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上学期期中论文，拿来凑一天的专栏更新

摘要：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笔者阐明本文的写作方法、思路和面对的问题，笔者主张以文本为出发点，以“友爱观”为透视角度，还原本真的角色形象；第二部分，笔者认为，安提戈涅友爱观的内涵是寻求自身的身份认同，并解释了这一独特友爱观形成的原因，最后阐释了安提戈涅这一人物形象的不同面相；第三部分，笔者认为，克瑞翁友爱观的内涵是维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并揭示了克瑞翁成为悲剧人物的主要原因——自身性格的偏执；第四部分，笔者基于文本分析指出，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冲突并非观念上实质性的冲突，而是错位的冲突。

关键词：《安提戈涅》；友爱观；悲剧；冲突；身份认同；

一、 本文的写作方法、思路与面对的问题

《安提戈涅》作为古希腊经典悲剧，对其文本的解读浩如烟海，由此形成了各种解释角度，如：“人法”与“神法”的冲突视角、黑格尔的家庭伦理和国家伦理视角、女性主义的视角等等。这的确为我们审视文本打开了各种新的道路，但难免会陷入笼统与抽象，往往做出形式上的解释，而不面对文本本身以及文本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

本文的写作思路，是要重新审视以往的解释角度，以友爱观作为考察的切入点，从文本本身还原克瑞翁和安提戈涅两人的角色形象，并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现实，对《安提戈涅》文本做出本真的阐释。

本文面对的问题是，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两者冲突的议题之一——友爱观。其子问题包括：两人友爱观的出发点与内涵是什么？两人为何持有这样的友爱观？两人是否真正是自身友爱观的践行者？两人的友爱观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冲突吗？在下文中，笔者将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二、 对安提戈涅友爱观的考证与分析

1、 安提戈涅友爱观的出发点与内涵：

安提戈涅所持的友爱观，笼统来说，是以家庭伦理为出发点的。“对于安提戈涅来说，无论是守卫城邦的，还是攻打城邦的都是和自己拥有家亲关系（philia）的朋友(philos)。”而进一步看，虽然在与克瑞翁的交锋中，安提戈涅如此说道：“可是我的本性不喜欢跟着人恨，而喜欢跟着人爱”。但这不代表着安提戈涅的友爱观是一元论的爱，安提戈涅的友爱观是兼具爱恨的，是有其内部次序或者原则的。当开篇伊斯墨涅拒绝帮助安提戈涅埋葬哥哥时，安提戈涅近乎无情的说道：“你这样说，我会恨你，死者也会恨你，这是活该。”。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推断：在安提戈涅心中，家族中死者——两位哥哥——的地位，是高于作为生者的妹妹的。然而，我们是否能说，安提戈涅就是一位坚守“神法”，誓死维护“家庭伦理”的殉道者吗？笔者认为，决不能将安提戈涅的行动做如此简单化、抽象化的处理。

在安提戈涅被送往石窟的第四场，安提戈涅有以下独白：“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笔者认为，这是透视安提戈涅友爱观和行动的一把钥匙。上述独白，恰恰说明安提戈涅不是一位传统的“家庭伦理”殉道者，安提戈涅的出发点恐怕不是维护生者和死者的家庭共同体与伦理，至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否则她为何对假设中的丈夫与儿子无动于衷？直接驱动安提戈涅如此行动的，我们可以如此推断，是哥哥（以及生出哥哥的父母）的不可替代性。而为何安提戈涅对哥哥以及父母的去世有超于常人的反应？笔者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

2、 安提戈涅为何持有这样的友爱观？

如何透视安提戈涅为何持有这样的友爱观？笔者认为下面这段话值得作为考察的准则：“即使安提戈涅提出了自然法高于实在法的命题,也不等于安提戈涅是在自然法的推动下或是因为有自然法支持才去违抗禁葬令的。安提戈涅只是用自然法来为自己的行动辩解,是一种说辞,一种正当性的论证。我们不能混淆了行动的原因(cause)、动机 (motivation)和为行动辩解的理由(reason或argument)。”

首先，我们必须站在安提戈涅的视角，去审视她的哥哥以及父母在她生活中的位置。安提戈涅是王室的贵族，对她而言，家庭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在极短的时间里，父亲俄狄浦斯刺瞎了自己的双眼，最后自我流放至死；母亲为赎罪自尽而亡；两位哥哥为了争夺王位而兵戈相见。家人连续的死亡，对于安提戈涅来说，不亚于世界的崩塌。这构成了安提戈涅的为埋葬哥哥而死的客观背景。

其次，两位兄长何以在安提戈涅眼中占有家庭伦理中的优先地位？乃至于“丈夫”和“儿子”都要为之让路。一方面，和父母一样，兄长构成了安提戈涅的旧王族生活中的“物质层面”的组成成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兄长成为安提戈涅“精神层面”的定位——或者说身份认同——的重要唯一坐标。为何说这一坐标是唯一的呢？让我们对安提戈涅身边的亲人进行逐一的考察：父亲俄狄浦斯是杀父娶母的罪人，既是自己的父亲，又是和自己同母亲的兄长；母亲伊俄卡斯忒以子为夫，既是自己的母亲，也可以当做是自己的祖母；克瑞翁既是舅舅, 又是舅公；恋人海蒙既是同辈,又是长辈。这使得安提戈涅的身份认同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唯一确定的关系只剩下她与妹妹以及死去的哥哥的关系。但由于她的妹妹拒绝参与安提戈涅的行动——这意味着妹妹选择接受这种改变”。这也就说明了，安提戈涅为何对妹妹伊斯墨涅有着近乎无情的言语。因为倘若她认同伊斯墨涅的观点或是向伊斯墨涅妥协，就意味着她要陷入一种身份认同的混乱中。笔者认为，安提戈涅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维护，是构成其独特友爱观的最主要因素，并直接成为了她行动的动因。

这种身份认同的外化是埋葬兄长的行为，而这一行为必须是光明正大，人尽皆知的，否则就失去了他者对自我身份认同的确立作用。一开篇，安提戈涅无情的对妹妹说道：“呸！尽管告发吧！你要是保持缄默，不向大众宣布，那么我就更加恨你。”我们不妨做一个故事外的遐想：倘若安提戈涅向大众宣布自己埋葬哥哥尸体这件事，反而很有可能使克瑞翁恼羞成怒，哥哥波吕涅科斯的尸体甚至会遭到更残暴的对待。而且，安提戈涅也清楚，自身的行动不可能真正的“埋葬”哥哥的尸体，所以“尸体已经盖上了，不是埋下了，像被一个避污染的人撒上了一层很细的沙子”。这恰恰证明了安提戈涅的行动，是对自我身份的一次确证。同时，安提戈涅反复强调自己的身份和荣誉：“你现在知道了这消息，立刻就得表示你不愧为一个出身高贵的人；要不然，就表示你是个贱人吧。”，埋葬哥哥，不仅是对家族伦理的虔敬，而更“是件光荣的事”。这种荣誉感来自他者两方面的确证：对不义的假想敌克瑞翁的反叛，和得到忒拜城其他公民与神的认可。这集中体现在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交锋中：“我除了因为埋葬自己哥哥而得到荣誉之外，还能从哪里得到更大的荣誉呢？这些人全都会说他们赞成我的行为，若不是恐惧堵住了他们的嘴。”。笔者认为，安提戈涅在被抓之前，恐怕没有时间和心情确证自己的行为是否得到忒拜城人们的认可，毕竟，就连自己的妹妹伊斯墨涅都反对自己的做法。我们可以推断此处的说辞，只是安提戈涅的一种“臆想”。实际上，安提戈涅本人其实也在怀疑自己的行为能否得到忒拜城人们的认可，在去往石窟的路上，她呼唤着“祖国的市民们”，但之后又独白道；“我的命运没有人哀悼，也没有朋友怜惜”。最后她向“众神明、我的祖先”和“忒拜长老”寻求内心的慰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安提戈涅的友爱观不是单纯的抽象家庭伦理或是神法，神法只是安提戈涅确证自身认同的一个最后辩护手段。

3、 安提戈涅是自身友爱观的践行者吗？

安提戈涅是自身友爱观的践行者吗？或者说，笔者想要探讨的是，安提戈涅的行为是否仅仅是安提戈涅自身友爱观的外化表现。因为，一个观念并不直接导致一个行为，一个行为的原因是复杂的、而非单一的。同时，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最后，外部世界的变化也是随机的。以上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到人物的行动，本部分旨在对安提戈涅的行动作出多角度的审视。

首先，驱使安提戈涅做出如此激进做法的导火索，正是克瑞翁的禁令。如前文提到的，安提戈涅正在寻找自身确证的宣泄口，对全城颁布的禁葬令——或者此处说的抽象些，将城邦置于家庭之上的原则——被理解为“听说这就是高贵的克瑞翁针对着你和我——特别是针对着我——宣布的命令。”。克瑞翁本来是安提戈涅的舅父，两人本是亲缘性的关系。这份禁令恰恰触动了安提戈涅此时敏感的神经，两者的关系此时存在着亲缘性与政治性的摩擦，克瑞翁也就成了安提戈涅的假想敌。有关二人错位的冲突，笔者将在第四部分详细讨论，此处仅落笔于这一结论：克瑞翁的禁令是安提戈涅行为的导火索，但非矛盾主因。

其次，我们应考虑到，安提戈涅自身的“自罪”意识。这种自罪意识源自其家族血脉的不洁，这种罪是一种诅咒，安提戈涅想以死来终结这一切。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安提戈涅想要求死，而违反禁葬令只是为了死的光荣，即使没有禁葬令，她也会求死。“我却早已是为死者服务而死了”，克瑞翁更是尖锐的指出“她已经不存在了”。除去安提戈涅自我身份认同的友爱观，这份自罪意识也是其行为的原动力之一。

最后，笔者认为，安提戈涅自身的年龄也注定了她不羁刚烈的举动。“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安提戈涅的年龄大约是在十多岁, 正处于青春的敏感、多情并因此自恋和自怜、渴望荣誉、容易幻灭也容易反叛的时期。”这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补充说明安提戈涅如此行动的原因。

4、 对安提戈涅友爱观文本分析的小结

笔者认为，安提戈涅的友爱观，是以其哥哥为出发点，以自我身份确证为目的的“畸形”的友爱观。凡是反对她对自身旧有身份构建的就是她的敌人，反之，则是她的朋友。她的友爱观绝非抽象的“神法”和“家庭伦理”，这两者仅是她诉诸于正当性辩护的说辞。这种友爱观产生，是因为安提戈涅一家的巨变，对安提戈涅的物质世界（政治地位与生活处境）和精神世界（身份认同）造成了冲击。最后，笔者阐释了除了安提戈涅的友爱观，其他导致安提戈涅如此行动的因素，以此还原一个立体的、本真的安提戈涅形象。

三、 对克瑞翁友爱观的考证与分析

1、 克瑞翁友爱观的出发点和内涵

克瑞翁的友爱观，笼统的来说，是以城邦为出发点的。“我决不把城邦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我知道唯有城邦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要等我们在这只船上平稳航行的时候，才有可能结交朋友。”。城邦不仅是判断敌友的出发点，而且是判断敌友的必要前提。“如果有人把朋友放在祖国之上，这种人我瞧不起”。。这是否意味着克瑞翁的形象是“国家伦理”与“人法”的代言人？笔者并不这么认为，笔者在此处必须再次重申这一文本考察原则：“我们不能混淆了行动的原因(cause)、动机 (motivation)和为行动辩解的理由(reason或argument)。”

首先，克瑞翁真的是一位坚守国家法律的原则主义的人吗？笔者认为不是的，有一个细节可以佐证：在开场部分，克瑞翁宣布“谁要是违反禁令，谁就会在大街上被群众用石头砸死。”，但最后给予安提戈涅的惩罚却是将其关入石窟。这足以见得，克瑞翁对自己立法的随意性，或者说，克瑞翁本人并不崇尚法律原则的神圣，他是一位实用主义的僭主。

其次，克瑞翁真正关心城邦的利益吗？笔者认为也不是的，他最关心的是自身统治的合法性。第一场，克瑞翁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血缘上——“我是死者的至亲”。不仅如此，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他推行将城邦置于家庭之上的原则——即禁葬令，来进一步确证自己的权威。笔者在这里想阐明的是：克瑞翁并非是要挑战或者反对“神法”和“家庭伦理”，恰恰相反，克瑞翁一开场就将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血缘上，将推行禁葬令的原因建立在“神法”上——“他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烧个精光”。而这些都不是他行为的原因，只是他用于辩护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理由和手段。另一个证明克瑞翁最在意自身统治合法性的证据是，全剧中，克瑞翁始终在怀疑守卫、安提戈涅、先知等人是不是为了颠覆他的政权才如此行动的，总认为他们是收了贿赂。然而实际上，克瑞翁的敌人，是个假想的、政治性的敌人，而这样的人在剧中并不存在。

关于克瑞翁的友爱观，笔者于此想做出的结论是：克瑞翁的友爱观是以自身政权合法性为出发点的，凡是有利于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的人就是朋友，反之，就是敌人。

笔者预想了对这一友爱观结论的两种值得讨论的诘难：

第一个诘难：在克瑞翁与海蒙对话中，克瑞翁似乎表达一种观点，即顺从自己统治的是朋友，反之，背叛自己的就是敌人，统治者有权按照自己的心意治理城邦。但海蒙诉诸于公共意见，认为父亲失去了民意，却遭到了父亲的斥责。显然，海蒙的意见更有利于维护克瑞翁的政权合法性，但却遭到了否定，这是否意味着笔者的结论不正确呢？笔者对此提出的辩护是，克瑞翁并非纯然理性的人，而且，一个观念不必然导向一个行为。当时，克瑞翁对话的对象是他的儿子，两人之间存在着亲缘性的父子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在那一刻，家庭中儿子对父亲的必然服从关系被投射到了城邦政治中，而他本人恐怕并非完全认同自己的说辞。因为，克瑞翁并非一位没有头脑的暴君，他当然了解公共意见对自身政权合法性的维护作用，但他的非理性不允许儿子不服从自己，甚至自己要向儿子低头，而儿子这么做竟然是为了那个威胁他政权合法性的女人，这令他非常恼火。这正是为何克瑞翁在此处做出了错误判断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诘难：克瑞翁在先知说下恐怖的预言后，屈服于歌队长的劝说，并认为“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众神制定的律条”。这是否意味着，在悲剧的最后，克瑞翁屈服于“神法”，选择了迎合了神意的友爱观，不再将人法僭越到死后的世界，即使死尸本身会对自身政权合法性造成威胁呢？这是否就可以进一步说明《安提戈涅》的主题就是：“神法”战胜了“人法”呢？笔者认为这第二个诘难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回应。首先，令克瑞翁收回成命的主要原因，是祭祀的预言切实的威胁到了他政权的合法性，祭祀只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也是最重的）。在此之前，安提戈涅代表的血缘、海蒙代表的公意都没有给予他政权合法性的保证，这使他恐惧的选择“神法”。我们依然有理由做出推测，这种选择是以维护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神法依旧只是维护统治的手段。其次，该部分位于全篇的尾部，对分析主要篇幅中克瑞翁的友爱观没有参考价值，而克瑞翁最后的转变与悲剧，则是更加复杂的问题，不能如此笼统的理解。笔者将在下一部分予以另一个角度的阐释。

2、 克瑞翁是否真正是自身友爱观的践行者？

笔者省去了关于克瑞翁为何持有这样友爱观的讨论，因为笔者认为，克瑞翁对政权合法性，或者说对权力的渴望，讨论价值较小，而应把更多的篇幅用于分析克瑞翁的行为上。笔者将在这一部分，将考察有什么其他因素驱动着克瑞翁行动，并最后导致了克瑞翁悲剧性的结果。

笔者认为，克瑞翁本身性格中的专横和偏执是推动悲剧前进的一大动力，甚至是这一角色成为悲剧角色的决定性因素。克瑞翁是有“技艺”的僭主，但正如第二进场诗所言：“这才能有时候使他走厄运”。克瑞翁在与卫兵、歌队长、海蒙等人对话时，都展现了这种“技艺”的独断专行。克瑞翁以自己法的正义来为自身政权合法性做辩护，但“正义的狂妄使‘法’本身变得不再是正义。”，不正义的法是恶法，恶法违反的正是克瑞翁自身的友爱观（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最后克瑞翁不得不收回成命，使恶法“非法”。可以说，克瑞翁是被自己“技艺”的偏执击败的，而不是被众神击败的。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在悲剧的末尾，歌队长建议克瑞翁“快去把那女孩子从石窟里放出来，还给那暴露的尸体起个坟墓”，而克瑞翁却将做这两件事的顺序颠倒了：克瑞翁先去火化了尸体，并为波吕涅科斯建造了高坟，随后才走向那关着安提戈涅的石窟。而恰好此时，海蒙看到安提戈涅的自杀的尸体，并随后自尽。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作者的安排，用克瑞翁妻儿的死亡，来增添作品的悲剧色彩。但笔者认为，这一情节的设置也折射了克瑞翁的性格：偏执（不愿先一步放出安提戈涅），重视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被先知的预言吓到，优先去处理对城邦威胁最大的不洁尸体），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克瑞翁不愿意完全听从歌队长建议的独断专行（故意颠倒行为的顺序）。这一情节为克瑞翁的角色形象增添了更多复杂的面相。

3、 对克瑞翁友爱观文本分析的小结

笔者认为，克瑞翁并非国家主义或者人法的代言人，而是一个鲜活的、具体的形象。一方面，克瑞翁的友爱观是以维护自身政权合法性为出发点的；另一方面，克瑞翁因自身的偏执和独断，酿就了家破人亡悲剧。

四、 结论：错位的冲突

笔者通过对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两者友爱观的文本分析，认为两者的冲突并非信念上的、实质的冲突，而是一种错位的冲突。在下文，笔者将通过对安提戈涅与克瑞翁交锋段落的分析，进一步阐明这种“错位”。

根据前文的分析，克瑞翁的禁令是为了进一步确证自身执政合法性的行为，而被安提戈涅理解为“听说这就是高贵的克瑞翁针对着你和我——特别是针对着我——宣布的命令”。于是安提戈涅故意违反这一禁令，并毫不忌讳被捕。此时的安提戈涅维护的是自己旧有的身份认同，克瑞翁对她而言不是政治性的关系，而是亲缘性的关系（舅父），而这一关系是让位于她与哥哥的亲缘关系的。这是安提戈涅在与克瑞翁交锋中保持倔强姿态的心理原因。反观克瑞翁，一开始他是清醒的，向安提戈涅提问“承认不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你知不知道有禁葬的命令”“你真敢违背法令吗？”。此时，我们可以设想，只要安提戈涅稍作妥协，克瑞翁便可用“她不承认，一定是守兵看错了”“她不知道禁令，便可从轻处理”“她一时糊涂”等托词，将安提戈涅从危机中救出，毕竟两人有着舅侄的亲缘关系。

然而安提戈涅的倔强将克瑞翁逼入了死角。首先，安提戈涅否定了这条法令——也就是背后政权——的合法性。她从神意（“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祗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和民意（“这些人全都会说他们赞成我的行为，若不是恐惧堵住了他们的嘴”）两方面对克瑞翁的执政的合法性作出了挑战。其次，安提戈涅的特殊身份——她是克瑞翁的侄女——使得克瑞翁不得不从严处理这件事。前文中，克瑞翁刚刚做出了“如果有人把朋友放在祖国之上，这种人我瞧不起”的承诺，他不得不坚持将城邦置于家庭之上的原则，否则自身政治的合法性会受到更大的质疑。

安提戈涅想要寻求自身身份的认同，而把克瑞翁当做自我身份确证中的假想敌；而克瑞翁想维护自身政权的合法性，安提戈涅在事实上成为了克瑞翁的假想敌。安提戈涅一心求死，而克瑞翁不得不让安提戈涅死。一个愿挨，一个不得不打。而两人的友爱观和信念本身却构不成实质上的冲突，甚至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在事实上，形成了一对错位的冲突。

参考文献：

[1]张新刚：《朋友政治:一项基于古希腊政治思想的考察》，《历史法学》，2007年00期。

[2]索福克勒斯：《索福克勒斯悲剧五种》，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苏力：《自然法、家庭伦理和女权主义?——<安提戈涅>重新解读及其方法论意义》，《外国法制史研究》，2005年00期。

[4]李猛：《爱与正义》，《书屋》，200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