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

郭先生好：

新年快乐！

上次给您去信得到中国残联答复﹐非常感谢。阜新市救济部门过年给了我五百块钱﹐也说在我父亲去世后﹐给我找一个做饭的社工。新写的一本诗集寄给您﹐望批评丶指正。

我详细说说我的情况。我是阜新市人﹐省作家协会会员﹐二级肢体残疾。同时也是国内五个刊物的首席诗人：《汉诗》《长江文艺》《诗歌月刊》《安徽文学》《诗潮》﹐也在《诗刊》《青春文学》《诗草堂》《星星诗歌》发表过作品；出过两本自印诗集《自编集》﹐和诗人金辉合著《二人丛》两季（都没书号）﹐第三季也即将出版﹐另外还有有两本诗集自费出版。我虽然是省作协会员﹐其实申请中国作协会员也绰绰有余﹐我只是不愿意牵扯其中。

一个民族的语言不强﹐对事物的描述就不会准确。语言不是相声﹐说学逗唱﹐如果语言仅仅只有这点功能﹐这门语言至少是残疾的。现在刊物上的语言几乎沦为笑柄。改变语言必须从作家、诗人这些语言工作者开始。想想二战后那些涌现的语言大师：策兰丶阿米亥丶米沃什丶茨维塔耶娃丶马尔克斯丶泰德.休斯；甚至科学家里的爱因斯坦﹐画家里的梵高﹐哲学家里的罗素﹐都是语言上的大师；我们是写出过“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会当临绝顶﹐一览众风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民族﹐现在语言状况非常糟糕。

现在各省市文联丶作协官员丶刊物主编丶编辑丶出版社社长丶员工丶大学教授轮流获奖﹐造成了一种文学繁荣的假象﹐其实不过内幕交易﹐他们掌握着发表丶出版丶评论丶评职称的各种权力。

真正写文学的除了莫言丶余华少数几位已经超然物外﹐写小说的大师﹐没有诗人。

新诗﹐再写《再别康桥》是可耻的。但是一些刊物上的丶诗集作者﹐获奖作品的确不如中国新诗的启蒙时期的作品。

中国强﹐文学也应该强；文学滞后﹐则民族情感必然滞后。金钱至上和娱乐至死是一个可怕的问题。

我父亲八十九岁了。曾经那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矿工﹐退伍军人﹐浑身力气﹐也终究老了。我因为肢体残疾﹐还得他照顾我。随着父亲的衰老﹐他若去世﹐我大概也不会太长久。公益岗也取消后﹐我这从来不投稿﹐只靠约稿﹐又不交际的诗人就走到绝路。

我给您写信﹐大致是想有一个长久保障。我已经出了六本书﹐想写写阜新丶辽宁丶中国﹐我的出生地和国家﹐像阿米亥写以色列﹐卡瓦菲斯写叙利亚﹐茨维塔耶娃写《新年问候》；我也想写这些﹐这需要采风丶创作经费和对国家丶辽宁丶阜新的历史研究﹐一个月只凭低保（1000元）是做不出这样的事的。何况我每月还要看病﹐还要医药费﹐而省作协部门的创作经费只有有关系的人能得到﹐是到不了我手里的。辽宁文联丶作协不屑于一个小诗人的请求﹐即使我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过﹐是五个刊物的首席诗人﹐对他们也不算什么﹐他们只讲究关系。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创作环境。现在已经写了三四百首诗（我认可的）﹐我的目标是阿米亥的七百多首﹐我想成为一个在文本上能够在世界诗坛有一席之地的诗人﹐而不是一个依靠关系发表几首作品的诗人。

我大致是这个情况﹐如果残联有书号﹐我能出一本诗集﹐或者提供一个编写类的工作﹐改善我的经济现状﹐将不胜感激。

诗不是没有市场﹐当一个国家放弃诗的时候﹐也是这个国家放弃想象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