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根据张双利讲座内容缩略或改写。

原视频：艺术哲学系列讲座｜张双利、梁展：重读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上）

资产阶级统治与政治反动

——重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最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统治。但问题是资产阶级统治不一定非得采用体面的形式，不一定非得采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从资产阶级统治这个概念进入，实际上所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资产阶级统治：它所采取的形式越来越不体面，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反动。如果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一定非得是理性形式的，不一定非得是议会制所赋予的普遍形式之下的资产阶级的统治，那么什么情况下会有对体面形式的抛弃和往非体面形式的反动与倒退？资产阶级统治和它的理性形式之间是怎样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理性形式为什么可以被轻易地抛弃？这个角度或许可以帮助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马克思之前的国家理论之间相通处在哪？差异点在哪（看似无法直接对接）？第二个问题是它和后来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政治领域当中的变革有什么关系？它是否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可以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去，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在遭遇困境和危机时，它和现代政治的理性形式之间的关系可以被暂时切断，可以被粗暴地打断，会有政治倒退和政治反动？而这样的理解和 20 世纪的政治反动以及当下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的新一轮政治倒退和政治反动，是否可以对接上？

一、马克思的国家理论

首先，对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前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进行简要概括（抽象地）。

1. 政治革命与现代国家的抽象性

    a. 法国大革命与现代国家

    b. 现代国家的抽象性（抽象的普遍性）

    c. 现代国家注定衰落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前，实际上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在国家理论领域的理论框架的转型。这个转型就是，在 1845 年之前，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国家背后的历史画面是法国大革命，所以马克思在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其实在做两件事情，一件是从事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另一件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进行批判。之所以两件事同时做，因为这时马克思认为现代世界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是传统和现代的分野。不仅如此，马克思认为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现代世界的核心领域，是现代国家，所以他要研究法国大革命，他要知道真实的历史进程和画面是怎样的；他同时也要钻研黑格尔的法哲学，他要知道在理论上究竟怎样才能理解由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以现代国家为核心环节的现代世界。

在这个阶段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中，最重要的是，他认为没有以具体的普遍性为原则的，能够真实地把社会整合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实体性的国家。所以他要强调的是现代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分离。他要强调的是因为市民社会和现代国家相互分离，所以与市民社会分离开来的现代国家只能以与特殊性分离开的普遍性为原则和根据，它不可能以具体的普遍性为原则和根据。这样的一个现代国家，马克思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抽象的宗教来加以指认和批判。现代国家是类似于宗教的抽象，这是马克思在这时对于现代国家的理解。而这个现代国家的完备形态在北美，所以马克思为了理解真实的现代国家是怎样的，他不仅研究法国大革命，而且跟随托克维尔的眼光去理解北美社会当中的政治生活。

那么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看似和市民社会分离并且在信仰公民宗教的政治公民的心目中被当作是更高环节的现代国家，实际上无法维系住自己相对于社会的更高环节的地位。所以政治革命不仅仅带来了市民社会和现代国家的两元，现代国家倒过头来会借助于对人权的保护和保障，促成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而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必然导致世俗化，必然导致货币拜物教，必然导致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必然导致国家不再是公民所信仰的目的性高度的国家。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国家注定衰落。这是马克思国家理论的第一个环节。这个环节背靠的是法国大革命，讲述的是国家的抽象性；哀叹的是，这样的现代国家没有办法去支撑市民社会，它原本是具有支撑和统摄市民社会的使命，但这个神圣使命它担当不起，因为它担当不起，所以市民社会的问题依旧。

2. 阶级统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意识形态性

    a. 资产阶级的双重革命与资产阶级国家

    b. 资产阶级国家与资产阶级的经济支配

    c. 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的第二环节是通过他对市民社会的重新理解而得出的。所以第二环节的国家理论和第一环节的国家理论，两者已经有了重大的差别。这个重大的差别就在于对市民社会本身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在 1845 年的《德意志意形态》的费尔巴哈章当中，在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当中，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新版本的国家理论。这个新理论框架不再是仅仅只背靠政治革命来去理解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差异，而强调的是资产阶级所完成的双元革命或双重革命。

它要强调的是不仅有了市民社会和现代国家的分离，而且要紧的是市民社会本身被彻底改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被彻底改写。这样的彻底改写，不仅使得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以特权为原则，人和人之间不再是等级差异关系（这是黑格尔和斯密所理解的市民社会）；而且更要紧的是，在新型的社会关系中，人和人之间实际上是以商品为中介、以契约为形式而展开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关系和经济支配关系。资产阶级不仅呈现了政治革命的历程，而且有和政治革命并行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内涵不仅是去安放人与人之间的抽象平等关系，而且是要借助于抽象平等的理性形式去实现人和人之间的经济支配关系。这种人和人之间的新型的权力支配关系，是由国家来帮助落地的。所以市民社会内部的人和人之间的阶级统治关系一定要包含着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反向支撑，才有可能真实地得到实现。这是马克思在阶级统治的框架当中所给出的国家的概念。这时的国家被马克思明确地界定为资产阶级的国家，它依然有理性的形式，它依然守护的是普遍性的原则，但是这个普遍性的原则作为理性的形式，最终确保的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关系当中得以展开的权力支配关系，最终确保的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支配。所以在 1845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当马克思说这样的一个国家只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时，当他强调虚幻共同体的虚幻性时，实际上和之前他强调现代国家以及它以抽象的普遍性为原则，这二者之间已经有了明确的差异。这时他说现代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是要强调它和市民社会当中的权力支配关系之间的形式与内容的这样一种相互关联关系，而不是要强调它是一个单纯的抽象。

到了 1848 年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则明确地强调这双元革命共同完成的结果是：代议制国家只是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而这委员会也要借助于一种普遍性的形式，让在市民社会中的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得到承认、安放和确保。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除了强调社会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之外，同时强调的是在社会领域当中所发生的经济支配关系，即资本主义和在政治领域当中所实现的对于共同体当中的每一个成员的抽象平等地位的承认，即把这样的一个政治共同体理解为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这个民主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内在于资产阶级社会当中的一对核心矛盾。这个矛盾一旦被引发并彻底爆发之后，那么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展开的。当民主无法和资本主义之下的经济支配依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的时候，两者之间就是相互分裂的关系。以上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之前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这个国家理论经常被误解，有人用工具论或还原论去理解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认为既然马克思把国家说成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因而这个国家就只是一个工具性的环节，或者更进一步说，因为在这里马克思很明确地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出发去理解新的现代的政治共同体，所以这里有着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个线索，因此有人会从还原论或者决定论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总之，马克思的现代国家理论，如果仅从上面两个环节去理解的话，会发现它看似非常简单，尤其是第二个环节上，如果简单地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或者国家是维持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两个公式或模型去解释他的国家理论的话，那就会觉得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很容易被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概念完全地吸纳和瓦解。但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我们会发现实际上马克思对于现代国家的界定和他对于社会现实的复杂性的把握，这两者之间永远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统治或资产阶级国家的角度去理解由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所带来的现代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资产阶级版本的）现代国家，就只受资产阶级或者说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决定和影响，或者只受单一的主权国家范围内的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影响。当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讲国家理论的时候，其具体性和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前面两个环节上的国家理论。

3. 政治反动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复杂内涵

    a. 世界市场与欧洲革命影响下的资产阶级统治

    b. 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统治

    c. 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复杂关系中的资产阶级统治

若把前面两个环节上的国家理论作为参照来比较《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国家的变迁，那么至少有三个方向使得马克思的分析具体展开。

a. 世界市场与欧洲革命影响下的资产阶级统治

首先，在马克思讲为什么这时巴黎的革命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担当超越第一次法国革命而特属于 19 世纪的新革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统治的理解，从来都是把世界市场范围内的霸权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统摄和某一单一主权国家在世界市场当中的位置，从来都是把一个国际的或者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作为基本的铺垫。所以马克思会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巴黎的无产阶级看似很革命，但是无产阶级只在巴黎，不在全国的其他地方；为什么法国的工业资产阶级在这时不可能是社会的唯一中坚；等等。这些都把我们带入到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向，而这个方向在马克思的论抽象国家的现代国家理论和论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国家理论的时候，并没有被他所特别强调。但是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马克思就很明确地说，资产阶级的统治要落地，一定意味着全球化的世界的展开，所以世界市场范围之内的一个又一个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权国家，以及未有主权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的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再比如，马克思会讲为什么波拿巴不仅对内是反动的，而且对外一定要和议会展开坚决的斗争，要支持罗马，要去诉求教皇等。这些都是和整个 1848 年的欧洲革命的背景直接相关。所以马克思在这里很明确地告诉我们，要理解资产阶级的统治以及资产阶级的统治所采取的现代国家的形式，那就不可能局限在某个单一的理想型性质的主权国家的范围内来考虑。

b. 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统治

再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阶级斗争的画面和《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的画面完全不一致。《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的画面是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干净，因为马克思虽然承认资本来到人间，它是在不断地改写着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说的是其最终的发展趋势，因而在《共产党宣言》当中马克思要强调的是，阶级斗争的阶级关系的简单化和阶级对立的极端化是理解资本主义之下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一个主导方向。但如果理解特定的正在发生的世界历史事件，则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事件来理解，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我们可以因为把握它而进一步去采取行动进行介入的一个敞开的政治事件来理解，那么因而就不可能仅仅只关注它的长远发展趋势，而必须把握它的复杂的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所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当中会有议会内的资产阶级，议会外的资产阶级，议会内的资产阶级会有之前的资产阶级的上层，还有新兴的作为新议会制共和国中的重要力量的工业资产阶级，还有和它相关的小资产者等等。然后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们突然间发现原来似乎比工人更重要地决定法国命运的是农民，而且马克思在这时突然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农民和工人的联盟，那么无产阶级的起义注定只能是失败的独唱。所以资产阶级的统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这是事情的同时共在的两个方面。资产阶级的统治或者作为管理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地议会制国家和阶级关系的极度的简单化，这并不是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真实的同时共在的事情的两个方面。和之前马克思的国家理论相比，这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打开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这个思考方向是作为政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最主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它如果没有能力去分析阶级力量对比关系，那么就不可能形成关于政治实践的理论。

c. 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复杂关系中的资产阶级统治

当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傍着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框架讲立法权、行政权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后来他有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再从抽象国家论或阶级统治论讲述资产阶级版本的现代国家的时候，权力和权力之间的具体的结构性关系看似被隐退了，所呈现的是阶级统治大于一切，阶级统治可以把权力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彻底的涵盖或遮蔽。但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以及《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实际上很小心地在处理有王权的背景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即，这个资产阶级统治，如何借助王权去操弄立法权、军事权等等；然后去除了王权之后，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等等之间的一个复杂的力量博弈关系，以及这个复杂的力量博弈关系如何关联小波拿巴的复辟，尤其是如何理解那个看似超越于所有其他权力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行政权。

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主要内容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中，当马克思对和 18 世纪革命已然不一样而已经有了自己新的历史使命的 19 世纪的法国革命进行总的定性式的界定的时候，马克思强调的是革命的失败。19 世纪的革命走的是下行的路线，带来的是政治反动。但是这个世界历史事件在整个历史进程中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强调的是它实际上是通往未来的环节，它意味着依然为将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的特定的革命者群体——无产阶级，所信仰的神圣的共和国的理念（对第一次法国大革命的神圣的向往），所有这一切，只有经由这个过程才有可能慢慢地淡去，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意识到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共和国能够解决的。所以马克思在这里要强调的是，19 世纪的法国革命的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它使得新的革命真正成为可能。在总论当中，马克思就导致小波拿巴复辟的三个环节做了清晰的交代，这样的三步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逐渐失去理性的形式，逐渐失去共和国的外表的三步。第一步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的真实的面目，资产阶级统治的真实的内容尚未得到清晰的确认，所以这时是人民共和国；第二步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时就有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然后要考虑的问题包括，全体资产阶级和七月王朝的资产阶级的上层，两者究竟差异何在？这个差异体现在政治形式上会有什么样的区别？第三步，资产阶级的统治，依然是支撑着甩掉资产阶级统治的理性形式的一个重要的背后原因。如果没有对资产阶级统治的维持，没有对资产阶级统治的这样一个诉求，那么很难有彻底地独立于社会的那个强大的行政权的落地，也很难有对于共和国形式的彻底抛弃。这是马克思在第一章中对于这个世界历史事件的总的定性式的概论。在概论中，整个过程看似是革命的下行路线，但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它虽然一步步地走向反动，但是它对于世界历史进程、对于新的革命的环节的再度开启，具有重要意义。

接下来的第二、三、四、五、六章，是马克思对于这个过程所走的三部曲的非常具体的分析。在具体分析中，马克思考虑并摆放了法国的政治和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市场和 1848 年的欧洲革命背景之下的欧洲之间的关系，对于各个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进行了解析，然后在双重的背景下进一步分析了王权的退位，分析了行政权、立法权和军事权之间的关系，直到最终讲述所谓的行政权为什么能取得相对于社会的独立的位置，为什么能够安然落地从而完成彻底的政治反动，为什么会从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新的共和国转变为以人民服从权威、人民接受他人统治为真实内容的新的一个帝制的再度落地。

在总结（第七章）部分，马克思清楚地讲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为什么可以使得共和国的形式被去除。即资产阶级统治不一定非得采取我们所以为的和资产阶级的统治必然相匹配的现代政治的理性形式。马克思首先指出，小波拿巴黄袍加身意味着资产阶级统治失败，意味着其共和国的形式被抛弃。与此同时马克思强调的是，原本可以和资产阶级联手并支撑其以资产阶级统治为里、以共和国为表的现代政治的无产阶级，在这时也早已被资产阶级推开，所以这时无产阶级无法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经过了 1848 年的 6 月事变、1849 年的 6 月事变、取消普选权的这整个倒退的过程，这时巴黎的无产阶级已经不再可能支撑起原本应由资产阶级所担当的去守护共和国和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最终的结果意味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去除，抛弃其共和国的形式，走向彻底的政治反动。这意味着行政权获得了相对于社会的独立存在。所以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不是说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意味着永远是市民社会当中的阶级关系和权力关系决定着国家，倒过头来意味着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当中的权力的工具；而是相反，行政权完全可以成为独立于社会的一个强大的、自主的权力。

行政权为什么能够这样？马克思强调的是，行政权有它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基础。它的历史进程是从封建君主时代开始，有了超越于贵族政治的君主国，开始有了国家面目出现的权力，所以封建君主时代的国家权力，然后经由法国大革命，然后被转型为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行政权，而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行政权在法国又经过了三个环节，首先是第一次法国大革命，要实现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现代国家落地，经由的路径是中央集权，那么中央集权的一个基本形式成型之后，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就是国家机器的不断完备，然后接下来的波旁王朝、七月王朝、议会共和国的三年，都是从正反两方面对于国家机器的不断的完善和加强。但不管怎样，这时马克思强调国家机器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基本上是维持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部保障，它是黑格尔法哲学意义上的外部国家（External State），它可以很强大，但是它是外部国家，没有相对于社会的独立性。而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是在小波拿巴王朝才有的。这是行政权的历史进程，那么如果没有现实基础，只有历史进程，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翻转，即为什么会从资产阶级统治所必须伴随着的一种外部的保障性的国家，转变为和市民社会相独立的强大的行政权。所以马克思会讲它的社会基础，而实际上讲的是法国的农民，如果没有法国农民这个强大的现实基础，就没有强大的行政权落地，尤其是这种已经取得了相对于社会的独立地位的强大的行政权落地。在这里马克思很精细地区分了农民作为行政权的现实基础和这个现实基础的不可平靠这两步之间的关系，即农民的确是现实基础，但是指认出这个现实基础并不意味着为帝制进行辩护，而是刚好相反，当理解了农民为什么是行政权的现实基础之后，就会明白农民为什么注定使得帝制再度消亡。所以马克思讲这个现实基础本身如何已经被资本所瓦解，并最终在这个基础上，他要强调和第一章中所要强调的是一样的，即整个的革命实际上只是使得人们从对于共和国的神圣的向往中走出来，进一步地走向下一个革命的环节。

从这个角度，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马克思已经说得很清楚，必须在资产阶级的统治的这个核心线索下，去理解国家形势的更迭，这个更迭既可以看到褪去王权的环节，也能看到共和国形式的一路退变。这个退变的过程最终是明确的政治反动。这种分析和《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双重革命所带来的资产阶级统治必须要有政治环节来加以支撑，是可以相通的。政治环节和资产阶级的统治相通之处，可以帮助理解为什么会有资本主义背景之下的政治反动。

三、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看 20 世纪的革命与政治反动（如何从文本照进现实？）

如果读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回过头去看资本主义世界经历的起起伏伏，以及其政治形式的不断更迭，就会发现马克思对法国资产阶级统治背景下的这个政治反动的论述是一个非常好的参照。它可以让我们去重新理解韦伯对于 20 世纪初的在德国行将发生的激进革命可能带来的反动结果的断定。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讲的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瓦解（以普遍性为原则、以理性国家为外表的资产阶级统治的瓦解）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可以和法西斯主义的统治共谋？那么有了对于 20 世纪的革命的理解，又可以再来看 21 世纪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的政治倒退或政治反动。

1. 韦伯论德国革命的可能后果

    a. 组织化的资本主义

    b. 农民和军队

    c. 革命和反革命

比如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当马克思讲波拿巴王朝背后的阶级基础是农民的时候，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农民阶级在这时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所无法包容的，即一方面小块土地所有制是拿破仑的时期固定下来的，当时它和正在形成着的城市资本主义的经济可以共荣；而这时依然希望能够挽回往日荣光的农民阶级，它背后的生存境况是正在瓦解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这个正在瓦解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瓦解原因又一方是资本，一方是强大的国家官僚队伍以及国家官僚队伍带来的严重赋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当中为什么有那样的一群力量，那群力量强烈地渴望一个统一的秩序，哪怕是完全是服从权威，哪怕是完全是放弃自主，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秩序当中本身就被这个社会秩序所排斥，所以他们渴望有一种秩序的回归，哪怕是彻底的权威，也希望借助权威获得对于他们的接纳。这一点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一致的。

当讲法西斯主义为什么能够在资本主义背景之下出现，为什么资产经济的阶级统治要彻底瓦解的时候，一方面要讲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没有了，即所谓的理性国家的阶级基础没有了，能够行人民主权原则的阶级基础没有了。因为没有了大家分享市场，没有了大家共同支撑起劳动分工体系（不光是资产者不再分享市场和共同地扛起市场），有了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也有资本和技术的合谋所带来的大量的新的不可能被减少的过剩人口。在这样的双重结构的改变之下，实际上意味着有大量的人口再度变成当年由资本奴役所带来的流亡的流民。在这里马克思说的是，由于资本的奴役，小块土地所有制已经陷入困境，农民开始无家可归、居无定所，等等。而这样的第一轮的过剩人口的制造和第二轮的过剩人口的制造，实际上是相通的。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讲法西斯主义的根源的时候，他们抓住的是一方面资本高度地和技术合谋，带来对整个体系的严丝合缝的掌控；另一方面，这个严丝合缝的掌控的背景是原来那套框架，它一定没有办法把一部分人吸纳进秩序，所以原来那套框架当中的被制造出来的过剩人口，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合理化的宰制，而不管这个新的合理化的宰制是把他们变成服从于法西斯主义统治的一个（可被任意差遣和合理化的）产业后备军，还是其他等等。

如果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的话，那么也能够明白，韦伯在 20 世纪初讲激进革命在德国，就好像马克思在这时说这个激进的巴黎的六月起义，最终会导致政治反动，这里实际上也是相通的。相通的地方是，韦伯说资本主义的确发生转型了，它不再是资产阶级的联合的统治，它的确也是资本集中垄断，然后的确也是资本集中和垄断所带来的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然后对于这个体系，一个人会觉得没有问题，只要这个人能够被吸纳进该体系，成为体系中被安放的一个部分，而如果要反对这个体系，那么…… 所以韦博说这时激进革命在德国没有基础。如果知识分子展开激进革命，那么就会发现，作为能够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合理化体系共融的并支撑着这个经济的合理化体系而为它进行外部保障的军队以及相应的中下层官僚，他们都会站出来反对对于体系的颠覆性挑战。所以在德国，反动的力量将由激进革命的力量所激发，而激进革命的力量所激发的反动的力量主要是农民以及吸纳了农民的军队中的不同军职的人员，还有中下层的官僚。在这个意义之上，关于怎样把农民吸纳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并让他们和资本主义经济共荣，在韦伯看来，当时的德国已经找到了办法。因而这样的农民是守护秩序的，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这样的农民没有自己的诉求，也没有自己的代表，愿意接受一个能够吸纳他的秩序，愿意接受一个秩序对他的安放。而如果你挑战他，让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秩序中得到合理安放，让他没有办法在这个秩序中能够有自己的存在感和慰藉感，那么他就会变成由革命所激发出来的反动的力量。

2. 霍克海默、阿多诺论资产阶级统治瓦解后的政治反动

    a. 垄断资本主义

    b. 过剩人口

    c. 形式主义理性与法西斯主义统治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讲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共荣共在的时候，他们讲的是这个看似合理化的资本主义的体系，实际上并不是像韦伯所说的那样，不仅能够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中安放各方，而且可以在资本主义的官僚体系和军事体系中安放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的社会各方的人员。他们要强调的是，这个资本主义本身还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大量的过剩人口，而这个大量的过剩人口又需要由权威来对其进行新的安排，所以就使得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和资本主义结合得更加紧密。这时资本主义的转型、资本主义本身所必然导致的发展趋势，和资本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共融的原因将更加紧密。

所以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这里可以是一张牌的两面，在韦伯那里革命和反革命则可以是一张牌的两面。尽管他们的讲述方式不太一样，但两种方式都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讲的让小波拿巴复辟的农民是相通的。

3.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危机与新一轮政治反动

    a. 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主权国家范围内的民主政治

    b. 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的复杂阶级关系

    c. 社会整合危机与政治倒退/反动

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会必然导致政治反动？类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从能够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共荣的被吸纳到社会当中有一个正常成员地位的这样一种群体到被甩出圈外。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造的过剩人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他在之前的中心地带的具有产业优势的核心国家当中，他具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是在全球化产业转移和危机的背景下，他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另一类是不仅有社会整合危机，而且会有与现有政治体系的决裂，一种可能是他意识到现有政治机制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社会问题，所以需要超出现有秩序寻求一个权威带来的新秩序让自己的位置得到重新安放（巴迪欧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新自由主义一定会导致新法西斯主义，这个新法西斯主义可以借助民主的机制被选出来，就像路易·波拿巴一样被推上那个绝对的位置），至于这个新秩序是冠以民族主义之名，还是仅以一个简单的排他性作为其特征，那就是不同类型的政治反动的特征和表现……

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主要内容

1. 总论 19 世纪的法国革命

A. 破除对过去的迷信，为未来的革命创造条件

B. 革命的三个时期

（一）二月革命时期：1848 年 2 月 24 日——1848 年 5 月 4 日

        一方面：由无产阶级参与其中的人民共和国

        另一方面：旧的力量（资产阶级上层+工业资产阶级—）+小农和小资产者

（二）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1848 年 5 月 4 日——1849 年 5 月 28 日

        一方面：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全体资产阶级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

        另一方面：通过对六月起义的镇压而实现资产阶级的专制统治

（三）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1849 年 5 月 28 日——1851 年 12 月 2 日

        一方面：以维护秩序、反对“社会主义”之名义，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最终以维护秩序之名实现了对政治反动

2. 论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垮台

A.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

B. 共和国的建立（武力+立法）

C. 六月起义的失败（从有社会机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到无社会机构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D.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垮台

资产阶级共和派对旧的信用体系的维护、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反对、对六月起义的评述

3. 论波拿巴的崛起

A. 19 世纪法国革命的下行路线

B. 秩序党和山岳党之争及其阶级基础

秩序党：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以议会制共和国为统治形式、不断向不完备的形式倒退

山岳党：小资产者、军队和外省的支持、小资产阶级立场

C. 6 月 13 日事变

山岳党：“诉诸武力”、维护宪法

失败原因：没有无产阶级和军队的支持、无法认识阶级力量对比关系、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吹牛皮

D. 6 月事变的后果

废弃议会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放弃诉诸起义来反抗政权违宪

国民自卫军的转变

波拿巴的个人胜利

秩序党的内部分裂

4. 论对普选权的废除

波拿巴与秩序党关于行政权的斗争秩序党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轮斗争（3 月补选、4 月再临时选举、秩序党错失机会）

5 月的新选举法（取消普选权，维护资产阶级统治）

5. 论波拿巴对国民议会的斗争

A. 从秩序党和革命的斗争到波拿巴和国民议会的斗争

B. 波拿巴的犯罪与国民议会的软弱

秩序党人：把国民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关于议会特权的斗争

C. 波拿巴的反攻

解除国民议会军队、垄断军权、任命新内阁

D. 秩序党的最终失败

不再是多数党、没能与革命党实现联合、内部分裂、议会外资产阶级的不满

6. 论波拿巴的最终胜利

A. 修宪

B. 秩序党的内部分裂

C. 资产阶级群众和资产阶级议会和报纸的分裂

D. 波拿巴的胜利

7. 论波拿巴王朝的阶级基础和发展趋势（重要）

A. 资产阶级统治和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

资产阶级统治的失败：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到个人专制（资本的社会统治与共和国不必然共存）

无产阶级起义的失败：从 1848 年 6 月事变到 1849 年 6 月事变和 1850 年 5 月事变+没有自己的领袖

B. 行政权和对国民的统治

（一）行政权的强化过程

        封建君主的时代的国家权力

        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行政权：

        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中央集权、

        拿破仑统治时期的国家机器

        复辟时期、路易-菲利普统治时期、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国家机器日益完备（为社会提供外部保障）

        波拿巴统治时期：

        国家获得了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

        小农是独立的国际权力的社会基础

C. 小农和波拿巴观念

（一）小农的阶级状况及其保守性

        是一个阶级：同样的生存境况

        不是一个阶级：互相隔离，没有政治组织，没有自己的代表

        保守性：服从权威，以守护已有特权

（二）拿破仑统治与小块土地所有制 从半农奴式农民到小块土地的自由所有者

        对土地贵族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对城市工业的补充

        小农的利益与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相协调

（三）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困境与拿破仑观念

        一方面：小农阶级的生存困境

        资本对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奴役、农民流离失所、拿破仑法典对此过程的保障、

        来自行政权的繁重赋税、失去抵御贫困化的最后可能性

        另一方面：波拿巴对“拿破仑”观念的维护

        观念 1：保护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法律

        观念 2：强有力的、不受限制的政府（保护秩序）

        观念 3：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大批的高薪官僚（取消人民群众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阶层，制造一个人为的官僚等级）

        观念 4：教士的统治（农民从自然而然的服从，到被迫服从）

        观念 5：军队占压倒的优势（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从军队的荣光到军队的堕落）

马克思的判断：“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

D. 波拿巴王朝的必然覆灭

独立的行政权与对资产阶级秩序的维护（维护资产阶级的物质力量，反对其政治力量）

波拿巴派与流氓无产阶级（对国家的购买和出卖）

独立的行政权与一切阶级的家长

结果：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混乱、国家权力失去荣光、为革命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