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关于新人的故事》第二章 初恋与合法婚姻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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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对罗普霍夫演了一出滑稽戏，因此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本人也显出一副可笑的样子来了。这两点完全违反了我的本意。如果我要注意我们这儿所谓的艺术性的话，我尽可以抛开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跟罗普霍夫的关系不提，因为这段故事使小说的这一部分具有了轻松喜剧的品格。按下不提倒容易。即使不提，我也能够说明事件的主要进程。就算教师和玛丽娅·阿列克塞笑娜毫无交情，他有时候——虽然很难得——也能找到机会跟他教书的那个人家的姑娘攀谈几句，这有什么稀奇呢？难道一定要说上千言万语，才能使爱成长起来吗？可以说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的协助，对于薇罗奇卡和罗普霍夫见面后的结局根本就无足轻重。但是我讲故事可不考虑怎样为自己求得一个艺术家的好名声，而是实话实说。我写了几页流于轻松喜剧性的东西，这在作为小说家的我是很痛苦的。

我想写出真情实况，而不用对我更便当的方式来叙述——这个意图还给我招来一种苦恼：我厌恶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那么可笑地对于罗普霍夫虚构出来的那个未婚妻的种种想法，她对罗普霍夫带给薇罗奇卡的书籍的内容的凭空猜测，以及“菲利浦·艾加力特是否叫人们改信天主教”和“路易十四写过些什么著作”之类的推论。人人都可能犯错误，假如一个人评判他所不了解的事物，他的错误也许还很荒唐呢。不过，要是我们根据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的荒唐的过失推论说，她对罗普霍夫发生好感只是由于她有过这些荒谬的念头，那也有失公平。不，如果她在罗普霍夫的实际行动和谈吐里面发现了什么可疑的地方，那么，关于有钱的未婚妻和菲利浦·艾加力特的宗教心的任何幻想，都绝对蒙蔽不了她的健全的理智。但是他为人确实正派，照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的看法，只有像她自己那一类的人才能做到这一步。他虽然年轻、机灵，却并不偷看那位漂亮姑娘的胸衣，也不死乞百赖地追求她。他跟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玩牌时从不推脱，不说“我最好陪薇拉·巴芙洛夫娜坐坐吧”，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又觉得他看人论事的精神正跟自己一样。他像她一样，世人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利益，他说，当骗子行骗的时候，你大可不必激动，也不要大声疾呼，说这个骗子应该遵守人格至上的原则。骗子之所以为骗子完全无怪可言，以他的环境而论，他必然会变成这种人，他要不当骗子——更不用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在他那一方面讲倒是荒唐的，干脆说是愚蠢的。是啊，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没有弄错，她在罗普霍夫身上找出了许多她亲近的东西。

我知道，因为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赞同罗普霍夫的思想方法的缘故，他在有教养的读者心目中已经声誉扫地了。可是我不愿姑息任何人，我不隐瞒这件大大损害了罗普霍夫的名声的事情，虽然我证明过，我能够掩饰罗普霍夫与罗查利斯基家的关系中的这个坏的一面。我甚至更进一步：我要亲自来说明，他正是配受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的赏识的。

确实，从罗普霍夫跟薇罗奇卡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之流，比各种冠冕堂皇思想的雄辩的倡导人①更容易觉得他的思想方法是好的。罗普霍夫看到的事物的特征，正跟冠冕堂皇思想的倡导人除外的全人类所看到的一样。如果说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能够欣然赞成他在斯托列希尼科夫求婚问题上给薇罗奇卡的劝导，那么，他也会欣然在她酒后向薇罗奇卡所作的自白下面写上一个“对”字的。他们在观念上的一致非常显著，所以有教养的高贵的小说家、杂志评论家和我国读者的其他导师们早已宣布过：“罗普霍夫之流跟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这样的人是一路货色。”既然如此，有教养的高贵作家都会这样来理解罗普霍夫之类的人，难道我们还能责备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说她对罗普霍夫一无所知吗？我们那些最优秀的作家、思想家和精神导师对他这类人不是早有高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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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这里冠冕堂皇思想的雄辩的倡导人，指的是自由主义空谈家和自由主义杂志家。在1863年，他们已彻底暴露出他们是反动政府的同盟者和1861年农奴制的卫护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手稿上对他们的揭露、批评更为尖锐：“事情的实质在于……这么做等于引狼人室，让羊进菜园里驱逐啄菜的鸟。”(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第11卷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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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只要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懂得这些作家所懂得的一半那么多，她也就会明白罗普霍夫并不是她的好伙伴了。撇开她是不学无术的女人这一层不说，她还可以用另一个理由来原谅自己的错误：罗普霍夫没有跟她把话讲完。他是一位宣传家，不过他不像冠冕堂皇思想的崇尚者们似的，老是忙着把自己赞赏的崇高观念说教给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那样的人。他很通情达理，决不硬行拉直一棵五十年的老树。他和她对各种事实看法相同，并且不时谈论它们。他有理论修养，能够从事实中引出结论，而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之流当然做不出，她们只知道个人的日常心事和表现着全世界平民智慧的流行话：谚语、俗话以及诸如此类的古老的箴言。但是他们的问题没有得出结论。比方说吧，假如他解释一下他跟薇罗奇卡所谈的“利益”是什么含义，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也许要皱眉头了，她会看出这个“利益”和她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可是罗普霍夫没有向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解释，在他跟薇罗奇卡的谈话中也没有作这种解释，因为薇罗奇卡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在他们谈论的书本里。当罗普霍夫在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的酒后自白下面固然可以写上一个“对”字，但他一定要补充道：“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既然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像您自己承认的，所以我决不禁止人家去努力采用新办法，只要他们高兴这样做。至于您认为老百姓太愚蠢，妨碍了新办法的采用，那么，它对于事业确实是一个障碍。但是有一点您却无可争辩，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一旦人们发现变得聪明些——从前他们并没发现有这种必要——于他们有利，他们很快便会聪明起来。您也得承认：从前他们没有机会培养自己的智能，如果给了他们这个机会，他们大概会利用它的。”可是他没有跟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谈论这些，这甚至不是由于谨慎的原故，虽然他一向很慎重，而只是由于健全的理智和礼俗给了他暗示，正如暗示他不要跟她讲拉丁文和用他自己觉得兴趣盎然的、关于最新医学成就的议论去打扰她的倾听一样：他非常通情达理，不会用人家不懂的舞台腔使人生厌。

但是，我所以要说出这一切，只不过想给玛丽娅·阿列克塞芙娜的疏忽——她没有能够及时弄清楚罗普霍夫是什么样的人——辩白，而决不是给罗普霍夫本人辩白。给罗普霍夫辩白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你读到下面就能认识到。如果有人不替他辩白，却想凭着自己的仁慈去原谅他，那可无法奏效。例如他们说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是医科学生，他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就容易倾向唯物主义观点。用这样的理由来原谅他，是很糟的。使人倾向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多着啦！数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各种科学全是。难道所有的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政论家以及其他各种科学家都是唯物主义者吗？决不。所以罗普霍夫是无法推卸自己罪过的。不替他辩白的好心肠的人也可能用另一个理由来原谅他，说他没有完全失去某些值得称道的特点：他曾经为了对别人有利的工作而自觉地毅然决定抛弃一切世俗的名利，认为从这工作中得到的快乐才是他最可贵的利益。他看他所爱慕的漂亮姑娘时眼光是那么纯洁，做兄弟的也未必能用同样的眼光看自己的姊妹。但是对于用这种理由来原谅他的唯物主义的人，我们应当说：一般地讲，本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优点的，而无论什么唯物主义者到底总是唯物主义者，这就决定和证明了他们是下流的、不道德的人，是不能原谅的，因为原谅他们等于纵容唯物主义。这样说来，不替罗普霍夫辩白而想原谅他是不行的。不过替他辩白也不必要，因为冠冕堂皇思想的崇尚者与崇高倾向的拥护者们，曾经宣称唯物主义者是下流和不道德的人们，最近已经在一切正派人——无论是不是唯物主义者——眼前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才智与品格的低劣①，所以替他们所咒骂的人辩护竟成为一件多余的事，理睬他们的话竟成为一件有失身分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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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861-1862年，俄国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派杂志，以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和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为首，联合起来围攻车尔尼雪夫斯基，这种攻击很快超出了杂志论战的界限。用列斯科夫的话来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反对者竭力把他描绘成“吞食一切的怪物，像马拉(雅各宾派重要人物——译者)一样的人物或彼得堡的制造事端的人”。这些杂志的行径成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的起因，是论敌不择手段的政治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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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很显然，薇罗奇卡和罗普霍夫谈话的主要内容根本不是讨论究竟什么思想方法正确的问题，他们平时很少交谈，偶尔长谈也谈些诸如思想之类的不关痛痒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有两只锐利的眼睛在监视着他们。所以对他们最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每次不过说上三言两语，——通常都是在翻阅乐谱来弹琴和唱歌的时候。这个主要题目在他们少有的长谈中占有极小的位置，甚至在短促的谈话中也不使其外露，——而且这个题目并非是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不，他们在生日晚会上，从初次攀谈说的那几句含糊的话之后，从未聊过感情之类的话题。他们也没有时间谈这个。他们抓住没有被偷听危险的那两三分钟交谈，很珍视它却谈另一个题目，这就是筹划与设计薇罗奇卡在什么时候如何摆脱她那可怕的处境的问题。他们既无余暇也无兴致去聊感情。

跟她初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早晨，罗普霍夫就去张罗她当演员的事。他知道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通往舞台之路要招来许多烦恼与危险，但是他认为薇罗奇卡以其坚强的品格，对此会游刃有余。但是，过了两天，事情发生逆转，他来上课时告诉薇罗奇卡：“我劝您打消当演员的念头。”——“为什么？”——“因为这还不如嫁给那个向您求婚的人。”他们的谈话也到此为止。这是他和薇罗奇卡去拿乐谱，他准备弹琴，她准备唱歌时谈的。薇罗奇卡低着头，好几次唱走了板，虽然这是她非常熟悉的曲子。他们又开始谈到现在该选一支什么别的曲子，薇罗奇卡借机会说：“我本来以为那是我最好的职业，听您一说不行，我难受极了。嗨，以后的日子更难过了，不过我还是能挺住的，我去做家庭教师好了。”

过两天他再来的时候，她对他说道：

“我找不到什么人给我介绍做家庭教师的工作，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还得麻烦您，除了您我也没人好求了。”

“可惜我的熟人中间能够给您帮忙的人太少，我现在或者以前去教书的那些人家也都没什么钱，他们的熟人也是彼此彼此，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

“我的朋友，我浪费您不少时间，不过真没办法啊。”

“薇拉·巴芙洛夫娜，既然我是您的朋友，何必谈这个。”

薇罗奇卡微微一笑，脸上泛起红晕，她自己也没意识到她居然已经用“朋友”来代替“德米特里·谢尔盖依奇”的名字了。

罗普霍夫也笑了。

“您本来不想这么称呼，薇拉·巴芙洛夫娜，——如果您后悔用了这个称呼，请收回吧。”
薇罗奇卡又微笑着说：

“太晚了，”她又红了脸，“而且我也不后悔。”这下她的脸可红得更厉害了。

“只要您需要，您会看到，我是您忠实的朋友。”

他们握了握手。

诸位，这就是那个晚会后他们最初两次谈话的全部。

过了两天，《警事新闻》上登出一条广告：“某小姐通晓法、德等国语言，拟觅一家庭教师之职位，详情请询问柯洛姆纳××街××宅官员。”

现在，罗普霍夫确实要为薇罗奇卡的事投入更多精力了。他每天早晨都要从维堡区到柯洛姆纳去一趟，去找广告上标明联系地址的那个熟人。他多是步行。路途很远，但是他在维堡区找不到恰当的熟人，因为这种人要兼备许多条件才成：像样的住宅、良好的家境、可敬的仪表。介绍人住处的陋鄙会使对方提出许多不利的条件，如果缺乏可敬之处和显而易见的美好的家庭生活就很难对做家庭教师的女孩产生好印象。罗普霍夫在广告上绝对不能公布自己的地址，如果那样，似乎这女孩除了一名大学生能关心她，别无他人照料，哪还了得。为此，罗普霍夫只好以步当车了。他从那位官员处拿到招聘家庭教师的人的地址之后，还要继续奔波。官员对他们讲，自己是这位女孩的远亲，只是一个中间人，她有一个外甥，明天早晨可亲自去府上详谈。这位“外甥”步行去看看这些人家，不用说，这些人家往往不中意的居多。比如头一家对人傲慢；第二家母亲通达事理，父亲不怎么着；第三家又倒过来，等等。有时人家不坏，但是，他们要求的条件薇罗奇卡办不到。他们需要她说英语，——但是她说不来。或者有的人家不是请什么家教，而是找保姆；或者，有的人家各方面都不错，就是太穷，他们无法给家教提供住处，他们只有一间育儿室可用，但那里已住有两名大孩子、两个婴儿、一个保姆、还有奶妈。但是广告还在《警事新闻》上连载，聘请家教的人照旧上门，罗普霍夫也并不失望。

他东奔西跑了两周左右，在找工作的第五次，当罗普霍夫在彼得堡兜了一圈，回来躺在他的沙发床上休息，吉尔沙诺夫对他说：

“德米特里，你在工作上成了我的坏伙伴了。每天早晨见不到你的面，而且十天晚上准有一半抓不到你的影，你在打工，是不是？现在你敢搞那档子事？我连现有的家教活都想辞了呢。我还有40卢布左右的存款——这足够对付毕业前这三个月了，我知道你的底比我厚实，好像不下100卢布吧？”

“还多一点，有150卢布。我不是在找功课教。除了一份课以外，我全辞了。我有事，等我弄出头绪，你就不会抱怨我拖你后腿了。”

“到底是什么事？”

“你知道，我现在正上课的那家人家并不好，却出息了一个很正派的姑娘。她为了离开家庭，想去当家庭教师。我是在替她找工作。”

“真是个好姑娘？”

“好姑娘。”

“噢，那好，那你就替她找吧。”谈话就结束了。

嗨，吉尔沙诺夫、罗普霍夫两位先生，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可是你们却没料到：就算你们刚才谈的事很好，但是还有更好的呢！吉尔沙诺夫没有问到姑娘是否漂亮，罗普霍夫也没有想到提及这一点。吉尔沙诺夫也没想到奉送他两句：“老兄，你那么卖力地替她奔波，一定是爱上她了吧？”罗普霍夫也没有回赠说：“对，老兄，我对她蛮有兴趣。”或者即使不这么讲，他也没对这种猜测设防。只是说：“亚历山大，你可别以为我爱上她了。”您要知道，他们两人的准则是：当事情涉及到救人之难时，那就完全与此人的容貌漂亮与否无关了，即便对方是位年轻的姑娘。为此，爱与不爱也无从谈起。他们简直对此连想也没想过，而这一点恰是他们最宝贵之处，他们对此并没有意识到。

可是，我要说，这不等于向敏感的读者们(即是那些大多数的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因为他们均为最敏感的先生)表明吉尔沙诺夫和罗普霍夫是两个乏味冷漠、缺乏“审美能力”①的人。在志行高洁的美学家中间，“审美能力”在不久前曾是一句很时髦的话，恐怕现在也还是挂在他们嘴边吧？——我不得而知，我与他们已久违了。青年人只要他们也是血肉之躯，在谈论女孩的时候，竟对她们的容貌不感兴趣，这合乎人之常情吗？当然，他们是毫无艺术感觉(即“审美能力”)的俗物。还有一种人，他们是研究人的天性的专家，比我们那批美学家还富于美感，照他们的说法，青年人在这种场合，不仅要谈女人容貌而且连整个肉体都会谈到。②那是过去的情形，现在可不同了。先生们，当然，现在也有这种情形。但是，在那些被称作“现代青年”的那一部分年轻人却没有了。这真是些奇怪的青年啊，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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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审美能力”是1850-1860年间在俄国文坛文艺批评中经常出现的认识艺术的能力标志的流行语。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这里用它来讽刺那些称作纯艺术的捍卫者们。
②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使用了讽刺笔法，他着重指一些人的肉欲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