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 （英国）保罗·威利斯 （十三）文化形式及社会再生产理论
第二部分 分析
第七章 对文化形式及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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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醒我们，要对文化层本化层面上过于简化或粗略的唯物主义观念保持警醒。
例如，在任何直接意义上，工业的劳动力需求都决定着劳动力的主观和文化结构，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
诸如学校之类的特定机构生产着，或者如果运行得更好的话能够生产出无阶级、标准化的劳动力，这种说法也不正确。
在对某类工人的强烈渴望中，生产过程必然延伸到半自主的文化层面，而这个半自主的文化层面只是部分地、在特定条件下由生产决定。所谓特定条件，包括意识、集体联合的创造力、理性、局限性、非预期性和分工。
对于体力劳动的形成而言，其独特的贡献就在于对体力劳动所做的某种肯定，对一系列分工（主要是脑/体分工和男/女分工）的洞察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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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假定，文化形式作为一种自主反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宏观因素，诸如阶级地位、区域和教育背景等决定的。毫无疑问，这些变量非常重要，不能被忽略。但是，它们又是如何作用于行为、语言和态度的呢？
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结构是如何在其自身层面上，在文化背景下，成为了意义的来源、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构和经济决定因素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人们必须遵循这些因素。
我们需要搞清楚的是，在人类和文化的调节性领域中，结构性决定因素的符号权力是什么。正是来自于该层面的力量使得人们做出的决定带来了非强迫性结果，而这些结果具有维护社会结构和现状的功能。
以无文凭工人的就业选择为例，我们可以透过阶级背景、地理位置、地方的就业机会结构和教育机会来准确地预测其最终的就业状况。但是，这些变量又是如何决定人们的就业选择呢？人们做出决定的形式是什么，欣然接受有限机会的依据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仍未做出解释。
满足于体力劳动，不是一种由于受到错误文化的影响、愚蠢而又完全不合逻辑的经历；也不是打着意识的深深烙印、过时已久的无知经历。
它有凡俗平庸的一面，也有不同于他者的意涵。正是基于内在可信性和自我创造性，它才能被人们体验。人们对体力劳动的主观感受就是一种深入探知的过程：它是自身与未来相联系的有机体。
在我看来，使用机械的或结构的术语来说明，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做法。文化并不是静态的，也不是由一系列可以在任何社会的相同层面上记录下来的永恒不变的范畴所组成。
特别是文化再生产，总是包含着生产替代结果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确实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文化形式辅助再生产的主要关系，就是该文化形式的成员与社会基本阶级群体、生产过程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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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化的基本素材由各种符号系统和思想体系所组成。从语言到系统化的身体互动；从独特的态度、回答、行动、仪式化的行为到表现性的艺术品和具体物品，这些都是文化的基本素材。
这些形式之间可能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例如行动可能与言语相抵触，或者嵌在文化实践和仪式中的逻辑可能与直觉意识层面所表达的独特意义截然不同。如果对某一文化的阐述必须要详尽，那么正是这些压力和张力为“底层”民族志（以底层群体为研究对象）所需的、更加趋向描述性的分析提供了研究主题。
其次，我认为，诸如此类事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现实的文化生产所造就，而这种文化生产是完全可以和物质生产相提并论的。
事实上，在诸如新的服装潮流产生、物质环境变迁等领域，生产就是指物质生产。这种生产的基础和原动力，就是非正式社会群体及其特有的集体力量。
我的意思是，这些力量是以两种相互关联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形式是直接的，试图对文化成员所处的社会位置（通常与语言存在一种对立关系）进一步做有意义的阐释和再现，并尝试各种可能，从而从中获得某种激励和转变。
另一种形式就是在第一个过程中所做的世俗的调查研究，以及对世界及其基本组织范畴无意识地进行的启示性探索。对于文化世界以及其中（第一个）的各种可能性所做的象征性建构，包括了对各种材料的应用——特别是材料中新奇的、只是被部分利用或是尚未被意识形态整合于其中的部分。这些材料可能带来某些现实的、不可预测的结果。人类出于自身目的，运用能动性对材料施加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上述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的本质和世界的结构。
相对而言，第一种形式带有目的性，尽管它并非以个体为基础。第二种形式则可能大大偏离了特定文化的核心，而且不包含任何目的论，尽管它深深地影响着文化的直接活动，并为特定个体提供长期关联和回应的基础。
最后，我认为，文化形式为主体性的建构和认同的形成提供了素材和直接情境。文化形式对于个体及个体之未来，特别是对于表现个体的生命力，作出了十分可信而极富价值的判断和注解。这好像是在“标记”、“厘清”某些事物。
我尤其认为，个体身份认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文化习得的那些观念意识和主观归属；相反，文化形式本身得以形成、维持和系统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上该文化形式的成员对劳动力的独特判断，以及集体模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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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考虑到促使社会群体与其自身、与其他阶层、与生产过程发生重要关联的方式，才能理解文化形式的根本特性和自我的再生产。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再生产的过程包括两个关键环节。
首先，外部结构和基本阶级关系，在具体的文化层面上被理解为象征性的、概念化的关系。
我认为，这种形式就是对维护该文化的社会群体的生存条件所进行的文化（即不以个体或意识实践为中心的）洞察。结构性决定因素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无意识的影响实现，而是借助于文化层面的干预，正是在文化层面上，结构性决定因素特有的关系成为了各种形式的解释所指向的主题。
在这一过程的第二个关键环节中早已成为意义、定义、认同之来源的结构，为我们在自由民主的生活中“自由”地作出决定和选择提供了框架和基础，而这些决定和选择是系统化的，总体规模巨大，且有助于社会主要结构和功能的再生产。
这就是说，工厂每到周一上午就会工人成群，这些工人向我们展示着体力和脑力之间那必不可少的、明显的等级差异，并在广泛的范围内保持着与维持阶级和生产的现有结构相匹配的态度。我将这些过程称为局限，局限与第一个环节中的洞察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文化场域，人们在这个场域中作出人生之抉择，从而或是再生产，或是接受，或是推翻现存的结构。
这些局限在文化层面上是具体的，可以防止对文化形式做任何本质主义的解读。在我们已经探讨的个案中，对当代资本主义特性的文化洞察变成了一种对劳动力的男性气概的默认赞许。
文化洞察险些导致反抗，又差点在接受可获得的工作任务和神秘地利用工作任务——为了某种文化优势和共鸣，尤其与性别歧视和男性的表现欲有关——之间建构出政治性的替代选择。
我们不可低估洞察力和理性的力量。因为在那种工作环境中，人们只倾注了最少量的兴趣，在最低限度上参与其中。至少在意识方面，在面对日常生活中截然相反的所见所闻和经历的时候，将对于从属地位的自我否认作为平等，是被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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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有关各种文化形式与再生产的看法，既是悲观的，又是乐观的。
悲观体现在它揭示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局面，即正是借助于富有创造力的洞察，文化践行着受到自己指责的行为，例如一大批工人子弟一边谴责、抱怨着，一边迈向了从事体力劳动的未来。而乐观则体现在它向人们指出不存在结果的必然性。
不要对文化形式和再生产持有过于封闭或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样的告诫也是为了承认某种必然的不确定性。
“家伙们”的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具有挑战性和颠覆性，并且咄咄逼人。在再生产的文化过程之中及背后，充满了决裂、滞后、对抗、根深蒂固的斗争和真实的颠覆性逻辑——它们为结果而战，而不是为满足当前的制度。
国家极大提高福利和教育方面的投入，这种做法并不必然是为了获得资本主义的“最大”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对抗性群体强迫使然；他们利用自身特有的真正的自由寻求自我发展，一如他们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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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制度在文化和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实现概念化，本研究提出了更为准确的建议，这些建议特别关涉系统化误识和非预期结果的重要性。
第一，我们不能期望特定类型的再生产整齐地发生在彼此分离的制度中。就像学校及其正式的课程表与学习、体力劳动之准备等现实过程无关，其他制度也可能处于与现实社会功能对立的尴尬境地。
此外，同一制度可能在不同类型的再生产中发挥截然不同的作用，举例来说，与体力劳动力的准备相比，学校在脑力劳动力的准备过程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第二，本研究表明，制度不能作为简单的个体来研究。制度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内涵，我们可以分别描述为官方的层面、实用主义的层面和文化的层面。
例如我们的社会中，如果我们假定，像学校那样的国家制度，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如私立学校），以某种明显的或有目的的方式运作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制度中那些受过教育、忧国忧民、诚实自由的工作人员，对此也不会赞同的。
一部分主要的社会民主压力是通过改革与制度发展，平等分配社会财富和必需品，或者至少实现获得财富和必需品的机会是平等的。
大批被“自我概念”武装的孩子们，将为争夺对他们而言为数可怜的有意义的工作而拼杀；而大批的雇主，则将拼命把他们逼入无意义的工作之中。
在第二个层面，即实用主义的层面上，官方的意识和目标被传递给特定制度的代理人。
第三个层面位于上述两个层面之下，是制度委托人改写的种种文化形式。这其中的重要变量之一，可能成为一种对抗性的非正式文化。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看到的那样，文化层面上所发生的，对官方神话和错误观念的解构，对世界所做的谨慎评估，都阻止不了制度融入世界。相反， 它们还有助于这种融入。
如果制度的特性及其意识的脆弱性有助于促进某类对抗性的文化和独特的洞察，那么它也有助于通过提供或巩固强有力的局限，使对抗性文化和洞察迷失方向，进入一种调和的状态。
另外，它也尤其可能引起分化，特别是在自身所关涉的领域中以及正式与非正式文化之间。例如，虽然学校并不像希望的那样有效，但是它仍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场所，而且是绝大多数三、四、五年级工人子弟所经历的对立阶级文化复兴的最近似的原因。
这种复兴导致了劳动力主观归属的变化和改进，进而也带来了非常具体的结果。实际上，反学校文化以一种矛盾而又非预期的方式，实现了一项主要的，尽管不被承认的教育目标，即引导大量工人子弟“自愿地”走上技术、半技术和非技术型体力劳动的工作岗位。
实际上，反学校文化及其所倡导的过程，对于引发目前的教育“危机”毫无助益，相反倒是有助于防止真正的危机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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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上述这三个层面上来思考制度组织中的重要变迁。以教育为例，学者们将进步教育理论与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政治和制度运动联系起来，并将其进一步发展、理论化为一种意识，从而增加对工人的教育供给，增加他们的受教育机会。
然而，在实用主义层面上，进步教育理论在学校中主要被用作实际问题的实用解决办法，而在有关教育的基本思想体系中则毫无现实的转换。
在文化层面上，进步教育理论往往带来某种矛盾和意外效果，从而有助于强化反学校文化过程。
对于劳动力的主观准备，对于以一种与教育的进步目的相左的方式接受工人未来的做法，反学校文化过程均负有责任。正是这种涉及学校的、不断被强化的文化再生产，通过限制教育试验的成功范围，保证了教育试验的未来。
这并不是对教育进步理论或其他制度改革的反对或批判。任何教育或其他制度的转变，都会在与阶级文化、外部系统的客观需求的复杂关联中遭遇特有的意外、矛盾和不可知的再生产形式。这就是说，任何制度的目标、任何道德或教育行动，都不会按照其良好的意愿，以牛顿文化机械论的方式向前发展。
每前进一步，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步的情境，考虑下层社会（通常以制度和官方的观点而论）和社会阶级关系中的有效循环。
譬如，教育进步理论和“提高离校年龄”计划实际上已经着手解决现实问题，致力于长期保护孩子们免受产业工作的艰辛和不平等之苦，并帮助他们获得——当然是以一种非计划性的、意想不到的方式——某种父母不具备的洞察力和文化进步性。
但是，我们不能轻信所谓的进步。相反，我们必须对一系列问题加以思考：以何形式，为了谁的利益，发展趋向如何，通过何种非预期的循环，通常会对社会制度带来怎样的再生产结果，人们才能取得特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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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概括和归纳总存在风险。
不同的组织和制度具有不同的支配/被支配关系和专业人员/委托人关系，不同的滞后、中断和意识形态逆转，不同的斗争时机和目的，以及与阶级制度、文化再生产模式所发生的各种不同的交叉。
然而，这也可能表明，许多制度或许在某些层面上、以某种方式，共享着一个自欺欺人的信念，即它们各自所持有的意识是统一的。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意识被不加批判地向下传播，直至底层的人们以某种方式接受它，并习以为常。
意识的链条对于社会制度的再生产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某些时候，这一链条也会中断和逆转。这可能意味着，在许多制度中，正是文化洞察（受局限性所阻碍）所特有的判断力激励成员们采取具体行动，并以非正式权力和控制等帕提亚式的胜利 ，使社会再生产终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