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个讨论太多而了解太少的人

我是鲁迅，有人叫我迅哥儿，有人叫我树哥儿。

人是不能太出名的，人一出名，要么分不清你的名言，要么分不清你的名字。

很多人一定会好奇，鲁迅姓周，那为什么不叫周迅。

我想告诉他，那样的话“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大抵就会变成“好多树啊”。

但树人树人，在我那个时候，树和人，其实没什么不同，都挺麻木的。

我人生第一次意识到人的麻木，是因为我父亲，十三岁那年，父亲得了一种难治的肺病。

但其实，很多病并不是病，只是人老了。

就在祖父因为科举舞弊入狱的那一刻，父亲一下子老了很多。

而在一百零一次求医后，一个名医告诉了我一个偏方。

冬天的芦根，原对的蟋蟀，经霜三年的甘蔗。

凑齐这些，就能治不治之症。

我们这偏方就是这样，要么能还阳，要么能壮阳。

但我还是信了他，家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变卖了家产。

终于凑齐了药方，却始终没能等到父亲病好的那一天。

我想也许这些医生本身就有病，一个有病的人给人看病，结果看什么都有病，。

为了做一个没病的人，我选择去做一个医生，我从南阳水师到了矿路学堂；

从弘文学堂到了仙台医大。

有人好奇为什么我中途会去学矿，其实学矿和学医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解剖土地，一个是解剖人体，出了差错都是把人埋进地里。

后来在仙台医大，我终于学到了医。

我每天跟着一个叫藤野先生的人，学骨学，学神经，学听诊。

当时日本的医学很严谨，手术刀进一寸就是一寸，进一分就是一分。

正如我当时的几门成绩，伦理学90分，组织学63 7分，物理60 1分 解剖57 3分。

真是多一分少一分都不，所以不是学医救不了中国人，可能是我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而就在那个时候，课上正巧放了一部纪录片；一个做了俄国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人处决。

日本同学们在咆哮，在欢呼；而中国同胞们在看热闹，在麻木。

那一刻我好像真的学会了解剖，我看到在他们心里分明长着一条条长辫子。

我才知道不是医生有病，而是我们人人一身都有病。

很多人年纪轻轻就已经老了，不会愤怒，只有麻木；没有怒意，只被奴役。

所以从那天起，我开始找一种药，想治好这种病。

28岁那年，我在东灜岛国找，又回到华夏大地找；在老字典里找，又到新文化里找。

那些年里，我见到各种各样的偏方：有前清的，有现代的，有东洋的，有西洋的。

它们有用又没用，正如我想呐喊又彷徨。

我也找了很多偏方，写华老栓，写孔乙己；写祥林嫂；写闰土，写阿Q 。

我写下一个个鲁镇与“我”，也就是后来人说的鲁镇宇宙。

但好像，“鲁镇”并不能拯救“宇宙”。这“宇宙”到处都是“鲁镇”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看来看去就觉得这社会啊，烂透了，根本无药可救。

直到我遇到一个个人，他们叫徐锡麟、秋瑾、王金发；叫范爱农、陈师曾、陶元庆、韦素园；

叫刘和珍、毕磊、柔石；叫李大钊，叫瞿秋白。

我看着他们站起，又倒下；看着他们一个人倒下，一群人站起。

我才明白，找了一辈子的药，但其实真正的药，就是我们自己。

害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而救中国人的，也只有中国人。

所以人生的最后十年，我到了上海。放下小说，拿起了杂文；

我把笔指向了他人，也指向了自己。我骂胡适，骂梁实秋；骂新派，骂旧派；

骂敌人，骂朋友；我骂所有人，我也爱所有人。

有人告诉我，欧洲人临死时，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想了想，其实也是，我树敌太多，这样不好。

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是的，不宽恕，要讽刺，要批判，要愤怒，呐喊。

也许并不会让世界新生，但可以让人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亡。

炬火，也许并不足以让世界天亮，但可以给每个人的世界一点添亮。

人嘛，就是要活着大声点，死了后拉倒。

所以，我在遗嘱里写了一条：我死后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因为说到底路的尽头不是死亡，路的尽头，依然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