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不止,参与不歇 ——读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有感
斗争不止,参与不歇
——读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有感
首先,值得反思的是:直至读完后记,我才发现我也陷入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本对于过去欧洲学术界对于所谓的“东方”所作的带有殖民侵略性和意识形态学术研究的批判之作,也就是他自己所提出的“反西方论倾向”并为此庆幸又遇到一位能够证实自身视角不足的欧洲学者。但这本书的结尾告诉我,萨义德本人的“反本质主义”并不是仅仅批判了过去欧洲学术界对于东方学视角上明显的主观色彩偏向,他同样肯定了过去东方学家的研究,并同时昭示着:“东方学”对东西方的“斗争”保持着一种开放并积极参与的姿态,这一斗争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一直没有停止过。
由于我对于东方学的学科历史和研究知之甚少,对于萨义德在文中描述的几位不同时代经典的东方学家的评价都有些走马观花,与萨林斯对基督教学术观念的浏览相近,几乎是被代入了萨义德对于东方学的理解,故整部书阅读后的自我思考可能并不那么具有独立意识。但萨义德对于世间不论是以何种目的、何种意识形态、何种背景产生的学术研究都抱以肯定和尊敬的态度,并认为学者所需的并非找寻唯一的“真理”而是将不同时间阶段的学术研究串联这一点,让我受益匪浅。
最早得知萨义德的《东方学》,是在纽约大学的社会学入门讲座之中。由于我是本身就生活在“东方学”的研究范畴之中,我对于东方学的影响知之甚浅,也正因为如此,在面对之前一些带有明显主观色彩和种族倾向的东方学者时,我才能抱以更加平静的心态去看待其研究成果。顾名思义,东方学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中国学界将两种不同表述东方学的单词以东方学和东方主义区分开。一开头,萨义德便在绪论总结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东方学带有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色彩,似乎东方学在今日已日渐衰弱,而萨义德的此书则是对东方学家们研究的一本综述。
根据现今学界的研究,可以得出结论:东方并非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它实质是一种现实的人为创造物。不论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对于东方学保有何种态度,如果不同时研究其力量关系,就不可能得到认真的研究或理解。所以萨义德从一开始便表明了立场,即便知道东方学自诞生之初便带有其局限性,他还是以一种学术的相对客观态度去研究,并非单纯价值观念上给予否定。毋庸置疑,东方学本身便具有欧洲和大西洋诸国在与东方的关系中所处强势地位的符号象征,是“文化霸权”最直观的体现。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领域,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的区分似乎很难,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学科或多或少都参杂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东方学历经几个世纪长久不衰的原因,它通过包含文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不仅在霸权国家形成了思维定势,也渐渐迫使弱势国家接受这种对于自身文化的“刻板印象”。
无可否认,德国和美国东方学的共同点建立在西方文化内部所形成的对东方的学术权威的基础上,这也是具有与殖民扩张等政策息息相关的策略性定位的反映,这样的研究过于“文本性”。东方学学者将东方学文本的分析重点放在其语境中,而并非真实的东方,自从一开始,东方学学者便研究的,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就是他们自身塑造的“东方”。而一个文化体系的文化话语和文化交流通常并不包含“真理”,仅仅是其间接的在场或表述,用纸上谈兵一词,可以简要概括该时段东方学家的特点。不断将东方通过东方学的语境呈现,其实是增强了其刻板印象,因为文化不能脱离社会去独立研究。
全书中,作者介绍了包含埃及、伊斯兰、阿拉伯等东方学重点关注对象的研究,以及英国、法国、美国不同时期著名的东方学者,通过引述其研究资料来分析他们的东方学背后所暗含的西方文化霸权。东方学研究的领域过于巨大和杂乱,几乎可以进行无限再区分,但东方学在历史发展中范围确实日益扩大,更并非分类的愈发精致,这足以说明东方学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的民族幻想和学术幻想。可能一开始,东方学地域的边界,便是出于虚构的臆想,学者们以可以想见的方式与社会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边界相对应,就像将伊斯兰与恐怖、毁灭、邪恶的野蛮人象征联合在一起一般。
在历史的长河中,东方学者自己也发现了这一问题,他们开始重构东方学,却始终逃离不了幻想的世界。19世纪,东方学从近东北非伊斯兰的范畴,一下子扩展到了更加遥远的领域,这与殖民扩张的历史分不开关系,而东方学家们迫切的行为,也只是想为西方世界重新划定边界,又或是说,拓宽曾经不知晓的边界。即便被世俗化,重新处理,重新建构,东方学也始终继承自西方学者对于东方世界那旁观者一样高高在上的视角。在这期间,西尔韦斯特、赫南象征着英国的实利和法国的幻想,马西农和吉勃则反映出现代东方学对于脱离文本性的重视,包括后来居上的美国东方学者们新型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式,始终不曾改变其初衷。即便东方学从原本的“显学”变得隐伏,并催生出了相应的西方想象视野(对东方的强调的同时,刻画并突出了“白种人”的形象),也不改变东方学家可以被视为西方强力构想东方政策的特殊代理人的本质。对此,萨义德提出了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观点:“知识的增长决非仅仅是个逐渐增加或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在所谓研究成规之内所进行的选择性集聚、移置、滤除、重排和固持的过程。
直至最近,东方学仍没有因时代所需完全淡出历史舞台,它在自我改变的同时,过去的东方学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们的意识,例如东方人的大众形象;对于东方的文化关系政策;对于伊斯兰的“歧视“和东方人这个概念本身。对于东方,更强调集体,而非具有独特属性的个体,因为现代东方已经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暗示着,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权利话语、意识形态虚构等人为制造的枷锁,是多么易于被制造出来、被加以运用并且得到保护。这一点,才是萨义德的《东方学》真正想要警示诸位研究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