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大学，才能算得上好的大学？关于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每个人有自己的答案。

《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话说的是好大学的意义。

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则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说的是好大学的核心要素。

如果把全国3000多所高校拼成一座金字塔，塔尖毫无疑问是清华、北大。那么，紧随其后的顶尖高校中，必定有中科大的一席之地。

这所建校仅60余年的“国字号”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承担着为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后备人才的使命，创造了许多教育、科研史上的传奇，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科大现象”。

可以说，中科大是一个回归大学本源的学校——读书就是读书、育人就是育人、科研就是科研。她执着地追求教育、科研的本真，名家辈出，成果斐然，是当之无愧的一流创新型人才的摇篮，顶级研究型高校的标杆。

红专并进理实融

“科学的高峰在不断创造，高峰要高到无穷，红旗要红过九重。”说的就是“又红又专”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在中国，以“国字号”命名的大学不在少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细数起来有超过20所，但像中科大这样综合实力之强、影响力之大的，却并不多见。

中科大，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医、管、文等学科兼备的全国重点大学。与其他高校不同，中科大由中国科学院直属，联合部、省三方共建，可谓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中科大作为中国科学院的“长子”，自诞生之日起，就获得了来自科学院的顶尖人才和师资力量支持，坐享得天独厚的科研资源。

创校初期，中科院院长郭沫若亲自出任学校第一任校长，严济慈、钱临照、华罗庚、钱学森等学术大师先后走上讲台为中科大学生授课；到今天，20多位中科院院士和研究所所长担任中科大各院系负责人，400多位各院系的科学家受聘于中科大，每年1000多位本科生赴各地研究所学习，形成了“百所助一校”的奇观。

当然，“拼爹”是远远不够的，中科大能够有今天的成就，更多的是靠自身对教育、科研的专注，以及开拓创新、拼搏进取的精神。

家学渊源深厚，且又自强不息，使得中科大在科学技术学科的“专”发挥得淋漓尽致。

中科大从跌跌撞撞到一路狂奔的60年，是用科技之光照亮华夏的60年。在研发“两弹一星”的热情岁月中诞生的，，就注定了她的一生将与这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

建国伊始，各行业的建设如火如荼，但国内的尖端科技人才奇缺，尤其是“两弹一星”的研发，急需大量专业人才，于是便有了中科大。因此，中科大的创办，堪称“中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往后的岁月里，中科大在改革开放的高歌中崛起，在新世纪的旋律下领跑，始终与共和国同脉搏，共奋进，服务国家建设的需要，培养顶尖的科技人才，用一颗“红”心闪耀神州大地。

时至今天，在中科大的办公楼依然刻着著名物理学家、中科大近代物理系首任系主任赵忠尧生前的一段话：“回想自己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唯一希望的就是祖国繁荣昌盛、科学发达”。简单的一句话，却是中科大师生们最朴素而真实的心声。

身为中科大的一份子，内心一定是无比骄傲的：既骄傲于自身勇攀科学高峰的能力，也骄傲于自身的努力能够为推动国家科技进步注入一份力量。一代又一代的中科大人，遵循“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校训，征服科学高峰，甚至留下了“不要命的中科大”这样的风评。

“矢量有长度，有方向，二者缺一不可。‘红’是方向，‘专’则是长度。一个人方向错了，做再大努力也是徒劳。”这是已故“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三强对中科大校训的解读。

这句话，也让人看到了在过去60多年时间里，中科大无数次面临历史的沧桑变幻，却不曾迷失方向，终成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秘诀。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中华民族是崇尚教育的民族，真正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建国后不久，我们集合全国之力，顶着特殊经济困难时期的巨大压力，在一片贫瘠中建立起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56年，国家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紧接着，“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新科技项目相继被提上日程。这时候，尖端科技人才的培养便成为当务之急。

1958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可以充分发挥科学院的优势，附设高等学校。这一设想，迅速得到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肯定，6月2日，邓小平主持会议研究后，亲笔批示：“决定成立这个大学。”

从得到批复到正式成立中国科大，只用了三个月左右时间。1958年9月20日，中科大首届开学典礼盛大召开，标志着这一所承载着光荣与梦想的高等学府正式成立。

由于时间仓促，刚刚成立的中科大，家底薄弱得“不像样”。学校选址在北京玉泉路，所有的设备、图书、教职工几乎都是来自中科院各研究所支援的。后来，宿舍不够用，就把学校对面的原政治学院几栋宿舍楼腾出来给中科大的学生用。

然而，就是这样一所“家徒四壁”的大学，却汇集了当时国内各学科领域的大量精英泰斗。

中国科大秉承“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校方针，设置12个系，系主任由中科院各研究所的所长来担任：除了校长由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出任之外，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任是数学所所长华罗庚，生物物理系主任是生物物理所所长贝时璋、力学和力学工程系主任是力学所所长钱学森……

有了这么好的老师，学生也得是好苗子。当时，中科大获得上级特批，可以从各省、市考生中优先录取，当年就从全国各地遴选出1600名优秀学子。

那时候，经过近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慢慢放弃了一味从苏联“抄作业”的做法，尝试去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科大的办学模式，就是一个成功探索。

当时国内的大学普遍采用的是原苏联的“理工分家”的模式，但是，随着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这种模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中科大的负责人高瞻远瞩，实行“理工结合、理实交融”的办学模式，不仅在学科设置上“理工”并举，在教学过程中也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

成立初期的中科大，为了培养学术精英，将本科生的学习年限设置为5年。而当时实行五年制的大学仅有两个，另一个是清华。中科大“功课量多质高”，纵使条件再艰苦，对学生的要求都不会降低，坚持“兼施基础课和专业技术课，培养多面手”。

今天看来，国内基本已经没有将理、工分离，没有将科学与技术独立发展的大学，而将“理实交融”作为立校之本的中科大，无意间成为教育改革的成功典范。

成立第二年，中科大就和清华、北大等历史悠久的学校一起，被列入首批16所全国重点大学之一，其实力可见一斑。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所天生丽质的大学，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无情“抛弃”。

千生无畏下庐州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科大探索真理的脚步也不曾停歇。

今天的中科大，有东、西、南、北四大校区，坐落在合肥市经济、科技发达的核心区域。

很多人会觉得奇怪，原本成立于北京的中科大，怎么就到了合肥呢？说起来，这一段“穷小子迎娶白富美，逆袭成高富帅”的精彩故事，要从中科大被“抛弃”说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是一段充满动荡不安的岁月。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这么“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当时，在知识分子下乡的运动下，高等院校的地位也急转直下。1969年，《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下发，北京13所高校需下迁，中科大就是其中之一。

接到通知后，中科大即刻采取行动，先后派出四队小组前往湖北、河南、江西等地寻找合适的搬迁场地，却一一被拒。正当走投无路之际，第四队小组来到安徽，意外受到了当地的热烈欢迎。

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李德生明确表态，愿意为学校搬迁提供一切便利。一开始，中科大对安徽的承接能力表示担忧，而李德生却拍着胸脯保证“再苦，安徽人民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把中科大感动得稀里哗啦的。至此，中科大搬迁的事宜总算有了眉目。

最初，安徽将安庆的马山党校旧址腾出给中科大，奈何学校太小，容不下中科大的师生。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师生们苦不堪言，李德生听闻后，下令把合肥师范学院和银行干校的校址让出给中科大，并承诺中科大的用电、暖气的优先度高于政府部门。

得到当地的大力支持，中科大的师生们终于可以安心地搬迁进驻了。从1969年12月开始迁入安徽，到次年10月基本完成搬迁，中科大用了11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一次声势浩大的“南迁”。

据校史记载，整个搬迁过程中，累计货运装车70余次，用火车车厢510节，搬运的图书、档案、仪器等3.5万箱，以及师生、家属约6000人……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在当时交通不便、物质条件匮乏的情况下，中科大的师生历经了怎样的困难险阻，才完成了这次搬迁。在中科大校史馆，墙上一幅幅黑白老照片，依然在诉说那段难忘的岁月。

经过这次颠沛流离之后，中科大元气大伤。教师流失一半以上，设备丢失超过三分之二，全校教授、副教授仅剩10人，校舍面积不到6万平方米。然而，艰苦的环境，没有泯灭中科大“科教报国、追求卓越”的初心，师生们要在古庐州这个新地方，再次“把红旗插上科学的高峰”。

合肥当地虽然竭尽所能支援中科大，无奈地方本身就不富裕，中科大还是只能靠自己。

楼舍不够，师生们就自己建。他们在学校开设了砖瓦厂，师生们亲自挖土、烧砖，建立了教学楼、实验楼、宿舍楼等场地。在当时的“烧砖匠”中，有许多后来成为知名的科学大家，包括李先予、钱大同、陈希孺等，堪称“史上最牛烧砖工”。

缺乏师资，那就自己培养。1972年，中科大向全国号召各地的毕业生回校工作，由老教授亲自培训，提升专业水平，校史称之为“回炉班”。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为后来中科大教学的中坚力量。

留下来的老教授，则继续登台讲学。当时，已经年过六旬的学部委员（今称“院士”）钱临照先生，不辞辛劳，跟着中科大从北京南迁到合肥。

在他们身上，流淌着中科大自强不息的精神，闪耀着敢为人先的勇气。这也是中科大能够迅速重建的原因。

而合肥也信守承诺，在后来的几十年里，给予了中科大力所能及的支持。争气的中科大也终于不负众望，一直活跃在学术科研和科技创新的前沿。

也许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当时合肥乃至整个安徽省在自身也不富有的情况下倾囊相助，接收了中科大，并给予全力支持；数十年来，不断壮大的中科大又反哺合肥，大量的人才、科研成果、学术资源落户合肥，极大地促进了合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是合肥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力量。

从来没有一所大学，会与她所在的城市有着如此深厚的“纠葛”。“薄海内外无如徽之黄山，近中华而后首推中科大”。如今再说起合肥，已经很难脱离中科大的影子，而当初一心追求“白富美”的傻小子，如今也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高富帅”。

教学科研两不误

合肥对于中科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场地、经费、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同时也因为这里远离喧嚣，与低调的中科大更相符。相较于沿海地区快节奏的城市，合肥相对平缓、宁静的空气更利于中科大的师生们专注于做学问。

扎根合肥之后的中科大，稍作调整之后就迅速回归到教育、科研的正轨上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奏响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致力于培养科技英才的中科大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

1984年，科学杂志的顶流《自然》撰文称：“在中国，最令人鼓舞的学校要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她的蓬勃朝气与成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朝气蓬勃的中科大，究竟有多么令人鼓舞。

恢复高等教育以来，中科大首建研究生院、创办少年班、面向世界开放办学、建设国家大科学工程等新举措，在高等教育史上都是首开先河的创举。

所有的改革、探索和坚持、坚守，都是为了给学生们求学和教师们从事学术科研提供最好的环境。

中科大是国内少有的坚持“不扩招”的高校。2022年，中科大共招收本科新生1958名，除去少年班的285名学生，这个数量与60多年前第一届招生的数量基本持平。不扩招的原因也很简单，中科大前校长朱清时曾直截了当地表明：“盲目扩招势必会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也会使学校失去核心竞争力。”

今天，中科大在校生有32000多名学生，其中研究生居多，而教学和科研人员数量却达到了2800人左右，师生比约1：12。作为比较，清华师生比约1:10，北大则是1:14。近半数“双一流”大学的师生比都在1：18以上，中科大的师生比水平在国内大学属于上游水平。

而这些老师中，教授和副教授的比例达90％以上，近500位两院院士领衔，随处可见“千人”“杰青”等学科带头人携着课本和教案，在课堂内外挥洒智慧。一个班二三十个学生，老师就能够兼顾到，就能够给予学生更贴心的指导和个性化的教育。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科大与时俱进，不断深化教学改革，突破“流水线”模式的桎梏，探索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两段式、三结合、长周期、个性化、国际化”的科技英才培养机制，为一流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铺就康庄大道。

要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必须充分尊重和呵护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这是中科大一贯的做法。学校允许学生100%自主选择专业，每个学生有三次转专业的机会，想投身什么科学领域，全凭兴趣和特长。

窦贤康先生在主管中科大教学管理时，甚至取消了转系需要原系主任签字的限定，只要转入系愿意接受即可。给学生这么大限度的自由，在国内恐怕绝无仅有。

只要是对师生们的教学、科研有利的，中科大都给予最大限度的支持。有天赋的学生，本科阶段就可以申请加入各大实验室、科研项目组；而对于有才能、能全身心投入到科研中去的老师，中科大也给予了充分的时间和包容。

2013年，中科大陈仙辉教授荣膺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并于两年后当选中科院院士。然而，很少人知道，在受到肯定之前，陈仙辉教授曾经在高温超导研究领域默默无闻地钻研了20年，并且曾经长达10年没有重要的成果，因此还曾受到各种非议。

“如果按发表论文数量考核，我可能早被淘汰了。”陈仙辉教授曾经感慨道。科学研究是不能操之过急的，需要厚积薄发才能出真知。幸运的是，兼容并包的中科大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和自由，这才有了最近几年陈仙辉和团队“井喷式”的成果。

“科大现象”创新奇

陈仙辉教授相信，“坚持原始创新是科研人员的生命”。他20年如一日，除了上课和参加学术会议，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实验室里度过，直到晚上11点关门才离开。

陈仙辉教授的故事，只不过是中科大千千万万师生的缩影。行走在中科大校内，必定会被她身上浓郁的学术氤氲所折服。师生们风华绝代，或埋头苦读，或激烈争辩，或冥想深思，一样的是，每个人的眼中都写满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自信。

中科大的“国之重器”巍然立于合肥的苍穹下，各种“神兵利器”随处可见：11个国家级科研平台、4个国家科技基础设施，以及近百个各级科研机构，凝聚成顶尖研究型大学的底气，赋予了中科大人进军学术前沿的强大力量。

中科大校内，“孺子牛”雕塑特别显眼：两头不知天高地厚的大牛，试图以自身的力量去撬动地球——仿佛在向来访的人昭示，中科大天生的倔强与毅力。

数十年来，正是因为中科大人默默无闻，坚持不懈，成就了“科大现象”。

就在陈仙辉教授问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之后，潘建伟院士也在2015年获此殊荣，使中科大成为国内两次斩获“自然科学一等奖”的两所高校之一。

迄今为止，中科大所获国家三大奖数量已达到32项，其科研成果和技术突破，1次入选世界十大科技进展，21次入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居全国高校之首；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到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从世界上首条千公里级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京沪干线”到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近年来，一个个令世界瞩目重大科技成果，都凝聚着中科大人的智慧与汗水。

64年来，中国科大为国家尖端科技输送了大批栋梁之才，14万多名“又红又专”的科技英才活跃在现代科技的各个领域。他们当中，有11位“两弹一星”元勋，超过百名的两院院士，以及数之不尽的学术带头人。

“千生一院士，七百硕博士”，中科大为国培养科技英才的传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