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杉股权争夺大战：富豪“分家”与东亚文化问题

“创二代”继承问题是这些年媒体探讨的热点话题，现在遗产继承问题又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杉杉股份“分家”，提示“创一代”身前一定要处理好身后事，否则后患无穷。

“创一代”面临的问题是，与我们文化相近的东亚不足学，欧美与我们文化相距甚远，想学学不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分家与产品、技术，甚至商业创新不一样，产品、技术，商业创新属于“技术”问题，可以拷贝欧美，分家问题牵涉甚广，基于社会文化与历史传统，属于“道”的问题。

东亚商业世界里，企业传承问题的解决整体不及欧美，即使他们穷尽下半生来解决这一问题。举两个典型，今年95岁的李嘉诚，仍然在管理一线坚持，今年100岁的亚洲糖王郭鹤年甚至连接班人都还没有指定。

看看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于2014年辞去董事长一职，除了忙慈善外，还传出了绯闻，算是享受生活，思考人生很多年了。

基于东亚文化背景，集权模式是否为唯一的方法，如何解决企业传承一直被商界、学界高度关注，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权力与财富需要传承，外部智慧需要吸纳，鱼与熊掌兼得，想起来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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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子继母夺权，分权分钱分家真忙

3月23日，杉杉股份第十届董事会决定，选举郑驹接替父亲郑永刚出任董事长，正式接管市值近400亿元的新能源企业杉杉股份。

2月10日，杉杉控股创始人、杉杉股份董事长郑永刚因突发心脏疾病去世，享年65岁。

杉杉股份任命郑驹的决定却引发了郑永刚的遗孀、郑驹的继母周婷的不满。据国际金融报披露，周婷大闹股东大会现场。

恩怨如梦，历经沧桑几度秋，风云乍起，再度掀起血雨腥，嫡子与继母争权的狗血剧情再次上演。

放眼全球，富豪分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中国大陆却是个新问题，而且未来类似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

这与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历史有关，欧洲家族企业已经富了上千年，北美、东亚的日韩、中国香港、澳门也富了数百年，中国大陆的企业家是从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发家致富的，历史太短，没有积淀。

分田分钱真忙，四十年过去了，中国企业家，“创一代”年事已高，遗产继承问题摆到了眼前。

遗产主要分为两类，分别为权力与财产，两者有时候统一，有时候相互独立。权力继承产生了接班问题，创二代的话题就是这么产生的。财产继承产生了分家的争议，就是我们现在正聊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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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得欧美，“创一代”们的难题

按照时间顺序，“创一代”差不多可以分为三波：

第一波于八十年代开始创业，吃的是改革的红利，本土市场崛起，满足的是内需；刘永好、宗庆后、卢志强、柳传志等都属于这一波；出身是个体户，集体企业、致富带头人。

第二波于90年代开始创业，吃的是开放的红利，中国制造崛起，面向全球市场；92派、家电帮都属于这一波；这波企业诞生的时候，治理结构就比较现代化、规范化，创始人知识层次、社会阶层更高。

第三波是IT、互联网创业者，吃的是技术的红利，基于庞大的中国人口和市场，创造新的互联网范式，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互联网特色；张朝阳、马云、马化腾、李彦宏、王兴是其中的代表。

这三波企业家之外，房地产算是个独特的存在，其最大特点是政府资源型。

第一波、第二波大多是40后、50后，如今已经步入老年阶段，遗产分割正逐渐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多子多福也多愁，“分家产”搞不好就会变成“争家产”，妻子儿女们为此打得头破血流，沦为街谈巷议甚至坊间笑话。

欧美有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家族信托等手段做制度保障，既解决了权力继承问题，也解决分财产的问题。早在2008年，“新爱播”的小伙伴写过一本书，书名为《打工皇帝唐骏》，意在从职业经理人制度切入，探讨中国“创二代”接班的问题。

十五年前，作者的观点是乐观的：这一代企业家生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他们天然具有全球化的视野，会学习全球化的制度，就像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的创新一样，财产继承问题、权力继承问题都可以学习欧美的现代化制度，体系化解决。

十五年后，作者的态度是悲观的：当时低估了文化的影响，产品、技术、商业模式创新都是“术”的问题，而财产继承问题、权力继承问题是“道”的问题，“术”是手段，可以学，学得来，“道”是文化，学不得，学不来。

文化与中国大陆相近的是东亚的韩国、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等地，东亚企业家有两个特点：一是家族传承，父死子继，或者兄终弟及，结果都会面临分家产、分权力的问题，老板离世，公司也就逐步进入解体的程序；二是高龄退休。

曾经最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李嘉诚今年已经95岁了，还没有完全离开管理一线；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任正非今年已经79岁了，都奔80了，华为还得他说了算。

还有亚洲糖王，在大马（马来西亚）首富的位置上盘踞了二十年、1980年代就在北京建国贸的郭鹤年，今年都已经100岁了，还没选定接班人。郭老身后，谁才能镇得住场子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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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还是集权，“胡运不过百年”的启示

东亚企业治理模式的特点还是集权，企业治理模式与文化有关，也与历史传承有关。集权治理与分权治理，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差，各有优劣而已。

简单聊聊历史。中国自古有胡虏国运不过百年的说法，就是说少数民族政权不超过一百年。无论前秦、两魏，还是后来的元朝，立国时间都不超过一百年。

胡运不过百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遗产继承制度，与中原王朝父死子继不同，草原帝国一般推行兄终弟及。

兄弟都死光了，兄弟的孩子们就打起来了，看看曾经强大无比的蒙古帝国。胡运不过百年是分权的结果。

清朝是一个例外，例外的原因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雍正。

雍正在位，做了两件事，一是反贪，二是集权。比较而言，中原集权制度对于清代国祚延续起了更大的作用。

康熙晚年，九王夺嫡，四爷胤禛胜出。出局的八爷等不甘心，搬出了“八王议政”，“八王议政”是祖制，是满族人从白山黑水带来的传统，这套制度在经过雍正的的血腥斗争后被废除了。

在我们的记忆里，集权治理模式是合理的，有效的。列夫·托尔斯泰说过，国王是历史的奴隶。换个说法，企业家也是历史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