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之子Netflix：制造“超人” or “新奴隶”？

（特别感谢Rancho对视频文稿的整理。） 

网飞的自由与责任工作法

网飞（Netflix）为何能够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功？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与记者艾里·迈耶（Erin Meyer）合著了一本书，《不拘一格：网飞的自由与责任工作法》（No Rules Rules: Netflix and the Culture of Reinvention），来向社会展示网飞的企业文化。他们认为，贯彻了自由与责任的企业文化才是网飞成功的关键。仅仅看到书名中的"自由"和"责任"二字，我就已经相信了这一点。网飞的企业文化完全符合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就是网飞的灵魂。

在这个意义上，网飞在今天的社会应该成功，必须成功，不可能不成功。网飞的创始人表示，他们需要的是“成年人”组成的“梦之队”，认可网飞企业文化的成年人们也极度认同这一点。在他们眼中，自己不仅主动负起了责任，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己终于成为了自己的主人。这样的论调，酷似尼采所说的“超人”。然而，网飞制造的究竟是空前自由的“超人”，还是空前不自由的“新奴隶”？

从规训社会到功绩社会

21 世纪的社会已经从福柯的规训社会转变为功绩社会。社会中的标志性建筑不再是工厂、监狱、疯人院，而是健身房、办公楼、银行、机场和购物中心。规训社会是一个否定性社会，这种否定性制造出了疯子和罪犯。在规训社会中，禁令和戒律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以“应当式话语”表现出来，“应当”中附着了否定性与强制性，它指向的是语句中没有被言说出的“不允许”。这也是德勒兹对于权力的定义。在德勒兹那里，权力的行使是一种隔离，把人和他的潜能隔离开来。例如，当人被剥夺了使其力量付诸实践的物质条件，或者因某一禁令的存在使他们在形式上变得不可能，人就变得无能。规训社会中的权力行使是野蛮的，因为它很容易被人识别出来。令人敬爱的阿甘本老师指出，在今天，权力的行使存在另一种更为阴险的方式，它的压迫不再能够被轻易地识别出来。权力不再通过影响人的“潜能”，而是通过影响人的“非潜能”来行使，不是让人“不能做什么”或者“不允许做什么”，而是让人不再“不能做什么”，让人不再认为自己“能不做什么”。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核心所在。

韩炳哲认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它是一个充斥了过多【肯定性】的社会。在功绩社会中，“项目计划”、“自发行动”、“内在动机”等词语占据主导地位，它们以“能够式话语”充斥在生活之中。“是的，我们能够办到！”功绩社会不断取消着【否定性】，看似与规训社会截然对立，看似比规训社会更加“自由”“进步”，其实这两种社会权力形态分享着相同的目标——提高产量。

“绩效”这个词在《不拘一格》这本书里以极高的频率出现，甚至到了要溢出来的地步。高绩效员工、关键绩效指标、绩效改进计划（PIP）、绩效考核、绩效评定、绩效奖金等等。绩效还不够，网飞要求的是"极高绩效"。他们给出了网飞的绩效公式：高绩效+无私的坦诚=极高绩效。

然而，应当式律令和能够式律令，真的是对立的吗？用网飞的创始人里德·哈斯廷斯的话来说就是：选择“规则和流程”，还是选择“自由和责任”？这二者看似对立，实则是同谋。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你，你想在规则和流程之下被剥削，还是在自由和责任的名义之下被剥削。来选吧！决定权都在你手里！当应当式律令使生产程序有了确切的保障时，能够式律令发挥着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作用。肯定性的"能够"比否定性的"应当"更有效率，更能激发主体的积极性。因为这种话语伴随着一种虚假的自由感。什么是"虚假的自由感"？就是我"感到"很自由，但我空前被规训、控制和束缚。事实上，“能够”从未真正的取消“应当”。功绩社会的主体依旧接受规训，但超越了规训，因为这种规训不再来自任何明确的外在机构，而是来自自身。在这个意义上，能够式律令比应当式律令更阴险，自由和责任比规则和流程更无耻。

为什么说能够式律令比应当式律令更阴险？让我们先来理解什么是“潜能”，“潜能”在结构上也是一种“非潜能”，每种能去做的能力，同时也是一种能不去做的能力。这是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的第九章提出的关于潜能的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无能与无能者相反于这些潜能，代表着“阙失”。每一种类潜能的主题与过程相应有同种类的无能。无能并不仅仅是指潜能的缺乏，没有能力去做，更重要的是指“有能力不去做”，可以不施展个人的潜能。人类作为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生物，有能力做某事也可以不做，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正是这一点，使人与其他生物相比更容易犯错，但同时也可以积攒自身能力，并自由地加以运用，使之成为才能。界定个人行动地位的，不仅是一个人的能力范围，而首要的是在与自身的可能性关系中使自己可以有所不为的能力。例如，植物只能生长，我们生命中那些属于生理本能的机制也只能运行。但人类超越生物层面的地方就在于它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

被剥夺了”能够不做什么“的体验之后，新自由主义主体、功绩社会的主体，不断重复的是”没问题“、不负责任地回答”我能行“。而正是在这些时刻，他本应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对不在自己控制范围内的权力和过程束手无策了。功绩主体不是对自己的能力盲目，而是对自己的无能盲目。对自己“能够不做什么”盲目。对于“斜杠青年”的追捧，正体现了这种能够式律令——今天我是个艺术家，明天我就可能成为一个医生，后天我还可能是个演员。我要求自己有无限潜力。每个人都认为或要求自己无所不能，无所不为。每个人都使自己服从于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正是今天的市场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首要品质。网飞毫不避讳地展露一个高绩效团队有多么残忍并引以为豪：如果你被就业市场淘汰了，不是公司、市场、政府或社会福利制度的问题，是你不够优秀，不够灵活的问题。没有人需要为你负责，谁让你不够灵活，不够行，不够强，并不是不可取代。如果你很努力，工作很长时间，成果还是不如别人，没有人需要为你负责，谁让你不够聪明，生产力不够高呢？你难道不知道残酷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早已不再计时工作，而是计件工作吗？如果你的价值已经耗尽，很抱歉（完全不抱歉），新自由主义市场将毫不留情地抛弃你，使你成为多余。

然而，网飞表示，公司是很有“人情味儿”的，尽管他们要求员工“仅仅做到称职也要拿钱走人“，但他们不会对员工完全弃之不顾，而是会给员工一笔高得离谱的遣散费。是否高得离谱另当别论。让我们来看看新自由主义的“人情味儿”究竟是什么东西。新自由主义之“人情味儿”：高额遣散费的核心作用在于使公司免遭诉讼。为了防止出于权力下位的、被抛弃且被剥夺的、无助的劳动者在被残酷的新自由主义市场淘汰时，胆敢维护自己的劳工权益，给公司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充满“人情味儿”的网飞将给出一笔高额”封口费“，让被剥削的、被抛弃的劳工尽快拿钱走人，为更合格的功绩主体让出位置。

网飞员工：自由的新奴隶

每个时代有各自的主流疾病，关于疾病的话语向来不止停留在生物学层面，而是逐渐渗透并表征着整个社会生活。 20 世纪是免疫学的时代，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攻防战役贯穿整个世纪。防御和攻击是免疫学范式中的核心词汇，不难嗅出其中的冷战气息。在社会层面，免疫学范式带来的影响则是人们对一切具有他者性与陌生性的人或事物都普遍采取着防御和排斥的姿态。

免疫学话语是一种【否定的辩证法】，病毒作为他者是否定性的存在，它侵入自我，试图否定自我，而自我反过来否定他者，已完成自我持存，进而确立自身。疫苗的机制就是如此——人们通过注射疫苗引起少许的免疫反应，使身体自行产生抗体。人们愿意对自身施加少许暴力，以避免致命的危险。

21 世纪则是精神病学的时代，他者性和陌生性的消失标志着主流疾病范式的转移，差异取代了他者，一切都是内部的差异性与杂糅性。对立似乎不再存在。所以我们高举一种多元主义的口号，精神疾病话语是一种【肯定的辩证法】，过量的肯定性导致 21 世纪的精神疾病——抑郁症和厌食症。这种肯定性暴力来自内部，是非对抗性的，因此更加隐蔽。系统的免疫反应在内部的肯定性暴力面前效用尽失。

网飞的企业文化声称把员工当做“成年人”，只招“成年人”。什么是网飞所说的“成年人”？那就是已经成熟到会自我剥削的人，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社会要求的“合格的成年人”。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不要等着企业和社会强加一套规则和制度来剥削你，你得学会自己剥削自己。在《不拘一格》中，里德·哈斯廷斯写道：“我也逐渐明白了，自由和责任的关系并不是像我先前所想的那样背道而驰，相反，自由是通往责任的一条途径。”看到这里，我也逐渐明白了里德明白了什么：他终于明白了不是要像规训社会那样设定一系列制度和禁令，才能剥削劳动力，提高产量，以实现资本积累。原来不设定任何条例和禁令也可以剥削劳动力，甚至剥削得更好。

我更是逐渐明白了，新自由主义推崇的“自由”是一种自我剥削的自由，而新自由主义所说的“责任”是一种主动自我剥削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确实是通往责任的一条途径，但这条途径的终点不是成功，而是成为精神病。功绩社会的主体极具个性和自我，他的自我甚至扩张到分裂瓦解的程度。功绩主体认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他自己统治自己、规训自己，甚至自己剥削自己。这种自我指涉性产生了一种“悖论式自由”：这种自由是强制性的，是追求绩效最大化的自由，最终导向的无非是自我剥削。

进一步地，“悖论式自由”转化成一种精神暴力。在这种精神暴力中，功绩主体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极度积极的功绩主体向自身施暴，同时深受其害。抑郁症、倦怠症等精神疾病正是这种暴力在病理学上的显现。在视频的开头我们就已经提到，“自己是自己的主人”，这种论调颇像尼采推崇的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然而，功绩主体并不是“超人”，只是“末人”。“超人”宣称“上帝已死”，再没有任何凌驾于自身之上的权威告诉他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末人”毫无防御地陷入过度的积极性之中，却没有任何独立自主可言，对于功绩主体来说，并不是没有任何凌驾于他自身之上的权威，他自己也从来没有成为过那个权威。新自由主义社会提供的一系列价值和意识形态内化为所谓的自我持续发挥着权威的作用，告诉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终于砸碎了所有外部权威的“末人”们没有信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主人。他们唯一的信仰，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唯一的偶像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戒律——效绩命令。所以他们的自由是追求效绩最大化的自由，他们的责任是实现效绩最大化的责任。这是合格的新自由主义主体篆刻在灵魂上的唯一行动指南。一个合格的新自由主义成年人的墓碑上最好只刻两个字——“效绩”。

网飞真的没有制度和规则吗？当然不是。网飞不提供一套详尽的、系统的外部规则，而是提供一条核心诫命：网飞利益至上。这条诫命不再明确要求员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是“鼓励”管理人员和员工根据这条诫命，自己为自己设定规则，自己控制自己。这种所谓的自由环境并不是各种“规则构建的体制”的对立面，而是它的超越和加强。所有的自由指向的只有一条，“使网飞利益最大”的效绩命令。如果你违反了这条效绩命令，将面临着毫不留情的惩罚。

内化了效绩命令的在网飞工作的”成年人们“过度活跃，甚至以歇斯底里的状态从事着工作和生产。他们歇斯底里的自我剥削，源于他们随时会被网飞抛弃的恐惧，担心自己不配在网飞这样的”梦之队“工作，担心自己能力不足，担心自己做的不够好，随时会被解雇。而当他们不再能够继续工作的时刻，就是抑郁症爆发的时刻。不再”能够“的能够式主体，将困于自我谴责和自我攻击之中。

抑郁症不是由过多的责任和自主性导致的，它是由效绩命令导致的。在这种心理机制中，其实责任和自主性并不存在。如果你认为今天最擅长剥削员工的公司是”血汗工厂“的样子，那你就太单纯了。今天最会剥削员工的公司是”精神病集装箱“的样子，里面装着一堆最为体面，扮演”超人“但心里充满恐惧的精神病患者，那些被与自己”所能“隔离开的人，被禁令压抑而不能做的人，仍然可以做出的行动是抵抗，他们仍然可以有所不为。

而那些不再能够”不能“，不再能够有所不为的人，也就是自以为是”超人“的“末人”们，首先丧失的不是别的，而正是抵抗的能力。”无为“是一种能力，这种不去做某事的能力能够引发决定性的改变。这种否定性的停顿为反思留下了余地，使行动者得以衡量全部可能性。只有对我们不能做，能不做什么的清醒意识，才能给我们的行为带来一致性。缺少否定性的思想是一种计算，只能够使人类成为自我封闭的效能机器。

“只知行动”的过度活跃其实是一种极度被动的行动方式，它绝无可能带来自由，恰恰相反，它阻碍着自由。我们今天的问题根本不是思考得太多，行动得太少，而是思考得太少，行动得太多。这一点从今天人们的注意力结构中可以看得出来，在普遍加速和过度活跃的发展中，人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以至心神涣散，必须不断切换焦点，不断接受信息和影像的刺激。人们对无聊和无为几乎不能忍受，人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吸收点什么信息，否则就要发疯。

阅读时代培育出的专注能力在功绩社会已然退化。专注意味着什么？须知，高度的专注正是构成人的创造才能的东西。一个时代创造性天才的数量与高度专注的数量呈严格比例。那么，心神涣散、无法专注意味着什么？这或许意味着一种倒退和野蛮，因为多任务处理注意力涣散是野生动物的必备技能，这种注意力结构会使社会愈发近似于自然捕猎区。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只考虑自己如何存活，而非如何融洽地共同生活。尼采认为，如果把一切悠闲沉思从人类生活中去除，人类将终结于一种致命的超积极性中，文明将终结于一种新的野蛮状态。

改造功绩社会

功绩社会的内在暴力，摧毁了共同体、集体和亲密关系。一种孤独的疲惫弥漫在功绩社会中。这种疲惫是沉默的，它阻断了言语，甚至只能借助目光来表达。在这种目光中，他者是扭曲变形的。正如彼得·汉德克所说：”不是我们的疲倦，而是我的疲倦和你的疲倦。“韩炳哲认为，普罗米修斯神话是现代功绩主体心理机制的隐喻——对自身施加暴力，同自身作战，幻想处于自由之中却被束缚。普罗米修斯作为功绩主体，被一种永无止境的疲惫感裹挟着，或许只有一种根本性的倦怠感能够实现疗愈。与”功绩社会的疲惫“正相反，”根本性的倦怠感“将人们引向对话、关注与和解。这种”根本性的倦怠“使自我弱化，焦点得以重新转移到世界，并将”惊奇“重新带回世界。它能够激发灵感和精神，赋予主体一种特殊的闲适，一种泰然任之的无为状态。它换回了悠长、缓慢的注意力，进而促成了一种特殊的团体与连结。仅仅减慢生活节奏已经不足以抵抗功绩社会的内在暴力，唯有寻找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才能将我们解救出来。能否构造一个真正的共同体，能否找到主流方式之外的生活方式，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政治实践是否成功。

韩炳哲认为，新自由主义社会的困境在于我们的生活已经被抽空，已经丧失了时间性和意义。这一点可以从”节日“的消失看出端倪。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节日的时代，节日看似如此之多，但其实毫无节日可言。节日之所以重要，在于庆典时刻和艺术具有永恒的时间性。在永恒之中，人类朝向超越性，有死之人获得了神性，生命于是被充实，获得了实在的意义。而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永恒性、时间性和神性消失无踪。

我们的时间是”无时间的时间“，工作与闲暇的分野早已不复存在，休息只不过是为了再度投入生产。在这里出现了两种时间，神圣时间和工作时间，或者说”无时间的时间“。神圣时间是充盈的，而工作时间则是空虚的，是不断在无聊和忙碌之间来回反复，以此填满时间。今天的我们只拥有空无一物的时间和空无一物的生命。

为什么神性在现代世界中荡然无存？因为一切只服从于资本，世界不再是神的造物，而只是一座大型百货商店。人与人的所有关系被置换为交易关系。共享经济、零工经济和平台资本主义把每个人都变成卖家，每个卖家同时又是买家。世界在商品中窒息，而人类在商品世界中窒息。

不仅如此，如今的商品世界是在媒介之皿中盛放着，充满了后现代色彩。它是一种商品景观，这样的商品景观是名副其实的表面文章，背后并没有什么本质存在，它的现象与本质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完美同一。透明的商品世界使人们处于不可见的控制之中，同时赋予人虚假的自由感受。

每天 10 小时的辛苦会为你的欲望塑造出形态，而你的欲望也会为你的劳动塑造出形态。你以为你在享受整个世界，其实你只不过是它的奴隶。韩炳哲认为，逃离这座百货商店是当务之急，我们应当把“百货商店”改造为“庆典场所”，唯其如此，才能换回时间性和生命的意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网飞的企业文化，以及以上的"解放之道"，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