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尤家庄秦墓出土铜镜的初步研究
西安尤家庄秦墓出土铜镜的初步研究
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
关于秦镜的研究，以往限于出土资料的贫乏，长期以来学界鲜有问津。此前仅见有高至喜先生《论湖南秦墓》一文中涉及到秦镜的探讨（1990）［1］，程林泉、韩国河二位在《长安汉镜》中辨识了部分秦镜［2］，另有笔者曾对陕西关中、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甘肃、内蒙古等地先后发表的一批中小型秦墓出土的铜镜加以梳理，撰文对秦镜的分期和秦镜的特点略加探讨（2002、2003）［3］，以及杨瑾《秦镜与秦人信仰初探》（2005）［4］。近年，西安、咸阳等地发掘清理了大批秦墓并及时发表了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如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塔尔坡秦墓》［5］《任家咀秦墓》［6］、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秦墓》［7］、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秦墓》［8］、《西安尤家庄秦墓》［9］《陇县店子秦墓》［10］《秦都咸阳考古报告》［1］《高陵张卜秦汉唐墓》［12］等，多有秦镜的材料报道。其中1998～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掘的西安北郊尤家庄的1997座中小型秦墓，共出土铜镜16面［13］，是尤其值得重视的一批材料。与以往出土秦镜相较，尤家庄秦墓是出土铜镜较为集中的一批，出土铜镜的墓葬时代较为清晰，铜镜种类较全，包括了素面镜、弦纹镜、山字纹镜和连弧纹镜，镜均为圆形，质劣脆薄，大多残损，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秦本土文化特征。对研究战国晚期至秦代铜镜的铸造工艺、使用和埋葬习俗等均有重要的意义。
一、尤家庄秦墓出土铜镜的分类与分期
在尤家庄秦墓全部四期墓葬中，第一期即战国中晚期（相当于战国中期偏晚至战国晚期前段）仅见2面铜镜；第二、三期即战国晚期早段、晚段，秦统一或秦末时期，出土铜镜较多；第四期即秦末至西汉早期早段，仅1面铜镜。这些铜镜一般置于墓室中棺内人骨的头部周围，也有置于人骨足部或棺外的。
在尤家庄秦墓出土的16面铜镜中，作者将其划分为素面镜、弦纹镜、山字纹镜和连弧纹镜四类（表一）。
素面镜、山字纹镜、连弧纹镜三类均各出土面，特征及时代详见表一。
弦纹镜共13面。仅1面完整，其余均残，有的残损较甚无法复原。镜面均平直，厚薄略有差异。双弦钮，钮外有两周凸细弦纹，弦纹基本等距分布。镜体有大有小，面径7～9厘米的3面，9～12厘米者4面，12厘米以上者2面。此种镜形流行时间较长。其中属于第一期者2面，相当于战国中晚期；属于第二期早段者4面，相当于战国晚期早段；第二期晚段4面，相当于战国晚期晚段；属于第三期者3面，相当于秦统一到秦末。第一期的2面和第三期的1面，铜镜残损严重，但根据同出陶器对其进行了断代。大多数弦纹镜属于战国晚期及秦统一。
二、尤家庄出土铜镜与以往出土秦镜的比较
尤家庄197座秦墓，时代基本都在战国中晚期到秦末汉初，墓葬大多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和直线形洞室墓，以及少量偏洞室墓，墓主人身份等级不高，具有典型的秦文化特点。其中属于战国晚期之前的第一期墓葬中仅见极少铜镜。较之前陕西地区几处大宗秦墓出土铜镜的情况，尤家庄出土铜镜在时间上均与以往吻合，绝大多数属战国晚期晚段以后，这一时期是秦镜开始繁荣的时期，此前秦镜的发现凤毛麟角，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楚国。
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秦镜是1978年凤翔南指挥村秦公1号大墓出土的蟠虺纹镜和素面镜各1面，时代为春秋中期［14］；其次为陇县店子标本Ｍ49∶1粟粒纹双圈怪兽纹镜，原报告定为战国中期。咸阳任家咀Ｍ182∶4纹饰与其有相似之处，报告定为战国晚期，笔者认为时代或应与陇县店子标本相当，属于秦镜时代略早的。另外咸阳黄家沟Ｍ41所出铜镜也可能较早，但不会早到迁都咸阳之前，发掘简报定为战国中期［17］。尤家庄秦墓战国晚期以前的2面铜镜均残损严重，无法复原。出土的16枚铜镜，大多是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墓葬之中，还有3面略早，属于战国晚期前段。从出土的铜镜数量与墓葬数量的比例上看（表二），较早期的陇县店子［18］、凤翔西村［19］及咸阳任家咀［20］所占比例较低，在0．8～2．4％之间，其中仅凤翔高庄［21］略高一些；而较晚的咸阳塔尔坡［2］、黄家沟［23］、西安半坡［24］、尤家庄［25］、南郊潘家庄［26］等出土铜镜所占比例均较高，在4．5～25．8％之间。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陕西地区出土秦镜已达面，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秦镜（大约201面）中占近80％。这些墓葬的发掘材料即使有一些主观选择上的因素，但仍可看出铜镜分布在时间和空间的规律。
从时代上观察，凤翔高庄46座秦墓仅出4面铜镜，属于战国时期的仅1面；塔尔坡381座秦墓出土铜镜25面，可肯定为战国晚期早段的仅1面，余皆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代；196～
2000年西安出土35面秦镜均为战国晚期晚段至秦末汉初［27］；尤家庄秦墓出土的16面铜镜中13件为战国晚期至秦末汉初，其中仅3面略早，属于战国中晚期或战国晚期前段；西安北郊出土的12面铜镜均为战国晚期至秦代；潘家庄出土的16面铜镜均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时期，最晚可至西汉初期。从地理位置上看，地理位置靠西的陇县店子24座秦墓仅出铜镜3面，1面为战国中期，时代较早，数量少，地处较东的西安半坡出土5面铜镜在战国墓葬中算是数量较大的一宗，西安尤家庄、潘家庄秦墓出土铜镜比例较高或与其时代较晚、地处秦都咸阳的长安乡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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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尤家庄与以往发现铜镜的时间和空间比较看，秦墓出土铜镜的基本特点是时代愈晚，地理位置愈近都城或愈向东，铜镜的数量愈多。尤家庄秦墓铜镜出土比例较高，应与其时代较晚、地处秦都咸阳的长安乡密切相关。
从秦镜的种类看，时代越晚，其种类就越丰富，除了常见的素面、弦纹镜外，具有浓郁楚文化风格的蟠螭（虺）纹、菱形纹、禽兽纹、凤鸟纹均有发现。但弦纹镜始终占据绝对优势，数量最多，延续时间较长，在陕西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应是典型秦文化传统的镜式（表三）。尤家庄出土的16面秦镜中，弦纹镜占总数的81％，其它三类铜镜各1面，占不到20％。可见西安尤家庄出土铜镜种类较全，具有鲜明的秦本土文化特征。
秦式弦纹镜一般均为弦纹钮∶主纹为细凸弦纹或宽带状同心弦纹。已发现其弦纹数有一周、二周、三周，个别为五周。其中一周者少见，二周者最多，均为细凸弦纹，三周者时代较晚，呈宽带状。据考察秦镜的标准化程度相当高，以尤家庄秦镜为例，均为二周细凸弦纹，镜钮与内弦、内弦与二弦及外弦与镜缘之间，布局讲求均衡，视觉效果美观。尤家庄秦镜再一次以实物资料证明了秦弦纹镜的整齐划一、形制大小相若、图案等距布置的特征，无一不合秦简《工律》的要求：“为器同物者，其大小、短长、广亦必等”［29］。
尤家庄秦墓出土的1面羽状地纹五山字纹镜为秦镜中极少见到的镜式，迄今仅在尤家庄和西安北郊秦墓各出土1面，羽状地纹山字纹镜在战国楚镜中却是常见的装饰纹样，应非秦人主体文化因素，而是秦楚文化交流的产物，与通常所见秦镜相比，其镜体最厚，体型较大，直径12∙4、肉厚0．5、缘厚0．6厘米。但又似较一般楚式镜的质地差，残成数块。另1面云雷地纹连弧纹镜铜质好，镜面光亮。但纹饰也具有相似的粗糙简化的特点，或许均为秦人模仿外来的楚镜自制的新镜式。此镜造型和纹饰变化不大，弦与弦之间往往等距分布，最外弦与边缘之间的宽度往往小于钮与内弦，时代相对较晚，可能是秦代弦纹镜向汉连弧纹镜演化的过渡形式。
三、尤家庄秦镜残缺损毁原因初探
尤家庄出土的16面铜镜中除1面完整外，基本都有残损。残损比例如此之大，在历代铜镜中是空前绝后的，且大多既残又缺，无法复原，与汉镜的残而不缺大多只是裂开可以复原是完全不同的。其中3件仅见残片，连纹饰都无法还原，而另外的7件也是既残又缺者，甚或只余小片、少半片，无法完整复原。这一点引起笔者的极大关注。由此重新检视了以往所发表的秦镜保存状况，发现秦镜中残镜所占比例均超过80％，有的墓地高达97％，甚至百分之百（表四）。而以往学者因对秦镜的研究不多，关于秦镜残损的原因，一般都归结为秦镜制作低劣不精、质地粗糙、镜体极薄而脆［30］。翦伯赞先生则认为：“战国中期，冶铁业的高度发展，铁制品普及，铜器渐渐居次。秦墓出土的铜镜都是随葬明器，铜质低劣，形体较小，……秦代并无铜官，足见冶铜业在当时社会生产的部门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31］
笔者认为仅仅归结为质地差甚或属于随葬明器之说并不确切，秦镜残损的原因与其质地可能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通过对秦镜、汉镜和先秦出土铜镜的比较发现，有的秦镜的厚度并不比同时期的楚镜以及后来的汉镜小，质地和金属成分配比也不逊于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而从秦弦纹镜的整齐划一、形制大小相若、图案的等距布置等来看，我们不禁要怀疑，秦人制作铜镜既然如此用心讲究，能达到这么高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程度，目的竟然不是实用而是用作明器，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从秦始皇陵出土的大而精美的铜车马、铜鼎及近乎完美的青铜兵器来推测［32］，秦人在青铜成分配比和青铜器制作技术上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即便对铜镜的制作不像对兵器那么重视，但也不至于糟糕到一触即碎的地步。并且出土的铜镜中有的质地的确相当好，保存二千多年依然光亮可鉴，未必逊色于当时的楚镜和后来的汉镜，然其破损比例却是空前绝后的，包括质地很好的铜镜亦见残缺。如河南泌阳Ｍ5出土的1面连弧纹秦式镜出土时表面光洁如新，几乎没多少锈斑，仍可照容，说明其制作技术具备了很高水平，质地并不差，但出土时边缘部位亦多处残破［3］；西安南郊潘家庄世家星城Ｍ19随葬的1件装饰精美细密的蟠螭纹铜镜，镜体光亮平整，质地很好，出土时也是残破的；西安尤家庄和西安北郊秦墓出土的2面羽状地纹山字纹镜均为楚地流行风格，较一般秦镜大而厚，一件肉厚0．5厘米，另一件肉厚0．2厘米，但亦都残损严重。可见，并非所有残损的秦镜都是因为质量低劣造成的。而陕县1956年发掘的Ｍ201出土的1面铜镜似乎是与钱币和料珠一起放置在漆奁内的［34］，但只有铜镜是残破的，很可能属于下葬前有意识的人为破坏。咸阳黄家沟Ｍ41、Ｍ49所出铜镜都用数重布帛包裹，但出土时也都残损［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茅坡邮电学院Ｍ104随葬的1面铜镜分为三块残片，分别放置在墓主人的头侧和腰部［36］，此墓未经盗扰，显然铜镜是在下葬前有意打碎且分别放置的。
这些似乎都说明秦人墓葬发现的铜镜残损的原因与铜镜质量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在秦人墓葬中随葬铜镜存在故意打破的习俗，质地很好的镜子也不能幸免，不论是薄脆的秦式镜还是较为精致的楚式镜均打碎随葬。而外来的非秦文化的墓葬中不打碎铜镜，即使随葬质地很差的秦式镜依然能够完好无损。
这一点在西安南郊潘家庄墓地表现得尤为鲜明，潘家庄62座墓葬中只有2座屈肢葬，其余大多为直肢葬，有40座墓葬随葬品为三晋地区典型的鼎盒壶组合，还有一定的巴蜀文化特点，作者认为此墓地的主人非本土人，而是进入关中、接受了秦文化的外来人口，从陶文中出现的“南阳赵氏十斗”等，可以认为是从南阳迁来的移民［37］。这里墓葬随葬铜镜数多达16件，占全部墓葬随葬品的近26％，几乎是已知秦墓中出土铜镜最多的，其中3件为蟠螭纹镜，1件完好；10件弦纹镜，2件完好，其余3件残甚，无法辨识。这处关中境内的外来移民墓地很明显保持了一定的自身文化固有的传统，一是随葬品组合表现出浓厚的三晋两周文化的风格，随葬铜镜数量多；二是虽因居住在咸阳附近，不可避免受到秦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其中一些人仍然牢固地保持其旧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并没有完全接受“毁镜”的习俗。这与同一时期西安郊区的本土文化墓葬形成鲜明对比。如茅坡邮电学院143座有人骨的墓葬中有126座屈肢葬，占8％，随葬铜镜12件，占墓葬总数的8％，其中10件残；西安北郊123座也以屈肢葬为典型葬式，出土秦镜12面，所占比例不到10％，12件铜镜百分之百均残。明显表现出随葬用镜少而毁镜现象多的特点。
另一方面，假如秦镜的残与缺，仅仅是因为质地不好，容易被坍塌物压碎或自身断裂，应该基本可以复原，就像汉墓出土的大多数铜镜，一般都残而不缺，可以破镜重圆，复原完好。以《西安龙首原汉墓》为例［38］，发掘的42座墓90％以上被盗扰，出土的14面铜镜中凡有残缺者均遭受过盗扰，而未被盗的墓葬所出的铜镜或者完好或仅有裂纹，残而不缺，可以完好复原。这说明一些汉镜残损的原因可能是受到盗墓者的砸毁扰动或压塌所致，另外也不排除其中部分可能为埋葬过程中因环境锈蚀所致。而秦镜的破碎和残缺现象不同，至少不完全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物理因素导致的残破，其中很可能有人为的破坏。
以尤家庄秦墓出土的16面铜镜为例，其中10面以上均无法完整复原。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既残又缺的铜镜所出的墓葬都未经盗扰，所以可排除被盗扰的原因。
笔者将陕西境内秦墓出土铜镜与同时期各地出土的同类质地的秦镜进行了横向比较，发现陕西地区毁镜的现象盛行，而在其他地区情况则不同，毁镜现象随着当地文化与秦文化的亲疏关系表现得相对复杂。如同时期的湖北、湖南等地发现铜镜大多完整，不仅是自身传统的楚式镜完整，包括流入的与秦人腹地同样形制和质地的弦纹镜等出土时亦大多完整，如湖北江陵岳山秦墓所出2面铜镜［39］、宜城楚皇城秦汉墓出土的1面铜镜［40］、湖北云梦龙岗Ｍ10出土1面铜镜［41］，均为秦式弦纹镜，同样的镜子同样的质地，在关中秦墓中是残的，而在江汉一带则完好无损。云梦睡虎地秦墓所出铜镜亦未说明其残损［42］，长沙泪罗永青村Ｍ36、烈士公园Ｍ18、湖南长沙桐梓坡Ｍ26、1965年长沙九尾冲Ｍ12中所出秦式弦纹镜、素面镜和楚式镜亦均完整［43］。这些地区所出的铜镜以具有楚文化风格的羽状地纹蟠螭纹镜、夔凤纹镜等占据主要地位，则更是完整者占绝大多数，原属楚国辖境的陕西汉中
杨家山出土铜镜亦为完整器。河南地区情况较为复杂，所出铜镜残破者、完整者大致各半。以三门峡火电厂为例［4］，8座秦墓出土4面铜镜，至少2面残，其中以屈肢葬者如ＣＭ08137、ＣＭ08139出土铜镜无论秦式还是楚式镜多残破，而直肢葬者如ＣＭ09102出土铜镜虽为秦式弦纹镜，却是完整的。上村岭秦墓和汉墓出土铜镜3面，2面残［45］。194年陕县公布的秦至汉初墓葬共出铜镜1面，多数残，特别是其中典型的秦式镜均残，而部分楚式蟠螭纹镜则有完整的［46］。这些似乎说明屈肢葬的秦人墓有毁器之俗，直肢葬的秦统治下的非秦人墓则无，秦式镜多见被毁，而楚式镜少见此习。河南北部原属魏地，而南部则属旧楚地。被秦所灭后迁入了大批秦移民，出土铜镜的情况显示出，在秦人核心区以外，秦人占据和受秦文化影响的墓葬毁镜习俗就流行；而被楚人控制的地带和受楚文化影响者，毁镜习俗就少见。只有陕西境内以关中为中心的秦人腹地的墓葬中出土铜镜基本都是残损的，不仅典型的秦式弦纹镜出土时是残损的，即使是质地较好的外来镜式，在关中一带秦人墓中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这说明铜镜残损的原因与其质地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似乎与分布地域和民族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
秦墓中对随葬铜镜位置的讲究、对铜镜残片有意识地分别摆放，都显示出秦镜的残损很可能不是一种偶然。秦人在使用铜镜随葬时很可能存在人为地打碎，所以不能排除秦人在使用铜镜随葬时有毁器的习俗。这一习俗在陕西、甘陇地区秦人腹地比较流行，其他地区则仅见于屈肢葬的秦人墓葬中，而在陕西境内又更多见于以屈肢葬为特点的秦墓中，而在外来因素的墓葬中并不盛行。在时间上，毁镜习俗的流行也只限于秦文化崛起的过程中，在战国晚期以前似乎并不盛行，迄今所见秦镜中最早的1978年凤翔南指挥村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1面素面镜和1面蟠虺纹镜，以及陇县店子和咸阳任家咀出土的2件粟粒纹怪兽铜镜均为完整器，似乎反映出秦镜最初出现时很少用于随葬或随葬时并不故意毁坏。咸阳黄家沟出土的6面铜镜都有不同程度的残损，有的严重残缺，其中1面略早，或可早到战国中期，其余大多为战国晚期到秦代。故可以推测毁镜习俗在中国的流行时间主要是战国晚期到秦统一时期这一段时间，而这一时期秦镜的数量相对很少，还算得上是珍贵物品，之所以打碎了随葬是否与此相关？汉朝以后，铜镜的制作和使用进入了高峰期，汉墓中随葬铜镜的比例大大增加，铜镜的使用已普及到千家万户、普通百姓，铜镜不再属于奢侈品。毁镜的习俗渐次减少，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尚见，可以看作是秦人遗俗的残留，东汉以后就很少了。如《长安汉墓》公布的82面铜镜中仅有5面残损严重，所占比例为6％［47］。《长安汉镜》发表的301面汉镜（已除去35面确定为秦镜者），其中有不同程度残损的共107面［48］，占总数的32％，除4面残损严重无法断代，其中西汉时期残镜81面，东汉以后仅发现2面残镜，毁镜习俗几近尾声。
《西安尤家庄秦墓》简介
《西安尤家庄秦墓》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著，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于208年8月出版发行。本书正文341页，彩色图版12页，黑白图版56页，定价160元。
198～2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北郊尤家庄及其附近发掘了197座战国秦至秦统一时期的墓葬，本书即为这197座秦墓的发掘报告。这批墓葬的位置，秦时属咸阳城位于渭河南岸的长安乡。197座秦墓均为中小型墓葬，墓内出土遗物比较丰富，以陶器为主，器类有鼎、盒、壶、釜、盂等，这几类陶器发展演变的规律比较清晰，基本上构建了尤家庄秦墓从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时期的时代框架。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明珠花园小区出土的19座乱葬墓和1座殉人墓，乱葬墓有单人乱葬、双人乱葬和多人乱葬，墓主以青少年女性为主。这在全国范围内到目前为止属首次发现，对乱葬墓墓主身份、死因等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批秦墓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战国中晚期至秦统一时期，为研究战国、秦代考古及秦人在西安活动的历史轨迹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对研究秦国、秦王朝在渭河南岸的大规模营建活动以及秦都咸阳的城市发展史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