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统一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报告

同志们，我认为这个问题不需要谈很多，因为整个代表大会在讨论各项问题时，就已经涉及了现在应当以党代表大会的名义，也就是以全党的名义正式加以阐明的问题。《关于统一的决议》［注：见本卷第78—83页。——编者注］，有很大一部分是说明政治形势的。决议已经印发给大家，你们当然都看到了。其中第7条不准备公布，这是一项特殊措施，它规定在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全体会议上，经三分之二的多数的同意，可以把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项措施在各派代表都发表了意见的非正式会议上，曾一再讨论过。同志们，我们希望不要运用这一条。但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我们面临相当急剧的变革，希望彻底消灭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这一条是必要的。
　　现在我谈一谈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这个问题在大会讨论第四项议题时已经涉及了。整个决议的精神是要确定我们对某些派别或思想倾向的态度。我们说“倾向”，是要强调指出，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发现任何已经彻底形成、已经绝对肯定和完全确定的东西，而只是一种政治趋向的开始，党对这种趋向是不能不有所估计的。大概你们都已经看到关于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决议，在决议的第3条中，有一个地方显然是印错了（从发言中看到，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个错误）。应当改成这样：“例如，他们的”即“工人反对派”的“下述论点就很能说明问题：‘国民经济的管理应当由联合在各种产业工会中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来组织，应当由他们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共和国的整个国民经济’”［注：见本卷第84—85页。——编者注］。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大会的非正式的会议和公开的全体会议上已经屡次谈到这个论点。我认为，我们已经说得很清楚，用恩格斯关于生产者的联合的论断来为这个论点辩护，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因为很明显，而且把原著切实查对一下也可以肯定，恩格斯讲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毫无疑问的。一个社会已经没有阶级，当然就没有工人和农民，而只有生产者－工作者了。我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中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把还有阶级的时期和已经没有阶级的时期非常严格地区别开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以为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会消失的思想、言论和假设，并且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消灭阶级［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页，第28卷第508—510页，第20卷第116—117页，第21卷第197—198页。——编者注］。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最先在实践上提出了这个消灭阶级的问题，而在我们这个农民国家里，目前还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此外还存在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残余。
　　我们的党纲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实行最初的步骤，我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过渡阶段。但是我们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实践和整个革命的历史中始终可以极其清楚地看到，象反对派现在提出的这种理论定义，是多么不正确。我们十分清楚：我国还存在着阶级，并且会存在很久；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阶级必然要存在很久，存在许多年。要组织好大工业，建立起领导农业所需的储备，至少需要十年。这是最短的期限，而且需要具备非常有利的技术条件。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条件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已经有了一项把俄国建立在现代大工业基础之上的计划，这就是科学家们所制定的电气化计划。实行这个计划的最短期限需要十年，并且是以比较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但是我们十分清楚，这种条件现在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十年的时间对于我们太短了——这是用不着说的。我们接触到了问题的核心：目前可能的情况是，一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仍然存在，因此，我们目前在实践上还不能实现恩格斯的话。先要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以后的事。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多少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笼统地谈论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笼统的劳动者或笼统的工作者是不存在的；或者是握有生产资料的小业主，他们的整个心理状态和全部生活习惯都是资本主义的（它们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或者是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雇佣工人，即同资本家对抗、对立和斗争的大工业雇佣工人。
　　我们在谈这个问题以前已经经过了三年的斗争，已经有了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在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困难，而目前阶级还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里和苏维埃机关内部还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残余。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里竟有人提出包含我读过的那几个论点的纲领，这显然是一种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样说并不过分，这样说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倾向还不是一个定型的流派。倾向是一种可以纠正的东西。一些人已经有些走入歧途或者开始走入歧途，但还是可以纠正的。我认为，俄文“倾向”一词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这里强调的是，它还不是什么完全形成了的东西，事情还不难纠正；这里是希望引起警惕，是想直截了当从原则上提出问题。如果谁能找出一个俄文词可以更确切地表达这个意思，那就请提出来。我希望我们不要在用词上展开争论，而应当分析这个基本论点的实质，不要跟着“工人反对派”的诸如此类的许多主张跑。这可以让我们的著作家以及这一派的领导者去分析。在决议的末尾我们特地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们能就上述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我们现在不能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我们是一个在极端困难条件下进行斗争的党。我们必须对自己说，为了保持巩固的统一，对于明显的倾向必须加以谴责。倾向既然已经形成，那就应当加以揭露和讨论。如果需要认真地辩论，我们也欢迎，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详细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话，我们还可以象你们刚听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在“国际”这个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我们现在所谈的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47]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在上一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同这个党是有斗争的。当时批评这种倾向的用词，往往比“倾向”这个词还要尖锐。你们知道，这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因此，想用不再辩论、到此为止的办法来了结这个问题，是不正确的。但是，理论上的辩论是一回事，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斗争则是另一回事。我们这里不是辩论的俱乐部。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将要出版一些文集和专门的刊物，但是我们首先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因而必须团结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组织“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之类的建议来干扰政治辩论和政治斗争，那我们就不能同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前进；这不是我们在近几年内所要执行的政策。这是破坏党齐心协力的工作的政策，这种政策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的错误还在于对阶级关系作了不正确的判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也作过决议[48]。目前的情况是，非党的自发势力正在表现出小资产阶级动摇性，这种动摇性在俄国现在的经济状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必须记住，内部的危险在某种意义上比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危险还要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形式上的团结，而且需要非常坚固的团结。为了建立这种团结，我们就非有这样一个决议不可。
　　其次，我认为这个决议的第4节非常重要，它对我们的党纲作了确切的解释，也就是说，作了出自作者的解释。代表大会是党纲的作者，因此代表大会应当作出解释，以便结束这种动摇现象，结束这种有时甚至是玩弄党纲的现象：有人对党纲中关于工会的部分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你们都听到了梁赞诺夫同志在这个讲台上对党纲的批评，我们真要谢谢这位批评家的理论探讨！你们都听到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提出的批评。对这种批评是不能保持沉默的。我认为，在这里，在这项决议中，我们有了我们当前所需要的东西。党纲是由代表大会批准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因此，应当以代表大会的名义说：请看我们是怎样理解党纲的。我再说一遍，理论上的争论并不是到此为止。可以对党纲提出修改意见，在这方面不能有任何禁止。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党纲已经尽善尽美，无可更改，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接到正式的提议，我们还没有花时间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如果仔细阅读党纲，就会看到下面的话：“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这句话应当加以强调。而从前面的一行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根据法律，工会是一切地方的和中央的生产管理机关的参加者。”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在世界所有先进国家的协助下用几十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而我们处在极端贫困的时期，工人在我国占少数，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农民群众已经疲惫不堪、流血过多。难道我们会幼稚到这种地步，竟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时期这样的国家里可以迅速地完成这一过程吗？！我们甚至还没有打下基础，我们只是刚开始根据经验计划在工会的参加下管理生产。我们知道，主要的障碍是贫困。说我们没有吸收群众参加工作是不对的；相反，工人群众中任何多少有点才干的人，都得到我们最真诚的支持。现在唯一需要的是形势能够稍微缓和一点。在饥荒之后，我们至少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从历史来看，这是一个极短的期限，但是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这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有一两年的休养生息时间，只要有一两年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目前我们没有得到这种支持，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得到支持。为此我们正在做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谁也不能说，政府、工会或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个问题上放过了任何一次机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人们困苦到了极点，到处都是饥饿和贫穷，由此往往产生了消极的心理。我们不要怕如实地说出这种不幸和灾祸。正是这些东西妨碍群众迸发出热情。我们根据统计材料知道，在管理机关中工人占60％。在这种情况下，企图按照施略普尼柯夫那样来解释党纲说的“工会应当做到……切实地集中”等等，是绝对不行的。
　　确切地解释党纲，可以使我们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这一点在决议的末尾已经着重指出了。决议是怎样说的呢？让我们读一下第6点：

　　“根据上述一切，俄共代表大会坚决反对这些反映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主张，并认为：第一，必须同这些主张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第二，代表大会认为，宣传这些主张是同俄共党员的身分不相容的。
　　代表大会责成党中央委员会严格执行大会的这些决定，同时指出，在各种专门的刊物和文集等等上可以而且应当划出一定的篇幅，使党员能就上述的各种问题详细交换意见。”

　　你们都是各方面的鼓动家和宣传家，难道你们不知道在战斗的政党内部进行思想宣传和在专门的刊物、文集上交换意见是有区别的吗？我相信，任何一个愿意深入研究这个决议的人，都会看到这种区别。我们把这一倾向的代表吸收到中央委员会里来，我们希望这些代表在中央委员会里能够象一切有觉悟的、守纪律的党员那样来对待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们希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能够在中央委员会里分清这一界限，而不致造成特殊状况；我们会弄清在党内发生的究竟是什么问题，是在战斗的政党内部宣传某种主张，还是在专门的刊物和文集上交换意见。谁有兴趣想仔细研究恩格斯的那些话，那就去研究好了！有些理论家经常向党提出有益的意见。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将要出版两三大本文集，这是有益的和绝对必要的。但是，难道这跟宣传某种主张，跟各派纲领的斗争相同吗？难道可以把两者混淆起来吗？凡是愿意深入研究我国政治形势的人，是不会把这两者混淆起来的。
　　不要妨碍我们的政治工作，特别在严重的关头，但是也不要放弃学术探讨。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说）想在最近几个月内利用空余时间，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在不合法状态时期的革命斗争经验的集子编写第二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请写吧！而目前的这一决议，却应当成为我们的路标。我们开展了最广泛、最自由的辩论。“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曾经登载在发行25万份的党中央机关报上。我们从各方面尽可能地考虑了这个纲领，我们根据这个纲领选举了代表，最后，我们召开了代表大会，而大会对政治辩论作了总结，并且指出：倾向已经很明显，我们不要再捉迷藏了；应当公开指出，倾向就是倾向，必须加以纠正；我们一定会纠正这种倾向，至于辩论，那将是理论上的辩论。
　　因此，我再次提议通过并且赞成通过这两项决议，巩固党的统一，并且正确规定党的会议应该做些什么，个别愿意帮助党的、从事某些理论问题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在空余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做些什么。（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