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分子新药研发与原料药CMC】其五 “中医无用论”可以休矣

笔者在生物制药行业内工作，从事新药研发过程中药物分子的化学合成相关的研究工作。作为西医制药行业的从业人员，笔者在业内听到了很多“中药无用”的论调：其中的理由包括什么“中医不敢做双盲实验”、“使用中医治疗的病症大多情况下，即便不用药也能自愈”、“中药那么多种化学成分，保证不了它的安全性”云云。

针对这些论调，本文从科学角度驳斥“全盘否定中医作用”的观点；同时，本文也指出中医理论在现代科学体系之下有待提升的知识领域。实际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在中国社会发展长久的历史进程中，人们的医学实践早已证实了它们各自对于人类健康的助推作用。同时，中医与西医两种理论体系都有其各自不完美之处：两者若能在缜密的科学探索和逻辑推理的辅助之下相互借鉴，一定能产生对于人类健康事业有助推作用的新疗法、新药品。

药物理论背后的哲学思想

中国人始终将人放置于生存环境中进行用药考量。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讲的就是人们的机体运行要适应于生存环境，因时因地调节自身的运行，以遵从自然规律。中国人的传统理念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性、人与自然之间的共性。因此在面对疾病之时，中国人首先考虑的是因势利导的预防，其次再考虑治疗环节。中医的药物理论相对于西医而言，有不少玄学的成分在里面：阴阳五行学说无法被严密的科学逻辑检验，这也是西医攻击中医不够严谨的一个重要论点。对此，我们保留一些讨论的内容，在后面的讨论中详细展开。

西方人认为自身是上帝派来世界的使者，自降生那刻起，就与其他物种乃至种族有天然的区别：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是西方种族主义顽疾的根源。他们强调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无限可能性。在医疗领域，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认知方式有截然不同的方向：他们更倾向于将人与其他生物通过解剖、分析、实验的方式进行分解，辨识出生物体在器官、组织、细胞、直至分子级别上的构成以及运行规律。在严密的科学逻辑的指导下，西方世界在医疗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人们的生活品质得到了有效提升。

我们承认西医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贡献，但科学并不是西医的专属

西医给中国人的医药卫生事业带来的推动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西方势力不知是仅仅出于狭隘与自大，或是有意识地、尽大限度地抢占中国医药市场，抛出了所谓的“中医无用”的论调。在此论调之下，有一大群接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中国拥趸有意无意地进行相关思想的传播。我们要警惕并且批判这些思想，认清自身的不足与优势，努力走好自己的路。

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间，就好像在世界范围内压制东方势力的西方势力一样，西医势力在中国也压制了传统中医的势力：中国大多数医院的科室配置学习西方国家的模式，中医院在各个城市的数目远逊色于西医科室配置模式的医院数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间：相对于中医而言，西方医学理论与实践体系确实更受到了科学的加持；西方力量对于医疗事业的贡献更能突破东西方的界限，作为全人类的知识积淀存在于人类文明中。

然而，科学是服务于全人类的工具，受到科学的加持这件事情，并非西医的特权。随着人们对组成自身的基本结构有进一步的认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西医在其理论基础上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

西医在理论基础上有相应的局限性

现代医学理论体系构筑在对于生命体的基本组成单位的理解之上：人们对于组成自己身体以及其他生物体的基本单位理解越细化，可以从容应对的疾病就越多。举个例子，如果人们对于生命体的理解程度仅仅停留在细胞层面，那么对于绝大多数癌症，人们并不能分辨细胞癌变的准确原因；而如果人们对于组成细胞的每个蛋白质与相关基因的功能有更准确的认知，那么人们可以判断因为哪一种蛋白质或者哪几种蛋白质与其相关联的基因功能发生了异常，导致了细胞的癌变。因此，人们对于组成生命体的基本单位的理解，在很多医疗主题之上达到了分子级别的程度：现代医学将与疾病相关的功能异常的蛋白质或者基因称为“靶点”，并针对于相关靶点设计药物分子、治疗疾病。在过去的数十年间，很多药物靶点的发现给人类带来了新的药物与疗法：在以前很多被认为不治之症的疾病，现在已经存在对症乃至于可以治愈的药物。

人类社会现阶段的医疗前沿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将一种疾病与一个或者两个靶点明确相关联。这是因为在现阶段，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洞察能力是有局限性的。现在我们知道，组成人体的蛋白质种类大概在1万至10万种之间；对于一个特定的细胞，组成它的蛋白质的种类在数千种至数万种之间。在这数万种蛋白质之中，仅仅寻找一种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它的难度就已经犹如大海捞针一般。

让我们的思维再进一步：组成人体的数万种蛋白质之间有纷繁复杂的分工协作关系，而且在现阶段，人们对于绝大多数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解并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棘手的疾病不仅仅与一种或者两种蛋白质的功能异常相关：一种疾病应该与一种或数种蛋白质以主要矛盾的形式相关联，与其他数种蛋白质以次要矛盾的形式相关联。以西方医学理论为基础，如果想逐个种类寻找与疾病相关的蛋白质、并将这些种类的蛋白质以矛盾的主次程度进行排序的话，这样的工作执行起来的难度无异于在大海中寻找很多拼图的碎片，但手里并没有相对清晰的原图供参考。而这也是西医在攻克未知疾病的道路上，支撑其前进的理论基础的局限性。

中医理论在现代医学体系的潜在贡献点

在上文中，现代医学理论已经逐渐认知到：很多棘手的疾病牵涉到的蛋白质种类很多，而且它们与疾病相关的程度存在着主次矛盾之间的区别。而中医药处方之中的君臣佐使原则，尽管带有很浓厚的玄学意味，但如果我们深究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则会发现：中医的用药原则对于问题的把握，相对于西医更贴近于一个矛盾系统的全貌而非部分，而这是无关科学或玄学的。

当然，中药煎制出来的药物活性成分的效率，现在看来相对于西医稍低。几味到十几味药材煎制出来的成分，涉及到的化合物有数千种：在这数千种化合物中，有很多是与疾病治疗不相关、甚至对人体有害的。这些现实问题被西方学术体系攻击，也要求我们在中医现代化的道路上多花时间精力将中药体系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无论西方学术体系如何攻击我们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思想对于事物矛盾体系认知的全面性方面相对于西方的先天优势，值得我们将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药方，作为一张张在上一节讨论的、西方医学理论在拼图过程中缺失的、相对清晰的原图，在多靶点相关的疾病领域内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以及相关的药物发现工作。

进行多靶点相关的疾病研究与药物研发过程涉及到一些核心研究工作：对于煎制中药的成药分子的甄别与结构鉴定、寻找与疾病相关的各种靶点、判断各靶点之间的与疾病相关的主次关系等。这些工作量在以前看来，涉及海量的物质分离分析、结构鉴定、数据处理工作，其耗费的人力物力成本会超越绝大多数科研团队的能力范围。而随着中国科研基础设施能力的提升、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愈加完备、数据运算（尤其是超算）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如果能以国家或者省级政府单位的力量牵头，协调相关的分子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免疫学、中医学、药理学、合成化学、分析化学、统计学（数学建模）等专业方向的学者进行协作，使用中药药方进行多靶点相关的疾病研究与药物研发工作预期会带来一些革命性新药的出现。而这些工作也将成为中药国际化、中医理论国际化的重要凭借。

到现在为止，使用中药药方进行多靶点相关的疾病研究与药物研发工作，这件事情在中国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里面有多种原因。第一条原因是，整个工作耗费的科研资源太巨大：上一段落提到的各个学科在中国的人才队伍还没有建设充足，既通晓中医理论、又通晓分子生物学相关的药物研发工作的人员更少。第二条原因是，这种研究工作属于相对短期内无产出的工作，而现在无论是体制内的学术界还是体制外的企业界，相对都比较浮躁、不愿意花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研究一项有可能什么好结果也得不到的主题。第三条原因是，这种新药研发工作的紧迫性不够：传统中医本身可以医治很多常见疾病、其产生的副作用也足够低；如果花很高代价将传统中医进一步精制，如果只去治疗一些常见疾病，则对于普通民众的医疗成本过高；只有针对一些传统中医和现代医学体系看来都极为棘手的疾病，此种研究工作才有足够高的性价比。

从评价药物的三个原则来证明中药的有效性

现今的药物研发行业，评价药物的三个原则是：有效、安全、质量可控。以新冠的治疗为例，中国在治疗境外输入病例以及本土确诊病例的医疗实践中：除了个别有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患者因为新冠死亡之外，从2020年下半年至今，无基础性疾病的人群感染病毒之后如果服用中药，由轻症转移至重症的概率被降到极低的水平，报道相关的死亡病例基本为零。

所谓“双盲实验”，指的是“研究对象和研究者都不了解试验分组情况，而是由研究设计者来安排和控制全部试验”：一些患者接收到了真正的药物、一些患者接受到的是安慰剂。双盲实验是西医的药物研发过程中的一个有力工具，确实在逻辑上相对更严谨：因为如果没有安慰剂对照组，我们无法判断用了这个药之后，病人的情况是更好了、更坏了、还是跟没用药差不多。

在中国过去的两三年间，国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第九版）》里推荐治疗无症状感染者与轻症患者的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清肺排毒汤(颗粒)等药物，成功地阻止了几乎所有新冠感染者的病情进展：虽然在中国没有做双盲实验，那么国外没有使用中医治疗的华裔或者亚裔死亡病例，是否可以作为对照组？答案显而易见：可以。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2022年3月31日承认了中药治疗新冠的有效性。

中药是否安全？经历几百数千年的药方，如果流传下来并广泛使用，可以被证明其安全性。

中药是否质量可控？中药药品有程式化的药材溯源、质量管理与生产体系，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种植、采集、加工、制造过程的中药，能够保证其质量可控。

按照国际通行的药物评价原则，中医药可以被很多国家使用、造福于全人类。但是美国药监局就是不去批准这些药物进入到本国市场，甚至美国政府有可能会向其他国家进行施压，阻止中药进入到世界其他国家进行销售。其中的原因无非是经济利益：美国的大财团很多是生物医药产业背景，他们巴不得一个新冠的特效药卖得很贵很贵，从全世界各国人民手里通过疫情进行巧取豪夺。物美价廉的中药受到排斥甚至攻击，是自然而然的了。

美国药监局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药物评价体系与专业人士，但仍然无法摆脱资本的束缚：像奥施康定这样的吗啡类毒品，在美国竟然被批准给普通疼痛病人使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资本的力量有多强大。[1]

中医和西医都是如何治疗新冠的呢？

先说西药。辉瑞的抗病毒神药Paxlovid，其有效药物成分叫做nirmatrelvir。[2]上面的图片是它的药物分子结构，下面的图片是它作用的新冠病毒的关键蛋白质分子。这种蛋白质分子经历了很多轮病毒变异，仍然是新冠病毒复制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的酶：这种酶可以将新冠病毒在挟持人体宿主之后、产生的链状的新冠病毒蛋白质分子切割开来；切割成的小段蛋白质就可以经历组装过程，成为复制之后的新冠病毒。

化合物nirmatrelvir可以有效抑制这个酶的正常工作，从而使新冠病毒在人体内的复制过程得到减缓，最终使新冠病毒被人体的免疫系统有效清除。的确，这个药物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好药。在网上被吹捧的新冠特效药Paxlovid单疗程在中国售价2300人民币，在美国售价在500美元左右。

再说中药。病毒侵入人体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一般会释放相关的细胞因子（cytokine）相当于发出警报，调节相关的免疫细胞攻击入侵的病毒，这种攻击效果在一般情况下是有效的。但是微生物环境和人体是相互适应、共同进化的：新冠病毒作为一个新近变异的品种，人体如果没有接种疫苗，自身的免疫系统即便释放再多细胞因子，相关的免疫细胞对于病毒的攻击效果还是不理想。于是，新冠病毒在入侵人体之后会一再复制、人体免疫系统就一再释放相关的细胞因子，但成效甚微。同时，细胞因子如果被释放太多，有可能导致人体的正常工作的系统出现炎症，这样会导致人体状态的进一步转差。这在医学上被称作“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很多新冠病人症状由轻转重的过程，一方面是来自于病毒的攻击；但另一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病人自身由于病毒入侵导致的免疫系统紊乱与炎症爆发。[3]

有很多研究表明，很多天然产物能在人体感染新冠病毒之后，有效地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减弱或者消除“细胞因子风暴”。[4]这样，人体的正常工作的系统可以有效地支援免疫系统攻击入侵的新冠病毒，成功避免新冠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避免轻症患者转为重症。同时，也有证据支持中药药方里的化合物，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的复制，但具体作用在病毒的哪个关键蛋白质上，尚属未知。

如果你一定要问我中药的这些药方里，哪些化学结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功地调节了人体的免疫系统、哪些化学结构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成功地减弱了新冠病毒的复制，这有点难：药方里面几千种化合物，证明每一种化合物的功效大概要花几十万上百万元人民币、甚至更多。证明中药治疗新冠的药理学工作，我们确实能做、也确实在做一部分其中的工作；但是就现在看来，彻底地证明每种化合物的治病的各种药理，这份工作太巨大、而且暂时还不太经济，但这不妨碍我们用中药去治病救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药可能因为它又好又廉价，在民间宣传报道上，肯定不受资本的喜欢。但是国家是对人民最好的，国家用中医药抗击疫情，是一种又快又好又经济的选择：里面的科学逻辑虽然不是那么被明白地解释，但是无论西方人还是中国人，都要讲究结果导向吧。

因此，在2022年4月份，这个疫情又有剧烈扩散风险的时间节点，我们能做的仍然是相信国家、相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相信中药的力量。“中医无用论”可以休矣！

[1] 详情可以参阅美国电视剧《成瘾剂量》

[2] Science 2021, 374, 1586-1593

[3] N. Engl. J. Med. 2020, 383, 2255-2273

[4] Front. Pharmacol. 2021, 11, 5837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