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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国天下:读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

2023-02-08 18:40 作者:方源野_别鹤  | 我要投稿

2021.8 方源野(别鹤)/撰

谷川道雄既延续了日本对胡人政权一向的脉脉温情,如袒护五胡乱华之破坏,又因焦虑于日本在中国开创的东亚格局中的定位,而冷静审视这段历史,并分析了汉族文化对他们的国际作用。作者笔下,从秦汉到隋唐,是华夏的帝国时代,也是民族共同体复兴的脉络,到了唐帝国,也标志着华夏主权和华夏文明的复兴与输出极限——“东亚社会”之形成。

作者区分了西汉和东汉的不同立国路径:西汉是游侠式的平民帝国,东汉是礼教式的贵族帝国,这一贵族,作者反复强调是“乡举里选”共同体在他们公推的领袖人格中的凝聚,而非“门阀贵族”这种相反的僵化意义。这条底流在于,从刘邦开始,既走出了战国的封闭寡头相互吞并的歧途,更拉开了与这一歧途的结果——秦政式吏制国家的距离。汉高祖建基于千百万拥有独立土地、社区、私有财产、自治契约的自由民,即没有阶级依附性的自耕农。

这个社会自治核心,就演化成了古典意义的乡约,从西汉到东汉沉淀为与“贵族门阀”相反的,广土众民的、开放贤能式的“贵族精神”,并在汉朝崩溃以后的天下国际秩序里,结晶为“乡村—坞堡”这一自治、自卫、自给的组织,相推相荡,而成一个个小型共同体,在对抗五胡乱华的空前巨变中,由“衣冠南渡”打造了更大型和更鲜明的民族共同体边界。从汉末州牧相对于晋朝的自治格局中,即魏蜀吴三国的人脉中,这一力量又在南渡过程中,沉淀为后来的北府、西府、江南土著,并分别以谢玄-刘裕、桓温、陈霸先等驱胡力量,成为了最终引出李世民完成华夏复兴的前驱力量。

但同时,民族共同体内部,又分化出了与这一自组织相对立的,由东汉开始的“门阀贵族”在魏晋经过九品中正制演化为作者笔下的“权力私化”之封闭寡头。中央朝廷,亦与汉高祖和文帝时依托的民族-国民-人民共同体隔离开来,在外戚、宦官、清流中合纵连横,修补自己的致胜同盟,其代价就是三国百年、永嘉国难、南北分裂,一直到隋末的生灵涂炭十虏压境,这一连续了400多年的恶性循环。

但在这种黑暗背景下,“南渡乡约—北抗坞堡”的力量,却在大河上下,维系着光明,不绝如缕。如果说,引发侯景之乱的梁武帝,亦能打破门阀贵族,让汉初的精神开出《昭明文选》的芬芳,避世于乡约坞堡的一位位陶渊明们,亦在其中体验了本土道家、经学和伊朗-印度等雅利安文化,对本土门阀世俗权力的工具性抵御(当然门阀也将佛门沙门工具性地利用占田,巩固自己),那么,身在前线的民族元气,则以血肉战斗,遏制了本土门阀与胡人狩猎部族的制度联合。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从托名庄周赐留的《太平经》里发掘出古典自治的力量,这一神学哲学高于世俗威权的革命模式,启发了后世的白莲教、天地会,并在刘福通的反元韩宋红巾军,和洪秀全、陈开的连续反清中,汇为辛亥以前的两个波峰。而黄巾刺激之下,州牧军阀的屯田,则被迫承认了自耕农与乡约的实力。

这一实力,部分留守在沦陷的北境,与五胡十六国兼并之后的北朝拉锯。与人们印象中的“汉化”不同,魏孝文帝与其说消灭华夷界限,不如说是把南朝积弊已久的门阀贵族制,与胡人从游牧狩猎的胎盘中形成的军事奴隶制—可汗主奴制,进行缝合,并伪装成“汉族”的面具,同时依然实行了历届前任征服者的手段——强制迁徙,打破汉族各地的乡约共同体,以鲜卑“镇兵”防汉制汉,此为清代八旗驻防的雏形。如此一来,则形成史上空前的固化格局——一面是散沙式的民众,在欲做奴隶而不得(如五胡石虎之屠掠)和做稳奴隶(如后赵、前秦、北魏三次“大一统”)之间翻覆;另一面,是悬浮于散沙之上,自成一体、胡汉联合的封闭贵族圈子——在这个圈子中,胡人汉人的分野,就如卤水点豆腐一样模糊不清,如果说征服压迫上的“融合”有何意义可言,也仅仅是这一“奴隶主融合”的意义。

但乡约的光与火,在上下层熊熊燃烧。同样与印象中的不一样,六镇之乱,并非胡人反对汉化,而是作为游牧狩猎制度中的军事奴隶,在胡汉封闭贵族的联合中被抛弃后,不平则鸣,其中,还有大部分是留守北地的汉人,他们以乡约坞堡为积雨之云,吸收无路可走的流民电子,滚滚闷雷,而成电闪雷鸣。作者本能领悟到,胡人的古典极权制度,不允许“史官独立于帝王”这一汉族固有的宪法法院,所以崔浩之笔,引杀身之祸。而六镇叛乱引发多米诺骨牌之后,东魏-北齐延续北魏的门阀,西魏则另寻出路,以北周之名,呼唤战国-秦政之前的古典精神,这就沉淀为又一种印象不同的真实路径——所谓“关陇集团”,并非侵华日军造谣的“李唐鲜卑论”,亦非排斥山东、江南大姓贵族的门阀本位,恰恰相反,它是乡约精神在数百年黑暗后的第一场大雨,以广土众民为立场的,开放贤能、结内排外的“贵族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像汉初那样重振华夏古典道德的民族复兴之始。

在此意义而言,我们不能将均田制、府兵制的精神,归于北胡的恩赐,同样相反,它既是苏绰等汉官的苦心,更是华夏乡约的博弈结果——否则均田制就不会以世业田明确“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普遍私人产权,而是会像所有胡人政权那样,排斥一切自耕农,把最底层的牧民也通过十百千户,控制在可汗的军事奴隶制手中。也正因如此,直到贞观真正实现内部人尽其才,对外扫灭十虏,属于华夏的均田制和府兵制精神,才在李世民手里得到普及和绽放(注:李世民推行的“永业田”相当于每一户有120平米的房产或土地,而民众为了保护这份家业传续,自然爆发出空前绝后的外战力量)。

这场大雨在冲刷几百年内部门阀、外来胡祸的污垢之际,因杨广的折腾而功亏一篑。隋炀帝亲近江南文学,并非寻找民族复兴的黎明,而是对突厥压境、雁门围城的逃避心理,与晋室衣冠南渡别无二致,所以他既没有扎根于民众自组织的共同体,也没有贵族门阀的致胜同盟,以狂乱之心,将东征高句丽的必须选择,变成了“辽东浪死”的噩梦,一如其骄奢掠民、草菅人命。这就是作者笔下的“独裁杨广”,一同于王船山笔下的“孤秦”。隋朝并非五胡乱华的终结,反而隋末是五胡乱华的升级。贵族门阀制数百年的挤压下出现的独夫地震,放到最大,而致一百三十流沙军阀,草菅人命,群附北狄,外则北来突厥、铁勒,西踞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东盘高句丽,南起吐蕃、中天竺。

在此一空前危局中,数百年汉民族乡约坞堡精神最终凝聚成的超凡人格——李世民,应运而生。唐太宗提三尺剑,从一隅废墟崛起,安内攘外,扫荡军阀,又十面出师,伐灭突厥,夷平铁勒,光复西域,征出辽东,打通吐蕃,勘定天竺。武功之外,而又文治,贞观将乡约精神的耕者有其田,全面推行,又以科举和边功并重,打破东汉魏晋以来数百年门阀,唯德才是举,卒使人民富足康乐,政治清朗开明,并追溯汉初、黄巾之精神,以道立国,以《群书治要》《五经正义》等匡正典籍,以律令格式底定《唐律疏议》的模板,文治之“贵族精神”终于蔚为“中华法系”,以大唐之武功,输出全亚洲,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领袖的“东亚社会”。这既是汉民族的全面复兴,也是继汉朝之后,唐太宗集汉高祖之戡乱、汉文帝之文治、汉武帝之武功于一体,使大唐实现民族共同体的第二次凝成,并使雨后骄阳,如日中天,不仅绚烂地普照东亚,也冲向长城以外、西域中亚,首次并唯一一次以自耕农文明,彻底扭转了草原帝国—胡人游牧狩猎制度的国际压迫,并在南方也开启了南洋华侨的布局,即遍布世界的“唐人街”的源头。在五胡乱华和条顿蛮族攻灭罗马同时发生的全球背景中,大唐华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海八荒之中华。从此之后,任何一次蛮族征服,任何一轮神州陆沉,任何一阶段的祸患未已,都不再是这个民族的绝境,因为贞观是集体信心的印证。

正如后人祀唐太宗昭陵:“天命圣智,率其雄杰,补其裂,纫其绝,续其歇,益其竭,东西南北,张再造之乾坤,春夏秋冬,皎重新之日月,功有如是之大者,唐太宗文皇帝者哉!文皇未起兮四维如毁,文皇既位兮八荒如砥,文皇之迹兮炳如丹青,文皇之功兮配于天地!”绝世复兴,推源其始,非李世民一人之功,而是数百年乡约坞堡“乡国天下”的艰难博弈,是数千年华夏人民自治、自卫、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与千年不世出之民族英雄的舟水一载,点燃了复兴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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