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卫青：徐树铮收复外蒙古

2022-09-17 14:23 作者:芝兰学社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一.历史沿革

公元89年（汉永元元年）秋七月，外戚加车骑将军窦宪出鸡鹿塞，分兵三路，大破北匈奴，追击三千余里至燕然山而还。此后，北匈奴八十余部近二十万人陆续降附，余部西迁走入中亚、东欧地区。匈奴随即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再无“南下牧马”之能力与野望。掌书记班固特为此撰《封燕然山铭》：“勒以八阵，莅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绛天”“上以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下以安固后嗣，恢拓境宇，振大汉之天声”。极言勋绩之高远、兵威之盛大。“燕然勒功”遂与“封狼居胥”一同成为中国军人功冠三军的追求与象征。

1626—1636年，后金（清）经太祖、太宗两代大汗，逐渐征服了号称“四十万蒙古之主”的林丹汗诸部，控制了包括察哈尔、鄂尔多斯在内的漠南蒙古大片土地。三月（1636），十六部四十九汗、台吉齐聚沈阳，为皇太极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蒙古语“天聪”）。1690—1696年，康熙皇帝三征准噶尔（见我社文章《龙与狼：清准战争》）并在多伦举办会盟，基本将漠北喀尔喀、厄鲁特蒙古并入帝国版图，并在之后的七年中，攻灭准噶尔部，对其进行残酷屠杀，漠西蒙古损失惨重，部分西迁入俄罗斯和哈萨克，至此蒙、新、藏三地全部为大清所控。

然而，随着综合国力的此消彼长，沙俄巨熊不断东略，并通过《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勘定了中俄中、东段边界，到19世纪末中国在东北和西北陆续失去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蒙古遂处于沙俄北、西、东三面包围之中，清帝虽鼓吹“满蒙共治”，设立乌里雅苏台将军、库伦办事大臣，但其对于北疆之羁縻政策及其行政官僚机构已然不能进行有效而巩固的统治了：到1884年，外蒙古地区作为阿穆尔会议中“俄国活动的独立领地”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1895《中俄密约》规定的“西伯利亚铁路通过地区”，俄国殖民者以华俄道胜银行、俄美贸易公司等殖民、金融买办机构为工具，大肆侵吞中国（清）政府在外蒙古的森林、路矿、土地采伐开垦与关税等政治经济权益，并出兵占领了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城池。由于英俄博弈，而两国已在阿富汗、波斯（伊朗）划界，英国几乎失去了整个中亚，便以英日同盟来牵制俄国于远东的扩张。日本通过1871年设在北京（后迁至张家口）的驻清公使馆，将有关张家口的情报源源不断送往东京。其中，编制于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的《外蒙古观察复命书》，系统记录了北京至张家口、乌里雅苏台；自张家口至库伦的道路及外蒙古气候、物产、宗教情况及势力斗争、民风民情、主要城镇甚至礼仪和畜产品的详细情况。日本民间在外蒙古亦有大批间谍性质的旅行。这不仅为日本进入蒙古奠定了基础，更加深了英俄与日俄矛盾。东三省及（满）蒙藏问题便互相连结而日益尖锐化起来。

1900年，莫斯科方面借口义和团事件，除北京“使馆卫队”及从关东省和旅顺基地登舰进攻北京的海陆军外，俄皇尼古拉二世特命陆军大臣库罗泡特金出兵中国东北及蒙古地区。7月31日，由赤塔、涅尔琴斯克集结而来的西路军，分兵两路：一路攻占呼伦贝尔，清军退至雅克岭；另一路则越过大兴安岭，向东北进攻。

随着俄国军事力量的介入，潜伏在外蒙各阶层的谍报人员、买办和特务纷纷由地下活动转为地上，加快分裂蒙古地方，挑拨其与北京的关系。而清政府亦试图加紧对由西藏转世的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八世的控制。1901年，光绪皇帝颁布新政上谕进行改革。1902年1月5日（光绪二十七年），蒙地亦开新政，蒙古放垦。配套如清丈土地、放内地移民实边，设立专门的垦务大臣，将蒙族土地所有权从蒙古王公及地主蒙民手中收归中央等为政举措尚算立杆见影：清出隐报瞒报土地三百余万垧又一万六千余亩。清廷下诏追征赋税，并着手推行省制。新政极大动摇了蒙古王公的利益，大量汉民涌入激化了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引起蒙古各个阶层极大不满。而“各机关开办经费及杂用等费，责令蒙古一律供给，蒙官取之于蒙民，蒙民不堪其扰，相率逃避，近城各旗，为之一空。”蒙独势力自此甚嚣尘上，对外人外官恨之入骨。打着“保种、保教、保土”的旗号，加快向帝俄靠拢自立的步伐。于此同时，清廷同蒙古地方就黄教的地位问题也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分歧：自哲布尊丹巴六世以后，活佛不再入京觐见朝拜；八世甚至避居额尔德尼召和庆宁寺，不与清廷大臣相见。

1904年，十三世达赖因英印军队侵藏，出走往库伦避难，清廷遂下诏“暂行革去名号，以示惩儆”。阁抄传至库伦，“八世哲布尊丹巴以下，莫不自危痛恨”。著有《蒙古近世史》的陈崇祖更是坦言：“其一时兔死狐悲之态，不足以言语形容，只急谋所以反抗之方，思图扩充武力，携贰之心，从此而生”。

虽然新任库伦办事大臣正白旗三多一再向蒙古诸王公陈情：“如以本大臣办事不恰蒙情，宁将予一人置诸锋刃，不可受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抑或不愿内地官吏管辖，如欲改为自治，本大臣立刻即为电奏请旨，但不可倡言独立。”但随着蒙古地方与北京的离心离德，外蒙独立分裂之势，已积重难返。1911年（宣统二年），清王朝在武昌起义掀起的各省独立浪潮中迅速崩溃。12月5日，驻库（伦）大臣三多被俄军骑兵押解护送出蒙境；科布多参赞大臣溥润和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亦被驱逐。1912年2月5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库伦“登极”，称“大蒙古国日光皇帝”，年号“共戴”。蒙古当局拒绝了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取消独立的要求，至于“中央派出驻库大臣，进行谈判”等请求，也一概回绝。甚至提出以俄使为代表赴北京会谈。这从侧面亦显示出外蒙独立的脆弱性：一但俄人迫于国际国内压力抽身而去，则蒙古之势亦不能久。

二、背景

民国肇造，孙中山先生首倡“五族共和”，并颁布包括“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参议员每行省、内外蒙古及西藏各五人，青海一人”等内容的《临时约法》，电邀蒙古王公、喇嘛（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至南京。孙中山认为：外蒙独立虽为中国内政，但七十年来，国土破碎已成滥觞，若不一心实行《建国方略》，自立自强，不仅收复无望，纵然国际风纭一时变幻，加兵于地方，远人不服，亦为难治。为此，他强调办立民族师范学校，培养蒙古族教师，发展蒙古文教事业。并规划入蒙铁路，推广农业水利工程，订立金融制度，引民族资本和银行入蒙以抗衡沙俄经济侵略和拓殖。在此前后，蒙俄签订《俄蒙协定》，规定俄人保护蒙古现有秩序以及在蒙政治经济特权，袁世凯为此发表“我国政府主张甚力，无论如何必以武力为后盾”的谈话，并在库伦以西修葺兵营；陆征祥虽引日、美、英、法、俄共商，力图各国承认中国主权完整和治权的八项主张，修定《俄蒙协定》，但努力最终付之东流。之后三国又于恰克图签订《中俄蒙协约》：只规定中国有宗主权，不具有治权，中国对涉蒙事务“无权干涉”。1914年，帝俄以“保护”名义出兵侵占唐努乌梁海。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外蒙，可谓高瞻远瞩，对当时蒙局做了精辟分析，甚至预见到了徐树铮治蒙失败的必然性。

此时中国内地亦是多事之秋：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相继爆发，凭借反对洪宪帝制、迫使袁氏于1916黯然倒台，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其幕僚徐树铮赢得了“二造共和”的美名。

徐树铮，字又铮，江苏徐州萧县人，出身书香世家，自幼便能读书对诗，被号为“神童”。记忆力惊人，府院事务，了然于胸；入蒙前两周便精通了蒙语，为日后入蒙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也养成了持才傲物，难以容人的性格。1901年入时任武卫右军炮队统带段祺瑞幕府，“聘为记室”。并佐段参掌北洋武卫学堂办学工作。1905年，徐树铮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基础军事课目，1908年12月入日本陆士第七期步科，1910年归国，即投江北提督段祺瑞于清江浦。之后助段“两造共和”，借此迅速崛起，成为皖系军阀的灵魂和中坚。

徐树铮英才天纵，摄行高位。先后出任陆军次长、国务院秘书长职务。对历任总统（包括袁世凯在内）多有不服，其中尤以黎元洪为甚，视其为“盖印机器”，就府院权限及日常政务问题（人员任命、职员裁汰）政争不断，动辄煽动督军团和总理段祺瑞，或以武力，或以辞职相要挟，导致北京政府成立之初便端倪初见的“府院之争”日趋激烈，几至不可调和的白热化程度。1917年3月14日，中国宣布对德断交。政府遂积极奔走，谋求对德出兵作战。但总统府和参议院对此反应颇为冷淡。徐树铮遂使出“驱虎吞狼、上屋抽梯”之计：推动直、鲁、晋、豫、淦、鄂、闽、皖和吉林、绥远、察哈尔十一省督军联合倒黎，6月，张勋复辟。段祺瑞趁机完成“三造共和”，解散国民党掌控的国会，迎直系曹锟为大总统。“参战案”得以顺利通过。段、徐二人随即以“编练参战陆军”的名义，扩充皖系的实力，希望借此拜托皖系“有政（权）无兵（权）”的尴尬处境，趁机南进进攻湖广云贵，削平西南军阀，实行“武力统一”。

此时，沙俄解体，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政局动荡，外蒙几乎处于“无主”状态。虽然1918年苏俄红军奉列宁之命东出乌丁斯克，于恰克图集结，并照会外蒙当局撤换旧帝俄领使。外蒙当局凭借在蒙的白军谢米诺夫和日本帝国的支持，以“宗主权”在中国，且不承认苏俄政府和保护在蒙俄侨为由拒绝。1918年8月2日，日军出兵西伯利亚，加上此前于海参崴登陆的海军陆战队和英美兵舰，兵力已达7万，基本控制了贝加尔湖以东和西伯利亚铁路沿线，意欲成为“远东真空”的接盘手。好在日本国力尚为浅薄，且在南太平洋、日占山东（青岛）、驻俄干涉军和中国、东北、福建及朝鲜问题上一点多面，难以应付，故其在蒙实力并不充实。而外蒙上层虽有喇嘛和各盟王公政教层面的“黄黑之争”，但独立之后，佛陀供奉十去其六，对于日本和俄国的明争暗斗亦多有不满，以为“比之宗主更甚”，有“前途愈难”之忧，担心与朝鲜殊途同归。故对“独立”抑或“撤治”摇摆不定，首鼠两端。

1919年2月，谢苗诺夫会同日本驻库伦武关松井（中佐），准备召开包括布里亚特蒙古、内蒙古、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在内的“大蒙古国”。对此库伦上层都不感冒，认为“日俄威逼日甚”，而终究无渊源联系，若叛中国而附日、俄，无异于驱虎豹而引财狼。面对其威胁，外蒙古官府一方面以“俟各盟旗大会召开方可定夺”虚与委蛇，一方面加紧联系都护使陈毅，恳请其出重兵入蒙，永奠蒙局。并在库伦大会上全体表决“不赞成外蒙独立，诚意依归中央”。

此时欧战已经结束，针对段政府编练近40000精锐的参战军，府院又相互攻讦不已：借口一战结束，陆续有议员要求国务院裁撤参战军。派系的争斗使皖系军阀把目光放到了外蒙古。库伦会议后一个月，库伦当局和陈毅拟订了《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自此，外蒙取消独立已经是时间问题。至于撤治，也是一步之遥，只待最后的契机。十月，契机出现了。

三、过程

1919年6月13日，经徐世昌任命，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总揽一切边务。着手将“参战军”改编为“西北边防军”。10月，部队编制已扩展为4个混成旅又1个预备旅。徐树铮认为：库伦系外蒙古政治、经济与宗教中心，蒙古决策高层皆居于此，而陈毅此前的交涉已然表明：蒙事在喇嘛王公而不在蒙人，而喇嘛王公之所以摇摆不定，皆因对日俄等国外势力抱有幻想。故应效仿班超治鄯善故事，施以恩威。对外：（1）进抵叨林，探明富升阿和谢苗诺夫的位置和部署，行挑拨之实，趁两股匪军火并之时将其各个击破，同时消灭了部分前来增援的白俄骑兵。（2）抢占南北入蒙各通路据点，并派少量部队驻守，修筑工事，防止俄国乘西伯利亚铁路运兵干涉。（3）恫吓日本方面武官松井，指出日军进驻并无相关条约及国际法律允许，又未照会宗主国北京方面，是非法驻军，将100余人通通缴械，日人被迫撤出库伦。

徐树铮此举不仅断绝了蒙古王公挟洋自重、引为外援的妄图，更避免了随时可能发生的干涉挑衅和国际冲突，由此，徐树铮终于可以专心于撤治，放手办理蒙务。

面对蒙军人数占优，但多为乌合、杂芜不精的特点，徐树铮极尽“避实就虚”之策，部队分为前、后两军，前军分乘百余量大型军用卡车，出张家口沿张库大道进兵，后队骑乘驼马跟进。蒙古戈壁荒漠众多，徐树铮吸取当年左公平定新疆“缓进急战”的经验，命令部队放慢行军速度，整肃军容。10月下旬，我军进驻袁世凯修筑的“红城”，并在两地间来回驰骋，做出兵马盛大的样子。蒙人目睹此景，不知底细，只知兵员源源不断开入蒙境，皆惶惧不已。喇嘛王公请求会面者，络绎不绝。

徐树铮见已起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效果，随即要求外蒙当局废止此前陈毅草签的“善后六十三条”，并收买“总理”兼“内务部长”巴特玛多尔济，威逼哲布尊丹巴八世撤治，否则就押解活佛入京“觐见”徐世昌大总统。11月15日，八世活佛被迫同意取消自治，17日呈上文书，并呈请废除以往全部旧约。22日，北京发布文告，正式接受外蒙取消自治的请求，自此，外蒙古一百八十余万平方公里国土重归祖国。

1919年12月，徐世昌为哲布尊丹巴及女佛均加注新封号，并派徐树铮为册封专使，随即颁布大总统令：自1920年1月1日起，全国放假庆贺三日，库伦、乌里雅苏台亦悬旗庆祝。之后，徐树铮重办蒙务，整合电话电报总局、分局；清理积案；遣散外蒙官府所属军队，仅留少量边防部队；收缴活佛所囤储的武器弹药和蒙独旗帜；将蒙古内务、司法、外交收并一处，另立“总务厅”管辖。改陆军处为兵卫厅、财务处为计财厅；旧俄驻库伦“外交部”仍称总领事馆。1920年5月，徐树铮拟订《治蒙方略》三篇。其中，“庶政”讲军马养殖、推广中华教育、兴办实业，整理赋税；“官制”讲政区划分，发展屯垦；“军事”篇讲克鲁伦河、库伦、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乌里雅苏台驻军，并大力编练骑兵。经济上，创办边业银行、筹集股本国债，并报请徐世昌免除了前清旧债。

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奉军亦出关，从军粮城参战。西路段芝贵军崩溃，段祺瑞内阁被迫下野，徐树铮流亡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