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站UP“饭帅”对清代剃发易服若干问题质疑的回应！
我们先反驳“饭帅”第1条
清初文人画像
关于“保留了宽袍大袖与道袍腰带款式”（这两个问题分开讲），我们先谈“保留了宽袍大袖”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对比一下明末文人服饰与清初文人服饰：
由图可知与明代大袖比起来，清代明遗民长衫他只能算直袖，算不上明代真正意义上的大袖，而清代长衫画像当中并未发现明代这种真正意义的大袖，那么为什么清初文人画像要比满人画像或一般平民的衣服更宽松宽大？这要涉及到明代遗民对故国衣冠的挂念情节，可以说是一种曲线救国的穿衣心态，那么对自身衣冠文化的挂念详情可以查看这篇专栏：【薙髮易服】陈宝良：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及其心理分析 而那种把衣袖做宽且头戴浩然巾或幅巾的明代遗民穿着的长衫打扮因为剃发易服的深入与明代遗民的离世，于乾隆时期就已经消失。
所谓的保留了“腰带款式”，“饭帅”应该是指的“绦带”之类的东西，不过这种装饰本身就没有被禁止，满清贵族也有佩戴，并不能说明长衫争议本质的问题。
我们再谈谈关于“无满袍特征” “并非真正厂字领”，先上图
由此可见，关于“无满袍特征” 真实的情况是汉人服饰与满人服饰本就存在非马蹄袖款式（以上画像文物已经说明此问题），明清服饰皆为平面剪裁，领子结构可以判断满袍特征，
清代长衫成为清代文人主流便服根本特征就是交领服饰被接近“厂”字形的圆领大襟代替，清代满人的四开裾的是行服和宗室常服，满汉平民日常服饰皆为两开裾。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举几个典型的案例：
这幅画作于清初的康熙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681年，这个时候台湾还被明郑统治（台湾被清朝统一的时间为1683年），南方并未完全平定，此中间还有三藩之乱等恢复衣冠的斗争，国内局势未定，因此穿汉服的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此画像主人公历经明清两代，可以看出主人公对明代衣冠的挂念情节，况且清朝政府对于艺术创作类并无太多监管，因此这幅画得以传承于今天，反映清初的一些衣冠情况。
为什么吴伟业老年会有明代衣冠画像？其根本原因是当年的反清复明战争，满清当年在南方并未站稳脚跟，许多明代遗民才有机会这样穿着，吴伟业的明代衣冠画像也是另外一位明代遗民——顾见龙（1606--1687年）所绘，关于这方面的详情，此专栏有描述：【薙髮易服】陈宝良：清初士大夫遗民的头发衣冠情结及其心理分析 ，再一个是清代追忆明代衣冠的画像众多，例如下图：
陈恭尹生平：
明崇祯四年（1631）九月二十五日（10月20日），在广东省顺德县出生。
崇祯十六年（1643）（12岁），丧母。
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16岁），父陈邦彦抗清战败，被俘获处死。家人或被清兵杀害，或死于战乱；出逃南海弼唐，后被湛粹接到增城新塘。
永历五年至八年\顺治八年至十一年（1651－1654）（20－23岁），在福建、江西、浙江、江苏一带，避难，访友，进行反清复明活动。
永历八年\顺治十一年（1654）春，增城新塘，与湛粹次女湛银成婚。
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27岁），前往云贵，欲投奔南明永历帝，因清军封锁，行至湖南湘潭，改道北上，转徒湖北、江苏、河南，继续进行复明活动。
永历十三年\顺治十六年（1659）（28岁），探听永历帝逃至缅甸，失望返回增城新塘。
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30岁），闻永历帝被俘，携眷隐居顺德羊额。
永历二十二年\康熙七年（1668）（37岁），湛氏夫人病逝。移居增城新塘。
永历三十二年\康熙十七年（1678）（47岁），被指涉嫌参与“三藩之乱”，遭官府逮捕下狱，被关押半年多，出狱后定居广州城南。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四月十三日（5月30日）（69岁），病逝于广州。
我们从陈恭尹的生平便可以看出他的一生中并无穿着明代官服的可能性，此图只有可能是清代的追忆画像，凭借此图做文章必致貽笑大方。
那么“宋荦、郭琇”这些活在明清交替时期的及时对满清忠心耿耿的清初官员，有汉服画像也不奇怪，清代剃发易服过程至少持续了一百多年，即便是他们易服留辫子也还是可以在自画像做文章的，所以这种并不算所谓的证据。
这篇文章：张闶：清代剃发政策再论——兼与鱼宏亮先生商榷 足以反驳“饭帅”第3点问题的不严谨性，画作当然有写实画与非写实画，不能一概而论，现代国画一样喜欢画交领服饰的人物画，难道现代流行交领？历史上的清朝本就不对艺术创作这方面过多管束。“饭帅”的第3点，我认为只有可能是极少部分，清政府到底有没有干涉平民服饰？我们从《康熙南巡图》与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明代苏州城的社会生活情景）写实画作便可得知：
我本人对“饭帅”第3点，第4点的补充并加以纠正说明：
1、清朝前期的确存在城市的少数老百姓（多为老人）穿交领服饰的情况，那是清政府不会给老百姓发布料的问题，根本不能说明什么，有条件的都必须改变衣服结构 ，没条件的制作新衣服时便被要求改变；
2、南方部分山区交领的问题，是山高皇帝远，清政府不是不想做，是古代的交通环境以及成本太高做不到。不要拿古代跟现代的交通方式比；
3、道士、和尚、戏子能正大光明延续汉服的基本特征样式，这个众所周知不需要多加论述；
4、关于所谓清末交领民间留存的问题，如乞丐服饰，但是这类人在清代都不配拥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对这类人群没怎么管理的因素。要么就是少数儿童服饰，极少数女装，但无法否认大环境改变，衣冠系统崩溃的事实。
详细说明请看：揭示“反汉服”党对剃发易服的轻描淡写和虚假宣传
乾隆十八年(1753) 十月，湖南武闹技勇考试时有七十老翁刘震宇呈《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书因“其内中有言朱注错谬、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尤为不经”，“妄生议论实属狂诞”，被审讯、默革、杖一百，并交地方禁锢。署理湖南巡抚范时绶上奏后，乾隆显然对其处置”。到十一月，乾隆下谕指出刘震宇“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实不满，朱批“观其书乃知汝所办不知大义”。为狂诞”“警议本朝服制，居心甚为惊逆”，斥责曾嘉奖刘震宇的巡抚塞楞额“丧心已极”，下令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范时绶则严加议处:
“调任湖南巡抚范时绶奏称，江西金溪县生员刘震宇呈送所著《治平新策》一书，求为进呈，讯据供称曾经前任江西巡抚塞楞额批示嘉奖，遂刻印售卖。其书内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实为狂诞，应照生员违制建白律黜革、杖责、解回原籍等语。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目身列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警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则其身遭重请未必不由于此。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贻风俗人心之害。刘震宇既经解回江省，著鄂容安将该犯即行处斩，其书板查明销毁，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褪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
清《海角遗编》卷之二：第五十五回，换营装小帽称得胜，改服式人头戴狗皮——遍地干戈众若狂，衣冠一旦换营装。却嫌小帽名猥鄙，得胜更题邑播扬。
大清初平南土，服式俱仿满洲。衣冠文物一无留，不见长巾大袖。 宵小昂头得意，贤豪俯首含羞。貂狐海獭猝难收，剥取狗皮同凑。——右调《西江月》
民间服式，乃时王之制。明朝时，天下人自天子以至庶人，俱挽青丝髻，戴网巾，网巾之外乌纱帽，身穿圆领，腰系宝带，是士大夫立朝坐堂公服。其平日燕居与读书人，俱戴方巾，百姓则带圆帽。夏秋所用大顶综帽，每顶结他要工夫百余日，价银值五六两。至弘光朝，忽然改换低小如盔衬式样，名为“一把渣”。严子张为乡兵长时，见乡兵都戴一把擅，因分付道：“一把擅之名甚不相称，今后须要改口叫做‘得胜帽’。”由是不论贵贱、文武、上下，人人都戴得胜帽。及至八九月间，清朝剃发之令新行，不许戴网巾，俱要留金钱小顶，从满洲装束。其凉蓬子一时无办，竟取人家藤席藤椅之类，割成圆块，招来权做凉帽，顶系红绒以为时式。暖帽值此大乱，貂狐不可得矣。即驴皮营帽，每顶价卖二三两，穷人算计，竟将黑狗黑猫之皮剥来，一样做成营帽，戴在头上，以应故事。满洲衣式样是圆领露颈、马蹄袖子，其有身虽穿满洲衣，而头犹戴一把者，号曰“吊杀圆鱼”。有头已戴满洲营帽，而身犹穿长领宽袖明朝衣服者，名日“乡下”。满洲人虽时王之制，不敢不从，而风俗亦一大变更矣。其次年，闻宗师按临岁考，有一生员进场与考，见满场无分上下，都是满装。有感于怀，文章倒不做，但写四句于卷曰：“满洲服式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胡人满眼泪，满腔心事满腔愁。”宗师见之，亦不罪之，竟听其纳还衣巾而退。若果有此事，此生员比之晋处士陶元亮，亦无愧耳。
《牛胡鲁哈拉家谱》：“郎氏至第七世廷辅、廷佐、廷弼、廷相，始以军功发迹，成为汉军中名宦巨族。家谱中俱有传。廷辅者字弼轩，为清资政大夫、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兼一托萨拉哈番，管镶黄旗参领、户部郎中。其本传记载了清初家中发生的一起不测事件，几乎酿成杀身之祸：“我朝定鼎初，禁女子不得为汉服制，太夫人（即廷辅之母）稍迟闻禁，遂为家仆张二等质之于官，且按验时诸公俱幼，环膝相哭于太夫人之旁，太夫人亦相与无策。盖公早起罗鹑出也。公每出日晡归。是日适抵廓门，大风雨雪。公素不避艰险，不以为难。然觉心动，恍若所失不自安者数四，乃疾返闾……入中堂，见太夫人方抚诸弟相哭不休，询在侍者得知底事，公怡色柔声劝夫人易旧章并大索素昔之冠袍带履等，餙火之于灶，因而灭迹。顷之司寇诸寮偕户部侍郎讳位公者至。讳位公者，公季父也。度嫂素昔之服尚多，藏畜未免口实，得公目告，侍郎公乃大喜，阳挽寮友发箧视之，竟无所据。仆得以诬主罪。”
关于“饭帅”的第6点，我的回答是穿满式长衫，平民百姓本就无其它规则，历朝历代都缺乏对平民服饰的可执行的指导，他这个问题纯粹是虚空打靶。至于关于男子不穿满服如何？我本人在以上驳斥“饭帅”第5点的时候已经顺带说明了。
关于驳斥“饭帅”这几条问题的延展补充：
以上这些人物如“牛兆㾾、沈家本、夏震武、陈焕章等人”所谓的遗老人士着的所谓汉服装束穿着的出发点是什么？我们需要去洞悉历史背景，先不论这些人几乎都是拿当初的道教服饰改的或者就是道教服饰，穿着时间线多半是清朝快瓦解或已经是民国时期了，袁世凯几乎可以一手遮天的这些时间线到民国时期已经不能完全管束或者说灭亡后压根就没这些限制。这些人穿所谓“汉服黑”这群人口中的汉服出发点也是“儒”的关系，是儒教的出发点，根本不是所谓的“民族”的出发点，古衣在身是为了弘扬儒学，想法就根本不是一个次元的，虽然黑白照片能鱼目混珠对不了解历史的人达到蒙蔽的作用，但对我这种充分研究清末民国这段历史背景的人来说很好理解。
民国时期，以民族出发点的也有，如：
辛亥诸公皆有汉服情结，如孙中山的秘书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曩游东国（日本），交接其士庶，见其习尚风俗，无一非我皇汉二百六十年前所固有之习尙风俗也。出而过于市，则吴服商店，鳞次栉比于康庄之佐；长裾缝腋，广幅垂襟，又无一非我皇汉二百六十年前所固有之端衣法服也。退而读其书，则唐巾、唐襦之称，且参错杂出而不一。 乃揖其人而进之，问：“所服安乎？” 则对曰：“安且吉也。” 问：“与西洋孰优乎？ ”则对曰：“西洋不若也。 ”窃心焉感之。其人乃反叩吾以所服，辄惭耻嗫嚅而不能对，甚者或群聚玩弄之以为笑，咸相怪曰：“此支那装”、“此今日之支那装。”若有不胜轻薄者。 其老诚者，心知其故，乃问：“如我服者，今日支那其犹有存焉否乎？” 则答之曰：“无有矣！ ”彼辄惊叹。 若曰：“今僧道犹有存者焉，今演剧益备存焉，今士夫黎庶之婚嫁老死且恒服焉。 ”彼时闻之，则一若有大慰者。余见之，乃益羞耻，益感伤，尽裂其冠，毁其服而不之顾。
西还归乎？吾祖国人民则犹是其屈伏也，风俗则犹是其委靡也，匪种之政府且犹是其盘居而施厥专制也，我伯叔、我昆弟、我亲戚故旧、固犹是冠胡冠而服胡服，以苟安其奴隶也。 不宁惟是，乃且尤我，乃且罪我，谓我之不奴隶也。我不得已冠胡冠、服胡服，以见我伯叔兄弟，接我亲戚朋友，而后我伯叔、我昆弟、我亲戚朋友、乃始欢然释然而怡然慰焉。呜呼！生无益于宗邦，徒蒙缨笠；死莫期于旦夕，难正冠裳。”
陈去病于光绪年间所作之文，悲哉！汉家冠裳断绝三百年，而见于日本！冠裳毁灭之痛，二百余年之伤也！
章太炎《馗书》曰：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一年，秋七月，余年三十三矣。是时满洲政府不道，戕虐朝士，横挑强邻，戮使略贾，四维交攻。愤东胡之无状，汉族之不得职，陨涕涔涔，曰：“余年已立，而犹被戎狄之服．不违咫尺．弗能翦除，余之罪也！”将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于是曰：“昔祁班孙、释隐玄，皆以明氏遗老，断发以殁。《春秋穀梁传》曰「吴祝发」，《汉书·严助传》曰「越劗发」。（晋灼曰：劗，张揖以为古翦字也）余故吴越闲民，去之，亦犹行古之道也。”会执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欧罗巴者，在汉则近大秦，与天毒同柢。其衣虽迮小，方袷直下，犹近古之端衣，惟吾左辅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盖与箸桑门衣无异趣云。
新儒家宗师熊十力自述：十力儿时观剧、见汉衣冠而美之，曰：“今何不然？”父老告之故。十力曰：“胡人与汉人孰多？”曰：“汉人多。”曰：“奈何以多制于少？”父老不能对。十力极愤闷。稍长，闻父谈历代史事，至衰亡惨状，辄痛心泣下。
章士钊从小也有汉服情结，他在《疏〈黄帝魂〉》文中回忆道：“吾少时喜看京剧，古衣古貌，入眼成悦，洎到上海，一见小连生之铁公鸡，以满洲翎顶上场，立时发指而无能自制。此真革命思想，二百年来，潜藏于累代国民之脑海中，无人自觉者也。”
在革命爆发之后，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武昌大汉军政府一些士兵就穿着戏台的汉服，根据亲历者回忆，当时武昌军政府“守卫军府每一道门的士兵，则身穿圆领窄袖的长袍，头戴的是四脚幞头，前面还扎一个英雄结子，手里拿着有柄的长刀或马刀之类，使人疑惑这些人是不是刚从戏台下来的！”
除了军队穿戴汉衣冠外，民间也自发兴起了复兴衣冠的运动。当时武昌城内“人人精神焕发，意气轩昂，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又见市上间有青年，身着青缎武士袍，头戴青缎武士巾，巾左插上一朵红绒花，足穿一双青缎薄底靴，同舞台上武松、石秀一样打扮，大摇大摆，往来市上。我想，这大概是“还我汉家衣冠”的意思吧！
只是汉服废除久，找不到原型恢复，当时刚复国，忙于建设其他，而未组织展开规模性的汉服复兴的运动。
其余延展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