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为何能照见哲学中的终极问题？——兼论哲学与电影的关系

日本著名的导演、编剧小津安二郎曾提出一个观点，他说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的。如果顺着这个假设出发，不难推导出有没有余味便是评价一部电影作品质量是否上乘的关键。那么什么样的电影才会有余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和哲学所追求的终极问题息息相关。虽然我们不能绝对的说不涉及哲学终极问题的电影就一定没有余味，但以讨论哲学中的终极问题为指向的电影作品也很难不带有一丝余味。

对于哲学的定义，不同时期的不同哲学家曾从不同的维度给出过不同的解释。至今没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终极答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哲学应当被称为真理的知识。”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哲学是认识具体事物发展的科学。”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表明：“哲学不是一门学说，而是一项活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也曾在《毛泽东选集·整顿党的作风》中表示：“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那么这些不同年代、不同文化、不同流派的哲学定义是否涉及到了所谓的终极问题呢？

众所周知，全球范围内的哲学界曾掀起过一场“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哲学”的争辩，其关键就在于对“哲学”做狭义还是广义的理解。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从狭义上看是通过概念，也即观念逻辑探讨终极问题，有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价值哲学等分类。而从广义上看，其实就是对终极问题的思想探索。例如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希望？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人类思想的边缘，它们处于有与无、现在与未来之间，是意义的来源。因此，也可以说哲学要处理的就是人生的边缘问题。中国当代哲学家张祥龙教授就曾明确指出，哲学就是对边缘问题做合理探讨的学问，哲学就是要把问中的学阐发出来，把学中的问呼唤出来。当我们在现有的形式里穷尽了所有手段，但却依然无法充分解决问题，可又深知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是完全不可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处于所谓的边缘问题形式之中。人生的边缘问题往往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它们不能充分的被对象化 ；第二，往往具有重大的意义 ；第三，具有时间性。

例如，当我们谈论死亡时，很难有一种对象化的具象表现，并且从彻底的唯物主义来讲，处于死亡当即的个体已经无法感知死亡，这也就是说，你死的那一刻，你已经不是你了。正如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所言：“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了。“如此这般，人类为何还会如此的惧怕死亡呢？从通常意义的时间性上来讲，死亡由远及近，它天然的对人类带有一种威胁感和紧迫感。所以当叔本华提出：“如果生命的结局永远是死亡,那生命岂不是一场错误?”这一问题时，我们会天然的感到焦虑、彷徨、恐惧……因为，这无疑证明个体存在的本身，就是潜在的死亡。但这种痛苦同样可能伴随着巨大的幸福，因为与此伴生的人生的意义往往就是在边缘形式中获得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高境界的艺术往往会与边缘感受联系在一起，并以探索和解决边缘问题为目标，电影便是主要的代表之一。尽管电影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逐步被资本和市场掌控，并以类型化和意识形态统治为导向，成为了打发无聊时间和润滑人际交往的工具，但电影意识本身，尤其是优秀，也即有余味的电影作品绝对不是叙事上幼稚的编造与幻想，亦或影像上镜头无意义的堆砌。当电影包含了对生与死、爱与恨、真与假、善与恶、束缚与自由、异化与返源等终极问题的双面性思考，并作出尝试性回答时，电影就具有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让大多数电影观众在产生情感共鸣的同时受到启发和鼓舞，从而电影也就在获得了一种“意义机制”的同时照见了哲学中的边缘问题。

例如，2017年上映后就迅速火遍全球的的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中对生与死、存在与不存在的探讨就是如此。它是皮克斯动画工作室的第19部动画长片，创作灵感来源于墨西哥亡灵节。亡灵节与中国的鬼节和西方的万圣节一样，死亡是其核心元素。但墨西哥人继承了古印第安哲学对生命的独特态度，认为死亡并非敌人，也不是终结。在他们看来，生与死之间的联结不是物质性实体的消亡，而是记忆的留存。所以，只要有记忆的存在，死亡就不是绝对的终点。法国当代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认为，哪怕再强烈的记忆，也会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衰弱，所以死亡不是别的，正是记忆的完全消逝。而电影正是在记录技术的保障下以影像的方式外化和固化了意识，从而使现在与过去的连接成为了可能。《寻梦环游记》在票房和口碑上取得的成功，自然离不开场景上对亡灵世界的大胆设想和精美呈现，但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不同文化背景的电影观众的情感共鸣，最内在的驱动力便是全人类对死亡的思考。

当人们谈论电影美学、电影哲学、亦或是对某一电影类型甚至是某一部电影作品的具体分析批评时，总有人问从哲学的角度对电影进行分析是否存在过度解读和生搬硬套的现象？并且，这些所谓的哲学到底和电影有什么关系？首先，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来讨论电影当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不仅能够应用人文社会科学原理和方法论来分析电影作品和电影现象，促进电影理论的发展，同时还能指导电影创作的学术性实践活动。其次，电影与哲学之间也必然存在着关系，但不是一种具体的关系，而是转化关系。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曾发表过一篇著名的演讲：《电影作为哲学实验》，开篇就对电影与哲学的关系作出了解答。他认为电影与哲学保持着一种格外特殊的关系，并将电影视作一种哲学体验。当我们思考电影与哲学的关系时会涉及到两个问题，首先是哲学如何看待电影？其次是电影如何转化为哲学？巴迪欧指出，电影与哲学的关系不是认知关系，哲学不能让人去认识电影，但电影可以转化哲学。从本质上看，电影是对一个理念加以创造的新理念。这也就是说，电影是一种哲学情境，抽象的看，一个哲学情境就是术语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术语从表面上看没有关系。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电影营造的哲学情境呢？我们可以用日本导演沟口健二的《近松物语》来举例。

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嫁进了富足的家庭，但她却不爱自己的丈夫，并且在机缘巧合下被污蔑和丈夫的助手有染。在那时的日本，通奸要被处以死刑，无奈之下女人和这位助手携手逃跑，并在逃亡的途中相互表露爱意。与此同时，她的丈夫出于名誉和情分的原因试图保护妻子，对外解释她去了乡下，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如果不告发妻子的逃离，那丈夫也是有罪的。最终，女人和助手还是被抓获并要接受酷刑，然而当两人被带往刑场时，脸上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这个笑容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的电影片段，就因为它涉及到了哲学情境：即爱是对死亡的反抗。具体来讲，在这对情人的微笑所展现的哲学情境中，包含着爱的事件、生活的基本规则、城邦法律、婚姻的法律等不同的术语，而重点是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共同的衡量标准。因此，这种哲学情境在这里启示我们的就是：要思考事件，思考例外。巴迪欧曾如此评析这部电影：“这对情侣与社会规则是矛盾的，但在他们一致的微笑中，也宣示了另外一个社会的可能性。这不是简单地与社会法则分离，而是一种社会法则需要改变的理念。存在另一种社会法则的可能性，它可以包容爱，而不是驱逐爱。“如果仔细体味巴迪欧对电影与哲学关系的探讨，便不难发现，即便哲学不是电影的拉片课，但电影依然能借助某种情境来照见哲学问题的思考这一结论。所以，当我们用哲学与美学的方式去看电影，不仅要看屏幕上呈现的影像，更要看它正在对我们谈论的世界。通过电影去练习“如何思考”和“如何生活”的能力，关怀电影为我们照见的哲学中的边缘问题，便是对现实中消逝的电影时间的最大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