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四次欢喜四次失望，徐远举自认表现良好，七批特赦名单上为何都没有他？

《特赦1959》中的徐远举个头不矮，鼻子不大，眼睛很小，这跟沈醉熟悉的那个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有点区别但相差不多。

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并称“军统三剑客”，被抓前关系十分要好，除了刚被抓时有过几场撕咬，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期间，这三人仍然走得很近。

沈醉在回忆录中对徐、周二人的体貌特征均有描写，即使不看画像仅凭沈醉描述，有经验的公安也能轻松抓到他俩：“徐远举中等身材，菜青色的瘦脸上长着一个又高又大的鹰钩鼻子和一双圆圆的鹞子眼。他脾气暴躁，发怒时，两只圆溜溜的眼睛就透着一股杀气，令人毛骨悚然；周养浩则与徐远举完全不同。他身材高大、魁伟，看上去像一个大法官。”

上面这张图片，是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的历史照片修复，沈醉那张照片是授衔少将时拍的，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照片，则是在战犯管理所拍的，通过与沈醉描述的对比，我们发现徐远举被抓后变胖了，周养浩则瘦了。

周养浩变瘦，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藏着事儿在伪装：假装积极以图早日特赦好上岛上去找老蒋，因为惧怕暴露真面目，所以鬼鬼祟祟食不甘味，瘦也是很正常的。

徐远举则不同，他在战犯管理所是真心悔过，连沈醉也认为徐远举比自己改造得还好：“徐远举认识到自己罪行的严重，他向公安部门表示，对自己的问题‘绝不保留，绝不扩大缩小，老老实实交代’。撰写历史资料，徐远举最卖力气，也毫无顾虑，知道什么便写什么，从不回避写自己的问题。”

有一段时间，徐远举的心情很好，总是认为下一批特赦就会轮到自己，沈醉第二批特赦时，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的就是徐远举，为此沈醉还很高兴：“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

徐远举嘴上虽然说这“不合辩证法”，但心里还是满怀期待的。

事实证明，沈醉过于乐观，徐远举也有点乌鸦嘴，居然被他言中了：第三批特赦没有他，第四批、第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就是没有轮到徐远举。

沈醉将这件事称为“趣谈”，但是当事人徐远举肯定不会觉得有趣，这就是他跟周养浩最大的不同：徐、周二人都知道自己罪大恶极，徐远举想早一点出去，周养浩则是只要活着就好。

徐远举和周养浩脾气是完全不同的，徐远举性格暴躁，周养浩则是心机深沉，谁也不会想到在战犯管理所表现还算良好的周养浩，在1975年特赦后，第一时间提出要求要上岛去投奔老蒋，而最抗拒改造的文强，则坚定地留了下来，这说明周养浩所谓的“积极”都是装出来的，而文强的“执拗”，只不过是倔强而已，对大是大非早已有了正确的判断。

狡猾的周养浩一直熬到1975年全部特赦，徐远举则没等到那一天，这也是性格使然。

据沈醉回忆，徐远举这个人在军统（保密局）时期就十分骄横暴躁，除了毛人凤沈醉等少数几人，他跟谁都合不来，跟“搭档”周养浩更是水火不容——徐、周互掐，连毛人凤也无可奈何，只好让沈醉从中斡旋当和事佬。

在被抓之前，徐远举几乎把保密局的站长都得罪遍了，即使是我们熟悉的那个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曾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东北区区长），也很难跟徐远举搞好关系。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举办纪念戴笠的“三一七”大会，作为东道主的徐远举可谓费力不讨好：“除各省站站长外，还有不少公开单位的代表，如各大城市的警察局长、稽查处长、交警总队长等。这些人中，有不少人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徐自以为立了大功，又得到了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所以开了几天会，几乎每天他都和人发生争吵。”

徐远举像李涯一样一根筋，在为人处世方面，他比不上周养浩，更不如沈醉，当年老蒋和毛人凤下令暗杀杨杰，杨杰就住在沈醉家斜对面，沈醉却一直没有下手，而徐远举接到命令后，毫不犹豫地下令渣滓洞和白公馆看守所所长立即行动，杀掉了两个看守所所有关押人员三百多人，又将渣滓洞看守所烧毁，制造了举世震惊的“11·27”大屠杀惨案。

熟悉历史与法律的读者当然知道，认罪悔罪只是减刑与特赦的必要条件之一，但绝非充分条件：如果认罪就能免刑，那还要监狱干嘛？

搞总务的沈醉和搞电讯的军统少将都在1960年特赦了，随大流的周养浩并不抱太大希望，而四次代表待特赦人员在特赦大会上发言徐远举，则在经历四次大起大落之后，变得异常焦躁：“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

徐远举可能忘了自己在军统（保密局）都做过些什么，但沈醉可没忘：徐远举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期间疯狂镇压学生运动，策划破坏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在徐远举亲自主持下，前后逮捕的地下党员多达一百三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被杀害。

徐远举升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后，川、康、滇、黔四省所有保密局掌握的公开和秘密单位（包括沈醉的保密局云南站）以及各地警察局、稽查处，公路和运输部门的警务处、组，兵工厂的警稽组等四十多个机构都由他指挥，当时的军政两界都称徐远举为“半壁江山，西南红人”。

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大特务要是太早特赦，估计不但战犯管理所不同意，烈士家属也不会答应。

徐远举只看到了自己“改造积极”，却忘了他手上的血腥，并不是几篇揭发材料就可以抹去的——即使是现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减刑后也不会少于二十年，那是硬杠。

徐远举并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结果变得越来越暴躁，在1973年，也就是全部特赦的前两年，他终于为自己的暴躁付出了代价。

徐远秉性强悍言语尖刻，经常跟别人吵架，曾在军统晋升中将的文强还写了一首诗劝：“人爱种瓜甜，汝爱种辣椒。南人多思舟，北人多思马。”

徐远举明知道文强是在劝他与人为善同舟共济，不要总是横眉立目喊打喊杀，但是徐远举却根本不领情：“有话直说好了，何必煞费苦心凑成五言四句呢！”

1973年1月19日，检验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缝纫成品质量不达标需要返工，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王耀武和杜聿明当检查员的时候，也曾让别人返工，但是眼看着五批特赦自己都榜上无名，徐远举总是觉得有人跟他过不去，文强和黄康永（保密局湖南站站长，1975年特赦）想帮他一把结果被他骂了一顿：“你们莫要猫儿哭耗子假慈悲！”

文强和黄康永拂袖而去，徐远举燥热难耐，打了一大桶凉水浇在脑袋上，又跑到室外大喊大叫，结果当天晚上就脑血管破裂晕倒而进了医院，这晕就再没醒过来，于是他的生命指针，就定在了1973年1月22日 ，再过十天，就是农历壬子鼠年和癸丑牛年交替的除夕了。

沈醉特赦二十年后恢复了起义将领身份，周养浩赴台被拒后客死他乡，徐远举则在特赦前两年把自己气死，读者诸君看了军统三剑客的最终结局，可能也有话要说：徐远举没熬到特赦，是不是性格使然？如果徐远举有机会跟周养浩一起在1975年被特赦，面临去留两条路，又会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