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1776年）（英）亚当·斯密 第一卷 第十一章 论地租 （六）
0.1
之前我们说，“300斤小麦＝1件衣服＝300元”，这里包含了生产一件衣服的劳动时间内（比如3天）生产这一件衣服所必需的一切消耗。因此我们也可以说，“300斤小麦＝3天劳动时间＝300元”。
而在“供需关系”中，仅仅剩下了“3天劳动时间＝300元”，也就是工人每天的日工资是100元。
货币割断了小麦与衣服之间的联系。
从前，交换必须在小麦生产者与衣服生产者之间完成。货币只不过是作为“小麦的等价物”，它建立在“小麦为中心”的交易体系的基础上。
现在，货币使得小麦与衣服不再交集。货币虽然与一个劳动时间相等，却只是“劳动时间的标价”，而非“等价物”。“3天劳动时间＝300元”，它仅仅表明存在这样一种劳动时间的价格。因此，它同样也可以说，“3天劳动时间＝320元”。
0.2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问，小麦为什么涨价呢？300元只能卖300÷1.07＝280斤，雇主不就没有把小麦全部卖掉吗？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而且，别人卖1斤1元，他卖1斤1.07元，能卖得出去吗？
第一个问题，卖家为什么不把小麦都卖出去呢？
对于卖家来说，他需要的是货币，在这里就是全部的300元。因此，卖出300还是280斤，对卖家的意义上一样的。
并且，能够只卖更少的小麦，就能够获得300元，这对于卖家是非常有利的，既降低了风险，又加快了资金回笼。
第二个问题，我们把供需总量放大，别人也在卖小麦。如果他们维持原价，只有这个卖家涨价了，买家不就都去买别人的小麦了吗？
这就要注意我们的假设条件。产量不变，是需求的人数增加了。别人的小麦不涨价，确实很快卖光了，但它回收的货币也正好是与它的数量对应。因此，当他们的小麦卖光之后，仍然有一部分人持有货币但还没有买到，所以他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再买已经涨价了的小麦。
因此，只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所有卖小麦的一起涨价。所以，古代才有“产业行会”这种组织。它的存在，一是团结起来抵御外人的侵害，二就是统一议价和定价。
0.3
我们还是要问，小麦涨价了，它虽然获得了300元，毕竟只卖出去280斤，剩下的小麦不还是没用而浪费了吗？
为什么只卖出去了280斤？涨价并非唯一因素，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买家只有300元。
如果买家有321元，321÷1.07＝300斤，不就把小麦全部买走了吗？
为什么买家没有321元呢？这就要问雇主了。买家是工人，雇主只给3天300元的工资，工人除非变卖一些家当甚至是自己，不然是不可能拿得出钱来。
那么，雇主会给工人增加工资吗？
会。我们说过了，雇主支付的工资，与工人的劳动时间相关。只要工人愿意加班，就可以拿到加班费，自然就有足够的钱买走全部的300斤小麦。
因此，涨价既是让雇主增加产品产量的信号，也是逼着工人更多地出卖自身劳力的尖刀。
0.4
工人得到加班费，买走全部的300斤小麦，卖家得到320元。
前面我们说了，卖家就是愿意支付地租生产小麦的租地雇主。在他最初签订租地合约时，是按照每亩生产300斤小麦，1斤小麦＝1元的价格，支付土地所有者12元的地租。
那么，生产的这300斤小麦，至少要卖312元，租地雇主才会获得20%也就是60元的预期利润。
现在，租地雇主同样是卖出300斤小麦，获得的却是321元。就是说，即使租地雇主多支付了12元的地租，但最终收获的却是69元的利润，比起他预期的还要更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工人通过加班，获得了更多工资，却不得不出更高的价格只买300斤小麦。因此，雇主支付的12元地租，与额外获得的9元利润，就是工人的劳动收入。
租地雇主从一开始就愿意支付地租，就是因为他知道，通过“经济的”“自由的”手段，能够获得更大的利润，“超额利润”。
这就是地租的秘密。斯密和他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看不懂地租，是因为他们都把利润说成是“雇主辛劳的回报”。只有马克思在深入地探究了利润的奥秘后，才确定地指明了，“地租来自于超额利润”。
0.5
租地雇主获得了超额利润（因为小麦涨价了）。所以，它立刻会带动资金的流向，并且努力提高产量，只为获得更多的利润。
而我们之前说的是什么？小麦的“供”＜食物的“求”，所以人们只能降低生活品质。
那么，在小麦产量增加后，它当然就有了足够的数量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因此，在表面上看来，涨价是在表示“供不应求”，它就会吸引资金流入，从而推动生产技术的提高，最终给人们带来幸福。
1
第二时期
但是，不管学者们对第一时期银价变化的意见多么不同，他们对第二时期银价的变化却是意见一致的。
从1570年到1640年约七十年的时间内，白银价值和谷物价值的比例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变化。这期间，白银的真实价值下降了，换言之，它所能换得的劳动量比以前少；谷物的名义价格上升了，从前售价是每夸特二盎司白银，约合现今货币十先令，现今售价是每夸特六至八盎司白银，约合今币三十至四十先令。
美洲产量丰富银矿的发现，似乎是这一时期银对谷物的比价降低的唯一原因。对于这种变化，大家都作同样的说明，关于银的比价下降这一事实及其原因，从未发生任何争论。
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部分地区在产业和改良上都在发展，因而对银的需求必然在增加。但是，供给的增加大大超过了需求的增加，所以，银价大大下降。
应当注意，美洲银矿的发现对英格兰的物价似未曾有显著影响，直到1570年以后才有影响。尽管波托西银矿已发现二十多年了，但对英格兰物价仍无影响。
2
根据伊顿学院的记录，从1595年到1620年（包括这两年在内），温莎市场上最好的小麦每九蒲式耳一夸特的平均价格为二镑一先令六又十三分之九便士。
从这金额略去零数，再减去全额的九分之一，即减去四先令七又三分之一便士，那么八蒲式耳一夸特的价格为一镑十六先令十又三分之二便士。
从这金额上同样略去零数，再由余下的金额减去九分之一或四先令一又九分之一便士，即最好小麦与中等小麦这二者价格之差，那么中等小麦价格约为一镑十二先令八又九分之三便士，约合银六盎司又一盎司的三分之一。
又据同一记录，从1621～1636年（包括这两年在内），在同一市场上同量最好小麦的平均价格约为二镑十先令。
从这金额按上述扣除，那么八蒲式耳一夸特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为一镑十九先令六便士，约合白银七又三分之一盎司。
3
第三时期
从1630～1640年，或在1636年前后，美洲银矿发现对降低银价的影响已经结束，而与谷价比较，银价的下降那时候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到了本世纪，银价似乎略有上升，这上升的趋势，或许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开始。
据上述记录，从1637～1700年，即上世纪最后六十四年间，温莎市场上最好小麦每九蒲式耳一夸特的平均价格约为二镑十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
这平均价格，比十六年前的平均价格高一先令三分之一便士。
但在这六十年间发生了两次事变，以致当时谷物缺乏远远超过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单单这两次事变就足以说明谷物价格这时微小上升的原因，而无须设想银价的进一步降低。
第一个事件是内乱，它阻碍耕作，妨碍商业。其结果是谷物价格大大超过了当时收成情况所造成的程度。内乱的这个影响涉及大不列颠一切市场，而谷物须供给到偏远地方的伦敦市场所受影响尤巨。
所以，据上述记录，温莎市场上最好小麦九蒲式耳一夸特价格在1648年约为四镑五先令，次年约为四镑。这两年谷物的价格，超过二镑十先令（1637年前十六年的平均价格），计达三镑五先令。要是把它在上世纪最后六十四年中摊分，那就很够说明当时谷价为什么略有上升。此两年的价格，虽属最高价格，却绝不是内乱造成的唯一高价。
第二个事件是1688年颁布的谷物输出奖励法令。
许多人认为，这种奖励金能促进耕作，经过长久的岁月会增加谷物的产量，从而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更加低廉。
奖励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时候增加谷物产量，降低谷物价格，我将在后面讨论；现在所要说的是1688～1700年间，并不曾产生任何这样的效果。
在这个短期中，奖励金的唯一效果是，因为奖励每年剩余量的输出，从而造成了丰收年的富余不能弥补歉收年的不足，所以反而抬高了国内市场上的谷物价格。
从1693～1699年间，英格兰普遍感到的谷物缺乏，虽主要起因于当时天时不良，因此并不是英格兰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欧洲大部分所共有的现象，但我们应当知道，奖励金的颁发，确曾在英格兰加剧了谷物缺乏的程度。所以，1699年有九个月时间禁止谷物输出。
4
在上述两个事件发生的同一时期，还发生了第三个事件，这事件虽不会引起谷物的缺乏，也不会增加通常为谷物所实际支付的银量，但谷物价格的名义金额却必然会因此增大若干。
这个事件即银币的削减磨损使银币大为贬值。
这种恶劣行为，始于查理二世时代，一直到1695年不断加剧。据朗迪斯先生所述：当时通用银币的价值比其标准价值平均约降低了百分之二十五。
但是，代表一切商品市场价格的名义金额，必然不是由受标准银币应含银量所决定的，而是由银币实含银量所决定的。所以，在铸币因削减磨损而大为贬值时，同接近其的标准价值相比，这名义金额必然要高一些。
在本世纪，银币低于其标准重量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不过，银币的磨损虽很大，其价值却因它所能兑换的金币的价值而得到了维持。在最近金币改铸以前金币虽磨损了不少，然而终究没有银币磨损那么厉害。
反之，在1695年，银币的价值并没有得到金币的维持；当时一几尼金币通常可兑换削损了的银币三十先令。在最近的金币重铸以前，银块价格每盎司很少能值五先令七便士以上，这价格只比造币厂价格高五便士。
但1695年，银块普通价格却为每盎司六先令五便士，即超过造币厂价格十五便士。所以，就是在最近金币重铸以前，金银两种铸币和银块比较，其低于标准价值的程度至多不过百分之八。反之，在1695年，据说铸币却低于标准价值百分之二十五。
但在本世纪初，换言之，在威廉王进行大重铸之后，大部分通用银币一定比今日银币更接近其标准重量。
在本世纪也没有发生一件像内乱那样阻害耕作妨碍商业的大灾难。
实行将近数十年的谷物输出奖励制度，虽必定把谷物价格抬高，超过按照那时实际耕作情况本来会有的价格，但因为这种奖励金在本世纪已有充分时间产生一般人们所期待的好结果，即促进农耕和增加国内市场上的谷物量，就我们后面将要说明的那种理论来说，它在一方面虽产生稍稍抬高物价的效果；同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见得不会产生稍稍降低物价的效果。许多人还以为，降低的效果比提高的效果更大。
所以，根据伊顿学院的记载，在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温莎市场上最好小麦每九蒲式耳一夸特的平均价格计为二镑六又三十二分之十九便士。
这价格比上世纪最后六十四年间的平均价格约低十先令六便士，即百分之二十五以上；比1636年以前十六年（那时候美洲丰富银矿发现的影响，可以认为已经充分发挥）的平均价格约低九先令六便士；比1620年以前二十六年（那时候美洲银矿发现的影响，尚未充分发挥）的平均价格约低一先令。
据上所述，则在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中，中等小麦的平均价格是八蒲式耳一夸特，约为三十二先令。
5
因此，在本世纪中，和谷物价格相比，银价似乎稍有上升，但这上升的趋势，也许于上世纪终结以前的某些时候即已开始。
1687年，温莎市场上最好小麦九蒲式耳一夸特价格计为一镑五先令二便士。这是自1595年以来的最低价格。
格里戈里·金先生是一位通晓此类事情的有名学者。1688年，他推算的结果认为，在一般丰年小麦的平均生产者价格为每蒲式耳三先令六便士，即每夸特二十八先令。
据我所知，所谓生产者价格有时又称契约价格，即农民签订契约，规定在一定年限内供给商人一定数量谷物时所定的价格。
因为这契约，使农民可以省去上市议价的费用和麻烦，所以，契约价格通常比一般认为的平均市价低。
金先生判定的当时一般丰年的普通契约价格为每夸特二十八先令。据我所知，在最近连年天时不佳谷物缺乏的时期以前，这个价格确是一般年岁的普通契约价格。
6
1688年，议会通过设置奖励金鼓励谷物的输出。当时乡绅在立法机关所占席数较现今为多，他们感到谷物的货币价格正在下降。
奖励金是以人为力量将谷物价格抬高到查理一世及查理二世时代通常出售的高价的权宜之计。所以，在谷价每夸特涨到四十八先令以前，就要一直发给出口奖金。这个价格与金先生在同年推测出的一般年岁的生产者价格相比约高二十先令，即约高七分之五。
假使金先生的计算确有几分值得它那时候所博得的普遍赞扬的话，那么，当时除了极歉收的年份，每夸特四十八先令的价格，就只有借助于奖励金那个人为手段，否则绝无实现的可能。不过，当时国王威廉的政府实力尚未巩固，它正在恳求乡绅们制定年土地税，政府方面既有所求于乡绅们，对于乡绅们的建议便只好采纳了。
因此，在上世纪末结束以前，银价和谷价相比大抵已略有上升了，到了本世纪，这种上升趋势，虽由于奖励金的必然作用，不能按照当时的实际耕作情形而大大显著起来，但银价大体上仍继续上升。
7
在丰收年份，由于奖励金促进谷物的输出，必然会使谷价大大超过这些年份所应有的水平。但奖金制度最明显的目的，却也就是在最丰收的年度，仍要设法使谷价提高以奖励耕作。
诚然，在谷物大缺乏的年份，奖励金大抵停发。但是，即使在这种年份，仍有许多年数的谷价不免蒙受奖励金制度的影响。丰年的谷物既由奖励金诱起了异常大量的输出，所以，以甲年丰收补救乙年不足的调剂作用就无从施展了。
因此，奖励金不论在丰收年或在歉收年，都会使谷价抬高，超过按照实际耕作情况自然应有的价格。
这样说来，假使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世纪最后六十四年的谷物平均价格低，那么，要是在同一耕作状态下，没有奖励金的作用，就一定还会更低些。
8
但是，也许有人说，没有奖励金的促进，耕作状态或许就不会相同。
奖励金制度对于一国农业究竟有何种影响，我将在后面专门讨论奖励金的时候加以说明。在这里我只想说，银价和谷价相比升涨更多这一事实，并不是英格兰特有的现象。
这现象，在同一时期且以几乎同一比例也在法国发生过。这一事实已被三位非常忠实且勤勉而辛苦的谷价研究者社普雷·德·圣莫尔先生、麦桑斯先生和谷物政策论著者所观察到。
但法国在1764年以前，曾以法律禁止谷物输出。我们很难设想，在一个禁止谷物输出的国家所发生的差不多相同的价格下降现象，在另一个国家却是由于奖励谷物输出造成的。
谷物平均货币价格的这种变化与其说是谷物真实价值下降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渐趋上升的结果。
前面说过，谷物在相当长时期内，和银或任何其他商品比较，是更正确的价值尺度。
美洲丰富银矿发现以后，谷物的货币价格升至以前的三四倍。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变化不是由于谷物真实价值上升，而是银的真实价格下降。
所以，如果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的谷物平均价格比上世纪大部分年度的谷物平均价格低，我们也应该同样将这种变化归因于并不是谷物真实价值下落，而是银的真实价值上升。
9
过去十年乃至十二年间高昂的谷价曾使人猜疑，欧洲市场上白银的真实价值是否还会继续下落。
但这种高昂的谷价，似乎显然是天时异常不顺的结果，是暂时的偶然的事故，因而不应看作是恒久的事故。
在最近十年乃至十二年间，欧洲大部分，都苦于天时不良。加以波兰发生动乱，许多在谷价高昂的年份须倚靠波兰供给的国家陷入谷物缺乏的苦境。像这样长期的天时不顺，虽不是很寻常的事件，但也绝不是一种特别稀有的事件；曾研究过去谷价的人，都不难举出同种类似的其他若干实例。
此外，异常歉收的十年也不是比异常丰收的十年更为奇怪的现象。从1741～1750年的谷价低廉正好与最近八年乃至十年间的谷价高昂形成对照。
据伊顿学院的记录，1741～1750年间，温莎市场上最好的小麦每九蒲式耳一夸特的平均价格仅为一镑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这比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间的平均价格约便宜六先令三便士。依此推断，在这十年间，中等小麦每八蒲式耳一夸特的平均价格仅为一镑六先令八便士了。
10
但是，1741年与1750年间的谷物价格，一定是由于有奖励金的缘故，才没有在国内市场上按自然的趋势下落。
据海关统计，这十年间所输出的各种谷物的数量，竟达到八百零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夸特一蒲式耳。为此而付出的奖励金达一百五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二镑十七先令四便士半。
1749年，当时的首相佩兰先生对下院说，过去三年中谷物输出奖励金一项支出了巨大的金额。他很有理由这样说，在次年他则更有理由这样说。因为单是那一年，付出的奖励金就达到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七十六镑十六先令六便士。
这种强制的输出，必曾使国内市场上的谷价升涨到超过没有奖励金时所本应有的价格，至于超过多少无须说明。
在本章所附统计表之末，读者可以看到那十年的统计是和其他各年的分开列出的。此外，也可看到此前十年的统计表，其平均数虽同样在本世纪最初六十四年的总平均数以下，但低得不多。
但1740年却是特别歉收的年份。1750年以前那二十年间和1770年以前那二十年，恰好形成对照。前者虽夹有一两年的谷贵年份，但显然比本世纪的总平均数低得多，后者虽夹有一两年的谷贱年份（例如1759年），但显然比总平均数高得多。
假使前者低于总平均数以下的程度不如后者超过总平均数以上的程度一样大，其原因或许应归因于奖励金制度。况且，这种变化过于突然，并非缓慢渐进的银价变动所能解释的。结果的突发性只能归因于一种可以突然起作用的原因，那就是天时的意外变化。
11
诚然，在本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劳动的货币价格确实上升了。但这种上升，不是欧洲市场上银价下降的结果，而是因大不列颠普遍的繁荣而产生的对劳动需求增长的结果。
法国的繁荣程度不及英国，自从上世纪中叶以来，该国劳动的货币价格随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日渐下降。在上世纪乃至本世纪，法国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几乎始终如一地，大约等于一塞蒂埃小麦的平均价格的二十分之一（一塞蒂埃约为四温彻斯特衡蒲式耳）。
前面说过，大不列颠劳动的实际报酬，换言之即付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在本世纪中已大为增长。其货物价格的上升，似乎不是由于欧洲一般市场上银价的下降，而是由于大不列颠这个特别市场上该国特殊幸运的环境所产生的劳动真实价格上升的结果。
12
在美洲发现以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白银在欧洲市场上，依旧是以原来的价格或不太低于原来的价格出售。因而，这一时期的矿业利润非常可观，大大超过自然利润率。
但此后不久将银输入欧洲的人渐渐发觉了，输入额不能以这种高价全部出售。白银所能交换的货物量正逐渐减少。白银的价格逐渐降至它的自然价格的限度。换言之，银的价格仅够按照自然价格支付其上市所须支付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及土地地租了。
前面说过，秘鲁大部分银矿都须付西班牙国王所课征的相当于总产额十分之一的赋税，因此，土地的地租便全无着落了。
这种赋税，最初为总产额之半，不久即降至三分之一，接着又减至五分之一，最后为十分之一，一直继续到现在。在秘鲁大部分银矿中，这似乎就是补偿开矿家资本及支付其普通利润后所剩下的全部了。
开矿家的利润曾一一度是非常高的，但现今却低到仅能维持开采工作的进行了，而这一事实似乎已得到普遍认同。
西班牙国王对于秘鲁银矿所课征的矿税，在1504年已减为登记银的五分之一，该年即1545年波托西银矿发现之前四十一年。
在九十年中，即在1636年以前，这些对西班牙国王纳税的美洲最丰富银矿已经有足够时间去充分发挥影响，使欧洲市场上的银价降低到不能再低的限度。九十年是一个足够长的时间，足以使任何非独占商品的价格降低到其自然价格，或者说，降低到它能继续一面缴纳特种赋税一面仍能在长时期内继续出售的最低价格。
13
欧洲市场上的银价或许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使得税率，不仅要像1736年那样不但必须减低至十分之一，而且还必须像金税一样减低至二十分之一，甚至使得现今尚继续开采的大部分美洲银矿有停止开采之必要。
这些情况之所以没有发生，是由于银的需求亦在逐渐增加，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亦在逐渐扩大，不仅维持住了欧洲市场上的银价，而且还把银价抬高到稍稍超过上世纪中叶的水平。
自美洲发现以来，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都在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已逐渐扩大。
美洲发现后，欧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很大进步。英格兰、荷兰、法兰西、德意志、瑞典、丹麦，甚至俄罗斯，都在农业及制造业上大步向前发展。
意大利似乎也不曾退步。它的没落是在秘鲁被征服以前，此后则渐有起色。西班牙及葡萄牙，据说是退步了。可是，葡萄牙只占欧洲的极小一部分；西班牙的衰退，亦没有像一般想象的程度之大。
在十六世纪初，西班牙甚至与法国比较也是一个极贫穷的国家，法国从那时以来已有很大改进。所以，常常巡游这两国的查理五世，曾有这样著名的评语：在法国一切物资都是丰富的，但在西班牙一切物资都是缺乏的。
欧洲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额既然增大了，其流通所需的银币量自然逐渐增加；富翁的人数既然增多了，银制器皿和银制饰物的数量也必然逐渐增加。
14
第二，美洲本身就是银矿产物的新市场。这地方农业、工业及人口方面的发展比欧洲最繁荣国家的都要快得多，因此对银的需求的增加也自然快得多。
英格兰殖民地完全是一个新市场。那里以前一向对银没有需求，部分用来铸币，部分用于打制器皿。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也是新市场。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在未被欧洲人发现以前，其居民都是不知工艺不知农业的野蛮民族。可是，他们现在大部分都有了相当的工艺与农业。
墨西哥与秘鲁两国，虽不能全然视为新市场，但确实也是比过去扩大了很多的市场。尽管刊行了许多这两国古代辉煌状况的奇妙故事，凡读过它们的发现史及征服史的人，只要具有沉着的眼光就会看出，当时的居民在农工商业上比今日乌克兰的鞑靼人更为无知。即两国中比较进步的秘鲁人，也只知道以金银作装饰品，而不知铸金银为货币。他们的商业完全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所以，几乎没有分工这回事。
耕作土地的人同时不得不自行建筑住宅，制造自己的家具、衣物、鞋及农具等。他们之中，虽然有不少工匠，但据说都是由君主、贵族、僧侣维持的，实际上也就是他们的仆役或奴隶。
墨西哥和秘鲁所有的古代工艺，从来没有供给过欧洲市场任何制造品。西班牙的军队不过五百人，甚至往往不到二百五十人，但他们的殖民地几乎都觉得获得食物很难。他们足迹所至，就连人口极稠密，耕作极发达的地方也常常发生饥荒。
这种事实足以证明，记述这些国家人口稠密，耕作发达的故事大部分是虚构的。西班牙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在许多方面没有像英国殖民地那样有利于农业的发展，技术的改良及人口的增长，但西班牙殖民地在这几方面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进步得快。其原因是土壤肥沃，气候宜人，以及土地广大又便宜。这是一切新殖民地共有的优点。
有了这些优点，就足以补偿其政治上的许多缺点。弗雷齐埃曾于1713年观光秘鲁，他说，利马市人口在两万五千至两万八千人之间。但1740～1746年间，居住此地的乌洛阿却说利马市人口超过了五万。
他们两位关于智利及秘鲁其他许多主要都市人口的计算的差异，与此略同。他们两人报告的正确，是无可置疑的。其计算的差异，正可表示当地人口的增加，并不逊于英格兰殖民地。
总之，这一切，都表明美洲即是该地银矿产物的新市场，那里对于白银需求的增加必定比欧洲最繁荣的国家增长还要更快。
15
第三，东印度为美洲银矿产物的另一市场。自这些银矿开采以来，该市场所吸收的银量越来越多。
从那时起，依赖亚卡普科船舶而进行的美洲和东印度间的直接贸易一直在增长，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交易增长比例更大。
在十六世纪中，与东印度进行正规贸易的欧洲民族只有葡萄牙人。但在该世纪末，荷兰人起来竞争，不到数年就把葡萄牙人赶走，使之不能再在印度的主要殖民地上立足。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印度贸易的大部分由这两国分占。葡萄牙人贸易日渐衰退，而荷兰人的贸易却以比这衰退更快的速度不断增长。
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上世纪即与印度进行贸易，到这一世纪，他们间的贸易已大为增长。瑞典人及丹麦人的东印度贸易始于本世纪。俄罗斯人最近也组织所谓商队，取道西伯利亚及鞑靼，径赴北京，与中国进行正规的贸易。
总之，除法国东方贸易因最近的战争而被毁灭了以外，其余各国对东方的贸易，几乎无不在继续扩大。
欧洲所消费的东印度货物日益增多，其消费额之高，似乎曾使印度各种业务都逐渐增大。例如，十六世纪中叶以前，欧洲用茶极其有限，只不过把它用作药品。然而现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本国国民当作饮料而输入的茶每年计达一百五十万磅。但这还不够满足需要，又由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不断秘密运进英格兰。而且，在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代，也常由法国海岸秘密输入。
此外，中国的瓷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孟加拉的布匹以及其他无数货物，欧洲的消费额也按将近同样的比例有所增长。
所以，就用在东印度贸易上的船舶来说，上世纪的任何一个时间全欧洲所使用的船舶吨位或许不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最近减少其船舶以前所使用的更大。
16
但当欧亚初通贸易时，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贵金属的价值却比欧洲高得多，现在仍是如此。
这种差别是因前者多为产米国，其稻田大抵每年能收获两次甚或三次，而每次收获的产量又比小麦普通收获更多。
所以，产米国与产麦国比较，即使面积相同，产米国的粮食必然更为丰富。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口更为众多。
此外，这些国家的富人持有自身消费不了的大量剩余粮食，也就掌握了可购买更大数量的他人劳动的手段。因此，根据所有的记载，中国和印度的高官富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而且，这些高官富豪持有过剩食物，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购买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和宝石。
所以，供给印度市场的银矿和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相比，即使同样丰富，其产物在印度所能换得的粮食自然更多。
可是，以贵金属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似乎远较以贵金属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贫瘠，而以宝石供给印度市场的矿山却远较以宝石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丰富，所以，贵金属在印度自然比在欧洲能换得更多的宝石，并能换得更多的粮食。
像金刚石那样非必要物品，其货币价格在印度比在欧洲要低些，而像粮食这样最重要必需品的货币价格在印度要比在欧洲低得多。但前面说过，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市场，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却不如欧洲劳动者高。
这些劳动者的工资，因此只能购到较少量的食物，食物在印度比欧洲便宜，所以，与欧洲比较，印度劳动的货币价格就更为低廉。因为一方面它只能购到少量的粮食，一方面粮食的价格又便宜。
在技术相同勤勉相同的国家，大部分制造品的货币价格均与其劳动的货币价格成比例。中国和印度制造业上的技术和勤勉虽不及欧洲各地，但似乎相差不远。它们劳动的货币价格既如此便宜，其制造品的货币价格自然要比欧洲任何地方都低。
加之，欧洲大部分地方输送货物，多由陆运，先把原料由产地运往制造所，再由制造所运往市场，其间所消费的劳动多，制造品的真实价格及名义价格就因此而增大。
反之，在中国和印度，则因内地河港纵横，货物常由水运，所需运费较少，其大部分制造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降得就更低。
17
综合这些理由，贵金属由欧洲运往印度，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十分有利可图。在印度能够获得好价的物品，没有什么能与贵金属相比，就是说，在欧洲产制花费一定数量的劳动和商品的数量而言，没有一个在印度能比贵金属换得更多数量的劳动和商品。
贵金属中，将金运往印度，亦不如将银运往印度有利，因为在中国及其他大部分印度市场上，纯银与纯金的比率，通常为十比一，至多亦不过十二比一。而在欧洲，则为十四比一或十五比一。
在中国以及在印度的大部分其他城市，十至十二盎司银能购得一盎司金，而在欧洲十四至十五盎司银才能购得一盎司金。
因此，对于航行印度的欧洲船舶，一般来说，银是最有价值的运输品。对于向马尼拉航行的亚卡普科船舶来说，也是如此。
新大陆的银依靠这种关系成为了旧大陆两端通商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是以银的买卖为媒介，把世界各地联系起来的。
18
为了供应如此广大的市场，每年由各矿山掘取的银量，不但要足够供应一切繁荣国家不断增加的铸币需求和器皿需求，还必须足够弥补所有使用白银国家银币银器皿的不断毁损和消磨。
贵金属用作铸币的不断消耗，用作器皿由于磨损与洗擦的不断消耗，单是这种被广泛使用商品的不断消耗就已经是很大的了。单就这些消耗来说，每年就必须有极大数量的供给。
在某些特殊制造品中所消费的金属，从整体来说，或许不比上述逐渐的消费大，但因其特别迅速，所以就备感显著。据说，单单伯明翰某些制造品，为镀金包金而使用的金银量，每年计达五万镑，这五万镑金银一经移作这种用途就绝对无恢复原状之可能。
从这一事实，我们更可以想到，世界各地，在与伯明翰这些相类似的制造品上，或在镶边、彩饰、金银器、书边镀金及家具等物上，每年所消费的金银数量是多么巨大。
而且金银每年由一地运往另一地，在海陆途中失去的分量，也一定不在少数。加之，掘地埋藏宝物为亚洲各国几乎普遍的习俗。埋藏的场所，在埋藏者死亡以后，往往再无人知晓。这种习俗必然会增加金银的损失量。
19
根据极可靠的记载，由卡迪兹及里斯本输入的金银量（包括明输，密输），每年约值六百万镑。
据麦格斯先生说，西班牙每年输入的平均量（即从1748～1753年这六年间），葡萄牙每年输入的平均量（即从1747～1753年这七年间），合计银一百一十万零一千一百零七磅，金四万九千九百四十磅。
银每金衡磅值六十二先令，计值三百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三十一镑十先令。金每金衡磅值四十四几尼半，计值二百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六镑十四先令。两者共值五百七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八镑四先令。
麦根斯先生认为这些登记的进口数字是正确的。关于输出金银的各地点以及从每一地点输入金银量，他都根据登记簿，详为揭示。关于他认为可能秘密输入的金银量，他也作了估计。这位贤明商人的丰富经验，使他的意见具有重大的分量。
20
《欧洲人在东西印度创业的哲学史及政治史》一书的作者以能辩而见闻广博著名于世。据他说，自1754～1764年输入西班牙的金银量，平均以十里尔银币为一皮亚斯特计算，计达一千三百九十八万四千一百八十五又五分之三皮亚斯特。
但这只是登记过的输入量，如果把未登记的输入量加上，每年总输入恐怕不会低于一千七百万皮亚斯特。一皮亚斯特如按四先令六便士换算，全额则等于三百八十二万五千镑。
这位作者曾详细列举了金银输出的各个地点，并参考登记数字，详细记载了各地输出的金银量。据他报告，每年由巴西输入里斯本的金量，若就葡萄牙国王所征税额判断（税率似为标准金属的五分之一），共价值应为葡币一千八百万克鲁查多，即法币四千五百万利佛，约合二百万镑。
关于未登记输入的部分，他说，如果按公开输入部分的八分之一计算，这样又可加上二十五万镑，合计共二百二十五万镑。依据这种计算，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每年输入的贵金属总额就达到六百零七万五千镑。
此外，我曾查阅若干其他确实可靠的记载（尽管只是抄本），每年输入量总额平均为六百万镑上下，只是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
每年输入卡迪兹及里斯本的贵金属量并不等于美洲各矿山每年产量的全部。
全年产额中有一部分往往由亚卡普科船舶运往马尼拉；有一部分在西班牙殖民地和其他欧洲各国殖民地间进行秘密买卖；还有一部分无疑是留在出产地。
此外，美洲矿山，并非世界上唯一的金银矿。但是，它们一直是产量最丰富的金银矿。人们公认，今日已发现的其他各矿山产出额和美洲矿山比较，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也公认，美洲产出额的大部分每年都向卡迪兹和里斯本两地输入。
但是，单是伯明翰一年消费的五万镑，已相当于这每年六百万镑输入的一百二十分之一了。从这点来看，世界各地每年消费的金银总额，也许与其产出的总额相等。即使有剩余，也足以供给一切繁荣国家的继续增长的需求。而如果没有满足需求，欧洲市场上的金银价格就会略有提高。
21
每年由矿山提供市场的铜铁量，绝非金银量可比。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想象，这些金属供给的增大，有超过需求的倾向，或者说，有使其价格逐渐下降的倾向。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设想贵金属有这种倾向呢？
诚然，粗金属比较坚固，但常用于比较容易磨损的用途，而且因其价值较低，人们对其保存也不像对贵金属那么小心。但是，贵金属并不一定比粗金属更能久存。贵金属亦常在各方面损失、消磨和耗费。
所有金属价格虽然都会有缓慢且逐渐的变化，但与其他土地天然产物比较，每年的变化相对比较小。而贵金属价格与粗金属价格比较，突然变化的可能性还要更小。
原来，金属价格不易变化的原因在于它的耐久性。去年上市的谷物，在今年年终将全部或几乎全部消费干净，但两三百年前由矿山采取的铁，可能一部分现在还在使用，两三千年前由矿山采取的金，也可能有一部分现在还在使用。
各年消费的谷物量，与各年生产的谷物量，常常保持相当的比例。但甲年份与乙年份所使用的铁矿产量间的比例，几乎不大会受这两年份铁矿产出额偶然差异的影响。所使用的金量间的比例，更不会受金矿出产额变化的影响。
所以，大部分金属矿山逐年的生产额，虽然比大部分谷田的变化要大，但生产额的变化对这两种不同生产物价格的影响是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