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中內容揀選文章摘要(一、四、終章)

    導論的部分此處建議直接去看原文，比較好理解作者在公共性的假設，以及團體概念的運用。此外，本書還有其他章節，包括慈善事業、救火會等相關演變，還有上海租界華人參與政治活動等。

第一章〈都市社會的形成〉[1]

    本章从上海的社会网路形成的三个阶段( 1843-1900、1900-1914、1914-1927)讨论上海都市社会的形成，每历经一个阶段外贸额都增幅极大，也会影响上海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社会，同时作者也将上海革命史置入上海城市社会的转变的脉络中，以证明民族主义也会受到城市发展所产生的社会网路支持。第一阶段，开港前的上海已有客商、公所等同乡团体达30所，以及慈善机构的出现，开港后因为租界设立形成近代上海的城市架构，并因此吸引大量外地移民，此时同乡团体、善堂林立共达108所，此时的人们会为保护个人利益而加入社会团体，不过各籍贯、职业者还没有以上海城市为单位的社会行动事例，但慈善团体仍有公共性的救济活动。第二阶段受到庚子事件与外贸资经增加影响，流入上海人口增加，并且进一步使得洋人增大租界推进现代化建设。同时也引起拥有对抗意识的华人参与城市建设，这部分体现在旧式社团的重新整合与增加，以及诸如商团、救火会、教育相关团体、学术团体等新式社团出现，并且此时已有以上海人为单位的社团组织。1905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立，并与其他社团有所连结，成为清末地方自治机构，到了1911年受到辛亥革命影响则确立了上海的都市社会意志，面对起义时上海的应对井然有序，而在政权转移之后，民间社会的公共性与由上而下的公权力彼此也找到自治的平衡点，形成一个有机的社会样态。第三阶段，延续前者的社会样态，上海的城市发展又受到一战影响外贸增加使得上海能够迅速发展，各类团体的数量也急遽增加，不论是依照社会阶层、职业划分的社团，如商会、商团、工会、学生会等，还是为了特定目标成立的慈善团体、文化团体、革命团体等。并且两者都有受到五四风潮的影响，进而形塑上海城市社会的共同性与公共性，其中作为商人团体中的各路商界联合会，是受到五四所成立的地方组织以维护自身利益，而工人团体则是受到共产党影响开始为自身争取权利。最后从地方社会网路的角度来看上海革命史，则能体现社团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的共同性与组织化，如三罢运动能够瘫痪上海的经济。但伴随着城市菁英与底层民众之间劳资阶级对立程度加剧，以及国民党发起的412政变与蒋介石介入地方自治，进而使得上海城市内部自发产生公权力的尝试失败。

第四章〈南京政府統治對社團的重組〉[2]

    本章主要讨论1927年以后南京政府成立以后，进入训政时期并对于上海施以较以往强力的统治，使得党政府将上海都市社会视作为一个整体。因此上海的社团，尤其是那些曾经属于上海社会以社会阶层自发形成的社群网路、公共性与共同性，得在国民党的指导下实行重组，形成国民统合的基本单位，才能让民众参与政治动员并投身国民党的国民革命中。在国民党采用积极的经济政策介入社会公领域的同时，也会加强与社团彼此的统和关系。但这个关系会受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所影响，从而导致上海的领导者频繁更换，进而影响社团的发展，若以蒋介石权力的消长作为划分的话，可以发现四一二事件对上海影响较大，本书作者也将透过此间的社团重组考察统治机构的权力斗争对上海社会的影响，即政府面对商会等商人团体的重组情形，以及重整工会、工商同业公会对工人的掌握情况。首先是重组商人团体，四一二事件后总商会作为一个集结上层资本阶级的团体，在历经市商会重组，工商同业会将中下层资本家阶级，以及小型资本家工商业者等大多数商人统合在一起。由于以冯少山为代表的总商会激进派，欲使商会介入政策修改制度化被排挤出局，留下与政界密切来往的商业菁英和后来进入工商同业会的多数商人，成为国民党右派活动家组成市商会领导层的基石。而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资本家则需要环绕在政府认可的团体周围，透过社群网路加深与党部内部的关系，使得社团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彼此渗透的基本条件；其次是工会的重组，五卅运动后上海的工人运动得到发展，各行工会和工商同业会蓬勃发展，同时也受共产党影响变得极具政治化，在四一二事件后，许多工会领导人因政治背景被逮捕，工会也被重整，而国民党也试图将工人力量纳入南京政府当中，提出工人在政府许可范围内行经济斗争，政府也做出改善工人生活的姿态，但政府出台的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的成效不彰，还是由工会活动家在认同南京政府的统治下，在体制内发展群众运动争取工人福利，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确立，工会原先为工人争取利益的宗旨，也逐渐往集结工人进行产业发展。1931年政府则有效重组工会与工商同业工会，使得工人们正式纳入体制内，并将能够快速组织暴动的产业工会解散，改以中下阶级资本家组成的工商同业会管理其工人，同时国民党也透过传统性质(会馆制度)将工人统合进国家当中。再次，重组后的各种团体则需要遵从国民党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使得原先自发的社团成为官方认可民众-职业团体；这些在社会公领域的社团，同时也推动政府将各自行业的法制化，不过作为「民意代表」的是否能够如实反映民意则有待商榷。最后总接出国民党的党治，将工商业团体重新整合，甚指使用传统的思想资源，使得在国家力量渗透社会的脉络下，又能给予民众活动空间，同时又能形成以菁英阶层领导的公共性与共同性。

〈終章〉[3]

本書終章前半部分總結前述各章的議題及其之後的發展，尤其是歷經日佔時期租界形成的畸形繁榮，戰後租界的消亡，以及新中國的成立，資本主義列強對上海社會的影響被掃光，工商企業呈現改制成國營企業，1951-1952年代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許多資本家也遭到決定性的打擊，導致在上海擁有獨自社會影響力的地方菁英不復存在；工會重新獲得領導全上海的工人群眾的機會；慈善機構為因應社會建設而重組，而擁有大量土地的慈善機構則被整頓解散；民間救火會則被上海市政府接收，總之，在新中國的統治下，原先由民間組成的社會團體陸續被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符合黨意的團體(黨的手足)進入都市社會公領域，逐漸影響與支配人民的生活，黨透過單位對居民實際控制，導致曾經的近代中國最大的資本主義經濟都市，成為社會主義改造下的上海。

    最後終章後半部分，本書主旨以社團為基軸，以上海都會為舞台，闡明近代中國地域社會的結構與公共性、國家與社會的關聯，可以看見公共性與上海的公領域是基於帝國晚期的傳統，並在外國勢力的影響下，逐漸形成一套地方公益的觀念，在地方菁英(如資本家)的帶領下，普通民眾也能擔起社會公領域的職能，但在黨國體制的介入打破這個平衡，國民黨本身也在重塑以其為價值核心的上海都市社會的公共性，而歷經抗戰、內戰之後，由於國民黨的體制無法統和真正的民意，最終導致其體制崩潰，進而使得共產黨需要先對於社團組織解散重整，才能完成對於人身控制為基礎的國家統治。

二、心得反思

本文主要討論「國家與社會關係」，以上海這座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為例，可以發現一種社會模式的出現，那就是隨著清政府無法以現代化手段對地方的產生控制時，地方權力的真空處就會由地方自發組織的社會團體所填補，比方說同業公會、同鄉工會、商會或其他民間慈善機構等。而這樣的模式在小濱正子的專書中的第一章〈都市社會的形成〉體現得非常清楚，而且作者提供一個理解中國近代革命運動的框架，即跳脫傳統以人物為中心的黨國歷史敘事，改以上海民間社團本身的社團網路演變與社團自身響應民族主義運動來解釋革命的發生，這部分筆者認為似乎可以與中國大陸內部其他城市比較，比方說漢口、廣東、北京等內部市民團體是如何運作進行比較，筆者所想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或許類似一個光譜，有如上海一樣在地方自治，新式團體出現的層面上非常顯著，又或是在光譜的另一端的某個城市，還是只能以傳統的社會團體與價值來維持聯繫，並以牛步進行現代化，如將兩者之間的共性比較，或許更能體現出現代化的意義在何處。若從〈南京政府統治對社團的重組〉一章來看，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國家權力是透過民間社團的重新整合，才能滲透到民間，那如果是直接將完整的國家體制移植到其他城市當中，是否會出現不適配的情況，因此可以用來反思戰時國民黨轉進的各個城市中的社會團體與上海的社團的差異性，以及這樣的差異性又會反過來影響對於城市的治理。這點，似乎可以作為討論戰爭時期動員的另一種角度？或理解台灣地區治理的另一種視野。

    本書作者的對於國家與社會的標準似乎以自由主義(小政府)為主，因為在他最後的結論當中提及國民黨體制的敗亡就是來自於對於民間過度介入，進而鮮少採納民間觀點，這部分作者的確是用社團的發展來論證之，但似乎忽略在權力結構下，被壓抑者(勞工)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而在他的結論中也提到共產黨能夠基於人身為基本單位統治，但卻又強調民間團體活力的重要性。這兩點如要成立，似乎很難解釋中國現代化的根本動機。因為公共性一定是要來自於民間嗎？共產主義的群眾運動算不算一種社會公共性動員？

        此外，本次選讀的專書讓筆者之後對於上海社團研究的專書，更能掌握其時間脈絡，因為之前閱讀到安克強的鐮刀與城市，筆者發現本書在講述上海殯葬業的部分過於細節，較難找到時代的脈絡，但如果與小濱正子的專書互參閱讀，似乎更能看出殯葬業等社會團體或公司在上海史的定位。

參考資料

[1] 小濱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25-41。

[2] 同註1，頁209-262。

[3] 同註1，頁279-293。

後記

最近好像沒有甚麼大事情可以記載，但應該會丟出很多關於上海與中國現代性的文章。

累哇歷史2022-4-6   台北城南宿舍 春和景明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