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原理粗糙版 第十六章 二经典、经典化与权力

经典、经典化与权力

       文学史如何行使现实的权力?文学史如何将某些文学知识固定下来,使之成为恒定的范式不断承传?这时,人们有理由考察经典的形成及其效果。通常,种种价值尺度是抽象的、空洞的、教条的;经典的出现终于使这些尺度的论述拥有某种网结点和可感可触的榜样。如同政治史时常存在一个帝王体系一样,文学史通常存在一个经典体系。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史的叙述即是将一系列的经典连缀为一个体系。这样的体系包括一批作品篇目,包括对这些作品成就的判断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历史上曾经问世的作品不计其数,人们只能望洋兴叹;这时,经典体系可能被想象为一张历史性的导航图,重重迭迭的出版物化约为寥寥几部。然而,如果考虑到经典体系通常被称之为社会文化的宝藏,如果考虑到经典的形成包含了主流文化的审核与确认,那么,人们就不会仅仅将删繁就简视为经典体系的首要功能。事实上,经典体系的代表性来自作品背后某种不断承传的价值规范。①《王瑶文集》第5卷“后记”,北岳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②韦勒克、沃伦:《文学原理》第296页,三联书店1984年。经典是什么?“经”的本义是织物的纵线,后引申为经天纬地的宏大之刘《文心雕龙·宗经》曰:“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或”经典”一般用来指称宗教的主要典籍以及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并在漫长的历史中经受考验面获认地位的伟大文本。中文经典”一间与英文中的“m语义相近据考证, canon来源于古希腊文kawa(kama),本意指直杆、横木、直尺、芦、规则、标准、模范、严格的批评家、量度公制、占星图、极限、边界及税务评定。在权威的《牛津英语大词典》(OED)中, canon包含了以下多种含义:一种尺度,法律或教堂的法令;一般性的法律、尺度、法令、规则、基本原则、判断和权威的标准;一种趣味、评判标准和区分方法、被基督教会认可的圣经选集或书目、任何宗教的书籍、使徒经书。在英文中,经典一词还可以用classic来表示,意指一流的、最高一级的、被证明是典范的、标准的、不朽的作品。在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意义上,“经典”和“古典”的语义显然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文学经典即是公认的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具有强大的审美的力量、艺术原创性和美学典范的意义,它构成了利维斯所说的“伟大的传统”。对于当代文学而言,经典是一个标尺或艺术作品思想与艺术高度的价值预设,它标明了一种理想的高度。正如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的正典》中所言:“无论怎样我们不能抛弃莎士比亚,或抛弃以他为中心的经典。我们常常忘记的是莎士比亚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我们,如果再加上经典的其他部分,那就是莎氏与经典一起塑造了我们……没有莎士比亚就没有经典因为不管我们是谁,没有莎士比亚,我们就无法认知自我……没有经典,我们会停止思考。”①那么,文学经典又是如何认定的?经典的认定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权力—经典的生成或经典化与某种公理的确立密不可分。许多时候,个人无法独享这样的权力;经典的最终确认是一个文学制度共同运作的结果。这即是说,经典不仅来自某些个人超凡的阅读趣味,同时,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均属制造经典的一系列环节。按照斯蒂文·托托西的观点,“文学制度”由一些参与经典选拔的机构组成,“包括教育、大学师资文学批评学术圈、自由科学、核心刊物编辑、作家协会、重要文学奖”2相传孔子删诗,裁定《诗经》。可是,这样的编辑仅仅是初步的整理;事实上①哈罗德·布鲁姆:《西方的正典》第28-29页,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②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第33页,马瑞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251第十六章文学史与经典诗》游经典位同时源于孔子之外一系列儒家典籍的反复论证一从诗言志”、“思无”、“温果救厚”的“诗教”到“发乎情,止乎礼义”和“经夫,成孝敬、原人、美教化,移风俗”,只有历代持续的阐释、研究与行政机构的我办保护才能使这部著作的经典地位赢得历史的承认。尽管多数文学度的运作并没有进人正规的历史叙述,但是,文学史给出的结论之中已经积累了这种运作的份量。关于经典的认定一向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伟大的作品水身就是伟大的,经典本身就具有经典的艺术特征与思想价值。时间是造经典之手,唯有经受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之后仍然被视为伟大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经典即是不朽之作。这样,经典的遵选就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看法。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经典的形成或经典化很大程度地嵌入了权力和意识形态结构。文学机构、文学制度的严格审查,艺术标准和美学尺度的运用,这使经典的遴选表面上看似乎具有客观公正的品质,然而,一旦详细而充分地解析经典的遴选程序,人们就会发现,所谓的公正、客观仍存在许多可疑之处。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无法独立于特定的社会历史以及生活形态之外。特里·伊格尔顿曾经就不无尖锐地指出,即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也不过是文学或文化机构的一种任命。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如何用经典组成文学选本,进入教育体制,文学史如何依赖经典的序列排列进行编码等问题。现今,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问题:这些经典究竟是“谁的经典”?哪些批评家、文学史家或者哪一个文化机构从事经典的生产并维护经典的权威?一方面,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难以保证不被个人或所属的学术社群以及学术机构的价值观念所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不存在某种纯粹的客观的文学与学术机构。文学的发展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之共生并存的社会文化/权力结构。任何文学机构的生存都必须取得更为强大也更具权威的机构——通常是政治机构——的支持,这种支持以文学机构充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构成单位和职能部门为交换条件。因此,文学机构置身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权力关系结构之中。这时,文学机构遴选出来的经典以及遴选背后的一整套价值标准,必然与政治信念和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在市场化的时代,经典的遵选不仅受到文化政治的深刻影响,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也常常介入其中,起着不可轻视的作用。文学史上的许多事实一再表明,经典以及经典的筛选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为国家、民族的政治目的服务。正是由于文学经典的强大权威性,文学经典的遴选历来都是政治和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实践和斗争的一块必争之地。正如后殖民批评家爱德华·赛义德所指出的:现今,人们已经逐渐窥出了经典形成过程中所隐含的种种文化政治奥秘,“曾经以伟大的石块砌成的英国文学城堡,即由旷世著作所组成的经典或伟大的传统已转化成阶级种族、性别相关的交汇场域,其本身不仅塑造成活生生的文本,也以非常确定的方式来决定文本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