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国天下：读谷川道雄《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

2021.8 方源野（别鹤）/撰

谷川道雄既延续了日本对胡人政权一向的脉脉温情，如袒护五胡乱华之破坏，又因焦虑于日本在中国开创的东亚格局中的定位，而冷静审视这段历史，并分析了汉族文化对他们的国际作用。作者笔下，从秦汉到隋唐，是华夏的帝国时代，也是民族共同体复兴的脉络，到了唐帝国，也标志着华夏主权和华夏文明的复兴与输出极限——“东亚社会”之形成。

作者区分了西汉和东汉的不同立国路径：西汉是游侠式的平民帝国，东汉是礼教式的贵族帝国，这一贵族，作者反复强调是“乡举里选”共同体在他们公推的领袖人格中的凝聚，而非“门阀贵族”这种相反的僵化意义。这条底流在于，从刘邦开始，既走出了战国的封闭寡头相互吞并的歧途，更拉开了与这一歧途的结果——秦政式吏制国家的距离。汉高祖建基于千百万拥有独立土地、社区、私有财产、自治契约的自由民，即没有阶级依附性的自耕农。

这个社会自治核心，就演化成了古典意义的乡约，从西汉到东汉沉淀为与“贵族门阀”相反的，广土众民的、开放贤能式的“贵族精神”，并在汉朝崩溃以后的天下国际秩序里，结晶为“乡村—坞堡”这一自治、自卫、自给的组织，相推相荡，而成一个个小型共同体，在对抗五胡乱华的空前巨变中，由“衣冠南渡”打造了更大型和更鲜明的民族共同体边界。从汉末州牧相对于晋朝的自治格局中，即魏蜀吴三国的人脉中，这一力量又在南渡过程中，沉淀为后来的北府、西府、江南土著，并分别以谢玄-刘裕、桓温、陈霸先等驱胡力量，成为了最终引出李世民完成华夏复兴的前驱力量。

但同时，民族共同体内部，又分化出了与这一自组织相对立的，由东汉开始的“门阀贵族”，在魏晋经过九品中正制演化为作者笔下的“权力私化”之封闭寡头。中央朝廷，亦与汉高祖和文帝时依托的民族-国民-人民共同体隔离开来，在外戚、宦官、清流中合纵连横，修补自己的致胜同盟，其代价就是三国百年、永嘉国难、南北分裂，一直到隋末的生灵涂炭十虏压境，这一连续了400多年的恶性循环。

但在这种黑暗背景下，“南渡乡约—北抗坞堡”的力量，却在大河上下，维系着光明，不绝如缕。如果说，引发侯景之乱的梁武帝，亦能打破门阀贵族，让汉初的精神开出《昭明文选》的芬芳，避世于乡约坞堡的一位位陶渊明们，亦在其中体验了本土道家、经学和伊朗-印度等雅利安文化，对本土门阀世俗权力的工具性抵御（当然门阀也将佛门沙门工具性地利用占田，巩固自己），那么，身在前线的民族元气，则以血肉战斗，遏制了本土门阀与胡人狩猎部族的制度联合。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从托名庄周赐留的《太平经》里发掘出古典自治的力量，这一神学哲学高于世俗威权的革命模式，启发了后世的白莲教、天地会，并在刘福通的反元韩宋红巾军，和洪秀全、陈开的连续反清中，汇为辛亥以前的两个波峰。而黄巾刺激之下，州牧军阀的屯田，则被迫承认了自耕农与乡约的实力。

这一实力，部分留守在沦陷的北境，与五胡十六国兼并之后的北朝拉锯。与人们印象中的“汉化”不同，魏孝文帝与其说消灭华夷界限，不如说是把南朝积弊已久的门阀贵族制，与胡人从游牧狩猎的胎盘中形成的军事奴隶制—可汗主奴制，进行缝合，并伪装成“汉族”的面具，同时依然实行了历届前任征服者的手段——强制迁徙，打破汉族各地的乡约共同体，以鲜卑“镇兵”防汉制汉，此为清代八旗驻防的雏形。如此一来，则形成史上空前的固化格局——一面是散沙式的民众，在欲做奴隶而不得（如五胡石虎之屠掠）和做稳奴隶（如后赵、前秦、北魏三次“大一统”）之间翻覆；另一面，是悬浮于散沙之上，自成一体、胡汉联合的封闭贵族圈子——在这个圈子中，胡人汉人的分野，就如卤水点豆腐一样模糊不清，如果说征服压迫上的“融合”有何意义可言，也仅仅是这一“奴隶主融合”的意义。

但乡约的光与火，在上下层熊熊燃烧。同样与印象中的不一样，六镇之乱，并非胡人反对汉化，而是作为游牧狩猎制度中的军事奴隶，在胡汉封闭贵族的联合中被抛弃后，不平则鸣，其中，还有大部分是留守北地的汉人，他们以乡约坞堡为积雨之云，吸收无路可走的流民电子，滚滚闷雷，而成电闪雷鸣。作者本能领悟到，胡人的古典极权制度，不允许“史官独立于帝王”这一汉族固有的宪法法院，所以崔浩之笔，引杀身之祸。而六镇叛乱引发多米诺骨牌之后，东魏-北齐延续北魏的门阀，西魏则另寻出路，以北周之名，呼唤战国-秦政之前的古典精神，这就沉淀为又一种印象不同的真实路径——所谓“关陇集团”，并非侵华日军造谣的“李唐鲜卑论”，亦非排斥山东、江南大姓贵族的门阀本位，恰恰相反，它是乡约精神在数百年黑暗后的第一场大雨，以广土众民为立场的，开放贤能、结内排外的“贵族精神”——一言以蔽之，即像汉初那样重振华夏古典道德的民族复兴之始。

在此意义而言，我们不能将均田制、府兵制的精神，归于北胡的恩赐，同样相反，它既是苏绰等汉官的苦心，更是华夏乡约的博弈结果——否则均田制就不会以世业田明确“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普遍私人产权，而是会像所有胡人政权那样，排斥一切自耕农，把最底层的牧民也通过十百千户，控制在可汗的军事奴隶制手中。也正因如此，直到贞观真正实现内部人尽其才，对外扫灭十虏，属于华夏的均田制和府兵制精神，才在李世民手里得到普及和绽放（注：李世民推行的“永业田”相当于每一户有120平米的房产或土地，而民众为了保护这份家业传续，自然爆发出空前绝后的外战力量）。

这场大雨在冲刷几百年内部门阀、外来胡祸的污垢之际，因杨广的折腾而功亏一篑。隋炀帝亲近江南文学，并非寻找民族复兴的黎明，而是对突厥压境、雁门围城的逃避心理，与晋室衣冠南渡别无二致，所以他既没有扎根于民众自组织的共同体，也没有贵族门阀的致胜同盟，以狂乱之心，将东征高句丽的必须选择，变成了“辽东浪死”的噩梦，一如其骄奢掠民、草菅人命。这就是作者笔下的“独裁杨广”，一同于王船山笔下的“孤秦”。隋朝并非五胡乱华的终结，反而隋末是五胡乱华的升级。贵族门阀制数百年的挤压下出现的独夫地震，放到最大，而致一百三十流沙军阀，草菅人命，群附北狄，外则北来突厥、铁勒，西踞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西突厥，东盘高句丽，南起吐蕃、中天竺。

在此一空前危局中，数百年汉民族乡约坞堡精神最终凝聚成的超凡人格——李世民，应运而生。唐太宗提三尺剑，从一隅废墟崛起，安内攘外，扫荡军阀，又十面出师，伐灭突厥，夷平铁勒，光复西域，征出辽东，打通吐蕃，勘定天竺。武功之外，而又文治，贞观将乡约精神的耕者有其田，全面推行，又以科举和边功并重，打破东汉魏晋以来数百年门阀，唯德才是举，卒使人民富足康乐，政治清朗开明，并追溯汉初、黄巾之精神，以道立国，以《群书治要》《五经正义》等匡正典籍，以律令格式底定《唐律疏议》的模板，文治之“贵族精神”终于蔚为“中华法系”，以大唐之武功，输出全亚洲，最终形成了以汉族为领袖的“东亚社会”。这既是汉民族的全面复兴，也是继汉朝之后，唐太宗集汉高祖之戡乱、汉文帝之文治、汉武帝之武功于一体，使大唐实现民族共同体的第二次凝成，并使雨后骄阳，如日中天，不仅绚烂地普照东亚，也冲向长城以外、西域中亚，首次并唯一一次以自耕农文明，彻底扭转了草原帝国—胡人游牧狩猎制度的国际压迫，并在南方也开启了南洋华侨的布局，即遍布世界的“唐人街”的源头。在五胡乱华和条顿蛮族攻灭罗马同时发生的全球背景中，大唐华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四海八荒之中华。从此之后，任何一次蛮族征服，任何一轮神州陆沉，任何一阶段的祸患未已，都不再是这个民族的绝境，因为贞观是集体信心的印证。

正如后人祀唐太宗昭陵：“天命圣智，率其雄杰，补其裂，纫其绝，续其歇，益其竭，东西南北，张再造之乾坤，春夏秋冬，皎重新之日月，功有如是之大者，唐太宗文皇帝者哉！文皇未起兮四维如毁，文皇既位兮八荒如砥，文皇之迹兮炳如丹青，文皇之功兮配于天地！”绝世复兴，推源其始，非李世民一人之功，而是数百年乡约坞堡“乡国天下”的艰难博弈，是数千年华夏人民自治、自卫、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与千年不世出之民族英雄的舟水一载，点燃了复兴的黎明。