郑氏，他们就是以豪富出名。奴仆数千人，每年光替奴仆交税都是六十多万钱。这是个什么概念呢？汉中产一年的收入不过万钱，平民更是只有千余钱。就算是一个户数千户的列侯，税收不过十万钱。元狩四年（前119年）由当时的大司农颜异属下的大农丞东郭咸阳和孔仅“领盐铁事”，他们同当时还是侍中的桑弘羊共同筹划管理盐铁之事。东郭咸阳和孔仅乃是大盐铁商人出身，桑弘羊也是“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
当盐铁专卖的计划一提出，就遭到许多人反对，那些依靠盐铁发家的“浮食之民”反对政府专卖，自然是正常，就是连许多朝臣和知识分子“贤良文学”也纷纷反对。像董仲舒和司马迁这样的人也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抱以否定态度。尽管对盐铁官营的争论一直继续到武帝死后的昭帝时期，但在当时，汉武帝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需要金钱来完成自己的北伐计划和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他对这些“沮事之议”一概不理，批准了这一计划。
并于元狩六年（前117年）派孔仅与东郭咸阳到全国各产盐铁地，选用家产富裕又对铁、盐之事有经验的人任盐、铁官，建立专卖机关，前后任命的盐铁官和建立的盐铁专卖机关，计全国共有盐官凡二十七郡，为官三十有六，铁官凡四十郡，为官四十有八。这样从北至南、从东到西均设置了盐铁官，全国的盐、铁生产和销售均控制在政府手里了。
所以汉书食货志记载，自盐铁官营后，西汉政府取得了大宗的收入，剥夺了大盐铁商人的财源，不仅增强了西汉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而且直接解决了当时国家所需的部分经费。“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皆……盐铁之福也。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的经济势力，增加政府收入，西汉政府又颁布了算缗和告缗令
因为汉大兴兵，伐匈奴。山东水旱。贫民流徙，皆仰给县官，县官空虚，急需要钱财。所以，汉武帝不顾任何反对，坚持推行此法。尤其强调“告缗”，鼓励人们告发。元狩六年（前117年）令杨可专掌“告缗”之事，为西汉政府搜刮，向富商大贾进攻。结果是“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朝廷“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氐破”，文帝以来良好的环境被打破。虽然弥补了部分财政漏洞，但是这种政策无异于杀鸡取卵。虽然短时间看不出来什么问题。但是武帝末已经很好的为这种情况买单。中央叛乱四起，地方流民不断杀官造反。
除此之外还有严刑峻法也是武帝时期一大特色，董仲舒就明确地对汉武帝说：“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比如《汉书·刑法志》记载：“及至季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
西汉的酷吏大多出自汉武帝时期，他们是汉武帝用来对付地方豪强和地方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王温舒列传记载，王温舒督捕盗贼，杀伤的人很多，逐渐升为广平都尉。他选择郡中豪放勇敢的十余人当属官，让他们做得力帮手，掌握他们每个人的隐秘的重大罪行，从而放手让他们去督捕盗贼。他逮捕郡中豪强奸猾之人，郡中豪强奸猾相连坐犯罪的有一千余家。上书请示皇上，罪大者灭族，罪小者处死，家中财产完全没收，偿还从前所得到的赃物。奏书送走不过两三日，就得到皇上的可以执行的答复。案子判决上报，竟至于流血十余里。
比如义纵他也是因为镇压豪强而得到汉武帝赞赏，认为有他治民能力，于是提升他为河内郡都尉。因为河内郡豪强地主较多，气焰凶炽，义纵到郡，立即把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河内郡迅速稳定， “道不拾遗”。
而这些手段虽然大致缓解了汉矛盾，不过酷吏之民真正意义来看，不过是烈火烹油，饮鸩止渴罢了。汉的矛盾还是在不断的积累。
天灾也加重了武帝年的矛盾，据记载：武帝初年“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这种悲惨现象到后来越来越普遍：武帝初年有数年灾荒“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以后凡遇水旱灾荒就有大批饥民被饿死、冻死，甚至人吃人的现象。到后来连关中首都附近地区也发生大批冻死人的现象：“元封二年（前109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踡蹜如蝟，三辅平民冻死者十有二三。（三辅指由内史拆分而来的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也可以称之为关中）到武帝末年、昭帝初年，这种悲惨状况愈演愈烈。汉王朝仿佛分为了两个世界，一方面是王公贵族们荒淫无耻的享乐，一方面是平民“穷急愁苦”一方面是“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另一方面则“天下虚耗，人复相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此同时农民起义也从武帝开始越来越厉害，武帝即位不久，就有“盗贼并起，亡命者众元狩年间（前122年至前117年）也有“寇贼并起。这种寇盗就是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前身。比如秦末，秦始皇刚死的时候。天下就已经民不聊生，盗贼四起了。
比如李广利征大宛的时候，汉武帝赦免了那些囚徒步卒，增发了那些品行恶劣的少年和边境的骑兵，经过一年多而从敦煌出兵六万人，私人带着粮食跟随部队参战的还不计算在内。这支队伍带有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骆驼以万数计算。他们多带粮食，兵器、弓箭等极为齐备。全国骚扰动荡，相继供应征伐大宛，军队总共有五十余校尉军官出征。而归来时李广利军对只余一万多人，军队并不是缺乏食用，牺牲的也不能算多，而是将吏们贪财，大都不爱护士兵，侵吞军饷，因此死亡很多。这种规模的远征更是加重了汉平民负担，所以汉人记载当此之时……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说明了这时的反抗斗争已经发展到不小的规模，地方官已经无力镇压了。
到了武帝末年，更是发展成为了大规模的流徙、逃亡甚至聚众起义，使得汉政府心惊胆战，不得不设法寻找对策。如元封四年（前107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这样多的“流民”使统治者不能不慎重对待，就连丞相石庆（后来三公成为了玩偶，随着天象问题而不断变动）也不得不引咎自责，承认自己“罢驽无以辅治，城郭仓库空虚，民多流亡，罪当伏斧质。
尽管如此，依然不能制止住平民的流徙、逃亡，而且起义的小火苗越来越大，终于发展为武装起义。“武帝末……郡国盗贼群起。这些“群起”的“盗贼”中，见于汉书记载的就有：“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其中“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如：（泰山、琅邪群盗徐㪍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其后奸邪横暴，群盗并起，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
到了这个时候，起义遍及各郡，（以关东淮泗为主。）已不是零星的、小股的活动，而往往是各郡同时爆发，或前后呼应，就连武帝也是忧心忡忡（盗贼并起，逋亡不止，良家被害，为圣主忧。）汉武帝忧心忡忡是有缘由的，因为这些起义平民，斩不尽，杀不绝，地方官吏畏罪不敢如实报告，（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结果“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后来，武帝派绣衣使者到各地督战，将镇压农民起义不力的地方官吏处以重刑，“杀二千石，诛千石以下，及通行饮食坐连及者，大部至斩万余人（乃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馀级，及以法诛通行、饮食当连坐者，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而且汉王朝此时不仅仅是外部矛盾激化而爆发，到了征和二年武帝与太子据的矛盾激化，酝酿出了父子相残这种人伦惨剧。而造成这种悲剧的主要原因主要来源于汉武帝。武帝前后共有六个儿子：卫夫人生太子据；赵婕妤生弗陵；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剌王旦，广陵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元狩元年，卫皇后所生之子刘据被立为太子。虽然太子据的性格、作风虽与武帝完全不同，但武帝最初对他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武帝二十八才有太子据这一个儿子，而皇帝最重要的也就是后裔问题，没有儿子在王朝统治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而汉武帝没有儿子，甚至连他的亲舅舅都担心，找后路，勾结诸侯王（淮南王）以求自（武安侯为太尉，时迎王至霸上，谓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贤，高祖孙，即宫车晏驾，非大王立当谁哉！”淮南王大喜，厚遗金财物。）因此，没有意外，武帝死后由刘据继位是毫无问题的。
而后来太子逐渐长大，汉武帝开始在群臣中为刘据甄选老师。太子据成年后，按礼制迁往太子宫。作为太子行冠礼的礼物，武帝专程为刘据在长安城南，覆盎门外五里，修建了一座苑囿，取广博观望之意，称为博望苑。虽然汉武帝本意不喜欢臣子结交宾客，但却专修此苑赐予刘据，以作为其交往宾客之用，并允许刘据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喜好行事。因此多有与当时主流政见不同的各类“异端”前来附于刘据门下。太子据性格仁慈宽厚、温和谨慎，武帝嫌他不像自己。后来武帝所宠幸的王夫人生了皇子齐怀王刘闳，李姬生了燕刺王刘旦、广陵厉王刘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刘髆，加之时光流逝卫皇后逐渐老去，武帝对皇后的宠爱逐渐衰退，因此皇后和太子经常有不安的感觉。武帝感觉到此事后，对刘据的舅舅大司马大将军卫青说：“我朝有很多事都还处于草创阶段，再加上周围的外族对我国的侵扰不断，朕如不变更制度，后代就将失去准则依据；如不出师征伐，天下就不能安定，因此不能不使百姓们受些劳苦。但倘若后代也像朕这样去做，就等于重蹈了秦朝灭亡的覆辙。太子性格稳重好静，肯定能安定天下，不会让朕忧虑。要找一个能够以文治国的君主，还能有谁比太子更强呢！听说皇后和太子有不安的感觉，难道真是如此吗？你可以把朕的意思转告他们。”
卫青听完后叩头感谢，并转告卫皇后。皇后特意摘掉首饰向武帝请罪。后来每当太子劝阻征伐四方时，武帝就笑着说：“由我来担当艰苦重任，而将安逸的事情留给你，不也挺好吗?”（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武帝晚年常年外出游幸天下，每每出宫便将诸事交付给刘据，宫中事务交付给皇后。如果有所裁决，待武帝回宫后就将其中最重要的事向他报告，武帝也没有不同意的，有时甚至不过问。武帝用法严厉，任用的多是严苛残酷的酷吏；而太子性格宽厚，却也有固执己见的一面，经常将一些他认为处罚过重的事进行平反。刘据这样做虽然得百姓之心，但那些执法大臣皆不高兴。皇后害怕长此下去会引来祸事，每每告诫刘据应注意顺从武帝的意思，不应擅自有所纵容而宽赦罪人。汉武帝听说此事之后，赞赏太子的做法，而对皇后的说法不以为然。（ 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汉武帝与几个儿子很少在一起，与皇后也难得见面。一次，太子进宫谒见皇后，过了很久时间，才从宫中出来。黄门苏文向汉武帝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于是汉武帝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太子知道了这件事，便对苏文怀恨。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经常暗中寻找太子的过失，然后再去添枝加叶地向汉武帝报告。对此，皇后恨得咬牙切齿，让太子禀明皇上杀死苏文等人。太子却十分信任自己的父亲，说：“只要我不做错事，又何必怕苏文等人！皇上圣明，不会相信邪恶谗言，用不着忧虑。”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派常融去召太子，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言道：“太子面带喜色。”汉武帝默然无语。及至太子来到，汉武帝观其神色，见他脸上有泪痕，却强装有说有笑，汉武帝感到很奇怪，再暗中查问，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将常融处死。皇后自己也小心防备，远避嫌疑，所以尽管已年老失宠，却仍能使汉武帝以礼相待。（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太子宫人满二百人。太子后知之，心衔文。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上尝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其情，乃诛融。皇后亦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
江充因为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武帝年老，恐皇帝死后为太子所诛，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
武帝因年迈体病愈加相信巫蛊之事。江充趁机说宫中有巫蛊之气以致天子之病久不见好。武帝便派遣岸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人协助江充治巫蛊。江充从后宫中不受宠幸的夫人开始查办，依次延及至皇后卫子夫。而在皇后宫内一无所获后，征和二年秋七月，江充终是将铁楸挖到了太子东宫，并得到了桐木人偶。刘据没想到自己的宫中会挖出人偶，心中惊惧，而此时武帝却在甘泉离宫中养病，不通音信，刘据无法向武帝证明自己的清白，便招来少傅石德询问对策，石德害怕自己因为是太子师傅的关系被一起处死，于是对太子说：“在这之前丞相父子、两位公主以及卫氏一家都被此事牵连治罪，现在胡巫和来调查此事的官员掘开地面找到了证据，不知道是胡巫故意放在那里的，还是真的就有，我们自己无法明辩，可以伪称诏令用符节把江充等人收捕入狱，把他们的奸诈阴谋追查清楚。（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诈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太子自临斩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
而刘据遂以门下宾客为将，率领卫队攻入丞相府，想杀了刘屈氂。刘屈氂逃跑，并丢了官印及绶带。丞相长史乘车赶到甘泉宫，将此事上报于武帝。武帝问丞相刘屈氂在做什么，使者回答说丞相在封锁消息，没敢发兵。武帝愤怒刘屈氂的作为，并谴责刘屈氂没有周公的遗风。随后赐予刘屈氂加盖了玺印的诏书：“捕杀叛逆者，朕自会赏罚分明。应用牛车作为掩护，不要和叛逆者短兵相接，杀伤过多兵卒！紧守城门，决不能让叛军冲出长安城！
因为没有夺取北军兵权，太子不得已，只好带着卫队囚徒离去，将长安四市之人约数万人临时武装起来。到长乐宫西门外，正遇到刘屈氂率领的军队，双方会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像水一样留入街边的水沟。民间都说“太子谋反”，所以人们不依附太子，而丞相一边的兵力不断增多。
七月庚寅日，刘据兵败，南逃到长安城覆盎门。司直田仁正率兵把守城门，因觉得太子与武帝是父子关系，不愿逼迫太急，所以使太子得以逃出城外。
刘据出逃后，武帝责问御史大夫暴胜之擅自阻止丞相斩杀释放太子出城的田仁，暴胜之因惶恐而自杀。任安因怀二心，与田仁同处以腰斩之刑。凡是跟随太子发兵的，一律按谋反罪灭族；官吏和士兵有乘乱抢劫的，全部流放到敦煌郡。刘据向东逃到隶属京兆尹的湖县，隐藏在泉鸠里的一户人家。后来不小心泄露了消息汉地方官找到并围捕太子。国储副君三十八载的刘据不愿被陷他至此的佞臣捉拿受辱，自经而死。前来搜捕的兵卒中，有一山阳男子名叫张富昌，用脚踹开房门。新安县令史李寿跑上前去，将太子抱住解下。主人与搜捕太子的人格斗而死，二位跟随太子出逃的皇孙也一同遇害。而武帝乃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而留在长安的太子妻史良娣、长子刘进、子妇王翁须、女儿皆在长安遇害。
巫蛊之乱就此结束，武帝非慈父，因为巫蛊就能把太子形容成为管蔡，管蔡何许人也逆贼也。太子不过是奋起反击。而太子家被武帝下令屠戮或是战乱而死，居然只剩皇曾孙一人。而武帝后来的修思子官和怀恋太子记载到底有多少真情，或者说是故意淡写武帝在这种动乱中的暴戾，或许只有当时人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