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对于君主官僚体制的一次讨论

研究生生涯的第一个劳动节，坦然觉得自己算是劳动人民，理应给自己放个假，于是去了一趟上海。在我哥家中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他桌子旁边的书堆上放着一本影印书。封皮暗灰，上有两个猥琐小人，一个扛着朴刀，另一个呈屈膝奉承之状，感觉不像什么经典著作，又一看名字《叫魂—1768年妖术大恐慌》，觉得有点太杀马特了。想来我哥不是爱好这种网文的人，我就问“我靠，你还看着书？”他说“这可是经典之作，非常好”。于此结下一面之缘，后边去南京，老城东某个书店，一进门的一堆书中，我又看见了这本书，二次结缘。

于是在今年的8月份，在看完了路遥的《人生》以后，我觉得有必要开一本社科书籍以备课余之乐了。作为一个电子书达人，先在微信阅读上找，结果在微信阅读上找的竟然还需要付费会员，就自己下载了一个版本（虽然在最后，整理的哥们说自己改了上百处OCR错误，但是我还是快被错别字折磨疯了）。这两个月我同时在看《叫魂》和《万历十五年》，有一说一，我后开的《叫魂》，但先看完的（《万历》刚看完戚继光，还差最后一章），你就可知孰优孰劣了。倒不是说《万历十五年》不是一本好书，而是和《叫魂》的文笔，趣味性，实时性比，并无优势，甚至还有劣势，而且《叫魂》对于清代官僚体制的分析则是我更关心的一点。虽然明代是我最感兴趣的朝代之一，但是其官僚体系和如今社会还是存在相当的错位，而明代万历年间政府所面对的一系列的困境则更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不说《万历》了，下面正式记录一下我对《叫魂》的一些理解和感想。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这本书的题目点明了这本书所提到的核心事件—叫魂案件。叫魂是一种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极为可笑的活动（如果你觉得不可笑，那么讲看卡尔萨根《魔鬼出没的世界》），就是某些奸邪之人，割掉你的发辫，然后对你的发辫施咒，或者将你的头发放到人偶上，进行生命力攫取。这个事件发生了乾隆皇帝的任期内，起源于浙江德清县一次常规的水门和桥梁的维修，但是因为当地某个寺庙为了挤兑另外寺庙的香火，便编出了将人发梢放到桥梁打夯的柱子之下，便可以夺其魂魄的谣言，并传言另外一个寺庙已经被别有用心之人用符咒诅咒了云云。然后引起了民众的恐慌，大家人人自危，唯恐自己的发辫被剪。如此一个小的事件，不敢说在那个封建的年代日日都有吧，但是也是家常便饭。什么《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这种志怪小说，里面妖术邪法简直是满坑满谷。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最终蔓延到了全国，引起了一次类似叛乱的清剿活动，最终的结果就是多个巡抚被撤职或者调任，一次政治上的洗牌，以及多人冤死狱中。事情的起因是谣言，为何如此谣言有如此力量，乃至影响全国，又为何被誉为“十全老人”的弘历看不出来如此？

如果把整个叫魂事件的扩大化全部归结于底层人民的愚昧无知和迷信愚蠢，然后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进而引燃了政治罪这个火药桶，那未免是太过小看也算是小有威名的“十全老人”了。我不去讲文章中作者阐述的非常清楚的一些问题，主要谈论一下我对整个事件扩大化的想法。对于官僚制度来说，一个政治事件的扩大化一定是来自上面的推力。弘历在第一次接到这个事件以后，并没有做出扩大化的朱笔御批，可能是因为零星的事件还不足以点燃弘历的警戒。但是随着案牍的持续增加，尤其是自己的私人耳目的消息，以及和各省巡抚的廷寄，终于引起了弘历内心一直绷着的那根弦—汉化。叫魂特别的一点是它对头发进行操作，而留金钱鼠尾是老祖宗留下的章程，那可是你们奴才的象征，一个两个案件还可以接收，大规模的爆发，那弘历不得不把关注的重点放到这是否是一场反叛上了。虽然在历史书中，仿佛某个朝代都是平平安安，在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产生，然后再在一次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灭亡，但是叛乱时常有之，平叛是当时各省巡抚的重要政绩。而叫魂运动的扩散，很难不让弘历感觉这是一种有预谋的叛乱，必须诛其首恶。当时弘历决定把这个事件当作一个政治罪来扩大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官僚机器的压力。所谓政治罪，包括了所有形式的谋反，如宗教异端，文字诽谤或者造反。政治罪影响的是国本，而腐败，渎职可能仅仅影响行政的效率。中国古代体制，不能严格算是一种封建体制，感觉更类似行政官僚体制，或者说君主官僚制。到了清代，中国权力集中已经到达了顶峰。盛唐时期，群臣还可以和皇帝坐着谈话，甚至有魏征突入入内，故意延长自己的汇报，让唐太宗闷死自己的鹞鹰的事情；而在清朝，这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弘历看了《资治通鉴》上面这一段，大呼不可思议），满族大臣跪地，口称“啊哈”（奴才），而汉族大臣则自称臣，甚至不能仰面视君。在这样的君主压力下，官僚机器却有它自己的一套逻辑，而这套运行逻辑很有可能会把君主纳入到机器之中，成为一个镶钻镀金的齿轮。顾问班子对于君主的操纵，或者汉人的传统价值对于外族统治者的腐化（至少在中国通弘历眼里是这样的），都是值得对抗的。这里需要引入专制权力和常规权力的冲突。

在本书中，特别提到汉斯 罗森博格（Hans Rosenber）的“王朝专制主义”和“官僚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指未经宪政制衡或与有影响的社会阶级分享的权利。“王朝”则强调君主个人对于整个社会以及对应招来执行他命令的“王家仆从”的支配。君主的控制同时又需要条例慎密的程序，依旧是依赖即统治官僚又统治民众的“公共法”（如《大清律》）。但是这会导致这种制度在“以法治取代专职君主权力的不间断的斗争中”成为牺牲品。“官僚君主制”，君主在官僚的体制下，又有多少余地去发挥自己的程度？对于中国来说，在官僚制度不可避免地挤兑君权以后，皇帝甚至需要引自己的私人势力进入体制来制衡官僚（明代将宦官引入政治体制）。“掌权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是理性化和制定规则，另一方面是制造例外和无视规则的权利。……规则的拓展会限制他的权利，而太多的例外又会削弱他控制别人权利。”弘历的做法是不断压紧官僚机器同时把自己的专制权利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这台机器中。

在叫魂事件中，弘历对于江南地区的官员的特殊对待是值得关注的，他仿佛特别关注这一地区的官员是否“沾染汉人习气，有失满洲旧风”。而弘历的这种关注也让我特别认为在事情发展的中期，弘历其实已经从雪花般的廷寄中逐渐理出了头绪，那就是叫魂案可能并不存在，但是对于江浙皖地区的官员，尤其是满族官员，弘历依然不肯放松。且不提有富尼汉这样的“能臣”，拔起萝卜带着泥，已经审出了一系列的妖党元首，并且这些元首就在江皖活动。为何江浙皖地区的这些大臣没有任何动作？尤其是在整个清朝的这些高级干部的政治逻辑一部分建立在弘历的私人关系上，因为政治的任命是一种政治实践，官员的职位越高，任命和监督就越不受常规程序的制约，受到君主的个人影响力越大。这样的行为实在是“不知恩之物”。我认为就是在部分案犯被送往热河和京城由军机大臣审理以后，弘历便把叫魂危机看作是对个人纪律整肃的完美机会。君主礼仪性的接受了高级官员的谢恩表以后，君主和高级将领的关系就得到了强化。谢恩表把这种个人关系的强化变成了儒家承认的一种礼仪性的活动。

君主对于官僚机器的抗争，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官官相护而导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君主面对这种官僚的机器有时候也没有任何手段，比如明朝的万历皇帝就是进行了一个旷日持久的大型社会实践，而对于弘历来说，及时的上紧机器的发条，避免自己成为机器上一颗齿轮，则是非常重要的。在叫魂事件中的部分官僚则表现出了相当的抗争。首先是山东巡抚富尼汉，他在最开始就已经理解的弘历的意思，并“捉拿捕获”了一大批妖党。正是他的推波助澜，叫魂案件才能得以成为一件全国性的清剿活动。他这套行为是对弘历的想法的过度解读，但是也引起了问题。但是在最后事件的温度逐渐平息以后，对于富尼汉的处置也不宜过度严厉，为了对弘历本人的错误进行开释，最后也只是将他降为了山西布政使（降了一级，相当于从省委书记到省长？）。而江南这帮官员太过可恶，“江浙督抚养痈遗患”，应该由吏部“以严议处，以正纲纪”。于是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前江苏巡抚明德（现云南巡抚），和陕西巡抚苏尔德（他是由于叫魂案发之时在江苏任职，江苏布政使）。富尼汉可能是官僚机器的一次不那么有效的抗争，只能算是自保而已，但是下一个例子，则体现了官僚机器的高明。忙而不动，江西巡抚吴绍诗罗列了一系列的手段，比如设立多个秘密警察，并分县令密查等等，但是最终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嫌犯，于是吴绍诗便向皇上谢罪。弘历也并没有斥责他，并在第二年将其升为刑部尚书。另外一个例子是吴绍诗的次子吴坛的转移视线，因为当时存在许多地下的教派，所以吴坛便把这些教徒作为自己紧张工作的证明。更多的例子表明，统一步调也是对抗君权的一个好机会，比如在觉性案件中，湖广总督亲自驱车600里去审讯凡人，看似是对重视该案，但是弘历明白这是为了统一步调，“以汝伎俩恶术，不过又皆审处完事，汝安守汝总督养廉耳？不知耻无用之物，奈何？”这些官员站在同一条战线，从而使惩罚必须扩大化，这样显然比由一个官员单独汇报更容易躲过君主的盛怒。

第三个方法，我要单独拿出来讲，因为太过具有实践意义和政治意味。那就是常规化。“官僚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化约为行政问题”。举个例子，在清剿妖术的时候，南京布政使就曾一本正经的建议整顿保甲以查清在南京地区的每一个人。弘历当然知道这是想把这个问题常态化，常规化，所以朱批“此数空言，汝外省官员习气实属可恶”。因为整理保甲，则可以很忙碌，并且不必承担君主诘问的风险。把对叫魂案犯的缉拿变成日常公事，就可把这个案件从紧急渠道转移到对地方官员来说更为安全的常规渠道。从而脱离他们不熟悉的短期考评，而并入熟悉的三年考评之中。并且不止南京布政使如此上书，前面提到的高晋也上述希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登记僧道，弘历则朱批回应“汝多年来为抓获一个案犯，岂能说‘空言’”，浙江按察使也提出了一个相似的建议，对没有度牒的僧道外出旅行要检查其有无路照。

在叫魂案件如此严峻的一个事件下，官僚机器依然以一种平稳的状态应对。我们可以想象整个官僚机器平日如何对待弘历。于是1768年的妖术危机成为了弘历的一个出气孔。“常规化，汉化，江南文化的度化——所有这些都在嘲弄帝王的权力”。长期对于官僚制度的挫败感，导致他在这次具体事件上发泄了自己的不满。文中特别提到了当时征伐缅甸的战役正毫无指望的被困在瘴疠肆虐的热带雨林，虽然弘历已经以无能和谎报军情为由撤换了战地指挥官，但是将这股沮丧发泄到国内事务，或者说给国内事务加温也不是不可能。另一方面，弘历本人难以打破官僚体制自我满足，裹足不前的积习。为了巩固自身利益，他必须不断诉诸于专职和无常的权力，而政治罪正是使用这种权力的机会。对于精英阶级的控制不能只诉求于常规的行政方式，而政治罪这样的事件则是弘历绝佳的方式。

当然这一切的发生还和当时国内的局势有关，不断恶化的经济，不断增加的人口，虽然拉美的白银流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的中国当时的矛盾，甚至创造出了一种繁荣，但是在弘历统治的末期，中国的整体情况并不乐观。在这样矛盾丛生的一个社会，叫魂事件其实还给了底层人民一把上了膛的手枪，任何人都能使用。在这个社会中，普通民众几乎从来没有过权力，这时以“叫魂”为名中伤他人突然成了一种可得的权力。妖术即是一个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而这种幻觉权力不止一次的被释放给民众，甚至就发生在近代。

另外的一个说法值得记录，那就是受困扰社会的理论。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在瑟罗笔下的后工业化的美国，人们被出卖的感觉是由于进步和经济成长的信念而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这种进步和经济成长一度曾使西方世界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屈服于人类的努力，从中某些人会得益却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损害。与此形成对照，在帝制后期的中国从未有人设想人的努力能够（或应该）产生无限的进步和成长。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则几乎完全没有了解。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力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在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书上还提到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弘历的武器库缺乏一种武器——他没有能力找到一个和臣民共同分享的目标。那么同一个事件，君主和臣民从各自的角度出发，产生了不同的恐惧，并都在这盛世边缘找到了替罪羊。而如果君主使用了这个武器，那么官僚可能会面对人民和君主的之名夹击，这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最后以文章最后两段结束我的书评，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