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热克：左壬必须拥护法律和秩序

本文为齐泽克于2023年7月4日发表。个人翻译，如有不准确，欢迎讨论。

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日常的不安全对穷人的伤害远大于对富人的伤害。

——By Slavoj Žižek

    在这个日益炎热的夏天，有两件事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俄罗斯军事兵变失败和法国的暴力抗议。尽管媒体已经详细报道了这两件事，但他们共同的一个特点却被忽视了。

    6月27日，警方在巴黎南特郊区枪杀了一名名叫纳赫尔（Nahel）的17岁男孩后，抢劫和纵火袭击在法国蔓延。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暴乱者竖起路障，点火并向警察发射烟花，警察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和震撼弹回击。

    当警察开始自主行动，扬言除非总统马克龙解决危机，否则将发动叛乱时，事态发生了更为不好的转变。警方发布的这一份声明，无异于国家权力大厦的一道裂缝：作为对骚乱的反应，警方中的强硬派威胁要对自己的国家采取行动。

    可预见的左翼叙事是，警察有种族歧视，法国的平等（égalité）是虚假的，年轻的移民因为没有未来而反叛，而解决这场危机的方法不是更多的警察镇压，而是寻求法国社会的彻底变革。多年来，人们的愤怒情绪一直在积聚，纳赫尔（Nahel）被杀是导致愤怒公开表达的最新爆发点。暴力抗议是对问题的反应，而不是问题本身。

    这种说法有些它的道理。在2005年，两名青少年在被警察追捕时触电身亡，在随后抗议活动爆发时，法国移民青年生活在偏见和排斥的社会环境被揭示出来。然而，为解决身份认同、经济排斥和殖民地不公正等历史问题而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革是一个有问题的解决方案。它假设一个进步的结果，而这种结果似乎并不存在。

    例如，抗议者会把目标对准当地的公交车，这些公交车对运送巴黎边缘低收入郊区的工人们至关重要，这表明了两件事：骚乱破坏了维持普通人生计的基础设施，破坏的受害者是穷人，而不是富人。

    如果公众抗议和起义能得到解放愿景的支持，那么它们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比如2013-14年乌克兰的广场起义，以及正在进行的拒绝穿罩袍的库尔德妇女引起的的伊朗持续抗议。甚至暴力行动的威胁有时也是政治解决所需的。自由派评论家推崇的两次历史性胜利——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崛起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民权抗议——之所以有成功的可能，是因为它们得到了ANC激进派和更激进的美国黑人暴力前景的支持。由于这些威胁，结束南非种族隔离和废除美国种族隔离的谈判取得了成功。

    然而，今天法国的情况并非如此，那里的暴力叛乱不太可能给世界上的不幸者提供进步的解决方案。如果法律和秩序不能迅速恢复，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极右翼的国民联盟党领袖勒庞当选新总统。反移民民族主义者在瑞典、挪威和意大利掌权——为什么不在法国呢？马克龙以技术官僚自居，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但一个曾经被视为优势的立场现在看起来像是致命的弱点。

    在俄罗斯，人们很难错过叶夫根尼·普里戈津进军莫斯科的喜剧性。在克里姆林宫和他达成协议后的36小时内，这一切就结束了。普里戈津避免了法律审判，但被迫从乌克兰撤出雇佣军，并转移到白俄罗斯。我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游行是为了占领莫斯科而进行的全面进攻，还是像普里戈津本人所暗示的那样，只是一种空洞的威胁，一种无意实现的姿态？整个事件也可能是一场粗暴的商业谈判——试图阻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瓦格纳集团等非正规部队必须服从正规武装部队的指挥。

    无论是未遂政变还是兵变商业谈判，这一事件都证明了俄罗斯正在成为一个失败的国家——一个不得不将不受控制的军事团伙视为肮脏交易伙伴的国家。

    法国和俄罗斯的事件是欧洲走向不稳定、危机和混乱趋势的一部分。今天，失败的国家不仅出现在从索马里到巴基斯坦再到南非的全球南部。如果我们用国家权力的破裂、意识形态内战的加剧、议会陷入僵局和公共空间日益不安全来衡量一个失败的国家，那么俄罗斯、法国、英国甚至美国也应该可以用类似的角度来理解。

    2022年6月19日，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批准了宣布乔·拜登总统“未合法当选”的措施，并谴责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参加两党关于枪支管制的谈判。他们还投票支持一个纲领，声称同性恋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方式选择”，并呼吁德克萨斯州的学童“了解出生前孩子的人性”。

    第一项措施——宣布拜登的选举无效——是美国走向“冷内战”的明显举措：政治秩序的非法化。在法国，谈论即将到来的内战是极右翼的规矩（de rigueur）。6月30日，极右翼政治家辩论家埃里克·泽穆尔在法国电台发表讲话，将骚乱描述为“内战、种族战争的开始”。

    在这种大形势下，左翼必须将法律和秩序视为自己的口号。近代历史上最令人沮丧的事实之一是，唯一一起暴力革命人群入侵权力所在地的案件发生在2021年1月6日，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了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会大厦。他们认为这次选举是非法的，是企业精英组织的偷窃。左翼自由主义者的反应是既着迷又惊恐。我的一些朋友哭着说：“我们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当他们看到“普通”民众闯入国家主权的顶峰，制造了一场暂时中止公共生活规则的狂欢节时，既有嫉妒，也有谴责。

    民粹主义右翼通过对权力所在地发动民众攻击，是否偷走了左翼对现行制度的抵抗？我们现在唯一的选择是由腐败精英控制的议会选举还是由极右翼控制的起义？难怪民粹主义右翼的思想家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宣称自己是“21世纪的列宁主义者”：“我是列宁主义者。列宁……想摧毁国家，这也是我的目标。我想让一切崩溃，摧毁今天的所有建制。”当民粹主义右翼对1月6日欣喜若狂时，自由左翼却表现得像老保守派，要求国民警卫队镇压叛乱。

    在这一诡异局面的根源上，我们发现了无政府主义和野蛮威权主义的独特结合。我们正进入一个叛乱和暴民的时代，以及权力空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代。这就是哲学家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所说的“野蛮的纵向性和无法控制的横向性的结合——既毫无意义，又畸形可怕，又前所未有”。由于国家的“社会功能”因多年的紧缩政策而受到侵蚀，它现在只能“通过使用暴力”来表达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不仅仅把国家视为统治工具是十分重要。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动荡时期，进步力量必须试图夺取国家权力并加以利用，这不仅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平息人们的恐惧，而且也是为了消除那些人为编造出来以控制民众的恐惧——种族主义的、仇外的、性别歧视的、反进步的恐惧。

    左翼不应该恐惧去确保普通人安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从车站到购物中心，规则越来越衰退，年轻的帮派恐吓公共场所。提到这种衰退，人们往往会认为是保守的，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关注这些现象的 "更深层次的社会根源"，如失业和制度性种族主义。

    然而，如果左翼漠视公共安全，就等于把一个重要的不满领域拱手让给了敌人，而在无政府状态下，这种不满会把人们推向右翼。日常的不安全感对穷人的伤害远大于对那些平静地生活在豪宅社区的富人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