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的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听到了一些非常刺耳的话，其中最刺耳的要算是指责我们的决议是一种诬蔑了。但是，有一些刺耳的话常常是不攻自破的。你们手头都有决议。你们知道，我们吸收了两名“工人反对派”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并且我们使用了“倾向”这个词。我强调的是这个词的含义。无论是施略普尼柯夫还是梅德维捷夫都没有提出别的词。我们在会上批评了受到各派代表一致批评的提纲。这怎么能够说是诬蔑呢？如果有人把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加到一些人的头上，那用“诬蔑”这种刺耳的字眼还有些道理。而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气话。这是一种不郑重的说法！
　　现在谈一谈会上提到的几个问题。有人说，对“民主集中派”不公平。你们都看到，关于“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在这里提到的中央委员会人选问题，在各派之间是怎样逐渐达成协议和怎样交换意见的。你们知道，从“工人反对派”全体成员和其他各派中许多最有声望的同志和代表都参加过的那次非正式的会议起，我个人就公开说，我们欢迎“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在这次有“工人反对派”全体同志和其他各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谁也没有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十分明显，后来“民主集中派”的代表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而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各派之间继续交换意见和取得协议的结果。因此，把这看成是对“民主集中派”有什么不信任或不公平，完全是无理取闹。我们在中央委员会里尽了一切努力，希望尽量做到公平合理。这是事实，谁也不能抹杀。因此，得出结论说不公平，这实在是无理取闹！又如“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同志说，决议的第7条是不必要的，因为中央委员会本来就有权利这样做。我们提议不公布第7条，是希望不用这一条，这是一种极端措施。但是，“民主集中派”的一个同志[49]说：“你们根据党章本来就有权利这样做。”可见他不懂得党章，不懂得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懂得集中制的原则。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喊声：“可以通过党组织。”）更不能通过党组织。代表大会选出中央委员会，这是对它表示最大的信任，让它来领导。至于说中央委员会对中央委员有这种权利，那是我们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也没有容许过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拉狄克同志对这一点解释得完全正确。这时要召开非常会议，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一起参加，并且都有同等的表决权。这种制度，这种47人的全会，在我们党章上没有规定，实践上也从来没有用过。因此我要再说一遍，“民主集中派”的同志们无论对党章、对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集中制，都是一窍不通。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这种措施只是说明，只有在可能因意见分歧的一方而引起分裂的时候，党才采取你们所听到的这种措施。我们毕竟不是小孩子，我们见过困难的时刻，见过分裂，经历过分裂，我们知道分裂是怎样的痛苦，因此也就不怕如实地说出这种危险。
　　在过去的一些代表大会上也有过很尖锐的意见分歧。但是有没有因其中一方而引起分裂呢？没有。现在有没有呢？有。这种情况人们已经屡次指出过了。我认为，现在有办法对付这种意见分歧了。
　　还有人说，这种决议并不能造成统一，根据决议看来，进行批评似乎必须通过省委，似乎对“工人反对派”的同志有某种不信任，因此就使他们很难参加中央委员会。这也说得完全不对！我在一开始就说过为什么选用“倾向”这个词。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词，那可以先基本上通过这个决议，然后把它交给主席团，尽量把语气改得缓和一些。如果我们能找到更缓和的用词，那我提议把“倾向”这个词换掉，其他地方也可以改得缓和一些。我们不反对这样做。但是现在在大会上，当然不是讨论这些细节的时候。可以把决议交给主席团加以修订，把语气改得缓和一些。在这方面是不必太激烈的——我并不反对这种做法。但是，说这个决议是挑唆党内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这也不符合事实。
　　我不了解萨马拉的“工人反对派”的组成情况，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是我相信，除了“工人反对派”外，任何一派的中央委员或任何一派的大会代表，只要他想在萨马拉组织的会议上证明决议不是什么挑唆，而是号召统一，是争取“工人反对派”的大多数，那他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谁在这里用“挑唆”这种字眼，就说明他是忘记了关于统一的决议的第5条，在这一条中已经承认了“工人反对派”的功劳。难道在决议中不是两方面都提到了吗？一方面说“出现了一种倾向”，另一方面，请你们读读第5条：“同时，代表大会声明，在例如所谓的‘工人反对派’特别关心的问题，即清除党内的非无产阶级分子和不可靠分子、反对官僚主义、发扬民主和工人的自主精神等等问题上，任何切实的建议，都应当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注：见本卷第82页。——编者注］，等等。难道这是挑唆吗？这是承认他们的功劳。我们说，一方面，你们在辩论中暴露出了一种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倾向（这甚至在梅德维捷夫同志的决议案[50]中也承认了，只是用的词不一样），但是接着我们又说，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我们承认我们还做得不够。这是在承认他们的功劳，而不是挑唆！
　　吸收“工人反对派”的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这是表示同志式的信任。在这以后，无论是谁去出席没有被派别斗争弄得不可开交的会议，那么这个会议都会指出，这里并没有什么挑唆，而是表示了同志式的信任。至于采取最极端的措施，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我们还不这样做，目前我们还是表示同志式的信任。如果你们认为我们理论上错了，那我们可以出版几十册文集来讨论，如果有些年青的同志，例如萨马拉组织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新的意见要讲，那么萨马拉的同志们，请讲吧！我们一定把你们的文章发表几篇。本来任何人都懂得，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和在会外对工人们乱讲是有差别的。党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毫不犹豫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决不会在工人的会议上讲卡缅斯基同志所讲的话，讲他有权在党代表大会上讲的话。只要你们对照一下决议的确切的原文，那你们就会看出，它只是作了理论上原则上的指示，而没有丝毫侮辱性的东西，同时它还承认，有些人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有功劳，表示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此外，这个集团的代表还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这在党内可说是最高的信任了。同志们，正因为这样，我提议用记名表决的办法通过这两项决议，然后把决议交给主席团加以修订，把措辞改得缓和一些；既然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也参加主席团，也许他会找到更恰当的用词来代替“倾向”这个词。
　　关于呈请辞职的问题，我提议通过如下决议：“代表大会号召已被解散的‘工人反对派’的一切成员服从党的纪律，责成他们继续担任党委托给他们的职务，不接受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及其他任何同志的辞职。”[51]（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