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原理粗糙版16章 四 经典、文学教育与文化认同

文学原理粗糙版16章 四  经典、文学教育与文化认同

      许多人文学者都认为,经典的功能之一在于建立、传承和维护人文主义传统。因此,经典教育无疑构成了人文教育的核心。中国历史上,由于宗经征圣的传统,经典教育始终是人文知识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儒家文化取得正统地位的过程,也就是一批儒家经典确立统治地位的过程。同样的理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从批判儒家经典开始的。现今,经典一般以“课程建制”和“必读书目”的方式进入教育体制之中。以美国的大学教育为例,早在1919年哥伦比亚大学等就开始把“西方文明”列为本科生的必修课程,规定大学新生必须熟读一定数量的西方经典。在哥论比亚大学,约翰·厄斯金创建了第一个大书荣誉学期,并从1937年开始,吁设了另一门通识教育新课程“文学人文”。厄斯金和莫提默·艾德勒为经典教育课程打下了基础。在1942年后,罗伯特·赫钦斯的经典课程计划渐发展为大学核心课程教育,逐渐确立了以经典阅读和教学为中心的通或博雅教育的传统,影响深远。哈佛大学在1945年发表了《自由社会的识教育》报告,强调指出:一个共同体首先需要体认“历史的共同过去”,此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无论存在多少分歧,都仍然会认同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现在”,并且期望一个“共同的未来”。“如果没有一个历史的共同去,那么一个共同体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基础,还有什么理由去期盼共同的未来?只有一个共同的历史过去的基础,才会使每个公民意识到不但有权利而且有对共同体成员以及共同体本身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立一个不但人人有权利而且人人有责任的真正的文明共同体。”①以经典教育为中心的通识人文教育的确意义重大,它无疑是文明传公民教养培育和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但问题在于如何选经典和确立什么样的“必读书目”。1937-1938学年哥伦比亚大学一级人文教育课程的必读书目,包括荷马的《伊里亚特》,埃斯库罗斯的①参见甘阳:《大学人文教育的理念、目标与模式》,《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年第3期。俄瑞斯忒斯》,索福克勒斯的《奥狄浦斯王》、《安提戈涅》,欧里庇德斯的埃勒克特拉》、《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美狄亚》,阿里斯托芬的蛙》、柏拉图的《辩诉篇》、《宴话篇》《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诗学》,卢克莱修的《物性论》,马可·奥勒留的《自省录》,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丁的《地狱篇》,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拉伯雷的(巨人传》,蒙田的《散文集》,莎士比亚的《享利四世》,塞万提斯的《堂吉河德》,弥尔顿的《失乐园》,莫里哀的《达而杜弗》、《厌世者》,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卢梭的《忏悔录》,伏尔泰的老实人》,歌德的《浮士德》。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律一直在美国的人文通识教育中占据着统治的地位,也暴露出白种男性的文化霸权左右着美国的通识教育。这种经典教育产生的显然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和历史观念非西方的文化、当代文化以及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显然被排除在经典序列之外。这种状况直至1980年代发生了“打开经典”的激烈论争和文化多元主义兴起之后才有所改变,非西方的经典以及阶级、种族和性别问题开始进入通识教育的视域之中。一个相似的情况是,中国大学里的一批教授近期也开始强烈地质疑已有的经典名单。他们大胆地抨击以往确立经典的依据,并且试图提出新的经典,种种叛逆之举时常引起轩然大波。尽管这方面的争论方兴未艾,但是,人们至少意识到,专业主义与通识教育、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实用主义的知识观与人文主义的价值理念之间的断裂削弱了经典教育的影响力和实际效果在文学专业教育领域,文学经典曾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文学经典既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中心,也是文学理论教学的基础。经典体系的变迁与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知识范式的变革息息相关。但随着文化研究的兴盛,文学经典在文学专业教育中的关键性作用被逐渐削弱,非经典的文本乃至所谓非文学性的文本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大学的文学教育之中。这在文学专业教育领域触发了纯文学的焦虑和文学经典保卫战。以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的一些人文学者,坚持捍卫文学经典在文学专业教育中的崇高地位和永恒价值,把葛兰西、福柯、巴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等都视为“反经典”的“仇恨学派”,甚至主张把这些人驱逐出文学系;另一些批评家则认为文学专业教育必须终结经典教育的垄断地位,文学教育必须更广泛地介入当代文化场域,对现实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力图揭示出文学经典与意识形态之间种种隐蔽的关系,并且赋予非经典的社会文本在文学研究和教学中以重要意义。显然,这些观念可能改变文学专业教育以文学经典为核心的传统,将对文学教育的专业建制、课程设置、议题、研究方法、理论视域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